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根元等《语言哲学对话》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语言论文,于根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于根元先生主持的《语言哲学对话》就要付梓了，要我在书的前面写点意见——对语言研究的意见，对这本新书的意见。我先是婉言推辞，继而又接受了这个任务。推辞，是因为我于语言学理论，包括应用语言学理论，没有作过深入的思考，更谈不上研究；在我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工作的四年多里，我从根元先生和这本对话的参与者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我只有拜读的份儿，哪有在书端写些什么的资格？后来又改变初衷，是因为我是这本书的第一批读者：早在“对话”断断续续进行时，他们每谈一次整理打印出来后，根元先生都送给我，我也就断断续续地拜读了。我想，作为最早读了这本书的语言工作者，理应把自己阅读的角度、感觉、收获写出来，供更多的读者参考，或许可以引出不同的意见，那么这也是一种交流研讨，获益的将不止是作者和我自己。另外，根元先生他们把这里所说的“语言哲学”定义为“大致上指的是关于语言学的又超于语言学的有哲学意味的大的理论问题”，这也让我胆子大了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哲学意味”就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而读书人思考问题时总会有点“形而上”的味道，我也不能例外，所以即使哲学修养不足，也不妨插几句嘴；“超于语言学”也给了我以鼓励：说走了嘴，离一点题，也不为错。
对中国的语言研究，长期以来我的确也有过一些想法。我正是带着这些想法读这本书的。为了说清楚我对这部书的观感，最好先把我的一点思考复述一下。
一点是，千百年来，中国的语言研究，缺乏理性的思维和理论的建设。我在《关于训诂学方法的思考》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
大约从乾嘉时代起，语言学家们几乎忘了哲学，重实证而轻思辨，重感性而轻理性，不善于把实际已经普遍使用的科学方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用认识论去阐释和论证这些方法。我国古代人文科学的混沌状态使得先秦的许多思想家也兼为文献学家、语言学家；从汉至唐，许多语言学家也兼通哲学；这一传统随着宋明理学的衰灭而中止了。清初大儒顾炎武等人把有明之亡归咎于明学的空疏，于是提出经世致用的口号，由他们倡导和创建的考据学派及其学风直接哺育了乾嘉一代学术。而到了乾嘉，由于学术发展所造成的分工，更由于对哲学的偏见，竟视小学与哲学为对立物，表现出来的就是汉宋之争（虽然汉学并不等于小学，宋学也不等于哲学），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当时只有一个戴震，二者皆精，因而在治小学的方法方面建树也多，只可惜和者盖寡，连他的学生们如段玉裁、王念孙，也没有学到这一手，因而只能承其一体，在局部上发挥发展。这一时期所形成的传统，影响是巨大的。直到今天，语言学界，特别是训诂学界，偏重考据忽视理论的倾向犹在，懂得哲学，能够沟通哲学与语言学的人很少。这恐怕是我们的语言学难以产生新思想新方法的一个重要内因。
后来，在我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主管出版社期间，我“利用职务之便”，从一个权威出版社手里接过奥格登、洪堡特、库珀、莱昂斯等人的四部语言哲学著作的译稿，意在帮助学术界借石攻玉。应责任编辑之请，我给这四部译著定名为《“语言与文化”译丛》，并写了一篇序。为了写序，我努力克服知识的不足，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把四部书“啃”了一遍，仍然没有完全掌握其中的内容，但是于我却有一个最大的收获：更坚定了上面引文所表达的观点，因而又有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可以认为这套书也是哲学著作。对语言和语言学的重大问题进行哲学的思辨，是这套书的又一特点。例如“意义”，这是我们训诂学、词汇学论著中的常用词，你这样用，我那样用，你说古人理论性不强，他说你的理论有漏洞，实际上呢，从精细的角度去看，原来大家对什么是“意义”都还没有深究。深究不一定就能得出所有人都信服的绝对真理式的答案，西方学者对“意义”的解释就有二三十种之多，就是证明；但是有了精密深入的考察，起码论述者自己总算有了一块比较牢固的立足之处，这套书中关于“意义”的讨论就是这种情况的具体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可以说，我们的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关心太少了，而我们的语言学家对哲学的了解就更为可怜。
语言学是实证性的学科。在对语言进行逐步深入的了解的过程中，先用归纳的方法从大量的语言材料中总结出规律，据此把语言的现状描写清楚，进而对比和联系同语系的和不同语系的语言，加深对语言来龙去脉和共性个性的了解，都是必然的，必须的。贯穿在这整个研究过程中的，是随着对语言认识的进步不断发展和改进研究语言的方法。方法，现在人们一般按照三个层次讨论：学科的特有方法、一般的研究方法、上升到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相互勾连、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这就是说，实证的语言科学，研究到一定阶段，就会有，也应该有哲学的思辨，并以思辨的结果指导另两个层次方法的改进。科学发展的历史，究其实质，就是研究方法的演进史。
我国的语言学源远流长。古代的经学家、训诂学家对于语言的诠释描写和寻根溯源，有着丰富的成果和经验。由于文化背景、学术传统的特性，我国的古代的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一向具有重实用、重情景的人文性特点。这样的学术风格和道路，一方面大大促进了文献学的发展，使文化的传承牢固而明晰，另一方面也造成忽略理性思维、缺乏宏观分析的不足。
在中国的语言学史上，也曾闪现过哲理的光辉，可惜大多短暂。先秦时代，孔、孟、荀等人有关语言的论述即带有很丰富的哲学意味，老、庄在语言的运用中时时折射出对语言深层思考的机智，而墨子则把语言、词义和逻辑紧紧联结起来，其纯理性思维的高度甚至令今人叹服。
从汉代起，这一方面似乎就日见其不行了。南北朝时期虽然玄学发达，但却很少把哲学的头脑用在语言分析上；逮及唐、宋，有不少经学家是兼通哲学的，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在自己的学问中把二者沟通起来。在我看来，自秦而后使“小学”和哲学彼此渗透，因而相得益彰者太少了；在这段不短的时间里，戴震可谓为第一人，因而他在两个领域里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而他在对古代语言文字的音、义、形的研究上所奠定的方法论基础，已使得其传人——笼统地说，即“皖派”——所占有的领域虽然大多仅仅具其一体，而所得到的对具体语言现象的认识却能“陵越汉唐”。——可以说戴震开创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的时代。
戴震所生活的年代（1723—1777）恰与威廉·冯·洪堡特（1767—1835）几乎同时。在西方，像洪堡特那样对语言进行哲学思考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而中国在戴震之后，“小学”家们的注意力都被语言的微观世界吸引过去了。其积极的结果是人们对古代文献的了解深入准确了；但另一方面，对语言和文字的状况和规律、对语言（包括方言）的断代（共时）描写、对语言中哲学内蕴的开掘，却没有被提到研究的日程上。与此同时，在哲学家们那里，由于对语言关心和观察得不够，恐怕也妨碍了哲学研究的深入。——但是，这是需要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们来评说的。
宏观，细密，实证与思辨的紧密结合，语言学不忘记哲学，哲学关心语言学，是这套书的特性，也是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的有益的经验。（注：这套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后来作为“语言学译著丛书”1997年开始出版，我写的序。在我的底稿上记着稿子交出的日期：1995年1月。）
我想，就着这个问题无须再多说什么了。从那时到现在，我的认识没有什么提高或改变，语言学界的状况也没有多大变化。上引的两段旧话，是耶？非耶？只好就教于这本书的参与者们和广大的同道。
我的第二点想法是，研究语言，特别是研究现代汉语的目的是什么？
可能有人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幼稚，但是，我却是认真的。
无疑地，语言研究和所有学科一样，既有认识价值，又有应用价值。在我国古代，“应用”是主要的目的，如果不能说是惟一目的的话。那时的“应用”，主要是用于教学：解释古书，指导作诗。自西方语言学被介绍到中国来，以《马氏文通》的问世为标志，一百年来，我国的语言学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最大的是现代汉语（特别是语法）和古代汉语中的音韵学。这变化，既体现在方法的改进上，也反映在研究的目的上。在现代汉语和音韵学领域，认识价值远远超过了应用价值。其他领域，例如训诂学、文字学、现代汉语的词汇学，却犹如坚石筑成的堡垒，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至今也未能攻进去，即使有所触动，所引起的也是形异而非神变，有的一如现代汉语词汇学——几乎是在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启发下建立的，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建立了很好的体系。近年来，在过去触动不大的这些领域，似乎颇有不甘落后的意思，也纷纷搬用或参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努力把这些学科带进“纯理论”的境界。于是，原本以应用为目的的学科，也变得让人不知所为（注：去声）了。由此似乎可以说，语言研究的终极目的在这一百年里，并不是很清晰的。
现代汉语语法方面的情况还可以说得细致一点。从上个世纪末起，西方语法研究的每个阶段的主要代表流派的理论和方法都或晚或早地、或直接或间接地介绍进来了，并且被中国的学者用来研究中国的现代语法（不限于汉语，还包括了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并且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甚至可以说，中国语言文字学的每次阶段性进步，都与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和引进到中国来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使我们对汉语（还有汉字）和许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有了比较清楚、细密的认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和对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紧密结合，另当别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第一和主要目的是教学，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异议的。教学需要深入，于是逐渐出现了对语法现象进行细致描写与解释（分析）的语法研究。有人把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分成“教学语法”和“学者语法”，大体上说来，前者偏重于描写，后者更注重解释。不管“教学语法”“学者语法”的提法合适不合适，也不管我的理解准确不准确，似乎都可以说现代汉语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基本上是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服务。但是几十年下来效果如何呢？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语言学界和教育界的人士不断提出疑问和批评，看来不能说是成功的。
上述的情况，向我们提出了两个紧迫问题，语言研究的社会功能如何定位？语言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出了什么问题？
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人类独特的能动性也就在于改造世界。具体到语言研究，就不能忽略了语言研究对语言的反作用。任何学术研究都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方面。依我看，语言研究的社会功能应该主要体现在应用研究上：语言本来就是工具，人类要使用它，自然就要认识它，认识是为了更好地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又加深了认识。
这是符合科学研究的总体规律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从来就不是对立的，一个是植物的根，一个是可供人们使用的茎、叶和果。没有基础研究，就不认识事物的基本规律，就谈不上应用；没有应用，基础研究提供给人们的规律就无法在更广泛的范围里得到验证，也就发现不了已有的认识还有什么毛病，下一步该朝哪儿走。脱离了应用的基础研究，恐怕很难有真正的进步，遑论突破。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也没有高低之分。那种现在在我国随处可见的把应用研究视为“小儿科”的观念纯为心造。
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一方面西方应用语言学理论被介绍进来，另一方面语言和文字的使用范围和频率急速扩大、加大。这时人们发现，过去语言学给予人们的结论过于笼统模糊，有的也不那么准确，还有不少空白。从总体上说，我们的语言文字研究对现实生活关注十分不够，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可以说，语言研究原来的为教学服务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社会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和信息化阶段，又向语言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对中文信息处理、广告、广播、法律、交际等方面语言应用的研究陆续开始了。这些方面的研究，又给人们新的启示：原来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确还有许多应该反思和改进的地方。同时，语言应用研究本身的规律性，也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关注、所掌握。
西方的应用语言学传进我国，很快地，我国的学者就突破了应用语言学原来的意义和界限，不限于第二语言教学，不但把我国原来比较重视的本民族语教学扩展进去，而且把语言和文字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特别是在计算机处理汉语汉字技术方面的应用，也都算进来了。可惜的是，至今涉足中文信息处理、母语教学（包括识字教学）和其他一些领域的语言学家还太少太少。这种状况不但和社会对语言这一工具的要求相悖，和语言学自身发展的逻辑性也是矛盾的。
我的这些想法对不对？有几分对，几分错？当我十年前提出语言学需要哲学的意见时，实在希望能够看到或听到批评的或呼应的声音。但是，却一直寂寞得很，现在于根元等先生的书就要以《语言哲学对话》为名出版了，我的喜悦可想而知。
现在该说到《语言哲学对话》这本书了。
读者们可以发现，我在上面所说的看法，在这部书里都有所论述，这也让我对自己过去的思考增强了信心。姑无论我的观点正确与否，证明了那些问题我该思考就行了。事实上，我不能不佩服对话的参与者们阅读之博之细，思路之广之深。与之相比，我的那些想法实在过于笼统过于理性了，当然根基也就不深不厚。他们从语言的本质、基本属性、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谈到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研究语言工作和语言规划的诸问题，要言之，举凡有关语言和语言学的重大问题，他们都讨论到了。“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虽然对话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但也总要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小结就是“第十八”里的“五十八个重要的见解”。这些见解是对前十七个对话的概括，更为清晰，更为尖锐。其中让人读了折服的地方应当不少，而我特别喜欢下面这些论断：
在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语言哲学研究的语言学就会是“失魂”语言学，相对而言，没有本体研究的语言学是“落魄”的语言学，没有应用研究的语言学是“丧胆”的语言学。
语言学的理论的目的或者带根本性的目的是通过对语言的研究，来认识人，认识人类。
在交际这个语言的基本属性面前，任何语言学理论，任何语言学流派，任何语言学家，顺者昌，逆者衰，概莫能外。
对历史的忽视甚至否定，我们在一定时期之后会发现自己根基浅薄，理论生硬和灵性失落。……我们的语言研究既缺少东方哲学的底蕴，又遗弃了古代语言研究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在汉语研究中，我们太注重技术性、太偏爱技巧了，没有花大的力气发现其中包蕴的哲理。
语言工作的进进退退是个规律。因为事物的变化、发展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折、螺旋式的，语言工作也不例外。
语言计划的手段、办法，主要是引导和劝诱。
语言的运动是开放的。
从“整体、动态、平衡”这一组辩证观念出发去认识汉语的特点。
语言的静态研究是初步的而不是基本的。动态是语言的本质，动态研究是语言研究的主导方面。
发展语言学，需要加强语言学评论。但也要注意：一方面，反对浮夸的学风和文品，反对动不动就是“创建新学科”“填补空白”“国内外著名”；另一方面，反对盛气凌人，不要老子天下第一，以说别人不好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权威。
多么直率！当初断断续续“对话”时，我就有这种感觉，以至读到这“第十八”，就更由衷地赞叹了。直率意味着坦诚——对语言学的挚爱与忠诚；直率包含着自信——对语言学界朋友们接受程度（同意或参与争辩）的信赖。至于这些话对我的启发，那就更自不待言了。我想，不少读者会和我有相同的感想。
我很欣赏这种对话的形式。看看《后记》所附的参与对话者的名单，前后竟达六十人！在语言学界很少有不论流派、师承，而能聚在一处坐而论道的今天，山南海北的同道这样认真地讨论，忠实地记录并且公之于众，难能可贵。尤其是，根元先生请来或找上门一起讨论的，既有大家，也有不少是“后生小子”，平时不大“见于经传”者。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言所欲言，这是多么好的气氛！在宽松的、少长无嫌的环境里疑义相与析，获益的将不止是参与其事的人。当年陆宗达、肖璋、俞敏先生对我的教益，更多的不是在正式授课之中，而是在聊天（即今之所谓“侃”）的时候，其时所得，远远非课堂教学所能比。至于我向那些我所私淑的先生们——如王力、洪诚、周祖谟、徐复、胡厚宣、殷孟伦、黄典诚等——请益，也多是在闲聊的时候。在先生们或许是无意，而在我则是“掏”宝贝的机会。我对自己的研究生也一直采取这种“侃”的方式，随机而聊，面宽而深，因为连考虑还不大成熟的“私房话”也和盘端出，毫无隐藏，而且双方主动，言来语往，教学相长。如果学生有心且不乏悟性，其收效也该大于正襟危坐在课堂上被动地听结论罢，虽然我能给予学生的无法和前辈们相比。我没有参加根元先生所组织的对话，但看记录，其效果应该是相近的，而其意义则更大：对活跃学界的自由民主气氛大有裨益。也许有的读者不大习惯一本书用这种方式写成，在我，则是喜欢的，不呆板，读时思路跟着对话人走，犹如置身其间，更不用说这种方式于古（中和外）早已有之。
我并不认为这本“对话”十全十美，也并不是完全同意里面的每一句话。比如，若就“全”而言，还有些问题没有涉及，若就深而言，有些问题开了头就煞车了，留给人以不甚解渴的遗憾。又如，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语言学理论建设的走向、进程，说的不多。这固然是对话者们更多地着眼于从实际问题想开去，但是既是“语言哲学”对话，理论语言学界的情况和问题就是不可回避的，因为那个领域里边也有哲学啊。
诚如根元先生所说，“对我们的对话比较感兴趣的，多半是原先侧重研究实际问题而对理论有思考的朋友。”（第十八）这既是这本书的优点——基于实践进行思索，思索的结果还要回到语言研究、语言工作和语言实践当中去，也是它的不足——能不能设法把更多的不侧重研究实际问题的朋友们也吸引进来？但同时他的话也证明了我的感想：就整个语言学界来说，对理论的热情还不够。希望这本“对话”能在语言学界燃起火来：对这本“对话”不妨议论议论，同一地区或不同地区、同一领域或不同领域、同一年龄域或不同年龄段的语言学工作者也多开展些类似的对话。
根元先生让我在写序时别考虑篇幅，于是我坐在计算机前就有意放开了点，不知不觉拉拉杂杂敲出了那么多字符，该打住了。
忝为序。
于日读一卷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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