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师的集体记忆与自我认同——基于实地研究①的分析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体论文,自我论文,记忆论文,教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09)05-0089-09
教师的自我认同不仅包括对“我是谁”的追问，也包括对“我们是谁”的追问。在对“我是谁”的追问中，教师确认个体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在对“我们是谁”的追问中，教师获得个体作为社会性存在的身份感和归属感。也就是说，教师需要在群体和社会的背景中确认个体自我存在的位置。对“我是谁”的追问，涉及自我认同的个体层面，即个体认同，而对“我们是谁”的追问，涉及的是自我认同的社会层面，即社会认同或集体认同。
而教师的集体认同是通过角色认同的方式实现的。因为，“角色通常被看作是连接社会与个人不可缺少的因素，亦即社会与个人的媒介。”[1]个体总是通过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而成为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进而建立自身与社会的联系。角色（或称“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2]与之相对应，角色认同就是人们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所内涵的行为规范、期望态度等的认同。教师的角色认同是教师个体对教师这一社会角色内涵的特定角色形象、角色规范以及角色期望等的领悟和确认过程。
自我认同所具有的连续性，使得认同总是在一定的自我经验和体验中形成，或者说是在一定的时间序列中完成的。在实地研究中，当老师们谈及对职业的理解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自己的老师，谈到了记忆深处的教师形象。这些形象作为一种关于教师的集体记忆影响着他们对于教师角色的建构和认同。
“集体记忆”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新概念。它的源头是“集体意识”。集体记忆是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集体记忆是集体认同的前提。因为，集体记忆内涵着一种“凝聚力量，群体共有的信念和道德态度”。对于集体认同而言，认同的连续性指的是如何能够保证集体性认同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一致性。团体、民族乃至国家都存在着集体性认同问题，就整体而言，这种集体性认同也必须呈现出某种连续性的整体风貌。不过，连续性在个体性认同那里表现为个体性的记忆，在集体性认同那里则体现为一种集体如何在时间长河和空间的广袤中保有一种历史感。[3]也就是说，集体认同体现为一种具有连续性的集体记忆的保存。
集体记忆是一面镜子，人们总是在对现实的关注和反思中唤起自己的集体记忆。
本文将首先对老师们关于教师的“集体记忆”进行描绘，然后分析在集体记忆中建构的教师角色意义，以及老师们在保持记忆，传承角色过程中遇到的自我认同危机。
一、我和“我的老师”——曾经的“集体记忆”
在研究中，我发现，在教师角色认同的形成中，“我的老师”成为他们重要的集体记忆图景，影响着他们对于教师角色的认同。对于“什么是教师？”、“什么是好老师？”、“应该怎样当老师？”这样一些问题，任何一个选择了教师职业的人都需要面对和回答。然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识和回答，很多人在学生时代就已萌芽。在研究中，很多老师都谈到了老师对自己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单纯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而是一种关于某一个职业群体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信念体系的传承，用薛老师的话说，“是一种魂”。这种影响不是单向性的传输，而包含着个体对于教师角色意义的主动发现和建构的过程。
“我”从“我的老师”身上发现了身为人师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意义和价值的彰显，使“我”确认将个体自我安放于这一群体的价值，这样一种群体认同感的建立是教师个体自我认同的深层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关于教师角色的理解，关于成为教师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自己“相遇”的老师形成的。
特级教师于漪曾谈起自己的老师对自己从教的影响，“从中学时代起，我就立志当一名中学老师。理想的种子是中学老师在我心中播撒的。我有幸碰到许多位人品端正、学识敦厚、教艺精湛的好老师，至今他们教学的眼神、手势、板书、气韵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数学毛老师的严密的逻辑推理，精炼的教学语言使我刻骨铭心；语文黄老师全身心投入教学，有声有色、情景交融的讲解使我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获得求知的欢乐。由于老师那么爱护我们，那么有真才实学，我崇敬他们的感情不仅充溢胸际，而且萌发了当教师的念头，把做一名深受学生欢迎的合格教师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4]
（一）课堂上读诗的老师
薛老师②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老师，她说，“不管搞什么活动，我一定要搞出花样来，搞出自己的个性来”。她不断地强调“教师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她在第一次访谈中说到，“好老师就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是我人生的座右铭。人生最后的魂，应该是‘香如故’。为什么那么多老教师已经随着历史淡去，但是，却给我留下很多东西。那就是‘魂’的东西。”薛老师在自己的老师身上，看到了教师能够把一种灵魂性的东西植入学生心灵的独特价值，进而产生了对这一职业群体的价值认同。
薛老师讲述了她的语文“启蒙”老师，老师身上的个性和洒脱让她钦佩不已。
我的语文启蒙是在高二，我的老师非常好，他是陕西人，非常有风格。个子不高，上课的时候经常是端杯茶水，摇个大扇子，坐在躺椅上。如果在现在，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一上来他就开始抑扬顿挫，全身投入地给你讲。比如说讲《孔雀东南飞》，上完以后大半段我们都会背了。一堂课下来，像《荷塘月色》，有一段“……荷叶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老师讲完我们都会了。因为他讲得非常形象，非常生动，根本不用背。我们从高二就没学过古文翻译，但是我都会。那你能说这个老师不是好老师吗？激动的时候拍桌子砸板凳的，讲完了，书本一夹，没教案。那时候，老师把所有的都融进情感里头去了。真的是用自己的人格去体验和演绎的东西，而不是讲出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大家风范。我认为有些东西是一种魅力，你要培养他内在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他外在的东西。现在对于年轻老师，你不历练他的魅力，光去要求他的外在，对于一个好老师而言是肯定不行的。
在语文老师身上，薛老师看到了教师的“风格”，教师“用自己的人格去体验和演绎的东西”所具有的魅力。这样的教师形象清晰地定格在她的记忆中，成为她未来角色认同建立的重要元素。
在青春激扬的大学时代，薛老师对于“教师”的理解和记忆更为深刻。
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年代。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我的老师们都很有才情。班主任也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他讲课经常是，一堂课45分钟，25分钟都在聊自己的人生体验和个人经历，剩20分钟讲讲课。要拿到现在，回家吧！（薛老师讲到这里哈哈大笑，我无法准确描述那笑声里的含义。）
但是，我们从他那里学到的有关人生的知识，远比从课本上学到的东西多得多。
记得那年寒假开学上课，他问我们：
“年三十，你们都干吗啦？”
我们说，在家吃什么，喝什么啦。
“你们知道我去哪儿啦？”
我们说，“不知道。”
“我去火葬场了。火葬场空无一人。我亲自躺在推进去的躺车上，体验了一把。我想知道，如果人走到那一步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回来以后我写了一首诗。
然后，老师就给我们念他写的诗。
“火葬场的大门
就像毒蛇吐出的信子
连汽车都快跑了几步
火葬场的烟囱
就像通往天堂的路
生前有怨的有恩的
都从这里步入。”
我觉得很少有诗人写关于火葬场的诗，但是我们老师就写出来了。我想这些诗是绝无仅有的！（一种非常钦佩和自豪的语气。）
老师念给我们的诗，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我们老师很开放，他自己的想法都会跟我们畅谈。人生很多的思想也好，信念也好都是年轻的时候开始的，如果那时候你是封闭的，可能一生你就是那样了。自己年三十就只是吃吃喝喝，而老师却在寻找不同的人生体验。其实在年轻的时候，作为十几啷
岁的人，你是没有那么开阔的眼界的，然后他一下子就给你打开了。原来我需要了解这个，了解那个。这样，你才有一些人生的思考。他给你讲的这些，远比你从课本上学到的对你的生活有更真实的影响。你会觉得，原来人生还可以有这样的眼光和境界，人还可以这么活着。
这些是用分数能评价得了的吗？评价不了吧。这些老师的所作所为难道对人生没意义吗？不是。但是这些拿到现在的评价体系里却评不了分！
具有“大家风范”的老师，“到火葬场体验人生”的老师，让薛老师看到了、体验到了一个教师所具有的影响力，她形成了关于“教师”，关于“真正的教师”的图景。好的老师，用自己的人生激荡学生的人生，用自己真实的人格投入教育的过程。在这样的老师面前，薛老师领悟着教育的真谛，体验着教育的神奇。作为学生的她用自己的经历阐释着教师这一职业的价值。她的老师为她绘就了一幅令她仰视，令她“心向往之”的人生意境。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当自己成为“教师”，薛老师努力传承着老师身上的东西。
在教师这个位置上，我可以尽可能地贯彻一些东西，而别的职业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我在讲英语的时候会讲很多语文的东西。我会把自己作的诗给学生看，把我当导游拍的照片拿给他们看，我当时拍了一个四川那边的风景照，在照片的旁边题了两句诗，
“小桥流水有人家，
枯藤老树无昏鸦。”
然后，给学生讲解那种意境，欣赏那种美。
我还拍了一张我家乡小河边上的照片，我女儿抱着一棵树在笑。我在照片旁边题了两句。
“女人如春来春去的花朵，
第次开放在时序的瞬间。”
为什么是“春来春去”，不是“春来秋去”呢？因为时光太短暂了。那曾是我小时候玩耍的河，现在我的女儿已经这么大了。我就是想告诉我的学生，时光流逝，青春是非常宝贵的，要懂得珍惜，懂得体验生活的美。
这样的“传承”只是薛老师职业生活的瞬间。在更完整的职业生活中，她认为很难像“自己的老师”那样富有个性、自由洒脱。从薛老师对老师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她总是难以掩饰对现实的不满。这种不满，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抨击，而是一个追求个性和风格的老师，在现实境遇中难以成就自己的痛苦的流露。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老师的记忆的唤起，既是一种内心深处意义归属的需求，也是现实情境中自我认同危机的表现。
薛老师多次谈及现有的教师评价体系、学校管理方式以及教育中存在的种种“作秀”和“表面文章”。在薛老师的意识中，个性和风格的保持对于教师而言是最重要的，而现存的评价和管理方式则使教师很难保持自我的个性。她说，“现有的教师管理和评价让老师很难有自己的个性。今天查教案，明天交总结，上公开课甚至要求保持微笑几分钟。什么都要落实到分数，难道一个好老师能用分数框定吗？我觉得评价一个老师有一条就够了，让学生信任你，佩服你。可是，这样的好老师能用一节公开课、一张试卷、一个分数、一个职称来衡量吗？很多时候，正是公开课之外的东西，试卷和分数之外的东西才是教育中更为重要的东西。”薛老师多次提及青年教师的成长问题，她对青年教师在现有评价制度和管理方式下的成长深感忧虑。
一个老师，你可以有很多缺点，但是不能没有优点。没有优点，就不可能有个性。可是，现在评价老师恰恰就是要求老师没有缺点，而不是关注老师的个性和风格。年轻老师们全都规规矩矩按照评价模式走，可是个性没有了。作为一个老师的“魂”的东西没有了。真的挺可悲！
（二）像闻一多一样的老师
教初二语文的冯老师③课上得很精彩传神，她是同事们公认的“好手”。与此同时，她也是一位气质高雅，令人赏心悦目的老师。在与冯老师的交谈中，她自豪地谈到了自己学生时代的老师。
我是79年师范中专毕业的，那是普科，什么都学，我很喜欢那种氛围，特别适合我。我们那个学校在塞外边城，环境条件很差，可是我们的老师却都是精英。他们都是从北京来的，“文革”时被打成“右派”的那批人。我们那里是他们劳动改造的地方。76年，打倒“四人帮”，他们暂时还没有回北京。他们全是一些著名大学的老师。教完我们那一届，他们基本上都回北京了。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遇到那样一批好老师。
那时候，老师们给我们讲的东西特别丰富，一下子把我们的世界打开了，他们给你讲的起点特别高。所以，我感觉自己的中专生活丰富多彩，那两年学上得很充实。反倒是后来上大专，进行纯粹专业化的学习时，我就不大喜欢学了。
在那些老师中，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语文老师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他原来在北大肄业，就是因为他太爱“高谈阔论，针砭时弊”了，所以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我们那里去了。但是他有一肚子学问，仍然保持着满腔激情。
他上课就跟讲演似的。我脑子里老有他上课的情形，他激动时的表情，我老把他和闻一多联系在一起，觉得他的形象特别像闻一多，肢体语言非常丰富。他即使一节课讲废话，你都愿意听，你都会觉得讲得真好。词是词，句是句的，语言特别美。他讲苏轼的词，三国赤壁，他能把历史、地理、语文，各种知识糅和在一起了。他读苏轼的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那表情、那声音，真是抑扬顿挫，气势磅礴。讲到激动处就拍案而起，全身心投入的那种感觉，真是一种境界。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公开课，但他每一节课都是那样讲，不是要讲什么公开课之类的。我记得当时，他讲课讲得太好了，很多别的班的人都来我们班听课。
冯老师说，我觉得语文老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老师一直像个影子一样，老是在激励我，他讲课的形象老在我的脑子里盘旋。我觉得我选择语文，跟老师有关系。但我没有继承老师的衣钵，没有老师讲得那么好，达不到他那样的境界。
在冯老师看来，语文老师是在用自己的真性情讲课。“像闻一多一样”的语文老师，已经成为她心目中理想的语文老师形象，也成为她理想自我的一部分。所以，她会想到“继承老师的衣钵”。“像闻一多一样”的语文老师在冯老师心中所形成的“教师”概念，有力地形成了她对教师群体的认同，进而影响了她的自我认同和职业选择。所以她会说，“我选择语文，跟我的老师有关系。”身为“右派”的教师用他们的慷慨激情和魅力身影在冯老师的记忆中定格，身份的贬抑和精神气质的高贵更能给学生时代的她带来思想上的撼动。
（三）天天带着毛主席像章的老师
韩老师④被老师们认为是年轻老师里最负责任的一个，老师们说“他把整个人都搭到孩子们身上了”。他自己也说，“因为付出的太多了，刚刚教了一年多的书，就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他在访谈中也情不自禁地谈到了高中班主任老师对自己的影响。
当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总是想做得认真一些，做得细一些，就是受我高中的班主任的影响。他是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人。班里的扫帚坏了，他亲自修好；冬天，教室外的水龙头漏水，他都亲自去修理。这些小事，他从来没有看见不管的时候。几乎每天上课，他都穿着整齐的中山装，带着一个毛主席像章。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真的感觉有一种信仰的东西在他的身上。我当时觉得特别感动。
我觉得当老师当到这份上，真的很值了！因为你的一言一行已经真正影响到了学生。你已经把一种信仰性的东西留在学生的心里了。当老师当到这份上，不管你这个老师有没有出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哪怕只有一个学生继承了他身上的精神，那么这个学生又会影响另外一个学生，甚至一批人。
可是，我感觉现在这种精神越来越少了。
所以有时候就想，能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呢？能做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好呢？比如说做班级网页什么的。没有人要求你，别人业余时间打扑克，打麻将什么的，我就给学生做班级网页。
我为什么选择教师职业，并不是说我学习不怎么样，而是我真的喜欢这一职业，从内心崇拜我的老师。可以说当时高考我的分数在我们学校是第一名，上北外⑤，上外⑥什么的都行，但是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北师大，第二志愿是河北师大，结果那年北师大分数超高，差一点没够，就上了河北师大。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比较喜欢教师职业的，说什么换行或跳槽什么的，好像从来没有那种想法。
韩老师在他的老师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称之为“信仰”的东西，并从学生的角度体验到了能够传承一种信仰的老师所具有的价值——“当老师当到这份上，值了”。当他建立了这样一种关于教师职业的理想和信念，他就会形成特定的自我认同方式，选择一种特定的人生道路。
在现场研究中，我看到韩老师在下课的时候，会把窗户一一打开，让教室通风透气，让孩子们呼吸新鲜一点的空气；当他看到上午的时候，教室里所有的灯都亮着时，他会关掉后面的灯，只留下讲台上的一排；当维修工人在课间给他们班修理灯时，他会弯腰给师傅拿工具，小心翼翼地给师傅扶梯子；当学生在冬天做课间操时，他会站在队伍后面帮学生抱着脱下来的外衣，然后，充满慈爱地欣赏着他的学生。从这些细微之处可以发现，韩老师在努力像自己的老师一样当老师。
具体行为方式上的传承对于韩老师而言似乎比较容易，可是对于“原则”或者说“信念”的坚持，韩老师却遇到了困难。
有时候跟学生聊天，他们就跟我说，特别想让我暑假给他们补课，然后收一些钱。我就跟他们说，可能有些老师会收你们的钱给你们补课。但是，我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如果补课的话，我肯定不要你的钱。学生就说，你假期补课是你的劳动所得，又不占用课堂时间。我说，这是我的原则问题。你现在是我的学生，或者说永远是我的学生，我给你补课收你的钱，这不是我一个老师该做的。别人可能认为我很迂腐，但这是我自己的原则。韩老师在自己的老师身上看到了对信仰的坚持，他认为那是一个老师能够影响学生的灵魂性的东西。可是，在他所处的社会背景下，他想坚持的一些“原则”和“信念”却被周围的人们称为“迂腐”。与周围的同龄人相比，韩老师确实有些“迂腐”。学校里绝大多数年轻老师业余时间都在代家教或者辅导班，而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生身上。作为英语老师，他其实有很多“创收”的机会。但是，他有自己的“原则”。而对“原则”的坚持也给他带来烦恼和痛苦。
有时候，也会感觉很苦恼，很委屈。因为，你做得多，做得好，别人并不夸你，有些人反倒恨你。因为，假如把学校比作工厂的话，如果你太负责，太努力，你一天创造的价值是别人的几倍的话，领导就会要求所有的人都这么做，像你一样卖力。在这种情况下，别人就会恨你。这是我很苦恼，很难面对的问题。
（四）农场里的“劳改犯”老师
初二年级的杨老师⑦也谈到了班主任老师和自己刚参加工作遇到的老教师。她从这些老师身上看到了“做人”的方式，看到了一种“人生的态度”。而这些东西，影响了她“做人的一切方面”。
其实，我有好几次转行的机会，但一直没有改行。因为，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对我的人生影响特别大。他是沈阳市先进教师，教我们语文。他因为家庭成分高，“文革”受过屈辱。但是，他为人处世，做人的一切方面，对我影响特别大。所以，我一直没有改变过当老师的初衷。可以说，他不单影响我一个人，而是影响我们班这一批孩子。
班主任的影响使杨老师“不改当老师的初衷”，而参加工作之初所遇到的“劳改犯”老师则对杨老师的为师之道产生了影响。
学生们对我的人品评价都很高。他们会说我“很厉害”、“很凶”、“管得很严”，不会说我“伤害他们”。刚开始，他们觉得你严，不喜欢你，但他们慢慢会感觉到你很负责任。这可能跟我在农场的经历有关。那是黑龙江劳改农场，劳改犯里有很多是被冤枉的高校老师。他们的青春在劳改农场度过。平反昭雪之后，他们不能回城市了，我们那所中学的很多老师都是这些人。他们的信念非常坚定，不管生活多么困苦，他们内心总相信什么，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对于生活或者说人生的定力。但现在，我们只是生存，内心已经没有什么信仰，只是感觉到生存的压力。
他们劫后余生，对人生的理解，对生活的豁达，都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学识渊博，坦荡无私。比如有一个老师知识面特别宽，全农场，只要哪个老师有病，上不了课，打个电话，他就会来。
虽然他们当时都被称为“臭老九”，但是，我却很敬重他们。
虽然在同事眼里杨老师“对工作很负责任”。可是，杨老师却有自己的忧虑。
教育本来应该基于一种深厚的积淀，给学生深刻的影响。可是，现在教育成了快餐，大家都在围着既得利益转。有时候想想，等自己退休了，什么“灵魂工程师”、“桃李满天下”，自己只不过是“瞎眼驴拉磨”。
杨老师的口气中有一种无奈和伤感。当初对教师职业的理想和憧憬与自己在实际职业生活中对现实利益的迎合之间产生了分裂，以至于她对自己作为教师的意义和价值产生了质疑。
二、怎样的“集体记忆”？——教师角色认同的建构
在开放式访谈中，老师们不约而同地讲述着“我的老师”的故事。更为巧合的是，深藏于老师们记忆中的教师几乎都属于同一个年代——“文革”刚刚结束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
这是一种偶然吗？
被唤醒的集体记忆表露的是一种现实中的饥渴和缺失，一种对于意义和归属的寻求和渴望。集体记忆中有着老师们对于教师职业原初的，美好的理解和憧憬，在集体记忆中他们完成了对“教师”朴素而浪漫的定义。怀旧是在寻找一种家园感。在寻找的过程中，获得一种心灵的补偿，同时也找回真正的起点。正如詹姆斯·道安所言：“在怀旧的表达模式中，所指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它是一个本真的起源或中心。”[5]
老师们的集体记忆是一种怎样的集体记忆呢？我试图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和阐释。
（一）集体记忆中教师角色的特质
从老师们所描述的“我的老师”身上，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东西。而这些特质总起来，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与老师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气质。在中国文化中，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是“士”，“士不可以不弘义，任重而道远”，“士”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精神品质就是道义担当。在西方，知识分子被称为“社会的良心”，“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他们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于个人（包括所属小团体）的私利之上。所以，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6]可见，中西方文化中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在本质上有相同之处，知识分子的价值担当和实现是其最重要的特质。
而老师们关于教师的集体记忆，则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这些方面又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精神与信念的彰显。
理想与信念。从老师们的讲述中可以看到，他们最敬重的是老师身上所秉持的理想和信念。这种理想和信念触动了他们的心灵，让他们看到了心灵的方向，人生的方向。韩老师从天天佩戴毛主席像章的老师身上领悟了何为信仰，从老师身体力行的身影学会了如何践行自己的信仰。杨老师从那些遭遇坎坷的“臭老九”老师身上，看到了信念带给人的力量。
知识与才情。他们记忆中的老师，几乎都是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而这样的博学和才情都源于内在的积累和历练，源于自由求知和独立思考，源于一种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而只有这样的博学和才情才能激荡学生求知的欲望。薛老师受老师的影响，在大学时代读了很多书，文学、哲学、诗歌、绘画，广泛涉猎，如饥似渴。
个性与激情。薛老师的语文老师上课没有教案，英语老师在课堂上用近一半的时间讲述人生，朗读诗歌；冯老师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慷慨激昂，拍案而起。这样的老师个性率真，激情荡漾，用整个人去演绎自己的课堂。只有个性能形成个性，只有激情能唤起激情，作为学生的薛老师和冯老师从老师身上汲取了这样的品质。
正如薛老师所说，老师们的这些特质“是时代的造就”。“文革”结束之后，知识分子获得了一次思想的解放，较为宽松的思想和政治氛围使他们焕发了激情，而计划经济体制和同质性较强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使他们仍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理想和信仰。“文革”中所受的磨难，非但没有击垮他们，却使他们更为坚韧也更懂得珍惜，他们仍然保持着精神上的高贵。这是一批特殊的教师，却很好地诠释了教师角色的特质。所以，这些教师形象成为学生记忆中的珍藏。而这种记忆很可能成为一种传承。因为，“只要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历史事实渗透进入了记忆，就会被转译成一种教义、一种观念或一种符号，并获得一种意义，成为社会观念系统中的一个要素。这就是为什么传统与现在能够共存的原因。”[7]
（二）在集体记忆中建构的教师角色意义
认同的核心是对意义和价值的确证。同样，教师对教师角色的认同最重要的是对教师角色意义的发现和确认。
在老师们的讲述中，可以发现他们建构的教师角色的意义和价值。薛老师所说的“启蒙”，“给你一种人生的眼光和境界”；韩老师所说的“把信仰性的东西留在了学生心里”；冯老师所说的“打开了一个世界”；杨老师所说的“影响了我做人的一切方面”，所有这些都属于薛老师所说的“魂”的东西。因此，他们所建构的教师角色是一种“灵魂工程师”的角色，是知识分子所进行的精神和意义的影响和传承。在此意义上，老师们认为成为一个教师的意义就在于对人的灵魂的塑造和影响。这样一种经由集体记忆而建立的对教师角色的认同，具有浓重的理想和浪漫的色彩，打上了特定时代精英文化的烙印。
学生时代对教师角色意义的体验和认同，成为老师们角色担当的意识基础和理想模型。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启蒙者”，成为“信仰播种者”，成为“灵魂工程师”，成为像老师一样能够对学生产生终身影响的人。然而，这样的集体记忆能够在改变了的现实中重现吗？
三、“记忆”只能是“记忆”？——教师的角色认同危机
“社会思想本质上必然是一种记忆，它的全部内容仅由集体回忆或记忆构成。但是，在其中，只有那些在每个时期的社会中都存在，并仍然在其现在的框架当中运作的回忆才能得以重构。”[7]“集体记忆”深植于社会意识核心之内，具有维护文化连续感的功能。[7]对集体记忆的自发表述是老师们在困顿的职业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种怀旧情结，这种情结既是他们角色认同危机的表现，又是他们在危机中寻求解救路径的方式。借由怀旧“从而抵制碎片化现状对其关于历史和世界的信念的侵蚀，重获某种对生活的虔诚之心。”[5]
然而，怀旧只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机制，教师仍然要面对现实职业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与冲突，面对转型中的社会生活所提出的种种内在或外在的挑战。
“我的老师”所处的时代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处于思想解放的时期，计划经济、一体化的政治体制和精英主义的文化，使教师能够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自主，能够保持相对自由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能够自信地作为启蒙者的角色而存在。然而，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世俗化的潮流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使知识分子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微观的学校情境中，教师作为专业人和雇佣者的角色而存在，技术化的专业要求和科层化的管理机制，使教师难以维系作为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难以真正实现在集体记忆中建立的作为教师的角色意义。教师在变化的社会结构中面临着角色认同的危机。作为教师的最核心的角色使命的完成遇到了困境。
在老师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每个人所遇到的具体的危机和困境。
在日益追求效率的科层管理机制下，老师们很难像自己的老师那样保持独立的个性。薛老师从自己的老师身上看到了，个性乃教师魅力之源，她认为个性和风格的保持对于教师而言是最重要的。因为个性和风格源于深厚的人生积淀和内在的品质历练。然而，在现实职业生活中，数量化、标准化的评价机制，严密的管理和监控，对青年教师速成式的培养过程，挤压了教师个性成长的空间和机会。为了求得体制化的认同，而扭曲了对自我的认同，在适应和顺从中，个性和风格都沦为千人一面的平庸。薛老师为自己也为周围的青年老师感到痛惜和悲哀。而这样一种情愫只是在特定的研究情境中才被唤起，在日常的工作中则往往被压抑，并且在习惯了的压抑中沉寂。
在市场经济和世俗化的潮流中，老师们很难像自己的老师那样超凡脱俗，固守信仰。在“带着毛主席像章的老师”身上，韩老师发现了信仰的力量。而信仰对一个人的思想的穿透力量，使其坚信，成为一个老师就是要秉持并传承一种信仰。然而，在现实而复杂的职业场域中，韩老师发现了保持信仰和原则的艰难。他因为把所有的时间用在学生身上，不加入“创收”的队伍，而被视为“迂腐”，因为卖力工作而遭致非议，他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周围的人们在利用教师职业追求着世俗化生活的目标，而韩老师却希冀能守望这一职业的理想和神圣之维，在不同的职业价值取向中，是趋同还是坚守？年轻的韩老师在冲突之中问自己“红旗还能打多久”？
在日益提高的专业化要求下，老师们已经不可能像自己的老师那样博学；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老师们已经很难像自己的老师那样扮演“启蒙者”的角色。冯老师感到“越教越不会教了”。一方面的原因是“你不再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很多时候，学生比你知道得还多，你很难再有知识权威的完整自信”；另一方面，“你不能确信自己能够培养一个方正的人，很多时候，学生不相信你告诉他的东西”。而且，冯老师几次说到了“教书”与“育人”的冲突，老师们在通过“教书”来“出成绩”，很多时候无暇顾及“育人”这一环节。面对沉重的应试压力，冯老师感叹“我们总不能只教书不育人吧”？
在老师们的冲突和困境中，可以发现，在集体记忆中建构的教师角色及其意义与现有的职业生活现实发生了冲突，甚至断裂。在现实的职业生活中，老师们已经很难扮演像自己的老师那样的“知识分子角色”，作为市场机制下的雇佣者和科层制下的专业人，他们已经很难实现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价值传承和心灵塑造的角色使命。
是否记忆只能是记忆，只能作为一种怀旧的情愫而不可能在现实中扎根？
在改变了的社会生活中，该如何面对自己的集体记忆？
是忘却作为过去的记忆，彻底接纳现实，还是在对记忆的保存中，实现一种新的重构？
集体记忆中建构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现实的社会结构的支持而形成为一种历史角色。面对转型的社会，教师角色中应当保持连续性的东西面临着断裂的危险。或者说，教师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的特质的东西受到了冲击。然而，不管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教育中本质的东西具有永恒的价值。因此，在转型的社会结构下，教师们面临着角色选择与重构的危机和挑战。
收稿日期：2009-08-28
注释：
①2006年11月到2007年12月，本文作者选取一所完全中学对教师职业生活中的自我认同危机进行实地研究，本论文是这一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对于实地研究过程以及研究对象的介绍等在正文中省略。
②该学校的初中英语教师，因患喉癌，学校暂时安排她给小学生带阅读课。
③该校初二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年龄最大的班主任。
④该校初二英语老师兼班主任，是该校最年轻的男老师。
⑤北京外国语大学。
⑥上海外国语大学。
⑦初二化学老师，当了二十多年班主任，是该校资格较老的老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