![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与城市社会问题[*]_社会问题论文](https://www.lw33.cn/thumb/a3b4aebe07ea1410e74b3f66.webp)
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与城市社会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问题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我国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急剧的社会变迁往往是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催化剂。我国社会当前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之中，也是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集中多发的时期。相对于乡村社区而言，城市社区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表现得更加明显、更加突出。本文拟结合当前我国社会快速转型这一宏观背景，对现阶段我国城市社会问题的成因、特点、影响及其对策作一初步考察。
一、快速的社会转型是我国现阶段城市社会问题出现或加剧的根本原因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化的迅速推进所引起的城市规模日益膨胀，不断打破城市社会系统内部及其与自然环境系统之间既定的平衡，是导致城市社会问题的基本原因之一。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城市社会的转变。城市化是实现这个转变的重要机制。工业化则是城市化的先导和基本动力。工业化过程必然伴随城市发展与规模扩大的过程。这是因为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与传统的农业生产不同，与以前的各种手工业生产也不同。它是社会化大生产，规模大，分工细，协作广，生产过程连续性强。一个工厂不能单独存在和发展。它依赖于为工厂之间进行经济联系和商品交换服务的交通运输和市场，以及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各种设施。这样，在客观上就要求工厂在空间上尽可能地集中，以更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工厂集中则必然引起人口的集结。
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上述过程一直在持续着。以美国工业化期间芝加哥城人口扩大的情况为例：从1850年至1950年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芝加哥城从一个不到3万（29，936）人口的小城镇，急剧扩展为近400万（3，620，962）人口的大都市，规模扩大了近121倍！1950年时，全球500万以上的城市只有6个，据预测，到2000年将扩大到60个，其中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城市将达到20个。
我国城市化的迅速推进是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在这以前，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城市化水平徘徊不前，从1949年的10.6%缓慢地提高到1978年的12.5%，在近30年的时间内仅仅提高1.9个百分点。1979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大大促进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目前我国的实质城市化水平已达到30%左右[②]。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导致了我国城市规模的急剧膨胀。从1980年至1990年10年间的情况来看，我国3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数目徘徊不前（96个，和1980年相同）；30－50万人口的城市则由50个发展到113个，增加了1.26倍；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成长迅速，由71个发展到249个，增加了2.5倍[③]！目前，上海、北京等市已成为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城市。
由于市场规模的急剧膨胀，城市社会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平衡不断被打破。例如，城市人口增长与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的既定的平衡被打破，人口增长过快超过了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速度，都会诱发各类社会问题：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的缩小，生存空间拥挤的加剧，人多车少、车多路少的矛盾的增加，就业难度的提高，适龄劳动人口增加与就业岗位不敷需求两者矛盾的突出，显性失业与隐性失业的并存，城市越轨行为和犯罪率的上升等等。而城市规模急剧膨胀所引起的城市社会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的失衡，则会导致各类环境问题的长期存在：工业的不断集中和发展，必然引发工业排放的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工业垃圾）的不断增加；人口与社会活动的大规模聚集又使得交通与日常生活排放的污物大幅度上升。这些都大大地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不能不对城市的大气、水体等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英美等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在其城市化快速推进期间，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过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如住宅紧张，污染严重，交通拥塞，犯罪上升，失业增加等。当今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严重，“城市综合症”难以根除。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对城市化进程能够保持一定的宏观调节。尽管如此，由于城市化本身所固有的阶段性规律，在其加速发展时期，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是难以抗拒的，这就必然导致各种城市问题的出现和长期存在。
（二）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导致现阶段我国城市社会问题的又一重要原因。
当前中国正处在两个转换之中：一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化社会转变，这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时并进，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乃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这在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但是，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并不是等同的，至少有三方面不同：（一）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结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而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长的时期中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所必需的。（二）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是从一种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的转型，而相对于结构转型来说，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引进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及其利用的效率。（三）两个转变的同时并进，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造成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难度，使社会快速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各自引发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这里仅以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为例加以说明。
一般而论，失业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西方工业化国家大多实行无保障的就业制度。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主需要产业后备军的长期存在，以使随时充实其所需要的劳动力队伍；需要保持一定的失业率，以便给在业者种种压力，迫使提高工作效率等等，因此，在这些国家，就业无保障便成为基本的社会特征之一，而与此相应的失业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长期存在了。
在我国，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过去长期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其特征是“充分就业”。这种就业制度片面地强调就业公平性一面，而忽视了劳动成本和效率一面，只要认为有必要，国家就能通过指令性安排，将社会所有闲散无业人员，安置就业。这一制度在短期内对于解决显性失业问题应当说是卓有成效的，但长期来看，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实行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造成就业的路子越来越窄，渠道越来越少，因而并不能完全消除失业现象。更为严重的是，“充分就业”的用工制度产生了影响深远的隐性失业（即在职失业）现象。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企业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为了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优化组合与合理配置，在这种情况下，过去通过指令性计划安置的大批冗员，就必然处于被裁减的境地，失业便成为必不可免的了。一般来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会出现西方国家那样严重的失业问题，但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以及此后，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由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所决定的。
社会保障问题也是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在城市突显出来的一个现实问题。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的生老病死一般皆由企业负担或由企业补助，职工免除了后顾之忧，却使企业背上了一项沉重的包袱。这也是目前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改革难以迈开较大步伐的重要原因之一。企业要实现体制转轨，参与市场竞争，摆脱目前的严重困难，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卸除包袱，轻装上阵。而这就必然要求建立一套完善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与之相适应，包括养老、失业、伤残、生育、医疗等诸多方面。然而，统一完善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摸索与试验。这样，在城市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职工社会保障问题便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
城市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需要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的转轨与之相配套。同样，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需要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些关系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甚至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在城市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如果不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就会滋生官僚主义、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等。又如在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果不注意精神文明建设，就会导致社会风气恶化，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等。
（三）改革以来严格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逐渐弱化与松动，随之而来的“民工潮”，来势汹涌，一浪高过一浪，使城市在社会转型加速期业已存在的各类社会问题更加突出、更加严重。
改革以前，自五十年代开始，我国一直实行严格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并通过城市用工制度、粮油供应制度及职工劳动保护制度等加以保证，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接着又逐步强化，基本上排除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谋取职业的可能性。二元社会格局虽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防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盲目流动带来的种种问题，适应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时期的客观要求，但它的长期凝固化则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越来越严重，也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改革以来，国家对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户口管理制度进行了调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城市粮油供应开始实行市场调节，就业制度和职工劳动保护制度也处于逐步改革的过程之中。这样一来，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出现了逐渐弱化与松动的趋势——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一格局的彻底消除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于是，在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出现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民工潮”，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无序流动现象。“民工潮”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以来，来势汹涌，一浪高过一浪。目前，流入各类城市的民工数量达数千万人。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南京、深圳等城市的民工数量都在百万人以上，其中北京市的流动人口，据该市有关部门的调查，截至1995年上半年，已达329.5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民工。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务工、经商、从事各种社会服务及家庭服务工作，对于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方便居民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应当加以肯定。不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无序流动，对城市交通、就业、住房、治安、环境、生活所造成的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加剧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业已存在的交通拥塞、住房紧张、环境恶化、失业上升、犯罪增加等各类社会问题。以犯罪问题为例。近年来我国城市治安状况每况愈下，民工犯罪不断增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北京市公安部门调查，该市抓获的各类犯罪分子中流动人口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18.6%，1990年、1992年、1993年、、1994年分别上升为22.5%、37.6%、43%、46%，1995年上半年更上升为48.6%，占近一半[④]。民工犯罪不断上升与其自身的特点有关。他们一般无固定住所，无固定职业，户口仍在农村家乡，其最大的特点便是“流动”两字，而流动的目的则是赚更多的钱，然后寄回老家。这样的境况难以激发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与责任感。再则，不少民工从农村流入城市，当他们将冷僻的乡村生活与繁华喧嚣的城市生活相比，尤其是与为数不少的生活富裕的市民相比，内心极易产生不公平感与相对剥夺感，那种早已存在的城乡对立情绪因而被强化，加之法制观念薄弱，极易诱发报复行为，以非法手段取得财富或从事其他犯罪活动。而他们的流动性特点，便于他们作了案就跑，到处流窜，城市的各种社会控制手段对他们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除上面所说的几方面原因外，应当看到，现阶段我国城市存在的不少问题还有历史方面的原因。有些社会问题如交通问题、住宅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在改革以前即存在了，这与过去的城市建设中的“先生产，后生活”的指导思想有关。在社会转型加速期，与错综复杂的新的因素相联系，它们中的一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更加严重。有些社会问题如失业问题，虽是社会转型加速期新出现的问题，但也与五六十年代我国片面的人口政策而导致的人口增长过速有关。当时出生的大量人口，正好在社会转型加速期中陆续成为劳动的适龄人口，需要就业，从而加剧了我国城市适龄劳动人口队伍过于庞大而就业岗位相对不足的矛盾，失业问题愈益突出。
二、社会转型加速期城市社会问题的特点及其影响
（一）社会转型加速期城市社会问题的一般特点
社会转型加速期的城市社会问题具有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也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特点。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交叉性。在快速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城市所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除了由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之外，也有一些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正如我们在上一部分所指出的，象交通问题、住宅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人口问题等，早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开始以前就已在我国不少城市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进入社会转型加速期以后，变得更为突出，更加严重。另一类社会问题是随着社会转型加速期的到来而产生的，象失业问题、社会风气问题、分配不公问题等等。这两类问题错综复杂地交叉重叠加在一起，使我们的包袱异常沉重。
2.连锁性。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社会系统各组成要素的变化都将引起其他要素乃至整个系统的变化。转型社会是一个社会结构不断调整、变动不居的过渡性社会，每一结构的变动都会引起其他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变动，它引发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也会一个接一个，产生连锁反应。往往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又不断产生。这里首先以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为例加以说明。前几年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企业提出了“破三铁”的口号。其中之一便是改变过去长期实行的终身就业体制，打破“铁饭碗”。这一改革从方向上看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由于操之过急，配套的改革措施没有及时跟上，随之便出现了严重的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生活境况的突然改变，不少人一时适应不了，便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障碍，有些人则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引起社会不稳。同时，这一当时尚不成熟的改革举措也给在业者以巨大的心理压力。
3.突发性。在快速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的稳定较差，社会运行机制的调控能力弱化，灵敏度降低，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下降，现代价值观念又尚未完全确立起来。因此，转型社会是一个脆性较大的社会，一旦遇到挫折，出现跌宕，很容易出现失控。这种情况往往导致一些出人意料的、突发性的社会问题的发生。有些突发性的社会问题出现时，其势汹汹，犹如海潮一样猛烈地冲击着社会。上一部分所提到的“民工潮”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就具有突发性性质，导致了城市社会既有的就业、犯罪、住房、交通、环境、公共管理等等问题的加剧，而且还可能引发各种新的社会问题。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其突发性质就更具典型价值。由于我们所进行的社会改革是一个无先例可循的社会工程，在摸索中前进，一项大的举措的出台，难免会连带地诱发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实行价格“双轨制”，其本意是实现价格由政府定价过渡到市场调节，由此而引发的多方面的问题，决非决策者的初衷。其他某些由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是如此，具有突发性质。
4.起伏性。这一特性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改革措施的逐步实施，城市有些问题如交通问题、住宅问题、环境污染、社会保障问题等等会逐步缓解，不再成为尖锐的或主要的社会问题，乃至或迟或早地不再成为社会问题。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问题也并不会从城市消失，仍会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社会转型的全过程中，没有社会问题的时期是不存在问题。另一种情况则是，由于社会转型的长期性、复杂性与曲折性，有些社会问题本身就其表现方式、程度、影响范围而言，在不同时期具有较大的起伏性。这类问题如失业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在经济调整成长时期，失业问题会有所缓解，通货膨胀问题则可能加剧；而在银根紧缩、结构调整时期，通货膨胀问题受到遏制，但由于基建规模压缩，就业岗位减少，失业问题则会上升。再就犯罪问题、卖淫嫖娼问题而言，我国对此类丑恶现象多次进行“严打”斗争。每次“严打”之日，便是此类问题严重之时。经“严打”之后，这方面问题会有所缓解，乃至被遏制。但经过一定时期之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类问题又会重新抬头，并逐渐加剧。目前，我国正处在新的一轮“严打”斗争时期。
（二）城市社会问题的存在对社会转型的影响
社会转型加速期我国城市所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对社会运行与转型有利有弊。从其积极的一面来看，例如上面提到的“民工潮”问题，客观上起到了推动城市各项改革的深入与加速城市化的作用。因为要处理好这一问题，必须相应地进行城市户籍管理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的改革，要有城市交通、住宅、治安、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加快现存的各类社会问题解决的步伐。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在今后进一步深化城市改革、促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力求将失误与连带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然而，社会问题毕竟是社会运行与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病态现象，其消极影响是相当严重的。同其客观上积极的一面相权衡，社会问题对社会运行与变迁的障碍作用要大得多。我国城市现阶段所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对社会运行与转型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大量城市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与质量的不断提高，与社会转型的目标不相吻合。按照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到2000年，我国人民的生活将达到小康水平；到下个世纪中叶，我国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人民生活将越来越富足。生活状况的改善，不仅包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包括生活质量的上升。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在住宅拥挤、交通不便、治安恶化、环境污染、子女就学不便等情况下，即使人们的实际收入在不断增加，其生活质量却是下降的。而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则会造成部分城市居民及其家庭的物质生活陷入困境。
第二、大量城市问题的存在，会造成一种对社会转型不利的舆论环境。深化城市改革，促进城市化，都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来支持。良好的社会舆论的形成所需要的条件很多，就对改革与社会转型而言，一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们从改革与社会转型过程中等到了实惠；一是人们认识到眼前的暂时牺牲将换来长远的实惠。而后一种条件更难具备，它需要社会各方面耐心细致的宣传和有效的实际行动。这方面工作跟不上，人们往往只看到改革、城市化与社会转型导致或加剧了各类社会问题，而一时看不到前进的希望，就有可能对社会转型的前景产生悲观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产生一种怀旧心理，希望回到老路上去。这种心理状况经相互感染及逐步蔓延，就会形成一种对社会改革不利的舆论环境，不利于社会改革措施的出台。
第三、大量城市问题的存在，挫伤了广大市民的积极性，不利于加快社会转型的实际进程。当一项加快社会改革的大的改革措施“千呼万唤始出来”之后，广大市民在实际工作中的积极支持与配合极为重要。过去的某些举措，由于工作失误，配套措施没有跟上，以及难以避免的意外因素，导致或加剧了各种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风气及治安状况严重恶化。这些年来，相当一些人道德水平滑坡，法制意识淡薄；相当一部分官员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奢靡浮华、挥霍浪费之风在某些阶层盛行；卖淫嫖娼、偷盗赌博现象屡禁不止；唯利是图、拜金主义、损人利己思想时有抬头；欺诈与骗局不断花样翻新；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等。所有这些，严重挫伤了广大普通市民的生产与工作积极性。
第四、某些突发性的社会问题，会使社会转型的进程受挫，甚至可以导致社会转型的方向逆转。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问题的突发性特点告诉我们，某些加快转型的改革举措的出台可能会导致一些突发性的社会问题的发生，如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如果运作过大，则会引起“民工潮”对城市社会的爆发式冲击；就业制度的改革稍有不慎，便会引起失业人数剧增，大批人无工可作，生活无着，就有可能酿成社会动乱。这些情况必然会使社会转型的过程受挫。极端严重者，可能导致社会已经取得的成果毁于一旦。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三、逐步控制、缓解与消除城市社会问题，适度加快城市化与社会转型的进程
（一）继续深化城市各项改革事业，适度加快社会转型的进程；同时对随之出现或加剧的大量各类社会问题认真对待，妥善处理。
稳定、有序，是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而非稳定性及一定程度上的无序状态，恰是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一般特征。我们要么安于现状，维持传统社会式的稳定、有序的社会运行，要么不得不忍受社会运行的非稳定性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继续推进改革，促进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二者必居其一。显然，前者是不可能的，无人可以倒转历史前进的车轮，中国别无选择地走继续改革开放之路。其实，非稳定性与无序并不可怕，这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代价；可怕的是，我们在社会转型加速期所引发或加剧的问题面前，或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或束手无策，或回避问题绕道走，这将使我们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我们在上一部分分析城市的社会问题对社会转型的影响时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要避免上述不利情况，就要认真对待并妥善处理城市改革与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或加剧的大量各类社会问题。首先，应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发现、剖析城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或加剧的各类现实问题，并对各个具体问题的性质、范围、原因及影响加以归纳分类，对它们有一个概括、全面的了解。其次，对那些相对来说难度不大，现时能够加以解决的问题，要立即着手解决，取得突破；对那些对社会转型影响较大，市民反应强烈的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即使现时难以彻底解决，也要采取有效的实际行动，力求取得阶段性成果；而对那些难度太大，目前尚不具备条件解决的问题，也要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解决。同时通过耐心细致的宣传说服工作，取得广大市民的谅解。第三，出台新的改革措施必须十分慎重，要加强对其可能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的预测与研究，事先制定相应的对策，力求将引发的问题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二）对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城市规模盲目膨胀进行必要的调节与控制
由于城市规模日益膨胀是导致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能够对城市规模的增长加以有效的控制，则可以促进城市现存各种社会问题的逐步缓解与解决。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一般是自发地进行的，受政府的干预较少，因此，在它们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城市规模未能得到有效地控制，城市社会问题一直比较严重。不过，自本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已经基本实现，加之交通、通讯、微电子技术与设施不断发展与更新，不少生活富裕的中上阶层人士开始在郊区购置宽敞、舒适的住宅定居下来；工厂、企业、商业网点也开始在郊区乃至远郊建厂设店。目前这股“郊区化”潮流在西方国家方兴未艾。“郊区化”促进了城市现存的某些社会问题的缓解，目前西方国家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不很严重，与工厂企业陆续迁到郊外，使污染问题能够比较容易地加以治理，不无关系。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伴随“郊区化”而迁出的城市人口一般仅限于中上阶层而已，这样，某些社会问题，尤其是由此而导致的市区与郊区的两极分化，仍难有解决的可能。不少西方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工业化与城市化尚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尚不具备“郊区化”的条件。况且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这段曲径是否值得因循也很成问题。在此情况下，如何对推进城市化进行必要的控制与调节至为重要。由于城市规模越大，社会问题就越严重，且解决起来也更加困难，因此，如果能够控制大城市规模的盲目膨胀，同时采取措施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无疑有助于大城市现有各方面问题的缓解与解决。
上述做法与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趋势并不矛盾。城市化并不仅仅包括现有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同时还包括新兴城市的不断涌现，城市数目的不断增加与规模的扩大。控制既有的、已过于庞大的城市规模的继续盲目膨胀，同时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少小城市将上升为中等城市，有些中等城市将进一步升格为大城市。这是与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趋势相一致的。
（三）对城市的发展与布置实施科学的规划。
对城市发展进行科学的规划，不仅有利于促成现有的社会问题的逐步解决，而且还有利于防止某些社会问题的发生。近代以来，为了解决城市规模日趋膨胀而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欧美各国兴起了一股城市规划的思潮，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在这股思潮中，英国学者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所提出的有关思想最具盛名。他在其名著《明天的花园城》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城市规划思想。霍华德相信，根治大城市社会问题的方法是使人们回到小规模的、开放的、经济均衡和社会均衡的社区。他把这样的社区叫作“城市——乡村”结合体或“花园城”。他认为，可以通过有计划地分散工人和他们的就业岗位来达到目的。在霍华德看来，当任何城市达到一定规模时，都应该停止增长；其过量的部分应当由邻近的另一个城市来接纳。因而居民点就象细胞增殖那样，在绿色田野的背景下，呈现为多中心的、复杂的城市聚集区。
借鉴西方国家城市规划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与方法，在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加以具体灵活的运用，对于缓解、解决或防止各种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尚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即使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控制，大城市现有的规模仍将不可避免地趋向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大城市主城四周通过科学的规划建设一批卫星城镇，截留外来人员进一步向主城的盲目涌入，则必将对缓解主城的人口压力起到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对主城进一步实施更新、改造规划，则必将有利于现有的各类社会问题的解决。
＊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可以划分为早期的社会转型和近期的社会转型。前者的目标是建立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后者的目标则是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后者又可以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是深受苏联模式社会影响并探索跳出苏联模式的阶段，后一段是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阶段。如果从发展速度看，我们也可以把从1840年正式开始至今的转型过程直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840－1949为第一阶段，是慢速发展阶段；1949－1978为第二阶段，是中速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是快速发展阶段，通称为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它与上述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阶段是完全一致的。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加速期中。本文所探讨的正是这一时期的城市社会问题。
注释：
②如按市区的非农人口统计，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仍只有20%左右。不过这个数字已不能准确地反映我国现时城市化的真实水平，与国际通行的统计口径也没有什么可比性。
③据《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93）第25页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④《北京日报》，1988年5月28日；《北京青年报》，1995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