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浙江最早开启世界文学之窗？
□ 吴 笛
内容提要 谁为浙江最早开启世界文学之窗？ 通过对这一命题的审视、梳理和考据，我们可以发现，在中西文学交流过程中，早在清末民初，出生于浙江杭州的蒋其章、沈祖芬、魏易等译者，就开始在中西文学之间搭建桥梁，他们不仅最早为浙江开启了世界文学之窗，而且也为中国翻译文学的真正起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第一部翻译文学作品《昕夕闲谈》出自浙江译者，我国翻译的第一部美国文学经典《黑奴吁天录》和第一部英国文学经典《绝岛漂流记》均出自浙江。 浙江译家不仅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世界文学的窗口，拓展了视野，同时也为英美等西方文学在我国的流传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关键词 世界文学 浙江翻译 《昕夕闲谈》 《黑奴吁天录》 《绝岛漂流记》
究竟谁为浙江最早开启世界文学之窗？ 谁在中西文学之间最先搭建桥梁？ 这是一个需求浙江外国文学学者介入并且加以考据和论证的命题，也是浙江地域文化中值得骄傲的一个命题。 对于这一命题，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最早为浙江开启世界文学之窗者， 也最早为中国文化开启世界文学之窗，使得中国文学通过积极介绍和借鉴，参与世界文学事业。 换言之，是浙江的译家，最早为我国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之窗。 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翻译文学作品的《昕夕闲谈》出自浙江译者的手笔，而且，与林纾合作以“林译小说”而闻名的魏易、 翻译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笛福的代表作《绝岛漂流记》的杭州译者沈祖芬，对于我国的翻译文学，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还有首次翻译俄罗斯文学中的莱蒙托夫、契诃夫、高尔基等重要作家作品的浙江译者吴梼、 我国第一部译自德文的诗集 《德诗汉译》 的浙江译者应时——他们这一翻译群体， 为浙江乃至中国最早开启了世界文学之窗， 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为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以及中外文化交流，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本文拟从我国的英语文学翻译入手，探究浙江译者开创性的艺术贡献。
一、传教士的文学翻译及其属性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西方的一些文学经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被我国学界和读者所知晓，唯有在少数传教士的著作中，偶有提及或者引用。如明清之际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ro Ricci，1552～1610）、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daeus de Pantoja, 1571～1618）等，都在自己的著作里引用了伊索寓言中的故事， 但这些少量的引用不仅算不上文学翻译， 而且所发挥的中西文学交流的效用也是相当有限的。 而1840年前后在广州出版的《意拾喻言》（即《伊索寓言》），1852年在广州出版的《金屋型仪》， 以及1853年在厦门出版的彭衍（即班扬）的《天路历程》，则是相对完整的外国文学译著了。
尽管有些学者对这些翻译作品大加赞赏，甚至有人认为《金屋型仪》是中国的“第一部翻译小说”①，但因为是外国传教士所译，所以根据学界对翻译文学约定俗成的定义，这些作品难以归于我国翻译文学之列。《意拾喻言》是古希腊的一部寓言集，该书的中文译者是英国人芒·穆伊（Mun Mooy）和其学生罗伯特·汤姆（Robert Thom）。《金屋型仪》是德国的一部书信体长篇小说， 作者是德国作家赫曼·鲍尔（Hermann Ball），出版于1840年，原文题为《十字架的魅力》（Thirza, order die Anziehungskraft des Kreuzes）， 译者则是传教士叶纳清（Ferdinand Genahr），而且中文译本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英文译本的译者是伊丽莎白·劳埃德 （Elizabeth Maria Lloyd），英译本于1842年出版于伦敦，该译本书名仍遵循原著，名为《十字架的魅力》（Thirza,or,the Attractive Power of the Cross）。 《天路历程》是英国文学史上的杰作之一，可是该中译本译者也是传教士，名为威廉·彭斯（William Burns，1815～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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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这些译著出自传教士之手， 而且除了《意拾喻言》之外，《金屋型仪》和《天路历程》都在译本中突出其中浓郁的宗教色彩， 是传教士用来传教所用的，如《金屋型仪》讲述的是一个犹太女孩信奉基督教的故事，书写她改变信仰，带领家人信主归真的故事。 而长篇小说《天路历程》尽管是一部严肃的文学经典，但传教士们崇尚这部作品，主要是为了宣扬如何经历各种艰难险阻， 最终获得灵魂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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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Patrick Hanan.“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0,No. 2 (Dec., 2000), p. 434.
由于文化圈的缘由，按照学界的共识，我们论及的翻译文学，不仅有别于宗教层面的翻译（包括佛教），而且是就中西文化交流而言的。于是，普遍认为，中国的翻译文学，始于19 世纪70年代。 翻译文学还在一定意义上有别于文学翻译， 它是一种价值尺度，所强调的是与民族文学的关联，正如我国学者的论述：“中国翻译文学是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媒介， 它实际上已经属于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 成为具有异域色彩的中国民族文学。 ”⑤而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翻译小说的，则是出自浙江学者，这就是1873年初开始刊载的英国长篇小说《昕夕闲谈》。
二、《昕夕闲谈》——中国最早的翻译小说
世界文学之窗开启的模式主要有两种： 他人开启与自我开启，具体地说，开启者有外国的传教士开启以及我国的翻译家。
外国传教士由于受到语言以及自身传教使命的限定，就文学传播而言，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更何况，开窗者在窗外也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而我国译家从内部打开窗户朝外看，才更加具有主动性，才能真正看清外部的景色。
第一，完善的立法应当涵盖其所调整对象的方方面面，反观我国转基因立法却主要集中于转基因技术的研发领域，对于转基因食品的生产销售以及售后领域规范完全适用《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这就导致转基因食品的特殊性问题难以对症下药，造成转基因食品市场混乱。第二，我国出台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方面的文件很多，但其中多数法律法规是在调整农业生产，而对转基因食品的销售方面进行调整的法律法规不足。随着越来越多的转基因食品走入千家百户，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具体详细的规定不仅对于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等合法权益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转基因食品产业的良好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清末民初的浙江学人为浙江首先开启了世界文学之窗， 也为中国翻译文学奠定了良好的开端，不仅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世界文学的窗口，拓展了视野，同时也为英美文学以及俄罗斯文学在我国的流传起了相当重要的奠基作用。清末民初的浙江翻译文学成就是我省珍贵的文化遗产，整理、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浙江翻译艺术成就，发扬、承袭这一时期的优秀传统，无疑是浙江学人的历史使命。
《昕夕闲谈》 的中文译本于1873年初开始刊载。当时，《昕夕闲谈》原著名称以及原作者名都没有体现，译者也是署的笔名“蠡勺居士”。
译者翻译这部小说的主要动机还是由于此书“务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采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⑦，用传统的观念来肯定其思想和艺术的价值。
《昕夕闲谈》 分26 期于1873 到1875年发表在上海的月刊《瀛寰琐记》上，该刊物由申报馆刊行。 发表在该月刊1873年1月的第3 期至1875年3月的第28 期上面。 每一期上刊登两节，一共是52 节。 在28 期之后，由于月刊更名，同时形式也做了调整， 这部翻译小说的刊载也就终止了。1875年的晚些时候，增补了三节，并以书的形式得以出版，编入“申报馆丛书”第七十三种。
由于这本小说译者名署的是笔名 “蠡勺居士”。那么，“蠡勺居士”究竟是谁？学界对此有过考证，也有过争议。 有关《昕夕闲谈》译者考据的论文，数量多达十多篇，但经过研究和考证，学界倾向于认为《昕夕闲谈》的译者便是浙江钱塘人士蒋其章。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帕特里克·韩南（Patrick Hanan），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考证。根据他的研究和考证，《昕夕闲谈》 的译者便是浙江人士蒋其章。 帕特里克·韩南是新西兰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他不仅认为《昕夕闲谈》的译者是浙江人士蒋其章，而且强调他是“《申报》的最初的主要编辑之一。 ”⑧一般认为，“蒋其章生于1842年，籍贯为浙江钱塘，1870年乡试中举，1877年在会试中金榜题名，之后曾被任命为敦煌县县令。”⑨这部翻译作品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更有历史学家认为，该书的出版，“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中西文化交流、翻译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意义”⑩。 中国最早的翻译小说出自浙江， 这无疑是浙江学人的出色贡献和浙江学界的骄傲。
第二，新版《梅葛》，是按照演唱的语境进行完整的翻译。而且基本是直译，没有文辞修饰。这个做法造成了两个版本的《梅葛》不同的取向。梅葛演唱中，有非常多的内容是重复前面那个人所唱，然后才进入下一个环节的“提问”，然后答问者，也要继续重复前述内容，才慢悠悠地给出解答。这些重复的内容，究竟有多少？我们可以从这组数据感受一下。
三、英美文学经典的浙江首译
除了作为中国首部翻译小说的 《昕夕闲谈》，浙江译界在英美文学翻译方面为我国翻译文学作出贡献的还有与林纾合作的魏易以及翻译英国经典小说《绝岛漂流记》的杭州译者沈祖芬。 如果说利顿的长篇小说《昕夕闲谈》还算不上文学经典的话，那么浙江译家魏易与林纾合译的长篇小说《黑奴吁天录》 无疑是最早翻译成中文的美国文学经典了， 浙江译家沈祖芬所翻译的笛福的长篇小说《绝岛漂流记》无疑也是我国最早翻译的英国文学经典了。
（一）魏易与林译小说
在“蠡勺居士”蒋其章之后，为我国翻译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便是林纾了。 在我国近代翻译史中，林纾（1852～1924）的翻译独树一帜。他虽然译出的小说多达180 多部，但他本人并不懂外文，全仗与他合作者的选材和口译。在多位合作者中， 以浙人魏易的成就最为突出。 魏易（1880～1932），字仲叔（一作聪叔），又字春叔，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 他三岁丧母，九岁丧父，家境十分贫寒，由家乡的一位亲戚养大。 在杭州期间，他刻苦学习，十七岁时，离开杭州，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回到杭州发展。在林译世界文学名著中， 由魏易选定并担任口译的作品即达数十种，其中包括多部英美文学名著，如英国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孝女耐儿传》（即《老古玩店》）、《滑稽外史》（即《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贼史》（即《奥利弗·特威斯特》）、《冰雪因缘》（即《董贝父子》）；英国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艾凡赫》）；英国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即 《格列佛游记》)； 英国兰姆改编的《吟边燕语》（即《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等。 林纾和魏易的合作，被誉为“中国翻译出版史上的黄金组合”⑪。 关于魏易在“林译小说”中的作用，曾经有人评述说：“假如林纾少了他（魏易），那么决不会达到这样的成功，那是可以断言的。”⑫在“林译小说”的口译者之中，魏易不仅具有扎实的外语功底， 而且对西方文学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和极高的文学鉴赏力。此外，魏易个人还独自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 其中包括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双城故事》（即《双城记》）。 20 世纪80年代，魏易在台湾的女儿魏惟仪经多年的努力， 搜集到魏易与林纾合译的作品36 种， 魏易独译4 种， 共40种，校订出版。
别说林纾的合作者——浙江学人魏易了，就连林纾本人的主要的翻译活动也与浙江翻译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 林纾虽然出生于福建， 但是在19 世纪90年代，他在母亲和妻子相继病逝之后，便告别故乡，转辗他乡。 1898年4月，林纾到达杭州居住，并且续娶杨姓女子为妻。 ⑬他在福州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于1899年初面世，这时，他已经“从闽县移家至杭州，在杭州东城讲台教书”⑭。林抒在杭州居住了近3年之久。在杭州期间，他喜爱杭州的自然景色，自号“西湖补柳翁”、“六桥补柳翁”，写有多篇记录杭州名山胜水的游记。其实，在定居杭州之前， 林纾也常与杭州的一些知识分子进行交往， 也偶访杭州。 据有关学者考察，“1895-1901年间，林纾在杭州与杭州巡抚、清末教育家林启、 政治活跃人物林长民以及后来任职商务印书馆高层经理的高凤池和高凤谦（梦旦）等福建籍文人密切往来。 林启和高氏兄弟合开了求是书院，将西学作为教学内容之一。林纾和魏易正是在求是书院相识， 然后合作翻译 《黑奴吁天录》。”⑮在杭州期间，林纾与魏易合译的这部《黑奴吁天录》（英文原文为Uncle Tom's Cabin，现译《汤姆叔叔的小屋》），于1901年出版，这是林纾翻译了第二本西洋小说，译自美国女作家斯土活(Harriet Beecher Stowe，现译斯托夫人)的作品。 这部译作进一步奠定了林纾的翻译事业的基础。 由此可见， 林纾在浙江期间是他翻译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起始阶段， 林纾的翻译本身就是浙江翻译文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而且，林纾在杭州期间，不仅翻译作品， 还在创办和主编刊载外国文学译文的杂志方面颇具贡献。
清末民初， 一些刊载外国文学译文的杂志得以在杭州创刊，推动了浙江翻译文学的发展。包括《译林》（1901）、《环球丛报》（1906）、《杭州白话报》（1895、1901）、《英语学杂志》（1908） 等报刊杂志。其中《杭州白话报》和《译林》杂志的创办和主编，都是与林纾有关的。尤其是于1901年3月5日在杭州创刊的《译林》，更是与林纾和魏易两人密切相关。 他们两人先后担任过这本杂志的主编。 《译林》作为当时杭州的一个文化品牌，每月一期，当时共出版了13 期， 以翻译日本作家的作品为主，包括清浦奎吾（1850～1942）的《明治法制史》、织田一的《国债论》、镰田荣吉的《欧美漫游记》等重要著作，都是在这本杂志上译介的。林纾还为《译林》写过一篇《译林叙》，说该刊“广译东西之书，以饷士林。”⑯尽管《译林》还不是纯文学刊物，但是名人传、游记等栏目还是具有相当的文学性的。从当时的《译林》等杂志来看，更可以看出林纾对浙江翻译文学的贡献。
除此之外，进行城市景观建设能够对城市环境工程建设实现优化，减少空气污染以及噪声污染，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园林建设仅仅存在于一些高档的住宅区，并不对绿化工作本身予以重视。另外，废气不经处理随意排放，对空气造成严重的污染，汽车尾气的增加也使得温室效应的增加，这一切都是需要借助景观建设进行优化的。
这部在杭州翻译和出版的美国文学经典，出版后即受到学界极大的关注。 就美国文学汉译而言，这部译著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而且，该译本的出版对于当时社会政治， 亦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黑奴吁天录》之所以在中国引起震动，主要因为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命运、处境与小说中所描写的‘黑奴’有着类似的情况。 ”⑰在《黑奴吁天录》这部长篇小说翻译成中文的以及出版的1900年和1901年， 正是中国外患极为严重的一个时期，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卖国求荣，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甚至连旅美华人也受着与黑奴一样的虐待，中华民族四万万黄皮肤同胞同样面临沦为白皮肤入侵者之奴隶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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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林纾和魏易是深深感知的。林纾为此书写了一序一跋， 把书中所描述的美国黑人遭受奴役之事，与当时美国歧视、虐待华工的浪潮联系起来，从而警示国人。林纾在《跋》中强调：“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⑱可见，林纾和魏易将文学翻译事业当成了维新改良的一种政治追求， 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作为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美国小说以及美国文学经典，《黑奴吁天录》 对于中外文化交流是有着独特意义的，同样，对于当时所处的社会语境而言，也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二）《绝岛漂流记》
在杭州， 浙江译者不仅与林纾合作翻译了第一部美国小说《黑奴吁天录》，而且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丹尼尔·笛福的代表作《绝岛漂流记》（现通译《鲁滨孙漂流记》），也是第一次由浙江译者翻译的。 这部文学经典是由浙江杭州的沈祖芬首次翻译成中文的。
该书是英国18 世纪著名小说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的代表作，是笛福文学创作中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丹尼尔·笛福的这部小说以及这部作品中所塑造的具有冒险精神的鲁滨逊的典型形象，同样也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共鸣，1898年，浙江译者沈祖芬翻译了这部小说，书名被译为《绝岛漂流记》。 1902年，该书得以出版，这是第一部中文译本， 对于该部作品在我国的流传以及中英文学交流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绝岛漂流记》的译者沈祖芬（1879～1910），又名跛少年，杭州人。他出生于杭州一个著名的书香门第， 他的父亲沈竹扔， 是玄空风水的经典著作《沈氏玄空学》的作者，在该领域享有很高的地位。沈祖芬的哥哥沈瓞民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学者，著述甚丰，留学日本时，曾是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时的同学。
沈祖芬3 岁的时候染上了足疾， 从而行走不便，但是他具有顽强的意志，刻苦自学英语，并且克服种种困难，尝试翻译英文作品，到了22 岁的时候，他已经发表了数种译著。其中最为主要的译著是 《绝岛漂流记》（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他特别喜爱这部作品，有志于将此书译成中文，“并希望借小说冒险进取的精神‘以药吾国人’”⑲。 该书于1898 翻译，经师长润饰与资助，1902年由杭州惠兰学堂印刷， 上海开明书店发行，著者署名为“狄福”。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高梦旦为该书作序，并在序中认为“此书以觉醒吾四万万之众”
。在该书的《译者志》中，译者称这部小说 “在西书中久已脍炙人口， 莫不家置一编。……乃就英文译出，用以激励少年”。 
沈祖芬的译本不仅在进取精神等思想方面影响了后来的译本，而且也在包括作者“狄福”在内的具体译名方面对后来译本起了奠基的作用。 仅以书名为例， 英文原著书名为：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如果严格按照字面翻译，应该译为《鲁滨孙·克鲁索的生活与历险》，可是，沈祖芬却将其意译为《绝岛漂流记》，这样翻译，远胜于稍后的《辜苏历程》等译名，其中的“漂流记”这一词语，一直被林纾以及后来几乎所有的译本所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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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浙江的翻译文学有着译家和作家同步互动、共同探索的传统。在浙江翻译文学发展史上，不仅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如魏易、吴梼、朱生豪、李俍民、梁实秋、茅盾、傅东华、曹未风、王佐良、叶水夫、草婴、宋兆霖、飞白，而且也出现了许多集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于一身的优秀作家，如鲁迅、周作人、茅盾、徐志摩、戴望舒、郁达夫、丰子恺、施蛰存、夏衍、徐迟、黄源、孙席珍等。
窗户还得自己开，被动开启只是第一阶段，自我开启才是真正的开启。 联想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中国学者为了文化影响而进行的文化对外传播，是为他人开启窗户。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国外学界自我开启。 尤其需要我国自身加强民族文化建设， 只有国外处于学习和借鉴的目的而进行的自我开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播。
科研成果是高校教职工和学生在平时的学习和教研过程中产生的创新想法的成果。这些科研创新若不及时化作科研成果很可能会随之流失，因此，高校必须具有充足的经济条件即科研经费作支撑，能有足够的能力为这些科研成果的实现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完善高校的科研成果，提升高校的科研地位和科研能力。
而《昕夕闲谈》就是由我国译者主动开启的第一扇世界文学之窗。就中西文化交流而言，这部长篇小说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翻译小说， 是极为富有学理性的。原著作者爱德华·利顿（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当时在英国文坛是与狄更斯齐名的作家，著有《庞贝的最后时日》等多部长篇小说， 而且在政界担任过国会议员及殖民地事务大臣。利顿在世时，其作品就被翻译成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等多种语言，1879年，他的作品被首次译成日语。 这是利顿的政治小说《欧内斯特·马尔特拉夫斯》（Ernest Maltravers），由日本译者丹羽纯一郎译成《花柳春话》在日本出版。 西方有学者撰文认为，利顿的“《欧内斯特·马尔特拉夫斯》是第一部从西方翻译成日文的完整的长篇小说”。 ⑥英国长篇小说 《昕夕闲谈》（Night and Morning）英文原文于1841年出版， 英文原著共为五卷（Book），第一卷共分11 章（Chapter），第二卷共分12 章，第三卷共分14 章，第四卷共分8 章，第五卷共分23 章。全书共68 章。该小说通过一个贵族私生子的生活经历， 描写了法国波旁王朝后期伦敦和巴黎上流社会的光怪陆离的生活场景和种种丑恶现象，具有成长小说和现实批判等多种内涵。
注释：
所以，这些被传教士所翻译的作品，即使有些原著属于文学经典， 但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难以归入我国的翻译文学的范畴。因为中国翻译文学是指 “中国人在国内或国外用中文译的外国文学作品”②。 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子展的《中国小说史》，以及建国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书中都专门列有翻译文学专章，《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更是设有《翻译文学卷》。于是，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拓展。 “翻译文学直接参与时代文学主题的建构，与创作文学形成互动、互文关系。 ”③没有翻译文学，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甚至无从谈起，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那样：“域外小说的输入， 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内部的变迁，是20 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可以这样说，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 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 对于一个文学上的‘泱泱大国’来说，走出自我封闭的怪圈，面对域外小说日新月异的发展， 并进而参加到世界文学事业中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特别是在关键性的头几步。 ”④
②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 页。
③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 页。
⑩邬国义：《昕夕闲谈——校注与资料汇辑·前言》，参见邬国义编注《昕夕闲谈——校注与资料汇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5 页。
⑤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 页。
⑥Donald Keene. Dawn to the West: Japanese Literature of the Modern Era.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84, p. 62.
⑦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5～196 页。
与此同时， 魏易也是因为结识林纾从而走上文学翻译之路的。 他与林纾在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相识之后，从求是书院借到英文版《黑奴吁天录》，两人如获至宝，立即着手翻译。 由魏易口述，林纾执笔记录，两人合作，把《黑奴吁天录》翻译成书。 《黑奴吁天录》于1901年重阳节前翻译完毕，当年即以“武林魏氏刻本”在杭州付梓刊行。
①市政公用设施缺乏管理。“三供”——供水、供电、供气起初是企业自建配套设施但后来无力管理，目前仅仅维持基本水平。社区道路的整体建设时间早，同时又缺乏日常的管理和维护，给居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另外，社区道路的建设年代不同，建设标准不一，导致道路在勾通与连接上存在不协调性。②公共服务设施低效运营。泰煤机厂家属院的公共设施一般建于20世纪60至70年代，旧有的公共设施不符合现代社区建设的标准。泰煤家园的公共设施普遍存在数量少、无法满足居民现实需要，利用率低并缺乏相应的配套设施等问题。物业对公共设施的定期维护和日常巡检重视程度低，导致大量公共设施处于低水平运营状态。
⑧Patrick Hanan. “A Study in Acculturation—The First Novel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Articles， Reviews(CLEAR), Vol. 23 (Dec., 2001), p. 57.
闪烁液通常由一种或多种荧光体和溶剂混合而成，溶质的浓度一般在1%以下。常用的第一闪烁体是PPO。它的荧光量子效率高，能在低温下工作，是目前用量最大的第一闪烁体。有时为了使闪烁溶液与光电倍增管更好地匹配，除使用第一闪烁体外，闪烁溶液中还需加入第二闪烁体——移波剂。第二闪烁体的主要功能是吸收第一闪烁体发出的光以后，再发射波长较长的荧光，以增加光子的产额。常用的第二闪烁体有POPOP和bis-MSB等。
⑨吴笛等著：《浙江翻译文学史》，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12 页。
④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 版，第28 页。
⑪散木：《“西子湖畔”的“译友”——林纾和魏易》，《书屋》2018年第1 期。
我国于2014年批准聚赖氨酸作为食品防腐剂在食品中使用，目前其在调味品中的应用研究较少。由于ε-PL具有广谱抑菌性特点，在调味品中可单独添加应用，如在酱腌菜中，单独添加聚赖氨酸60 μg/mL时，可以完全抑制腐败细菌Bacillus subtilis和Bacillus thurinqiensis生长，抑菌效果优于化学防腐剂(苯甲酸钠和山梨酸钾)；在酱油加工的调味鸡饭的调味液中添加0.12%的ε-PL，浸渍鸡肉后，在30 ℃保存也能大大抑制酵母菌等增值，延长保存期。
⑫寒光：《林琴南》。 此处转引自郭延利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301 页。
⑬⑭张丽华：《林纾年谱简编》，见张丽华著《缀学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 页。
⑮王卫平：《林纾早期翻译活动（1898—1912）与晚清国族话语》，《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6年春季号，第105 页。
⑯转引自谢天振、 查明建主编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3 页。
随着再生水大规模利用，在下游直接和间接使用达标排放污水的用水户与上游再生水使用者之间、各种再生水利用途径之间会发生竞争，部分用户的水权会受到影响。美国的水权制度对再生水利用的水权规定，倾向于不将污水的使用权纳入原来的水权体系，即作为独立的水资源种类在原有水权体系之外加以管理。只要不违反原有水权对排放地点的规定，且排放减少不造成下游经济和环境的严重损失，一些州规定污水可以由污水处理厂再生利用，另一些州则规定可以在排入河道后发放许可证由其他用户再生利用。
⑰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8 页。
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目前肥料染色问题已经从行业自律，上升到法律的约束。非有效染色剂的运用，可能涉嫌违法，并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定不是化肥生产者愿意面对的，也是我们必须要引起重视的。如果要改变这一局面，我们需要的是依靠技术的进步。我国化肥工业界一定有能力作出改变。
⑱林琴南：《黑奴吁天录·跋》，参见斯土活《黑奴吁天录》，林纾、魏易译，清光绪27年（1901年版），第1 页。
⑲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 页。
转引自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 页。
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 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9 页。
作者吴笛，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杭州 310028）
责任编辑 余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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