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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4)02-0112-07
一
1936年5月8日，鲁迅在致文学青年曹白的信中鼓励他坚持学习法文，因为法国有大作家和好作品。鲁迅的文化活动是从翻译介绍法国文化开始的。恰巧是100年前的6月，鲁迅在《浙江潮》第5期译介了雨果的随笔《哀尘》。《哀尘》原是雨果《随感录》中的一篇，题为《芳梯的来历》，亦即史诗般的长篇社会小学《悲惨世界》的素材之一。文中记述了雨果目睹的一件事：在一个雪花如掌、缤纷乱飞的日子里，雨果在泰波的街的马车停车场候车，看到衣着华丽的恶少将雪球塞进一贫苦女子的背部，女子因冷痛交加而反击，却被巡查关进警署，根据法律条文，以殴辱绅士罪判以6个月禁闭，后因雨果签名作保方获释。后来雨果将这个故事加以演绎，写进了《悲惨世界》第5卷。鲁迅在《<哀尘>译者附记》中用文言文发出了感叹，白话大意是：“呵，法律，你为什么只强加于一个地位低下的女子!那个恶少年披着文明的衣裳，在光天化日之下胡作非为，而那个卑贱的妇女却仅仅想谋取生存而不可得，这是谁造成的罪过，使世界变得像这样悲惨!”
鲁迅在《<哀尘>译者附记》中还介绍了雨果作于1831年的《巴黎圣母院》和作于1866年的《海上劳工》。这两部作品跟他作于1845年至1861年间的《悲惨世界》成为了三部曲，对制约人类的宗教、社会、自然进行了挑战：不合理的宗教教义可以摧残人，不合理的法律条文可以压抑人，自然界的报复又常常使人类束手无策。雨果正是借《巴黎圣母院》质疑宗教，借《悲惨世界》质疑社会，借《海上劳工》表现人跟自然的冲突。鲁迅明确表示，他之所以译介雨果的作品，是因为“嗟社会之陷阱，莽莽尘球，亚欧同慨”。
雨果在致友人信中曾经写道：“对苦难人们的爱活在我的心中，情同手足，我和他们心心相印。”[1](PP478-479)但他却过多地寄希望于抽象的道德和正义。鲁迅跟雨果一样密切关注贫穷、饥饿和黑暗问题——尤其同情于比贫困男性更为卑微的妇女，更为弱小的儿童。他曾经酝酿写一篇关于穷困的文章，题意是：穷并不是好，要改变一向以为穷是好的观念，因为穷就是弱。少数人暴富固然不好，但个人穷也没有什么好。归根结底，以社会为前提，社会就穷不得。与此同时，鲁迅也跟雨果一样力图解决愚昧问题。可以说，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剖析并抨击民族性中的负面因素，是鲁迅创作的基本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鲁迅跟雨果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继译介《哀尘》之后，同年10月日本东京进化社又出版了鲁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紧接着，鲁迅又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另一部作品《地底旅行》，并于1906年3月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鲁迅留日时期热衷于译介科学幻想小说有三个原因：一、据鲁迅自述，“我因为向学科学出身，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二、1878年至1898年，亦即日本明治11年至31年，儒勒·凡尔纳是日本读者最欢迎的外国作者之一，在日本知识界尤其拥有众多的读者。1897年之后，翻译凡尔纳作品的热潮在日本消退，但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又紧接着关注这位科幻小说大师的作品。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月刊，至1905年底共出版24期。据周作人回忆，当时《新小说》正在译介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和《海底旅行》，深受读者欢迎，更坚定了鲁迅翻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的决心。三、鲁迅试图用科学幻想小说的形式向中国民众普及现代科学知识。在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文盲充斥的国度里，提倡科学跟提倡民主是同样紧迫的事情，因为有了民主才能遏止专制，有了科学才能疗治愚昧。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说：“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缀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
但鲁迅后来也认识到他译文的致命缺点，即没有忠实于原文。这是受日本翻译界不良译风的影响所致。《月界旅行》是根据日本翻译家井上勤1880年的日译本转译的。《地底旅行》是根据日本翻译家三木爱华、高须墨甫1885年的日译本转译的。当时日本翻译凡尔纳的作品多根据并不忠实于原文的英译本转译，在重译过程中又进行增删改写，甚至连作者的名字也张冠李戴。如《月界旅行》日译本将凡尔纳误为美国人查理士·培伦，《地底旅行》日译本又将凡尔纳误为英国人威男。鲁迅不但沿袭了日译本的错误，又在日译本基础上再作加工，用文言文改写成章回体小说。对此，鲁迅在晚年非常懊悔，深责自己自作聪明，并表示他的这两个译本没有保存价值。
平心而论，鲁迅的自责并非故作谦虚，他的上述译本虽然不能作为翻译作品的典范，但在中国的科学幻想小说发展史上仍然具有开创的意义。此外，鲁迅在改译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一种诚挚而稚气的爱国热忱。如在《月界旅行》第5回中增加了原文没有的字句：“有说(火药)是上古时支那人发明的。”在《地底旅行》第9回中，又插入了原作没有的论述“天人决战，人定胜天”的百余字，表达他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乐观的生活信念。更重要的是，在鲁迅译本的影响下，科幻小说已经成为了百花斗艳的中国文艺园圃中的一簇奇葩。鲁迅生前，曾热切呼唤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水乳交融，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相互促进。他在1907年撰写的《科学史教篇》中说，人们所应当希望应当要求的，不但要有科学家牛顿，也希望有诗人如莎士比亚；不仅要有像英国波义耳这样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也希望出现拉斐尔这样的画家。人类不仅需要哲学家康德，也必须有音乐家贝多芬；既要有生物学家达尔文，也必须有卡莱尔(T.Carlyle)这样的著作家、历史学家。科幻小说的倡导和繁荣，正是推动两种科学、两种文明同步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鲁迅翻译的为数不多的法国文学作品中，有查理—路易·菲力浦(Charles-Louis Philippe)的小说《捕狮》和《食人人种的话》。这两个短篇都是根据日本堀口大学出版的《腓立普短篇集》转译的。在鲁迅藏书中，还有日文版的《菲力普全集》和西文版的《老彼德利尔》和《蒂奈特的腿》。鲁迅关注这位法国小说家，原因在于他的作品表达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被践踏受侮辱的“卑微阶级”的痛苦与不平。《食人人种的话》描写一个称为“谟泰拉司”的黑人部落举行吃人宴会。这些好战的黑人让女巫杀死了一位俘获的20岁的胖女人，满意地分吃她那带紫黑色的肥肉。但是这位女人的7岁女儿凄厉地呼唤母亲，终于唤醒了全体“谟泰拉司”人的道德良知，认识到“人肉的筵宴是悲凉的”，于是酋长决定收这个女孩为义女，全部落的人都在忏悔因可耻的口腹而犯下的罪过。鲁迅早就把中国封建时代的礼教称为吃人的道德，把中国人称为食人民族，把中国的历史称为“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坟·灯下漫笔》)。可见，鲁迅翻译菲力浦的这篇作品，目的是在扫荡中国和外国的一切食人者，掀翻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存在的食人筵席。
二
由于鲁迅不懂法文，因此他对中法文学交流的贡献主要不是翻译而在于评介。鲁迅在他的一系列杂文中，联系中国现状，对法国文学大师卢梭、巴尔扎克、福楼拜、法朗士、纪德等进行了评价，从中可以折射出法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也为全面评价这些作家提供了异域的文化参照。
1908年12月，27岁的鲁迅在《河南》月刊第8号发表文言论文《破恶声论》，赞颂卢梭1765年至1770年撰写的《忏悔录》。这是一部无比真实的著作，记载了卢梭半个世纪生涯中的美德与罪过，在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提供了一幅依照本来面目描绘的作家画像。鲁迅指出这部书洋溢着卢梭发自内心的呼声，跟那些掩盖自己丑恶灵魂的“志士英雄”形成了鲜明对照!然而无论是生前和死后，卢梭却长期受到人们(主要是僧侣和贵族)的责备和迫害。他在中国的境遇亦然。概括起来，其手段一是攻击，二是曲解。比如新月派批评家梁实秋就把“卢梭个人不道德的行为”作为一般浪漫文人行为的标本，一箭双雕，既否定了卢梭，又株连了浪漫派文人。对于这种“借刀杀人”的方法，鲁迅在《三闲集·头》中进行了揭露。对卢梭的著作，鲁迅主张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反对像梁实秋教授那样，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取舍，“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更反对曲解卢梭的思想。比如，卢梭在他那部讨论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爱弥儿》中，既提出了教育要让人的本性避免社会偏见和恶习影响的主张，但同时又流露了“男子中心论”的思想和妇女应该屈从夫权的偏见。梁实秋教授因为反对男女平等的学说，却说什么“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唯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梁实秋《卢梭论女子教育》)。又如，卢梭在1755年所写的《论政治经济学》中说：“财产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基础。”他虽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但认为人类不平等起源于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财产的出现，希望通过法律来限制财富的过分集中，以逐渐实现人权平等。但梁实秋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把这句话曲解为“资产是文明的基础”，因此“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对此，鲁迅在《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又予以揭露，指出：“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十年，但当不至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都以资产为基础。(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在《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七)》中，鲁迅还指出卢梭是18世纪少有的辩证论者之一，在这一点上，卢梭要比托尔斯泰高明。这样，鲁迅就维护了卢梭的历史地位，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
巴尔扎克是一位把创作小说看作是书写历史的作家——他的作品如一部真实的编年史、风俗史、心灵史，波澜壮阔地描写了1816年至1848年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特别擅长于描写人物的对话，通过这种巧妙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揭示各人的不同性格。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巴尔扎克也能够通过对话写出他们的千差万别。比如，《欧也妮·葛朗台》中葛朗台跟周围人物的对话，寥寥几句，无不活灵活现揭示出这个吝啬鬼的性格。对此，鲁迅在《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一文中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人物语言描写上跟巴尔扎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巴比塞。在鲁迅藏书中，有巴比塞的小说《地狱》和《被枪决而活下来的人》。巴比塞是上世纪法国著名的左翼作家，他的作品自然引起了中国左翼作家的特别关注。1934年10月，中国左翼作家夏衍翻译了巴比塞的短篇小说《本国话和外国话》，刊登于同年《社会月报》1卷5期。鲁迅在《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二)》中介绍了这篇小说的梗概：通过作品中那三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入死的士兵跟阔人家小姐语言无法沟通，说明“这世间有两个世界”。境遇相同，不同国度的人也能通过手势说同样的话；若境遇悬殊，同一国度的人之间也是“有着跳不过的深渊似的”。鲁迅通过这一例子，说明文学除了具有普遍性、永久性之外，还具有特殊性和阶级性。
福楼拜是法国19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小说家，也是一位无时不在梦想到中国旅行甚至甘愿为之抛弃工作的作家。他同时也为他异国的读者所深深景仰。鲁迅编辑《奔流》月刊时曾发表一篇法国纪念托尔斯泰的报道，其中说，托尔斯泰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所以不大喜欢法国文学。但他仍然佩服三位法国作家，那就是司汤达尔、巴尔扎克和福楼拜。1932年，有人攻击中国的左翼作家目光短浅，只顾眼前而不顾将来，热衷于提倡文艺大众化，而从连环图画和唱本这种低级的形式中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和福楼拜来的。鲁迅在《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一文中反驳说，托尔斯泰和福楼拜“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他还认为，从连环图画中可以产生米开朗基罗、达·芬奇这样的伟大画家，从唱本说书里也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和福楼拜。
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法朗士也是一位鲁迅十分欣赏的作家，鲁迅藏书中有他的小说《泰绮思》(今译为《苔依丝》)的两种英文译本。1927年11月20日，鲁迅写信鼓励民俗学家江绍原将这本书译成中文，因为“这书有历史气”，非向壁虚构者可以比拟；对作品中那位高僧巴甫努斯(Paphnuce)的心理活动尤其刻划得入木三分，通过他内心的苦痛揭示出人性和宗教教义的剧烈冲突。1936年2月1日，在致法国文学翻译家黎烈文的信中，鲁迅又指出“法朗士之作，精博锋利”。他对中国读者向不注意法朗士的情况表示遗憾。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京派”和“海派”》一文中，鲁迅用生动的文笔概述了《泰绮思》的内容，指出这部作品很多方面是得益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显示出了文豪的真实本领。1894年，法国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被军事当局诬告，以泄漏军事机密被判处终身苦役。1897年，左拉以《我控诉》为题发表致总统佛尔的公开信，伸张正义，要求为德雷福斯平反。法朗士坚决支持左拉的正义之举。1912年10月5日，法朗士在左拉墓前发表演说，称颂这位战斗的自然主义大师是“人类的良心”。鲁迅感到，法国作家这种仗义执言的精神跟有些中国作家不辨是非、泯灭良知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法国，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还有一位纪德。鲁迅说，他对这位作家的著作和评传看得极少。在给友人的书信中，鲁迅推崇的也仅限于纪德撰写的作家短评(1934年9月20日致徐懋庸信)。但实际上，鲁迅不仅阅读了纪德《文艺评论》和《续文学评论》的日译本，而且购置了纪德的其他作品，如小说《田园交响乐》、《窄门》，散文诗《新的粮食》，散文《思索与随想》，还买了一部日文版的《安德烈·纪德全集》。为了帮助中国读者认识这位杰出的作家，鲁迅从日文转译了纪德的自评《描述自己》和介绍了瓦乐敦创作的纪德画像。关于纪德究竟是不是“第三种人”，鲁迅跟诗人戴望舒之间展开过一场争论。“第三种人”是苏汶(即杜衡)率先使用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在自由知识分子跟党派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的一个作家群。苏汶认为中国当时的左翼作家光知道煽动和暴露，理论进步而作品贫乏，是左而不作。他所谓的“第三种人”是忠于艺术，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人。因为左翼作家掌握了文坛霸权，吓得原本中立的“第三种人”不敢动笔，唯恐被戴上“资产阶级走狗”的帽子。1933年3月21日，纪德在革命文艺家协会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发表了抨击德国法西斯的演说。诗人戴望舒在《现代》杂志3卷2期报道了这次讲演，并借题发挥说，纪德就是法国文坛的“第三种人”。鲁迅反驳道，中国的左翼理论家并没有愚蒙到视一切“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为资产阶级的“帮闲者”，而纪德也并不是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第三种人”。今天看来，鲁迅对所谓“第三种人”的认识仍然是正确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南腔北调集·又论“第三种人”》)
三
鲁迅跟法国作家的文学姻缘中，最为复杂的是跟波德莱尔的关系。鲁迅在文章提及波德莱尔时，主要是批评他政治立场的动摇和生活态度的颓废，从未给予肯定性评价。但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跟鲁迅的《野草》进行比较，试图揭示这两位散文诗作家的精神联系，给鲁迅研究园圃开拓出一片有待深入挖掘的领域。
所谓波德莱尔政治立场动摇是指以下事实：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民众举行武装起义，反对七月王朝(即代表金融资产阶级的奥尔良王朝)的倒行逆施。国王路易·菲力浦退位，宣布建立第二共和国。波德莱尔抛弃了文学活动，持枪卷入了这场革命的漩涡。同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发动起义，波德莱尔又加入了起义者行列，在巷战中奋斗，手中沾满火药味。但是，波德莱尔投身革命并非出自坚定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而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对他那位在奥尔良王朝担任将军的继父杰克·欧比克的叛逆——当时27岁的波德莱尔认为，正是这位继父夺走了他的母爱并破坏了他对生父的思念。他在以后的日记中追忆道：“1848年我露出狂态。那种狂态究竟是什么性质呢?是属于报复的嗜好，对破坏的自然喜悦，文学性的陶醉，总之是故事般的回忆。”鲁迅用波德莱尔的经历来告诫中国上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学家”，希望他们能有一个纯正的终极目标，以免在革命军的行进途中退伍，落荒，颓唐，叛变。鲁迅在《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一文中说：“法国的波德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鲁迅称波德莱尔是“颓废的诗人”，是因为这位《恶之花》的作者出于孤独和反叛心理，曾经追求时尚，挥霍金钱，因迷恋妓女而染上性病并吸毒。因为心情抑郁，波德莱尔曾于24岁和40岁时两次企图自杀。然而波德莱尔又是一位强有力的艺术家。他不仅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而且是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那些“象星星般闪耀在高空”(雨果语)的作品在19世纪法国文坛的地位是独特而无人能够取代的。
谈到波德莱尔对鲁迅的影响，最直接的证据是鲁迅参照日译本和德译本翻译了他1863年创作的散文诗《窗户》。这篇作品出自波德莱尔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1924年，鲁迅曾译介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苦闷的象征》——这部书后来成为鲁迅在北京高校讲授文艺理论课程的重要参考书之一。该书第2章《鉴赏论》指出，鉴赏就是读者和作者通过心灵契合而产生的共鸣共感。作家用象征表现自己的生命，而读者通过这种象征在心中进行着二度创作，这才成为文艺的鉴赏。为了帮助读者理解鉴赏的性质，厨川白村全文引用了波德莱尔的这首散文诗。诗的大意是：波德莱尔从波浪起伏的房顶那边，看见一个年仅中年但脸上布满皱纹的劳苦妇人。妇人虽然低头不语，足不出户，但作者却通过她的面貌、衣着、动作，甚至其它的细微末节推想出她的传奇经历，并动情地向自己述说，从体验别人的生命而获得满足。波德莱尔并不关心他编造的这个故事的客观真实性，只要这个故事使他感到了自我的存在并丰富了他的生活内容。厨川白村全文引用《窗户》之后总结说，能从自身以外的人身上体验生活和痛苦，这就是文艺鉴赏。“所谓鉴赏者，就是在他之中发现我，我之中看见他。”
中国的鲁迅研究者还惊奇地发现，这两位远隔重洋的文学大师从事散文诗创作恰恰都在43岁那年。内容上都是抒发时代的悲苦与郁闷，浓浓涂上了富于个性化的心灵色彩。表现形式上大量运用象征手法，少直接表白而重暗示启发，少描述事物而为事物创造气氛。发表之后都给文坛带来了一种颤栗，给读者带来了长时期的心灵震撼。此外，研究者还从这两部作品中列举了很多题材的相似，主题的相同乃至于章句的巧合之处。但是，迄今为止，人们还难以找到《野草》刻意摹仿或直接受到《巴黎的忧郁》影响的有力证据。在鲁迅藏书中，我们发现了三种《巴黎的忧郁》(当时均译为《巴黎的烦恼》)的译本。有两种日文译本，由高桥广江和三好达治翻译，分别出版于1928年和1929年。中文译本的译者为石民，该书1935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还有一种德文版的《小散文诗》，但未注明出版年代。因此，虽然鲁迅翻译过一篇波德莱尔的散文诗《窗户》，但至今尚不能确定鲁迅创作《野草》的时候是否通读过《巴黎的忧郁》。据推断，他对波德莱尔的了解，有可能是通过日文版《法国诗选》或《近代法兰西诗集》中的个别篇什。
在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对《巴黎的忧郁》和《野草》进行对比时，我认为还应该从时代背景、心路历程和创作方法三方面分析两者之间的明显区别。波德莱尔创作散文诗是始于1855年。当时正值法国1830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之后。面对崩溃的文明，腐败的社会，渺茫的前途，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幻灭，产生了一种以怀疑、苦闷、悲观、孤独、绝望、愤世为主要特征的“世纪末”情绪。波德莱尔的作品由于渲泄了近代人心中的隐痛，剧烈的情欲，死一般的悲哀，成为了在这种病态的社会土壤之上绽开的病态的花朵。鲁迅创作《野草》是在1924年至1926年，当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到来之前，是一个新旧交替、方生方死的时代。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普遍感到的苦闷，源于阶级矛盾的尖锐和民族危机的深重，社会黑暗的无涯和个人反抗的无力。他们虽然也从王尔德、尼采、波德莱尔、安特莱夫的作品中摄取了“世纪末”的果汁，但他们热烈而悲凉的心境下掩盖的时代内容和社会内容却跟波德莱尔有着很大的差异。鲁迅自己说，他的《野草》是旧中国“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野草>英文译本序》)。
同样面对由怀疑而生的苦闷，鲁迅跟波德莱尔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他没有因怀疑而悲观，因消极而享乐，因孤介自好而躲进艺术之宫。他的作品也不像波德莱尔那样，“描写地狱，没有指出一点现代的天堂底反映”(《集外集拾遗·<比亚兹莱画选>小引》)。读者从《野草》中强烈感受到，鲁迅明知无望而有所希冀，明知绝望而偏要抗争，明知黑暗而添加亮色。他在迷茫中求索，在求索中前行，在绝望与希望消长起伏的心灵律动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因而鲁迅的《野草》虽然也流露出了颓唐的情绪，但从全书而论，奏出的却是由悲观而乐观，由消极而积极的愈来愈高昂的旋律。
再次，鲁迅的象征主义跟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也有所不同。虽然他们的散文诗都运用了富于音乐美和色彩美的语言，使用了跌宕、跳跃的诗句，特别是采用了大量富有感染力的象征、暗示、隐喻、联想来表达内心世界与外界事物的感应契合，但不同的是，在波德莱尔那里象征主义是作为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一种反叛，而在鲁迅那里象征主义只是作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一种调和补充手段。更明确地说，鲁迅的象征主义不是跟颓废主义、唯美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法国式的象征主义，而是日本式的广义的象征主义。鲁迅译完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之后说：“至于主旨，也极分明，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但是‘所谓象征主义者，决非单是前世纪末法兰西诗坛的一派所曾经标榜的主义，凡是一切文艺，古往今来，是无不在这样的意义上，用着象征主义的表现法的’。”[2](P323)厨川白村对象征主义普泛化的阐释，减少了中国作家接受象征主义的障碍，使更多的中国作家和读者从文艺本质的高度接受了这种文艺思潮。
在中法文学交流史上还有一段佳话，那就是罗曼·罗兰和鲁迅的互相推崇。在鲁迅著作中，罗曼·罗兰是被提得最多的作家——前后多达36次。比如，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军阀政府枪杀爱国学生的惨案。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政府门前被称为“死地”。1926年3月30日，鲁迅在《国民新报副刊》发表了《“死地”》一文，援引了罗曼·罗兰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爱与死的搏斗》。剧中人加尔劝持不同政见的议员库尔跋齐逃亡，并告诉他此事已得到罗伯斯庇尔的默许，“因为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鲁迅借此歌颂了“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法兰西民族，同时又告诫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在知道死尸的沉重之后不肯再去轻死。1936年5月8日，鲁迅在致青年木刻家曹白的信中，就以罗曼·罗兰作为法国优秀作家的代表。同样，罗曼·罗兰也是鲁迅在欧洲的文学知音。1926年，《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最早中译者敬隐渔将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节译为法文，受到了罗曼·罗兰的好评，并亲自推荐，刊登于同年5至6月份的《欧罗巴》杂志。罗曼·罗兰在致敬隐渔的信中说：“阿Q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其证据是在读第二次比第一次更觉得好，这可怜的阿Q底惨象遂留在记忆里了……。”(转引自1926年1月24日敬隐渔致鲁迅函)
鲁迅去世后，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了一篇悼文《中国的伏尔泰》。然而鲁迅作品中几乎没有论及伏尔泰，鲁迅藏书中也只有一本伏尔泰的小说《赣第德》(今译为《老实人或乐观主义》)的中文译本。鲁迅唯一一处提到伏尔泰是在1936年2月1日致黎烈文的信。他说：“服尔德的作品，译出的也很少，大约对于讽刺文学，中国人是其实不大欢迎的。”根据斯诺的悼文，我认为他把鲁迅比喻为伏尔泰有三个理由：一是因为《老实人或乐观主义》一书通过主人公的无妄之灾批判了一种盲目乐观而又盲目悲观，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哲学，否定了世界都趋于至善的虚伪说教，而鲁迅在《阿Q正传》中鞭笞了用精神上虚幻的胜利掩盖现实生活中真实失败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现存秩序的荒谬和苦难。这两部作品都达到了文学性与哲理性的高度统一。二是因为鲁迅和伏尔泰才华广泛、贡献巨大，同为文化的集大成者。伏尔泰是哲学家、史学家、政论作者，又是创作的多面手。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的著作跟伏尔泰一样体裁多样，卷帙浩繁。更为重要的是，伏尔泰和鲁迅都是反抗封建制度的猛将，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的活动时间横亘了18世纪的四分之三。由于他跟其他启蒙者的共同努力，为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从而使18世纪成为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纪。鲁迅生活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跟五四时期的其他启蒙者共同努力，在中国贫瘠的黄土上撒播了“民主”和“科学”的种子，如今已经绽开了现代化的花朵，结出了举世瞩目的成果。由于鲁迅不仅生活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而且生活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因此他不像伏尔泰那样寄希望于开明君主和仅代表立法者利益的法律，而把殷切的目光投向在地底岩浆般奔涌的下层民众。这是鲁迅高于伏尔泰的地方，也是历史给予鲁迅的厚爱。
伏尔泰和鲁迅都为他们生活的时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无怪乎伏尔泰的灵车上写着“他培养我们热爱自由”这行大字，而鲁迅的棺木上覆盖着书写了“民族魂”这三个大字的锦旗。埃德加·斯诺把鲁迅比作是中国的伏尔泰，作为一个异邦人对鲁迅的赞词，是恰如其分的。
收稿日期：2003-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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