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对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的超越与限制_社会民主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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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福利国家”来历及其类型

      事实上，“福利国家”这个词来源于19世纪的德国，当时，俾斯麦实行警察国家政策。1870年，德国历史学家描述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是在创造一个“福利国家”(Wohlfahrtsstaat)。后来，英国作家在一篇文章中采用了这个词汇。

      二战后，几乎所有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走上了通过福利国家来实现自己目标的改良主义道路。

      从1936年开始，瑞典开始建立称为“人民家园”(Folkhemmet)的福利国家，“由工会和大公司达成协议，共同创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健康保障体系。”①1945年4月，英国工党在《让我们面向未来》的竞选纲领中，开始正式使用“福利国家”的提法。1948年，英国第一届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建成了“福利国家”。之后，特别是60年代，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冰岛等等欧洲国家，纷纷宣称自己是“福利国家”。“1945年以后西欧的历史是福利国家稳定发展的历史”②。到1958年，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基本完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工作，设立了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项目和管理机构。可以说，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是福利国家得到大发展的时期。

      丹麦学者考斯塔·埃斯平·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将福利国家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以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典型代表，国家只负责向“最需要的人”提供福利。

      第二种是保守型福利国家，也称为欧洲大陆型福利国家。以奥地利、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为典型。公民的社会权利取决于每个人的工作和参保年限、过去的表现与现在的给付之间的关联程度。

      第三种类型是社会民主型福利国家。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冰岛等北欧国家属于这种类型。国家进行高税收，向所有有需要的公民提供福利。“在这些国家，社会民主制度是社会改革的主要推动力……社会民主主义者不能容忍国家和市场之间、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二元化局面，他们寻求能促进最高平等标准的福利国家，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只满足于最低需求上的平等……这种方案表现为高度的非商品化原则与普救主义相混合的计划……体力劳动者逐渐享受到与领薪的白领雇员或公务员同等权利，所有的阶层都被纳入到一个普救式的保险体系中”③。本文讨论的“福利国家”即以此种类型为主。

      二战后，北欧社会民主党建设“福利国家”的经验被称为“北欧模式”。尤其是瑞典，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和橱窗。

      二、福利国家的主要特征及其成就

      社会民主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的经济不稳定、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不公正等问题，均可以通过渐进的道路来改变，而无需走革命的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即是指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倡导下形成的以混合经济、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社会福利和保障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模式。其主旨是政府通过就业、分配和税收政策等对生产、分配和消费进行干预，尽量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贫困和不公平等问题，以使资本主义制度趋向更合理和稳定。

      所谓混合经济，是指在所有制形式上，实行以私人经济为主，国家、合作社、私人等经济形式并存的制度。在分配上，既保证资产阶级的应得利润，又坚持建立“从摇篮到墓地”的全民福利制度。

      所谓充分就业，是指国家通过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整，尽可能多地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社会民主党认为，“对民主社会主义者来说，就业是优先考虑的中心问题。”④“社会民主党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充分就业”⑤。

      所谓公平分配是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推行的，国家通过收入的再分配而实现不同人群之间最大限度的平等。

      社会福利和保障政策是福利国家的核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如养老金、失业救济、义务教育、免费医疗等等制度；二是提供各种保险，如人身保险、财产保险、退休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等等；三是提供各种补助，如低收入家庭补助、住宅补助、食物补贴、儿童补贴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和政策，政府建立起几乎“从摇篮到墓地”的社会福利体系。

      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体现了社会民主主义按照既有政治的合法途径，来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渐进转型的政治理念。

      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极大地增加了劳工阶层的福祉，带来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上极富效率的黄金增长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缩小了贫富差距，稳定了社会。

      通过建设福利国家，北欧各国明显地降低了贫困率，成为世界上贫困发生率最低的国家。如下表⑥所示：

      

      福利国家通过“劳资共决”政策，扩大了职工参与经济管理的权力，为人民提供了较为平等的发展机会和较强的安全感。战后几十年，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动乱。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社会各阶层相互让步，和平共处，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黄金时代。作为福利制度最成功典范的瑞典，1932年至1976年，社会民主党连续执政44年之久，1982年又重新执政。目前，瑞典既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也是欧洲劳工运动最为平静的国家之一。

      从世界范围来看，北欧各国的犯罪率是最低的，而幸福指数都列居世界前茅。“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显示，从2005年到2009年间，在“全球最幸福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北欧国家依然居世界前列。丹麦有8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紧随其后的是芬兰(75%)、挪威(69%)和瑞典(68%)、荷兰(68%)。⑨

      福利国家的实践，使得“福利”作为国家制度和政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融入了资本主义的体制和框架，导致资本主义在形态上出现了重大转变而进入了新的阶段。2009年9月，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副校长拉尔斯·芒努松指出：“由于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影响，在过去10至20年间，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但是，并没有任何政党试图摧毁福利国家。谁要这样做，谁就不得人心。所以，福利国家仍然是基于社会民主党的旧概念。”⑩

      三、对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和特征的延续和体现

      尽管，“福利国家”的实践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放弃了原来的制度性替代的目标，不再提倡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但依然在众多方面体现出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就是反自由主义的，连新保守主义也认为“福利国家对个人自由具有灾难性的后果”(11)。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自由观

      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观自由、公正、互助，是社会民主党执政理念的基础，对福利国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福利国家体制中反映出区别于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强调人全面发展的自由和参与社会和政治的自由，而不仅仅是摆脱外在束缚和限制的自由。这种自由观也超越了自由主义不损害他人同样自由的消极自由概念，而是一种积极的自由观，即主张运用国家权力去增进与完善个人的自由。“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目标”就要使“人人都能从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和国民经济收益中得到公正的分配，过上一种摆脱了不光彩的依赖关系和没有剥削的自由生活”。(12)

      为此，福利国家强调民主国家承担社会保障责任的重要性，把为每个社会成员谋福利、消除两极分化看成是社会的责任，与自由主义的“小国家、大社会”形成了鲜明对立。“扬弃国家对其公民(除保护财产外)不承担任何义务的……自由放任的理论，同时肯定与此种理论相对立的，关于国家必须担负防止贫困和不幸，向公民至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最低生活援助这样一种主张。”(13)

      福利国家的这种理念通过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为国民提供养老、医疗、失业等全方位的保护全面地表达出来。以瑞典为例，人们一般不需要直接缴纳较多的社会保障费用，就可以享受到“从摇篮到墓地”的各种社会保障。瑞典政府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常在全球居首位。1983年度，“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23个成员国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平均为1929美元，其中，瑞典高达3649美元，荷兰为3313美元，法国为2961美元。1987年，社会保障总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瑞典为40.17%，法国为36.19%，英国为25.15%，美国为16.12%。(14)直到90年代末，瑞典的福利水平仍在全球首屈一指，其政府支出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远远超过美国的32%。(15)

      2.平等公正观

      以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尊严为前提，福利国家倡导所有人在法律、自由、政治生活、社会保障上都享有同等的机会；在收入、财产和权力等方面均享有更多的平等。福利国家强调平等公正的社会机会和全面的社会保障，比自由主义的平等公正观念更进了一步——平等不仅仅是机会的平等公正，更是结果的平等公正。并且，福利国家借助于国家权力的手段来实现这样的平等公正。

      在北欧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享受覆盖全国不同地区的所有人口，不因阶级、阶层、性别、收入高低等等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具有全民性的特点。福利内容也非常广泛，包括教育资助、免费医疗、失业救济、老人照料、养老金支付、残疾人救助、单亲父母津贴、家庭和儿童保护等等。可以说，居民的生、老、病、死，受教育、就业等，都由国家给予了基本的保障，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全民性和普遍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增强了社会中下层人民对失业、疾病等风险的抵御能力。

      社会民主党认为，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不公正，“应主要归罪于一种只有利于少数人的收入和财产构成而不利于迄今的无财产者的经济和税收政策。”(16)为此，社会民主党对赋税政策进行了改良，推行“累进税制”，即：由个人收入水平和拥有财产的数额，来决定其纳税的多少。收入或财产越多，纳税的比例越高；反之，则越少。若收入仅够维持生存，可以免缴所得税。以此缩小收入和财产的差距，实现“社会公正”。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消灭了赤贫这一在以往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直存在的现象。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带来了很大的实惠，社会不平等状况有很大扭转。

      3.互助的原则

      社会民主主义认为，人具有个性也具有社会性，人的个性只有在与他人的合作中才能得到发展。只有人与人之间彼此承担责任、互助合作，才有人道的生活。同时，只有共同行动，而不是利己的个人主义，才能创造和确保个人自决的前提。(17)福利国家的实践反映出社会民主主义反对个人主义，提倡互助的价值原则。

      福利国家利用税收、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等来调节社会的再分配；将大量的财富从就业者阶层向正在成长的一代和老一代再分配，从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再分配，从强者向弱者再分配等等，体现出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互助精神和原则，也使得市场机制受到极大限制。

      4.经济计划化和公有经济

      福利国家通过增加劳工福利和国家宏观调控等“计划化”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以“政策干预”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法兰克福宣言》宣称：为了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各项目标，“生产必须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计划的”(18)，经济计划化是解决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社会党国际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危机的决议指出：“只有通过计划经济才能成功地增加生产，提高购买力，从而创造就业机会，才能一箭双雕地解决经济停滞、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19)

      瑞典1944年的“战后纲领”也指出：“社民党的目标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使生产的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社民党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协调各种经济活动”，使之成为在社会领导下的“计划性经济”。纲领主张将某些私人垄断部门收归国有，但是其他“私人企业只要能够完成所给予的任务——在全面而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情况下，给广大群众以技术上所能允许的最大好处，就可以像以往一样存在下去”，否则，政府将采取“计划性措施对其进行干预”。(20)

      尽管，社会民主党认为其计划不同于“经济权利集中在少数人之手”的苏联等共产党国家的计划经济，“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先决条件”，“并不是指所有经济决定权都交给政府或中央机构”，(21)而是以“民主的形式制定计划”为特点的。但是，毕竟是对纯粹市场经济的一种突破和背离。

      福利国家制度的实践，也是对资本主义传统所有制形态——私人所有制的一种背离和超越。随着福利国家的推行，在资本主义世界，所有制结构比19世纪时单一的私有制有了历史性的变化，出现了国家所有制、股份有限所有制、集体合作所有制等等，资本社会化程度前所未有地提高了。

      尤其是，在各个福利国家中，都不同程度地普遍出现了国有经济及其比例上升的情况。福利国家建设的初期，在英国，1945年至1950年工党执政短短的五年时间里，国有化部门的比重达到了整个经济的20%。60、70年代工党重新执政后，国有化部门再次扩大。在法国，福利国家建设的初期，工业有1/3以上是国家所有的。1981年，密特朗当选总统后再次在法国实施国有化，国家掌握了80%以上的金融业和工业固定资产的35%。瑞典的国有化程度没有英国、法国高，但是，在福利国家建设的初期，也有6%的生产资料实现了国有化。

      5.资产阶级权利的削弱

      与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持肯定态度，在不背离资产阶级的基本价值观、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提倡福利国家的理念不同，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于大多数工人阶级和中间阶层的利益，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渐进式改良来促使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瑞典社会民主党2001年党纲这样宣布：“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民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方统治经济和社会要求的对手。”(22)

      福利国家制度的推行，的确使得劳动群众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和改善，而资产阶级的权利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削弱。尤其是工会权利的强化和国家对失业率的调节，导致资产阶级在劳动力市场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劳动者命运这一局面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正如《哥德斯堡纲领》指出：“工会要为职工公正地分得一份社会劳动成果和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争取参与决定的权利而斗争。”(23)

      6.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得到加强

      “福利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公民权演进过程所达到的最高峰。”(24)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民主的重要部分，福利国家主张个人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在重大问题上劳资双方共享决定权。实行“劳资共决制度”、“工人参与制”等，以吸收工人参与管理。

      《法兰克福宣言》指出：“所有公民应通过他们的组织或个人的自愿，参与生产的过程，以阻止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官僚主义的发展。”(25)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德国制定的相关“劳资共决制度”的法令就有《参与决定法》、《共同决定权修改法》、《雇员参与决定法》和《企业法》等等。《德国社会民主党1975年至1985年经济政治大纲》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实现对等的参与决定”，“被统治者应当通过参与决定，以有效的方式参与和监督这种统治。”(26)瑞典的“检查与平衡制”和“劳动公决法”，英国的“工业共有法”和工人合作社、共同协商和工人董事参与决策制，西德的“参与决定法”和“企业地位法”，法国的革新劳动法规等等，都使得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生产及收入的分配中赢得了一定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瑞典社会民主党提出：“不论公司企业，职工组织均须参与企业的行政管理”(27)，“社会和职工必须享有决定权”(28)。1977年生效的《劳动生活共决法》规定：工会享有谈判、了解公司情况、优先解释集体合同条款等方面的权力，雇主要向雇员提供有关公司经营、经济事务和规划方面的情报等等。

      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为工人阶级谋求了公正，局部地消除了利益冲突。

      7.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和抵制

      福利国家模式的实践，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因而，福利国家的主要反对者即是新自由主义。换言之，从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强烈批评中也可以反映出福利国家对自由主义的突破和超越。

      新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批评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基于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观点，批判和反对福利国家所倡导的国家干预经济和企业国有化。另一方面，基于效率优先的观点，认为福利国家的公平至上原则妨碍效率，是“过度浪费”。因而要求大量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和降低国家在这个领域的作用。如，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提出，“为了使自由市场有效运行，不应实现福利国家论者主张的‘平等’，而应当保持‘不平等’”。(29)

      日本学者伊藤诚指出：“新自由主义浪潮在80年代开始席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政府尾随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力图限制用于社会福利和教育的预算支出，并在1995年(似乎应为1985年——作者注)将三家国有企业私有化，即日本国营铁路公司(jnr)、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和日本烟草盐业公司(jts)。由于这些国有企业中的工会，特别是jnr工会，传统上极具斗争性，是日本左翼劳工运动的支柱，因此私有化同样削弱了日本工人的社会力量”。(30)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私有化、反对社会福利和教育开支、反对工会力量等等抵制性政策和措施，恰恰是福利国家制度对之的批判和超越之处。

      福利国家的实践，使得欧洲国家的工人和人民享受到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福利保障。社会主义因素和特征——对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也较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在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中得到了更多的体现。正是在此意义上，克罗斯兰指出：“到1957年，至少在主要方面，英国已经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31)了。达伦多夫也指出：“在20世纪，即社会民主主义世纪，自由主义经常被击溃。”(32)从根本上来讲，社会民主主义用以“击溃”自由主义的正是其区别、超越于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的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价值和原则。“寻找一条能够使更多的人享受现代化世界所赐福利的道路，这就是用社会民主主义世纪这个说法所表述的含义。”(33)

      四、福利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非制度性批判和超越

      自从与科学社会主义分流以后，越是到了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对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的批判就越局限在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框架内。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实际上就典型地体现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非制度性的批判方式。

      1.社会主义核心问题的退却——社会主义就是福利政策

      所有制的属性是区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标志之一。从传统意义上来讲，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然而，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不是以所有制问题为重点的，而是避开了这一传统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特征的制度退到了分配收入领域中的调节，即退到了国家通过立法或政策对私人资本进行的限制和引导。“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不以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为先决条件。它允许在重要的范围内……有私有制存在。不过国家必须阻止私有者滥用他们的权利。”(34)

      针对在瑞典有超过90%的生产资料由私人控制的现象，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副校长拉尔斯·芒努松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宣称，所有权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企业如何运行，如何支付工资，其社会意识如何。这些因素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所有权。”(35)

      瑞典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尼尔斯·卡莱比1926年在他的《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所有权并非人生来所具有的，而是“国家通过法律所规定的对某一物品的支配形式”，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剥夺它，也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限制或改造它。像8小时工作制、劳动保险法和社会政策的其他所有内容，实际上都是对“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私人财产绝对主权和自由竞争制度的一种废除。”他认为，在保留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的形式下，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各种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对国民经济中不同的组成部分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因为“社会主义化”不仅包括生产资料国有化，也包括国家根据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和工人阶级的要求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改造和“其他所有社会变革”。(36)

      瑞典社会民主党第二任主席阿尔宾·汉森强调：社会化“不是所有重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转移，而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旨在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的努力。”(37)问题不在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应当关心近期目标。(38)

      在1990年的党代表会上，瑞典社民党就所有制问题指出：过去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要改变生产秩序只有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这种观点来自工人运动青年时期和当时的社会条件；随着普选权和政治民主的实现，条件发生了变化，政治权利不再源于财产占有，而来源于公民权；社民党可以利用赢得的政治权利，使越来越多的对社会发展的实际决策权从私人资本手中转移到民众手里。“社民党的道路——改变对生产和对生产结果的分配的决定权而不是对生产资料的形式上的所有权，让这个决定权以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实现——不仅是更简单，而且首先是更符合所提出的目标。”(39)

      以这样的在社会主义核心问题上的退却为前提，社会民主党人将福利政策直接等同于了社会主义。恩斯特·维格福斯(Ernst Wigforss)指出：“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就是福利政策，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40)赫伯特·延格斯坦(Herbert)也指出“由于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普遍的福利，因而为福利所做的一切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概念就有着更加具体的福利概念趋向。”(41)

      2.福利国家的基础：资本主义私有经济

      实际上，当代福利国家就是国家干预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国家资本主义。即使是作为更加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瑞典，也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政府通过再分配手段来建立起来的。其所有的政策和措施，都是在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前提下的，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国家性质。德国学者弗兰茨-克萨韦尔·考夫曼指出：福利国家看来是调停的办法，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建设性的妥协。(42)

      丹麦人称自己普遍性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为“资本社会主义”。丹麦社会民主党领袖斯陶宁格的一位朋友这样评价他的主张：“在任何情况下，他总是认为进化应当创造物质成果，使之建立公正的新社会。他毕生都力求在现有基础上用改良来建设社会主义。他经常在自己的演说和著作中坚决主张保存现有的社会基础。”(43)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他们认识到，要进行社会改革或建设福利国家，就需要强有力的经济。不言而喻，这意味着强有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经济，以便保持充分就业和建设福利国家。瑞典模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44)

      除去再分配方式，福利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及其所决定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都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其社会经济的主体依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20世纪60年代前后，在瑞典的工业中，国有经济成分仅占8%，合作经济成分占5%，其余87%是私有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私有成分高达90%以上。(45)就目前而言，瑞典全部企业的94%集中在私人手中，全部工业品的93%由私人公司生产，工业劳动力的90%以上为私人企业工作，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实际上控制在17个大财团手中，农业和土地全部私有。(46)90%以上的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比英国、法国、意大利都高。国家只握有5%的工业企业，而商业之85%，银行业之91%，制造业之94%都归私人所有。私营企业雇用的劳动力占84%。(47)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

      瑞典社会党协调人伯蒂尔·金努男指出：“在很大程度上，那些住在很远地方的人有一种观念：瑞典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想说的是，瑞典无疑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48)瑞典总工会负责人莫德·杨森女士也说：“我希望我可以说我们处于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但实际上市场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多。……对此，我感到遗憾，但这是事实。”(49)

      北欧其他国家尽管提供了大量的福利保障，但是，也完全是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目前，都依然是世界上“最自由化”的10个或20个经济体之一。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由税收、通胀、政府规模、工作自由、贸易自由等等多个指标组成的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显示：本世纪以来，瑞典自由度持续上升。瑞典、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的经济自由度比大部分欧洲国家都要高，其中包括德国、奥地利、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50)

      3.福利国家的实质：福利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福利调控

      福利国家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之处，因而通过立法、宏观调控甚至是行政干预等手段，在再分配过程中，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限制资本剥削，实现以“自由、公正、团结互助”为核心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想。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资本的利益，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无非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内，更多地加上了较有利于公众的政府调控。

      拉尔斯·芒努松深刻指出：“从社会民主党20世纪的改革方式来看，它是在建设一种福利资本主义。实际上，社会民主党和右翼政党都是资本主义政党。不同的是，社会民主党更多地主张政府干预，更多地试图减弱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瑞典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瑞典是一实行很多调控措施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进行调控，对大企业的行为进行调控。这是一种‘植根于社会的资本主义’(socially embedded capitalism)，也就是福利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讲，瑞典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大多数生产方式为私人所有。的确，瑞典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它采取了很多调控措施，以致大多数人从中获益，如高工资、高就业、高福利。”国家、很强大的工会运动和很强大的雇主组织一起“改良和驯服了资本主义”。(51)

      英国学者佩特森和托马斯主编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一书也指出：历届瑞典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各项政策的特点是“在等到收入和私人财富创造出来之后再对其再分配进行管理”。“但是这些政策迄今没有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主要特征：生产资料仍旧归私人所有。”(52)

      因而，尽管可以说，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是一种比以往包含着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收入分配、经济民主、社会保障等等方面体现出来。然而，福利国家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依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至多只能说是包含着较多社会主义因素的福利资本主义模式，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能比过去所设想的更好地为公众福利服务而已。

      ①维基百科：“福利国家”，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88%A9%E5%9C%8B%E5%AE%B6。

      ②参见李琮《西欧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③[丹麦]考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福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郑秉文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1页。

      ④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等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讲座》，第379页。

      ⑤(16)(18)(19)(21)(23)(25)(26)(27)(28)(34)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第190、156、5、49、5、158、6、187、448、479、5页。

      ⑥维基百科：“福利国家”，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88%A9%E5%9C%8B%E5%AE%B6。

      ⑦Kenworthy,L.(1999).Do social-welfare policies reduce poverty? A cross-national assessment.Social Forces,77(3),1119-1139.

      ⑧Bradley,D.,Huber,E.,Moller,S.,Nielson,F.& Stephens,J.D.(2003).Determinants of relative poverty in advanced capitalist democraci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68(3),22～51.

      ⑨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7/17/c_12342302.htm：“北欧国家排前五最幸福国家丹麦排第一”，2010年07月17日。

      ⑩何秉孟、江辉、张顺洪：《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与瑞典学者座谈实录》，《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11)陈莉、叶劲松：《新自由主义：资本向劳动进攻的理论武器》，http://www.edu.cn/20020401/3024008.shtml。

      (12)托马斯·迈尔：《论民主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108页。

      (13)C.A.R.Crosland,The Future of Socialism,London:Jonathan Cape,1956,p85.译文参见黄素庵：《西欧“福利国家”面面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14)姜守明、耿亮：《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概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15)施九青：《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17)参见许大同《现代西方政治思潮》，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页。

      (20)参见高锋《瑞典社民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与瑞典历史变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4期。

      (22)《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2001年党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1期。

      (24)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25)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第6页。

      (29)董鼎山：《介绍美国保守派的第一支笔》，《编译参考》1982年第6期。

      (30)《日本学者伊藤诚论战后福特主义》，《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9期。

      (31)参见王捷、杨祖功《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180页。

      (32)Dahrendorf,Ralf.Der Wiederbeginn der Geschichte.Vom Fall der Mauer zum Krieg im Irak.München Verlag:C.H.Beck,2004.pp.188.译文参见张世鹏：《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相互渗透》，《欧洲研究》2006年第2期。

      (33)同上，pp.226.

      (35)(51)何秉孟、江辉、张顺洪：《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与瑞典学者座谈实录》，《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36)刘玉安：《北欧福利国家剖析》，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382页。

      (37)转引自徐崇温《瑞典模式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3期。

      (38)转引自张契尼、潘其昌编《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页。

      (39)参见杨启先《我对瑞典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1期。

      (40)转引自刘玉安《北欧福利国家剖析》，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41)参http://baike.baidu.com/view/2029025.htm：“职能社会主义”。

      (42)弗兰茨-克萨韦尔·考夫曼：《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王学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1页。

      (43)参见刘玉安《北欧福利国家剖析》，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44)参见何秉孟、江辉、张顺洪《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与瑞典学者座谈实录》，《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45)张契尼、潘其昌编：《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46)赵立人、李憬渝：《各国经济福利制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47)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北欧福利国家：不一样的社会主义》，2011-05-08。

      (48)(49)参见何秉孟《从“瑞典模式”看欧洲社民党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实质》，《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4期。

      (50)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北欧福利国家：不一样的社会主义》，2011-05-08。

      (52)佩特森、托马斯：《西欧社会民主党》，上海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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