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与市场支配力的理论与实践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配力论文,述评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04)01-0047-(06)
不论是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传统的最有影响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H-O-S模型）均是以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基本假定之一，其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并且成为各国制定贸易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期，诸多实证研究发现，世界贸易趋势似乎与其结论并不吻合。于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引入对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垄断竞争模型为将产业组织理论与贸易理论联系起来的新贸易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中，诸多经济学家就贸易政策与市场支配力关系这一令人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
一、理论综述
关于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贸易政策的影响方面，最古老的观点可以追朔到亚当·斯密，他认为，国际贸易促进竞争，而保护则建立了国内垄断，增加本国市场支配力，不利于本国产业的竞争，因为它可以使得本国企业通过使国内消费者利益受损来增加其利润。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同样认为市场支配力影响的程度依赖于保护的形式和程度。其中，Bhagwati(1965)首先在面对进口竞争的国内垄断模型中论证了该观点，他认为，自由贸易或者实行正常关税时（即关税并不会将进口限制到自由贸易水平之下）， 关税的作用是提高进入本国市场产品的价格，但不具有保护贸易战略的性质，本国企业不具有市场支配力；完全竞争条件下，配额与关税在限制进口方面具有同等作用；但是，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关税和配额之间存在非同等性，保护的作用取决于它所采取的形式，保护的形式不同则其对垄断力量的影响也会不同：特别是诸如进行配额这种数量限制会比关税能够创造更大的国内市场支配力，因此，配额在一定程度上要比关税更不利于竞争。也就是说，当关税超过正常关税水平的上边界时，将成为一种禁止性的关税。此时，即使没有任何进口实际发生，由于进口威胁会妨碍垄断者充分行使其垄断权，他会通过游说或寻租行为将一个已属于垄断性的关税再次得以提高，只要其因此获得的垄断利润的增加大于寻租的费用，此类关税的提高实际上会减少本国的产量，提高国内价格；其次，他在分析进口配额的作用时，指出：一个因关税保护而产生的垄断者如果把它的价格提到含关税的进口价格时，就会将本国市场让给进口产品；相反，一个受到数量限制保护的企业并不需要害怕进口量的增长，而且用不着行使它的市场支配力。结果是进口配额比一个具有同等作用的关税更会造成本国的价格提高而使本国产量降低。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关于如果必须保护本国市场请使用关税而不要选择配额的政策建议。这个观点已被各国广泛地运用于政策制定中。但是该模型没有解决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对称性问题，同时缺乏对于能够带来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进入过程的研究。其分析直到Krishna(1989)的近著才运用于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为双寡头垄断的模型中，解决了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不对称的问题。此外，Corden(1967)通过分析一个本国边际成本向下倾斜的情况，指出任何足以保护本国企业的关税也会阻止进口。
Eaton和Grassman(1986)在分析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s)和适当政策介入时指出：(1)当国内市场上国内产品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时，通过扩大销售来减少二者差距可以增加社会收益。这可以通过反垄断政策或补贴来实现。(2)当国内企业在出口行为中不能达成串谋时，本国可以通过约束进口、实现此类串谋从中获益，这可以通过出口税来实现。但是，存在关于标准最佳关税的不同争议。(3)当外国企业可以获得纯利润时，本国可以通过转移利润从中获利。实现这种目的的正确工具选择则依赖于寡占行为的性质。若在国内市场上企业是竞争的，则关税可以实现利润转移目标。Dixit(1987)以1979年与1980年美国汽车产业的对比分析为例，通过建立寡头行为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模型，分析了寡占条件下关税和补贴等贸易政策对市场支配力的影响。他认为：若在模型中剔除国内垄断问题，使美国价格等于成本，则关税对于利润转移所起的相关作用会很小。对政策影响的相关计算表明，当不实行补贴时，关税会间接地起到减少国内扭曲的作用。对此Eaton和Grossman(1986)作了总体回归检验。Dixit(1987)在其文章中认为关税的主要作用是转移日本企业的利润。当然，他并不否认比关税或进口数量更重要的是美国获得的经济利益。不实行补贴时，与最惠国(MFN,Most Favorable Nation)关税相比，由最佳关税导致美国获利的增长并不多。然而，再分配利益却更大。美国企业利润和美国政府收入上升，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剩余和日本企业利润则大幅下降。当存在补贴时，与此相似，实行关税仅会引起福利的小幅增加，而政府收入净变动较大。当只实行补贴时，可以直接地减少国内扭曲，间接地通过挤对外国替代品的需求来获得外国企业的利润。将两个函数结合起来可以得到一个最佳补贴率，它使得国内价格仅仅略低于边际成本。仅实行补贴，产生的总福利增长要比最惠国贸易更多，尽管增幅并不大，但是也比关税的贡献大得多。从这个意义上，Dixit认为补贴似乎可以被视为反垄断政策的替代物。此外，他又通过分析1979年每辆国产轿车的成本变动对最佳关税的影响，指出关税税率对成本变动的反应十分敏感。因此，拥有准确的成本信息对于制定好的政策来说至关重要。而对于成本下边界和市场完全垄断的边界而言，关税税率实际上很高，有时会超过30%。利率对需求弹性变量非常不敏感。缺乏弹性的需求本身有助于形成更大的市场支配力。
在Bhagwati(1965)研究的基础上，Krishna(1989)建立非合作的双头垄断模型，解决了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对称性问题。运用贝特朗模型，他指出在实行进口配额时，本国企业实际上存在两个秘密的价格选择：其一是“进攻性”的价格选择，即降低价格把进口限制在比配额数量更少的水平上；另一个是“儒弱性”的价格选择，即躲在配额后面提高价格。通过假定存在中间商的加价来消除初始的超额需求，结果是，需求曲线的斜率出现不连贯，边际收益曲线、本国企业的反应函数相应也出现不连贯性。于是，任何纯战略均衡便不复存在，但是确实存在着一个混合的战略均衡。存在两个本地利润最大化的国内价格：一个是“懦弱型”的最大化，一个是“进攻型”的最大化。选择哪一个定价策略则取决于外国企业所定的价格。“儒弱型”选择是否能赢利并不受外国企业行为的影响；但外国企业的定价越高，“进攻型”选择的利润却最大化。他认为在混合的战略均衡中，外国企业尽管具有一定的垄断权力，但它不会总是把价格提高到能够获得所有配额超额利润的水平之上。此外，即使在进口数量低于配额，配额实际上起不到限制的作用的条件下，无论是本国还是外国的产品的价格也都会明显地高于自由贸易时的价格。因此，他强调：在这种双头垄断条件下，配额很容易使两个企业的利润都获得增长。
Krugman和Helpman(1989)的《贸易政策与市场结构》一书中，在分析贸易政策与市场支配力的关系时指出：价格－边际成本比率(the ratio of price to marginal cost)可以用来度量市场支配力。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比，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贸易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贸易政策可以影响价格超过边际成本的利润部分(the markup of price over marginal cost)，尽管实行这一政策对国家或许有利或许有害。他们从分析完全竞争条件下(perfect competition)单个市场局部均衡模型中贸易政策的影响入手，进而重点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competitive market)上关税(tariffs)、进口配额(import quotas)、出口补贴和出口税(export subsidies/taxes)三种基本贸易政策(trade polices)的影响，然后转向最佳政策(optimal policies)的计算，并考虑了总体均衡。面对进口竞争的垄断寡头模型中，具有垄断支配力的单一国内厂商的支配力受到来自进口的实际或潜在竞争的约束。进口配额会比关税创造更大的市场支配力。关税条件下，即使实际上并不存在进口，进口威胁也会约束着国内价格，进口配额则减少这种威胁，因此会产生更大的市场支配力及相应更高的国内价格。由此可知，在同一产出水平上，受关税约束的需求曲线比受配额约束的需求曲线更富有弹性。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就是：即使关税和配额实际上不起作用，也就是说进口约束不会超过其自由贸易水平，结果却仍会导致价格上升、被保护企业产出下降。模型表明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口配额可能会使国内产出增加，但是不完全竞争条件下限制进口却会导致国内产出下降，因为进口配额创造了限制产出、提高价格的垄断支配力。他们指出：进口配额会比将进口限制到相同数量的关税创造更多的国内垄断支配力，因此会导致更低的国内产出和更高的国内价格；尽管在这个模型中，关税和配额都会降低福利水平，但是配额明显会使福利减少的更多。在分析边际成本曲线为向下倾斜的情况时，则发现任何足以保护国内企业的关税都会使进口减少。此后，他们又分析了国内市场为双头垄断的情况，以及国内寡占市场结构下的串谋问题(collusive domestic oligopoly)。串谋存在的困难在于：企业不能有效监督和完全执行协议；而他们开发其潜在联合垄断支配力的程度则取决于贸易政策等制度环境。因此，近期产业组织的文献更关注于：由卡特尔或默认串谋的分裂产生的预期成本是否足以阻止欺诈行为，而非以前分析串谋方法的研究。Tirole(1988,ch.6)指出：在某些环境中，维持的需要将限制卡特尔将价格提高到非合作水平之上的能力；若价格太高，将会吸引欺诈行为，因此卡特尔必须将价格保持在产生诱惑的临界水平之下。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贸易政策理论往往是自相矛盾的，政策影响的实证分析的结论往往会令人吃惊(Helpman,Krugman,1989)。 Rotemberg and Saloner(1988)将该观点运用于贸易政策分析中，似乎产生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由于在不存在卡特尔时，配额提高了利润，相应的，欺诈和引发卡特尔崩溃的成本将更小，因此卡特尔必须降低其目标价格来减少欺诈的诱惑，所以配额可能要比关税提高价格的幅度要小。实行进口配额时，非合作的双头垄断厂商仍可以影响进口替代品的国内消费者价格。Rotemberg和Saloner(1988)分析发现：即使进口配额对进口的限制并不会超过其自由贸易水平，配额仍可以降低卡特尔可以操纵的价格。进口配额通过减少对欺诈行为的惩罚迫使卡特尔降低价格以便减少欺诈的诱惑，因此会导致国内产出增长和相应的国内价格下降。事实上，即使进口配额并不起实际的约束作用（即配额等于原始的自由贸易条件下的进口水平），卡特尔亦会作出降低价格的反应，从而将进口需求降至自由贸易水平之下，因此进口的实际水平少于配额限制。存在进口竞争的垄断模型表明：影响进口竞争威胁的政策亦会改变欺诈的诱因，即使他们实际上并未改变进口水平。他们对于政策影响的相关结论包括：关税或进口配额可以减少被保护产业的产出；进口补贴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出口补贴给被补贴企业带来的利润增长要比未补贴本身更多；保护可以增加外国企业和本国企业的利润；削减关税会降低内部价格。他们认为导致产生这些不寻常结论的根本原因在于：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比，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会更多地对其所处形势作出反应。可观察到的边际收益会通过更复杂的途径受到贸易政策的影响，因为它不仅仅是取决于需求曲线的斜率(P＞MC)，还依赖于其他企业反应的性质。他们特别指出：由于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贸易政策的影响不存在标准统一的结论，因此经济学家在对政策影响预期时一定要注意。
同样，Dixit(1984)、Rotemberg和Saloner(1986)运用动态博弈理论研究了保护对勾结的作用，提出了保护不利于勾结这一与“保护不利于竞争”的正统定律背道而驰的观点。他们认为保护可以提高利润，相应地减少了因违反勾结协议而应支付的罚款，降低了勾结的期望值，因此不利于勾结协议的达成及维护。与早期那些拥护进口替代战略的人们的观点相反，Eastman和Stykoln(1960)认为，从长期来看，由关税和配额带来更高的价格和更多的利润，会引发新企业的大量进入。因此，保护的作用将创造一个效率低下的小生产者的群体。这种群体的确是一种人们批评欠发达国家所实行的保护政策时最喜欢使用的例子。同样，关于保护对于向国内市场销售产品的外国企业市场支配力的影响问题亦存在诸多争议。
二、寡占结构下的关税与补贴——以美国汽车业为例
20世纪80年代美国乘用车市场上卖方数量较少，存在引起寡头垄断的可能性，在各国竞争者中，美、日厂商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众所周知，当时日趋升级的美日汽车贸易战致使日本最终采取了自动出口限制(VERS,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以前的大部分实证分析（例如：Tarr和Morkre,1984;Feenstra,1984)均假定产业为完全竞争的，并且发现美国相当多的经济成本是由保护所导致的。Gomez——Ibanez et al(1983)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动出口限制的影响。对美国而言，政策设计是否可以带来经济效益而非成本，这个问题一直都令人很感兴趣。
表1 1980年美国汽车产业相关政策及影响的计算
资料来源：Avinash Dixit(1987),"Tarriffs and Subsidies under Oligopoly:The Case of hte US Automobile Industry","Protection and Competition in Intemational Trade——Essays in Honor of W.M.Corden”(edited by Henryk Kierzkowski),Basil Blackwell,PP.112～127。
Dixit(1987)建立了寡占行为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模型，对1979和1980年美国轿车市场进行对比研究，集中分析了贸易政策对美日企业间竞争的影响。1979年美国市场对大型轿车的需求尤其旺盛，1980年市场需求减弱并急速转向小型轿车。美国企业绩效恶化，日本进口渗透增强，与1979年相比，1980年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因此，1980年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和反垄断政策的力度有所减弱。数据表明1980年美国的最佳关税率适中(5%～8%)，1979年则偏高(12%～17%)。但是，即使关税税率很高，由于市场上存在默认的串谋，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总的经济收入仍然十分少。Dixit(1987)认为关税对美国真实收入的增加决不会超过2.25亿美元。因此，国内反垄断政策比关税政策更为重要；在一些案例中，国内反垄断政策可以为美国真实收入作出超过7亿美元的贡献。
若在模型中剔除国内垄断问题，使美国价格等于成本，则关税对于利润转移所起的相关作用会很小。他利用回归模型以1980年美国轿车业集中案例为样本对政策影响作出相关计算，其结论包括：当不实行补贴时，关税会间接地起到减少国内扭曲的作用，更高的关税意味着美国轿车更大的销售量，因为价格大于边际成本，因此可获得更多的福利。然而，同时类似的贸易扭曲会恶化。对于线性需求，前者的影响更重要，对此Eaton和Grossman(1986)作了总体回归检验。当然，Dixit(1987)认为关税主要是起到了转移日本企业利润的作用。当最佳关税率为7.8%时，美国从日本进口轿车的数量从182万辆迅速降至167万辆。而比关税或进口数量更重要的是美国获得了经济利益。例如，不实行补贴时，与MFN关税相比，最佳关税仅多获得1600万美元收益。当然，或许再分配利益会更大，美国企业利润上升2400万美元，美国政府收入上升3.17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剩余下降3.28亿美元，日本企业利润下降2.47亿。当存在补贴时，与此相似，实行关税仅会导致社会总福利增加1700万美元，政府收入的净变动超过6.5亿美元。
当只实行补贴时，它会直接地减少国内扭曲，间接地通过挤对外国替代品的需求来获得外国企业的利润。将两个功能（函数）结合，可以得到一个最佳补贴率，它使得国内价格仅仅略低于边际成本。原因相似：补贴高于这一点，价格低于边际成本引起国内的沉重负担是第二位，从利润中获得的利益却是首要的。仅实行补贴，产生的总福利增长比MFN贸易高出5200万美元，虽然并不多，但比关税的贡献要大地多。从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认为补贴是被设计出来作为反垄断政策的替代物。因此，对于1980年美国轿车行业而言，反垄断政策要比贸易政策更为重要。
1979年市场更具有垄断性，这在政策中可以反映出来，当不存在补贴时最佳关税率为16.8%，与最佳补贴结合使用时则为12%。当不实行补贴时，最佳关税比最惠国关税多产生7800万美元收益。若只实行最佳关税率，其贡献仅为5600万美元。最佳补贴率本身比最惠国关税多产生251万美元的收益，因此，国内反垄断政策更为重要。但这个数字并不足以使它成为主要的政策议题。美国通过关税获得的总体福利并不大，即使是在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中，美国从超过最惠国关税税率的最佳关税税率中获得的收益仅为2400万美元，同时实行补贴时关税的贡献也仅为1.33亿美元。
此外，Dixit(1987)又分析了1979年每辆国产轿车的成本变动对最佳关税的影响。不实行补贴时，若给定美国国产轿车的成本数据，则日本的轿车生产成本越高，关税税率就会越低；若给定日本的轿车生产成本数据，则美国国产轿车的成本越高，关税税率就会越低；若存在补贴，则关税税率就会更高。总体上说，由于更高的成本往往会与更具竞争的行为相联系，因此更高的成本往往也会与更低的关税税率相联系。他认为，既然关税税率对成本十分敏感，那么拥有准确的成本信息对于制定有效的政策来说就是至关重要。其实，对于成本下边界和市场垄断的完全程度的边界而言，关税税率实际上很高，有时会超过30%。1980年关税税率对成本的敏感度与之相似。两年中，利率对需求弹性均不敏感。缺乏弹性的需求本身有助于更大的市场支配力。但是与被观察的价格和成本一致，缺乏弹性的需求需要更具竞争的行为。
三、启示
1.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和外部经济等市场失灵的存在，社会边际成本低于私人边际成本，为政府通过贸易政策来干预市场提供了依据。尤其是对于正处于转型期、资本市场有待完善的中国来说，研究关税的相关收益与社会边际成本降低之间的对比关系，对于制定合理的贸易政策、采取适当的贸易措施、确定最佳的关税税率都是十分重要的。
2.正常的关税水平并不会限制自由贸易的规模。作为世贸组织允许的保护本国产业和国内市场的惟一合法的手段，合理的关税水平并不会限制自由贸易的规模，尽管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关税会因为进口威胁或潜在威胁的存在，导致国内价格上升、产量下降。因此，作为处于入世过渡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来说，确定合理的最佳关税税率对于合法有效地保护国内相关幼稚产业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更要警惕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关税对于国内价格上涨、产量下降以及企业市场支配力的影响。
3.贸易政策对于外国企业市场支配力同样会产生影响。研究关税、配额以及补贴等贸易政策对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国内市场支配力的影响，对于我国进一步合理调整相关外资政策、有效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提高反垄断力度都十分有益。
4.保护与串谋、过度进入之间的新观点对于分析贸易政策与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从长期来看，运用动态博弈方法分析认为，某些保护反而不利于串谋。这种分析方法对于研究关税、补贴等贸易政策对国内企业之间的价格联盟、国内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串谋行为以及有效防止潜在串谋倾向都是十分有用的。
收稿日期：2003-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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