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中的向上流动渠道与性别平等：华中联和村的变迁(1958/2012)_教育论文

向上流动渠道和农村教育性别平等：华中莲荷村的变迁(1958～201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教育论文,平等论文,性别论文,渠道论文,华中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6)01-0108-10

       一、导论

       近年来，中国农村的教育性别不平等问题有了长足的改善，农村女童受教育年限和男童之间的差距正快速缩小[1]。如何理解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变化，学界最主要的研究路径有“结构路径”(structural approach)和“意义路径”(meaning approach)。前者主要从结构层面来探讨教育资源流向女性的原因。早期的“结构路径”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宏观的制度结构或公共政策方面[2]，近期发展出越来越精细的模型，将目光投向家庭内部因素如何影响了教育资源分配的决策[3]。“意义路径”(meaning approach)则探讨教育资源分配的文化面向，关注行动者对“教育是为了什么”的理解[4][5][6][7]。两种路径都有解释力，但同时有其局限。比如，单单从结构层面的考察无法捕捉到行动者赋予教育的意义，而仅仅采用“意义路径”，也无法考虑到“意义”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比如结构性的约束对农户家庭内资源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因此，结合两种路径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本文试图采用一个历史的维度，结合“意义路径”和“结构路径”，一方面考察华中莲荷村过去五十多年教育“意义”的变迁，另一方面分析在这段历史过程中影响农户家庭内部教育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因素。通过结合两种路径，本文希望能增进我们对农村教育性别平等的机制及其历史变迁的理解。文章考察了集体时代(1958～1978年)和改革时代(1979年至今)，重点分析村民所理解的教育的意义和家庭特征(比如子女数、子女的性别组成、子女的出生顺序、经济条件等)在这两个时代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教育的性别平等。通过历史分析，笔者发现，如今农村所取得的教育性别平等的成绩，除了政府和各方的努力以外，很大程度上是以上两方面历史变迁所产生的“意外后果”。如今的社会经济状况，尤其是教育作为一种向上流动渠道的功能的减弱，会对已经获得的教育性别平等成果造成负面冲击。

       二、文献回顾和评论

       中国农村教育性别不平等的程度正持续下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已有研究已经从宏观的结构层面给予了解释。比如农村本身基础教育的扩张、国家和地方层面推进性别平等的措施等。[8]近期这种“结构路径”的研究将更多目光放在家庭内部，探讨受宏观结构和人口政策影响的家庭在资源约束的情况下会如何分配资源以及背后的原因。比如，兄弟姐妹人数的减少促进了中国教育性别平等的提升[9]，以及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包含同胞性别结构、出生顺序和出生间隔年限等变量)对中国教育性别平等的影响[3]。这些成果丰富了我们对家庭内教育资源分配决策影响因素的理解。

       但是只关注结构性因素，可能会导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无法区分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和农村居民对“教育”赋予的不同意义，后者显然会影响家庭内教育资源的分配。另一方面是这些成果倾向于将中国的“父权制观念和文化”看作一个外在的、影响教育性别平等的因素，没有注意到家庭内教育资源分配的过程及其变迁本身会反过来影响和形塑所谓的“父权制观念和文化”[2]。“父权制观念和文化”和“家庭内教育资源的分配策略”都是流动的，并且互相影响的。农村近期出现女儿在父母养老中的作用逐步增加等现象都说明了“父权制观念和文化”不是铁板一块。[10]

       另一些学者则将目光放在村民对“受教育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理解上。Lynn Paine和Brian DeLany[4]、澳大利亚学者任柯安(Andrew Kipnis)[5]、美国学者饶海蒂(Heidi Ross)[6]和德国学者Helena Obendiek[11]都注意到中国农村存在一种教育渴望(education desires)，即父母尽全力、甚至举债也要供子女上学的现象。Lynn Paine和Brian DeLany在山东、饶海蒂在陕西、Helena Obendiek在甘肃以及人类学家翁乃群和同事在西南四个村子都发现“上学读书”对农村的孩子来讲，其功能不仅仅在于增加知识，更多地在于提供一个改变“农村人”的身份，成为“城里人”的途径。在西南四村中，实现向上流动被归结为“如何走出去”的问题，而教育成为村民“出去的通道”。[7]

       更重要的是，学者们批判地来看待这种意义赋予背后所反映出的农村教育导向，即农村的教育是以城市为导向的，和农村社会文化高度分离，因此难以为农村社会文化发展培养人才、提供知识和技术资源。这种外向型(精英型)的农村教育是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一个结果。饶海蒂认为中国农村的教育正在被“边缘化”：虽然父母希望女孩子能通过读书走出农村，国家也试图透过各种方式提升农村中教育的性别平等(比如通过“春蕾计划”)，但在这二者背后的逻辑，是一个“发展主义”的逻辑。父母希望女孩子受过教育之后改善自身及家庭的生活；而国家期望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村女性成为国家发展的推动力及更好的妻子、母亲，没有考虑到女孩本身的需要。这种发展主义的“教育热望”使得在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父母主要以女孩的学业成绩以及她未来所受的教育是否有利于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来决定是否投资在女孩的教育上。女孩子需要付出数倍于男孩子的努力来证明自己是“值得”父母这种教育投入的。那些成绩不好的女孩，很早就离开了学校，但男孩子却不需要这么做。学者们的批判为反思有关农村教育的公共政策提供了空间。

       研究农村向上流动和性别平等的文献已做出一些探讨。比如，“集体时代”向上流动的渠道主要包括基层提干，当兵之后提干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除了这些直接的渠道，还有一些间接的渠道，比如和城里人结婚，虽然无法马上实现户口的转换，但可以改善生活水平，被认为是实现了向上流动。另外，“改革时代”到城里打工，虽然没有带来身份的改变，但相较于收益较低的农业，也不失为一种能改善生活的方式。过去六十多年这些渠道作为农村青年向上流动渠道的功能都有起伏，并且这些方式对不同性别的青年具有不同的意义。比如说，“集体时代”的提干、当兵等方式基本是只向男青年开放的[12][13]；而与“城里人结婚”的方式通常只是农村女青年的选择。劳动和上嫁成为集体时代农村女孩实现向上流动的潜在途径。[14]在改革时代，年轻农村女孩通过自己到城市的打工增加了现金收入而实现了家庭中的增权(empowerment)[15]。不过需要注意到的是“打工”和“读书读出去(高等教育)”这两条实现向上流动的路径对农民有不同的意义。据Barbara Entwisle和Gail E.Henderson的研究，中国农民工给“劳动”(labor)、“打工”(employment)和“(真正的)工作”(real work)进行了排序，他们认为只有具有城市居民身份的人所做的、享有该身份所享有的相应福利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16]。而农村人获得这种“真正的工作”的途径，在改革时代就只有“高等教育”这一途了。Andrew B.Kipnis和Heidi Ross注意到这种将“真正的工作”和“高等教育”联系起来的做法直接导致了中国父母对职业教育的轻视以及对学校学术教育的重视。

       三、向上流动的渠道与教育性别平等：集体时代的莲荷村

       本文的材料主要来自于作者从2005年到2012年间在华中“莲荷村”(笔者取名)的多次调研。2005～2006年笔者在该村庄做了八个月的民族志研究，之后到2012年笔者多次回到莲荷村调研。主要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小规模的问卷调查以及对村、乡、县各级的文献资料的搜集。莲荷村地处鄂中的莲荷县(笔者取名)，据村里资料显示，在2005年，该村有大概450户，1600多村民。莲荷县从经济上来讲是一个农业县，工业化水平较低。2005年该县本地户籍人口约60万，其中74％持农业户口，主要以务农、在县城打短工或到远处的城市打工为生。据该县政府2005年的统计：当年18岁到35岁之间的村民，大概54％的人到县以外的城市打工。

       (一)集体时代向上流动的渠道

       在集体时代，一个农民子弟能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包括：高等教育；提干，从村里入党，再提干到公社或以上级别，成为国家行政体系的正式一员；参军，在军队入党然后提干或者转业到地方，成为地方行政体系的一员。[12][13]虽然通过高等教育一途不受国家“农转非”的配额限制，但本身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投入是巨大的，并且有最后考不上还得继续回家务农的风险。而且1966～1977年间高考取消，之后虽然1972年始有院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但因以推荐为主且名额十分有限，大部分机会与无权无势的普通农家子弟无缘。[17]因此，对大部分普通农村青年来讲，最实际的改变身份的途径还是提干和参军。但提干和参军基本上只对男孩们开放的，女孩子缺少这方面的机会。即使“妇女队长”这样一个专属女性的职位也给不了农村女性多大权力。[12]因此即使有提干的机会，也被男性上司占有了，很少能轮得到女性干部。从这个角度讲，基本上所有的向上流动渠道对集体时代的农村女孩子都是关着的。她们唯有的、能改善自己和家庭生活的途径就是在集体里劳动，或者上嫁，嫁给城里人或者有可能变成城里人的、有权力的农村干部。向上流动渠道上的性别差异极大地影响了家庭内教育资源的性别平等分配。

       (二)家庭的选择：为男孩铺路

       在访谈中，那些在集体时代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妇女(尤其是那些在家里排行靠前的女儿们)一遍又一遍地向笔者讲述她们是如何没有上多少学就被父母从学校叫回家照顾弟妹或到集体劳动。生活水平低和子女多是这些故事中比较主要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改善的卫生条件在集体时代造就了“战后婴儿潮”的一代。这使得每个孩子能享有的资源就少了。但在这些故事中，总是女孩而不是男孩被从学校叫回来帮助家里。笔者的访谈对象中，有20位妇女在集体时代度过学龄。她们中13位在家里排行靠前，她们的平均受教育时间是两年；七位在家里排行靠后，她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六年。而笔者访问的男性中，七位在集体时代度过学龄。他们的平均教育年限则是八年。除了教育投资不同以外，莲荷村的父母也积极搭建关系网，为自己的儿子往干部或参军的方向铺路。比如汉英在访谈中很为自己生于1955年的大儿子骄傲，认为大儿子能一步步做到村里的副书记离不开她早年为他编织关系网所付出的努力。在集体时代，当这个家庭都面临饥饿的时候，她把好的食物攒起来用来招待那些可能会对她儿子的提拔有用处的人。表1显示集体时代莲荷村三个男子通过提干或参军改变了身份。他们现在住在城里，有较好的非农工作或是已经退休，村民们对这三个人的羡慕显而易见。

      

       与此相对照的，集体时代女孩子则没什么机会“走出农村”。劳动或上嫁是她们改变自己和家庭生活的途径。女孩子被从学校叫回家照顾弟妹或到集体劳动的故事几乎每家都有。嫁给城里人虽然不能保证马上获得城里人身份，但可以使她们间接获得她们的城市丈夫所享有的福利。为此有些女孩愿意嫁给身体残疾的或者离婚丧偶的城里人。表1显示莲荷村集体时代唯一获得城市户口的女性就是通过嫁给一个残疾的城里人。在访谈中村民谈及在那个年代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对于这种现象，村民的感情颇为复杂。一位与这位女性相同年纪的妇女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用“降低自己的身份”去形容对方嫁给残疾城里人的行为，不过她也掩饰不住对对方目前“舒服的退休生活”的羡慕。但村民也承认，只有很少的女孩因家里有关系可以从中牵线搭桥找到这种结婚对象。在集体时代，莲荷村的女孩子被鼓励嫁入那些能增强双方势力的家庭。笔者发现，1950～1980年代期间，村内婚姻、甚至小队内部的婚姻很常见。有的小队甚至一半以上的家庭都有这种村内婚姻。在笔者的访谈中，大部分女性提出她们的村内婚是家人，尤其是母亲或奶奶积极安排的，有时候她们本人并不乐意。家庭网络和关系在这些婚姻安排中起了重要作用。

       四、向上流动的渠道和教育性别平等：改革时代的莲荷村

       改革时代的情形就非常不同了。首先，农村青年向上流动的渠道变了；其次，经济改革和1970年代后期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农户的经济背景和人口结构都不同了。这些都影响了农户内部不同性别子女间的教育资源分配。

       (一)“皮鞋还是草鞋”：教育作为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

       在改革时代，提干和参军作为农村青年向上流动的渠道已几乎不可能了，而“高等教育”之路变得更加顺畅，使得农村的父母和一些学者都认为它是农村青年“跳出农门”的“唯一途径”。作为对此“唯一途径”的回应，农村父母开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孩子的教育。高等教育和其作为农村青年向上流动渠道的重要性不断被农村父母和老师提及。在访谈中一位莲荷村小学的老师告诉笔者，她通常用“皮鞋”和“草鞋”之间的差异来形容考上和没有考上大学的生活，以此来激励孩子们上学。“皮鞋”和“草鞋”的隐喻事实上反映了农民对城市和乡村巨大差异的理解。父母很认同老师的这种说教。笔者问农村父母他们对自己孩子未来的期望时，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子女仍然待在农村或从事农业。在他们看来，最理想的途径是透过考取大学获得一个城里人的身份和一份“正式的”工作。

       农村父母的这种期望影响了近期乡村教育的发展。比如，他们对职业教育普遍不带乐观态度，只有孩子的正规学校教育之路走不通时才考虑职业教育。另一个例子是1990年代末期“中专”教育的突然衰落和“高中”的兴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十几年的时间里，“中专”是农村子弟梦寐以求的一个出路。和只有高中生才可以考的大学相比，初中生就可以考“中专”，家庭的教育投入少、周期短，并且“中专”出来就可以获得城里人的身份并分配一个正式的工作。2000年前与“中专”的兴旺相对比的是农村“高中”的萧条。甚至最好的农村初中学生都以考上“中专”为志向，高中是考不上中专之后的选择。但所有这些在1990年代末发生了改变。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中专”毕业生不分配工作了，要自己找工作。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降低了大学的门槛，使得1999-2003年间大学录取率极大增长。[18]中专文凭的价值受到极大挑战，使得原来打算考中专的初中生改变计划去上高中考大学。这造成1990年代后期中专的急剧衰落，而2000-2008的八年间普通高中净录取率在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瓶颈期”之后实现了翻番[6]。这个变化事实上在莲荷村也能看出来。如表1所示，1999年之前，莲荷村五个年轻人考取中专，两人考取大学，实现了“跳出农门”；而1999年之后，六个没有考取好高中的年轻人上了中专；同期共22人上了高中并考上了大学。莲荷村的历史变化和前面所述的全国趋势是一致的。

       (二)教育、打工、婚姻及性别平等

       除了这种流通渠道的变化，我们还需要看到社会经济的变化所起的作用。首先，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引起农民的子女数变少了。但如同其他农村地区一样，供养一个孩子直到大学的教育成本却比集体时代高了许多，以至于许多父母在调研过程中跟笔者诉苦“供不起”。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如何决定家庭内教育资源的分配呢？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向上流动的渠道和提干及参军最大的差别在于：它是以学生的成绩为选拔基础的，它受家庭资源的影响，但它不像提干和参军一样只对男性开放，它对男女都是开放的。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策略。在莲荷村，一个基本的观察是父母会将教育资源投给学习成绩好的、更有希望“考出去”的孩子，不论男孩还是女孩。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教育性别平等。如表1所示，在改革时代的莲荷村，35个年轻人成功“跳出农门”，其中12个男孩，23个女孩。在这23个女孩中，有4个是从“唯女户”出来的，剩下的全从“一女一男户”或“一男一女户”出来的。在这19个女孩中，两个女孩的兄弟也是中专生或大学生；五位女孩的兄弟初中毕业后没再上学；剩下几位的兄弟仍在上初中或高中。访谈中一些其他父母透露他们会把更多教育投入放在女儿身上，因为女儿的成绩好一些。那35位考上中专或大学的学子绝大部分家里都不富裕，他们的父母都在某个阶段从当地信用社贷款或找亲戚朋友借钱供他们读书。将有限的资源投给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不管男孩还是女孩，背后的收益都是较大的。首先，是一种真正的“城里人”的身份及其背后附着的福利；其次，是一份“真正的工作”，这份工作比务农收入高，比打工轻松。最后，“城里人”身份的获取意味着可以在城市里永远定居，而“打工者”通常只是城市里暂时的过客，到时候还是会回到农村，对女孩尤其如此[19]。访谈中莲荷村的母亲们提到，在儿子和女儿之间，她们反而更希望女儿能“跳出农村”。“女娃在农村太苦了!”她们说。在莲荷，学习不佳无法靠“考学”出头的男孩通常会学一些手艺，比如技工、油漆、开车、焊工，等等。这些手艺在农村还是能保证一个体面的收入的，但被认为适合男孩而不适合女孩。那些读书无门的女孩子，要么帮父母种种地，在附近县上工厂里打打工或者到其他的城市去打工。结婚后，她们就在家和土地/工厂之间奔忙，基本上重复着母亲的老路。

       前面所述的这些因素，包括作为改革时代唯一向上流动渠道的“高等教育”向女孩的开放，农村向女孩提供的机会有限，一系列由经济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经济的、人口的变迁，共同促进了农村的教育平等。换句话说，农村教育平等的提高从很大程度上是以上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意外后果”。一些大规模定量调查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平等最大的差异是城乡差异，而不是性别差异。[20]历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记录了普查进行时农村女童和男童在校的比率，为从一个纵向的角度考察农村教育性别不平等的改善提供了很好的数据。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2000年人口普查0.95‰抽样数据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记录，1990-2010年的二十年间，10-18岁的中国农村青少年在校率逐步提升，性别间差异逐渐缩小。并且，2010年的普查数据显示，虽然10-12岁的农村男童在校率高于同年纪的女生，但13-14岁二者的在校率基本相当。15-18岁的农村女孩的在校率甚至高于同年纪的农村男孩(见图1)。

      

       图1 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分年龄和性别的10～18岁青少年在校率

       来源：来自于199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2000年人口普查0.95‰抽样数据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1990年和2000年的数据参考了郑真真、牛瑞琴，2008，《从两次人口普查结果看中国的教育发展》，《人口与经济》，第四期：44～50。

       但毕竟通过读书实现“跳出农门”的孩子是少数。资源如何在不走“考学”这条路的孩子间分配，事实上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子女性别的构成和家庭的经济条件。有儿有女的家庭，如果经济条件尚可，会考虑送孩子去技校学习；但如果经济状况不允许，这种机会通常会留给男孩子，因为在父母看起来，男孩子以后是要挣钱养家的，而女孩子找个家境好些的婆家就可以了。这种看法的一个后果就是离开学校的男孩大多开始学习技术，而女孩子要么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要么做服务业。但在“唯女户”，女儿之间的平等程度会高一些。和教育及劳动相比，改革时代“婚姻”不再是一条重要的向上流动渠道了，村内婚姻不再像过去那样受欢迎了。并且在大规模劳动流动的背景下，附近的县城或地级市和发达的城市比起来，吸引力不够。Delia Davin曾担心如此规模的流动会使内陆地区的女孩嫁给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的男性，从而给内陆造成“新娘短缺”的现象。[21]在1990年前，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19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婚姻”是当时农村妇女迁移的首要原因[22]。但2000年的人口普查则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15～44岁的农村女性流动的首要原因是“打工”而不是“婚姻”。[23]2005～2012年间在莲荷，笔者没有看到一个例子显示莲荷女孩因打工嫁入比较富裕的当地人。这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她们在打工地点的社交网络往往只限于“老乡”或工友，另一个是广泛采用的宿舍制使得工厂或店铺是这些女孩主要的生活空间，因而难以有机会和当地的男性交往。[24]

       (三)教育仍然是一个向上流动的“梯子”吗？

       当教育作为一个向上流动的“梯子”效果并不那么明显的时候，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将会受到何种影响？研究显示，随着1999年后高等教育的扩张以及大学生录取率的上升，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回报已经降低了。首先，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在近些年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残酷竞争和“关系文化”的影响，使得社会资源并不丰富的毕业生，尤其是农村生源的农村毕业生找一个好的工作更难。[19]并且近年的研究显示，重点大学农村生源的录取率持续走低，目前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第二、三类院校，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通常无法和那些毕业于更好高校的学生竞争[25]。

       其次，即使农村生源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一份工作，近十几年来城市高涨的住房价格和攀升的生活成本也使得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很难在短期内从物质层面上回报父母当初对他们的教育投资。这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生源的大学毕业生所面对的情况。那些通过大学一途实现“农村人”向“城里人”身份转变的学子在婚姻市场上也同样面临劣势。近几年关于“凤凰男”和“凤凰女”的影视作品及网络讨论彰显了这点。和“凤凰女”相比，“凤凰男”面对更大的压力，因为受“从夫居”传统的影响，男方是被期望准备“婚房”的。“教育”作为一种向上流动渠道的功能的减弱已经开始削弱了农村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热情。“教育无用论”重新开始在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开始蔓延。[26]在莲荷村，当家庭条件有限时，父母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宁可举债也要供孩子读书了。近期看到的一些例子，父母愿意让儿子学一些实用的技术，而更愿意女儿能通过高等教育“跳出农村”，毕竟在传统观念中女孩不需要为自己未来的婚姻有太多物质上的预备。但不管怎样，女孩的学习成绩以及家庭的经济条件仍然是决定农村女孩能否获得适当教育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与政策意义

       在探讨农村教育的性别平等时，主要有“结构路径”和“意义路径”两种思路。本文是在历史维度下对两种路径的结合。比如说，“结构路径”的最新成果注意到子女数的减少和家庭内子女性别的构成和出生次序对教育资源性别平等分配的影响。本文的混合视角注意到了这些因素，并且看到了这些因素在“集体时代”和“改革时代”分别具有不同的权重。“意义路径”对“教育”作为“农村青年向上流动的渠道”的定位开辟了农村教育性别平等问题的文化面向，使我们看到：农户内部不同性别子女间教育资源的分配，看似一个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受到结构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因素的共同影响。历史维度的探讨有助于看到不同历史时代中“教育”和其他农村青年向上流动渠道之间的彼此消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性别后果。

       本文的研究表明：农村教育性别平等水平的提升从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和各方的努力和推进，但很大程度上并不必然是直接与此相关的社会政策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一系列让女孩在改善生活方面有平等机会的社会经济、政治、人口变革的“意外后果”。在“集体时代”，提干、参军等渠道主要向男性开放，使得女孩只有通过婚姻、劳动等方式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到“改革时代”，教育作为农村青年向上流动唯一的渠道也向女孩子开放了，其选择的标准是学习表现而不是性别。这样，女孩的学习成绩以及家庭的经济状况则成为农村教育趋向性别平等的关键因素。

       但教育作为一种向上流动的渠道及其变迁带来了农村教育性别平等水平的提升，二者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却令人无不担忧，因为在这种逻辑中，受教育的女孩是作为一种减少贫困和提高家庭生活状况的“手段”而存在，她们自身的福祉、想法则很少被考虑到。在饶海蒂看来，农村父母对待女孩的教育的这种思路，和政府的“发展主义的逻辑”是相一致的。农村家长的逻辑是国家的逻辑在家庭层面的再生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发展主义的逻辑”会有助于改善农村教育的性别平等，但既然女孩的福祉本身并不是这种逻辑的最终目的，当情况变化时，这种改善将被破坏。[6]这种担忧有利于我们反思现有的农村教育，即农村的教育是外向型(精英型)的，以城市为导向，和农村社会文化高度分离，其最终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农村的人才、知识和技术资源向城市转移，徒留一个“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27]。

       另一个让人担忧的情况是：教育作为一种向上流动渠道的功能正在减弱，无法再承担弥补“城乡二元鸿沟”的桥梁，“教育无用论”再次抬头。这再次回应了之前一些学者的判断，即当今中国教育的性别差异已不再是最严峻的挑战，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教育的“乡—城”差异以更隐蔽的方式呈现出来，即媒体所称的“寒门难出贵子”现象[28]。这种新的趋势已经使得许多农村父母和青少年失去了之前的“教育渴望”。在政策上，这需要政府对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给予更多关注。这种新的“城乡教育差异”将如何进一步影响农村的教育性别平等？另外，莲荷村也开始受到“城镇化”的影响。“城镇化”运动如何影响农村的教育性别平等？这些问题还有待观察。

       本文对农村教育性别平等的动态展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性别文化”。和一些定量研究将“父权制观念和文化”看作一个本质的、影响教育性别平等的外在因素不同，本研究更倾向于认为农民的“父权制观念和文化”是内在于家庭关系之中的，取决于女孩从多大程度上、有多大空间可以施展她们自己的能力。因此，在政策方面，与其将力量放在宣传上来意图改变农民的性别观，还不如从各方面创造条件，拆除制度上男女隔离的藩篱，让女孩和男孩有平等的机会、平等的空间来展示能力，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最后，虽然本研究是建立在对华中一个村庄的考察的基础上的，但前面所提到的学者在其他农村地区比如陕西、山东，西南的四川、云南和贵州以及甘肃等地也都观察到相似的现象。这些地方和莲荷村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比较贫困的农村地区，工业化程度不高，乡城差异较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莲荷村的研究结论在其他贫穷及城乡差别大的农村地区也可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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