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地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概述
著作。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出版的与历史地理有关的著作如下：
综合研究：施和金《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中华书局）；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山东教育出版社）。
历史政区地理：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徐建平《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上海人民出版社）。此外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丛书又出版了三种，即施和金《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隋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李治安、薛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历史城市地理：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李令福《古都西安城市布局及地理基础》（人民出版社）、王社教《古都西安·汉代长安》（西安出版社）。
区域地理：安介生、邱仲麟《边界、边地与边民：明清时期北方边塞地区部族分布与地理生态基础研究》（齐鲁书社）、马强《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人民出版社）、郭声波《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四川大学出版社）、刘满《河陇历史地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王社教主编《黄土高原地区乡村地理研究（1368～1949）》（三秦出版社）、吴松弟《走入中国的传统农村：浙江泰顺历史文化的国际考察与研究》（齐鲁书社）、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三联书店）。
地名学：褚亚平、尹钧科、孙冬虎《地名学基础教程》（测绘出版社），尹钧科、孙冬虎《北京地名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
历史自然地理：朱士光、桑广书、朱立挺编著《西部地标：黄土高原》（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田野考察：唐晓峰、陈品祥《北京北部山区古长城遗址地理踏查报告》（学苑出版社），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人文田野（第3辑）》（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历史地理文献整理与研究：华林甫《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胡阿祥、胡晓明、朱智武著《史书地志》（南京大学出版社）。此外李勇先主编的鸿篇巨制《中国历史地理文献辑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对中国传统文献中史部地理类以外的地理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整理，按专题和类别编排，分为《禹贡集成》、《尚书禹贡篇集成》、《诗礼春秋四书尔雅地理文献集成》、《通鉴类地理文献集成》、《政书类地理文献集成》、《目录类地理文献集成》、《辑佚类地理文献集成》、《类书类地理文献集成》、《山海经穆天子传集成》、《子史杂集类地理文献集成》十编。
会议论文集：徐少华主编《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此外，2009年还出版了我国历史地理学奠基者之一侯仁之教授的论文集，全集分为三个部分，即《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三联书店），收录了侯仁之在建国以后撰写的55篇关于北京城的研究论文；《历史地理学的视野》（三联书店），收录了建国以后撰写的38篇论文，分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环境变迁、地理学史、城市与区域历史地理四个部分；最为重要的是《我从燕京大学来》（三联书店），收录了侯仁之早期历史地理学方面的七篇作品和八篇回忆文字，其中尤其珍贵的是之前未曾正式发表过的侯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毕业论文，是侯先生地理学思想重要转折的标志。
论文。由于学科界定的问题，统计2009年发表论文的具体数量没有太大的意义，下面对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进行评述：
韩茂莉、张暐伟《20世纪上半叶西辽河流域巴林左旗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分析》（《地理科学》第1期）对相关课题进行了探讨。如何在研究中表达地理要素的分布及其扩散是历史地理学中的一个难题，当前的研究大都以政区为基础，计算不同时期的平均密度，如陈尚敏《清代甘肃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以下简称《论丝》）、林家虎等《安徽近代文化人物的地理分布与特征》（《论丛》第4辑），但地理要素的分布往往与政区并不完全重合，甚至完全不受政区的制约，因此这种方式会对地理要素分布的认识带来主观的影响。而韩茂莉、张暐伟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工具，勾勒出聚落空间分布与自然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分析手段，分析了聚落分布与扩散的过程、特点和相关因素，与之前的研究方法相比，这种分析手段更具客观性。地理信息系统（GIS）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价值已经逐渐凸显，国外已经广泛应用，对此可以参看李凡、朱竑《GIS在历史及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国外研究进展综述》（《人文地理》第1期）。本年度使用GIS作为研究手段的论文还有李凡等《从祠堂视角看明至民国初期佛山宗族文化景观的流变和社会文化空间分异》（《地理科学》第6期）等。
鲁西奇《“山南道”之成立》（《论丛》2辑），勾勒出“山南”这一概念逐步形成的过程，提出唐代的“山南道”，实为承绪西魏北周以来“山南”的地域观念和政治格局而来，并非仅据“山川形便”所划定，并且进一步提出“贞观十道中各道的划分及其地域范围的确定，或皆非仅以‘山川形便’四字所可解释，而有其深厚的历史政治地理背景”。这篇论文延续了近年来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研究中多元化、多侧面、注重变化过程的研究视角，使得政区演变的研究更为鲜活，也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徐建平《民国时期鄂皖赣三省沿江边界调整与江堤维护》（《史林》第4期）一文通过对民国时期鄂皖赣三省边界划分过程的分析，提出“由界限到界线的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央、地方、民众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也体现了自然环境、政治过程与地理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样是近年来行政区划研究的新视角。段伟《清代湖北、湖南两省的形成——兼论分闱与分省的关系》（《清史研究》第2期），认为“但因为湖北、湖南两省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并没有明确的建立时间点，所以许多学者在重构两省建立时间时，或者以左、右布政使的分驻为标准，或者以左、右布政使司的改名为标准，或者以巡抚的改名为标准，甚至以湖广分闱为标准，展现出不同的标准。这充分显示出湖北、湖南两省作为俗称的形成和清代政府重构两省建立时间的特点”；傅林祥《清代江苏建省问题新探》（《清史研究》第2期）“认为江苏建省是始于顺治十八年的左右布政使分设，以康熙六年为新设布政使命名而告完成”。两篇文章突破了以往清代分省研究过于关注某一时间点的误区，而将分省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从而得出了更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艾冲《唐前期“六胡州”古城位置有待继续探索——与〈六胡州古城址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作者商榷》（《论丛》第1辑），是一篇学术批评的论文。关于“六胡州”的位置，之前已经发表过一些不同意见的论文，这些论文对“六胡州”的位置各执一词，但大多数论文不是在批判以往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这样的论述方式虽然也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最终可能只是呈献出关于这一问题的各种解释。艾冲的论文虽然没有立论部分，但这种学术批评的方式则具有借鉴意义。梁志平的书评《综合研究中的创新问题——读〈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论丛》第2辑），言辞有些锋利，但其评论的方式值得称道，即作者并不是从通常的文献的角度入手来评价著作的价值，而是从整体结构、逻辑、论证上入手，这样的学术评论才能真正推动问题的研究。此外还有蓝勇《有关先秦气候研究的方向问题——兼对〈商时期的雨量〉一文商榷》（《中国史研究》第3期）。
鲁西奇、马剑《城墙内的城市？——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中国古代城市是“城墙内的城市”这一传统观点，并认为“显然，要切实地回答这些问题，最可靠的途径乃是进行更多的、细致的个案研究，通过大量个案研究的积累，逐步形成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及其演变过程的总体性认识”。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江汉论坛》第4期）中也提出了一些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态新的认识。实际上，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地方城市固有的、错误的观点还有很多，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一书不仅对其中一些观点进行了反驳，并且还从研究方法的层面追溯了这些错误出现的原因。
胡英泽《古代北方的水质与民生》（《论丛》第2辑），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主题，但显然是一篇论文的篇幅所不能涵盖的。该文论证不是很充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林昌文《明清东南沿海卫所军户的地方化——以温州金乡卫为中心》（《论丛》第4辑），李玉尚、韩志浩《霍乱与商业社会中的人口死亡——以1919年的黄县为例》（《论丛》第4辑）两文都使用了一些地方档案文献，进行了生动的个案研究，这种“以小见大”的论述方式对问题的反映更为透彻。
姜生《论马王堆出土〈地形图〉之九嶷山图及其技术传承》（《论丛》第3辑）是一篇典型的按照现代、西方地图绘制技术标准来评判中国古代地图的论文，文中作者引用前人观点，认为《地形图》是运用“闭合山形线内叠鱼鳞状符号”的方法，“与现代地形图上利用等高线配合山峰符号的画法是相似的”，但现代等高线是要标注数值的，仅仅几个封闭曲线并没有任何意义，而且现代地图中基本上都在全图中使用等高线，《地形图》显然不是如此。韩昭庆《制图六体新释、传承及与西法的关系》（《清华大学学报》第6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制图六体”提出了新的解释，即“其中分率释为比例尺、准望释为坐标系、道里释为把实际路程折算到地图上的方法，而高下、方邪及迂直指的是地形、地貌特征，分别释为地形的高低起伏、坡度及道路弯曲、顺直程度”，并且提出“就基于现存古地图的研究来说，有的更多是对六体文字意义上的传承，直到胡渭才开始释义，到光绪年间才有进一步的讨论，难怪六体体现的真实含义变得模糊。由此看出，文人在传抄过程中只重文本而不重实际操作，反映出他们对技术的忽视”，这一论述已经非常接近问题的关键，但可惜的是作者到此戛然而止。正如作者所述，不仅是在现代，在至今发现的古代文献中几乎没有对“制图六体”明确、统一的认识，这恰恰说明“制图六体”对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至少影响力极为有限，否则就不会出现连这一绘图基本原则都解释不清的现象了。同一作者还撰写了《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复旦学报》第 期），在书评中作者对余定国的观点存在一些误解。余定国虽然强调中国传统地图与山水画的关系，但并没有完全否定中国传统地图中的量化；此外地图的实用性并不一定只有现代意义上的“准确”这一种途径，当代地图所强调的两点之间直线距离和方位的绝对准确，在中国古代实际上并不需要，道路距离远远比直线距离更为重要。正如余定国在《中国地图学史》中所提出的，中国地图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没有必要使用西方的地图绘制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地图。此外，我们在用现代地图绘制技术来研究中国古代地图的同时，实际上对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所知甚少，“制图六体”和“计里画方”怎样用于绘制地图，绘制地图的数据从何而来，两者又是如何结合的？在清康熙之前，是否进行过大地测绘工作，如果有，那么是什么类型的数据？那些由个人绘制的地图，如罗洪先的《广舆图》，其数据从何而来，他们提到的各种地理志中的数据在绘图时如何转换为绘图数据？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简单的与西方地图的比照研究，进而提出中国古代地图的“先进”、“准确”并无太大的意义。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从某种意义而言，依然是一门存在大量未知问题的新的研究领域。
近来，有一种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念套用古代学术成果的现象，这样的研究对学术的发展不仅不会有帮助，而且还会带来损害：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将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些评价和价值观强加给古人，或者为了推崇古人，而将其纳入到现代的学术体系中，显然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作为一种常识，几百年前甚至千年之前古人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天的学术而言，除了作为依然需要考订的史料之外，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并不会具有太大的价值，如果在今天依然具有研究方法和理论上的价值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思考现在的学术是不是过于止步不前了；对于古人的推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学科发展中将个人的推崇与对其学术贡献的尊重混为一谈的现象，我们对于前辈的尊重，尊重的是他们曾经做出的学术贡献，但就学术本身而言，如果前辈学者的学术一直受到推崇并奉为经典的话，那么反而损害了学术的发展。因此，今后学术史的研究，不仅应当更为客观地将研究对象放在学术史的发展历程中进行评价，而且在指出贡献的同时，也应当指出存在的问题和局限，这样才能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学术会议。2009年，历史地理方面主要的会议有：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3月28日和29日召开了“区域生态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生态学者、土壤学者、历史学者、农业学者30余人与会。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河西走廊人地关系演变学术研讨会”于6月15日至19日在甘肃省武威市召开，来自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宁夏大学、兰州大学等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和武威市文博系统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城乡市场结构演变的环境基础”学术研讨会于10月23日至25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宁夏大学等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近5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会议论文近50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吴松弟教授发起，复旦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泰顺县人民政府五单位联合主办，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协办的“中国东南地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6日至8日先在浙江省温州市、后在泰顺县举行，来自美国、新加坡、日本及我国台湾、香港和内地的70余位专家和学者参加本次会议。11月14日至15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举办的“清代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共收到来自美国、日本、德国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学者提交的近70篇论文。11月2日，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中国环境问题研究基地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环境问题”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此外还发表有一篇会议综述，即岳云霄、王社教《欧洲环境史学会第四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
二、趋势与存在的问题
地理学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的应用。从本人搜集论文的情况来看，本年度地理学中其他专业的学者发表了大量与历史地理有关的论文（这一趋势可能早已出现，只是以往历史地理研究动态撰写中忽略了这方面的内容），如张广胜等《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4.5—4.0 ka BP龙山文化的环境考古》（《地理学报》第7期），薛春汀《7000年来渤海西岸、南岸海岸线变迁》（《地理科学》第2期），吴立等《巢湖流域新石器至汉代古聚落变更与环境变迁》（《地理学报》第1期），高超等《巢湖西湖岸新石器—商周遗址空间分布规律及其成因》（《地理研究》第4期），侯雨乐、赵景波《两汉时期榆林地区干旱灾害初步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第11期），黄银洲等《毛乌素沙地历史沙漠化过程与人地关系》（《地理科学》第2期），戴君虎等《蒙元时期陕甘宁交界地区干湿变化特征》（《地理学报》第7期），胡金明等《隋唐与北宋淮河流域湿地系统格局变迁》（《地理学报》第1期），程杨等《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地理研究》第4期）等。这些论文的特点就是以历史或者历史地理的文献资料为基础，使用地理学的分析手段，来研究历史地理问题，而且有些甚至是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的问题。但是当前在历史地理学界使用这些研究方法的学者数量不多，而且基本上是从事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学者，研究内容也局限于历史自然地理问题。当前这种研究趋势的出现，对于日渐边缘化的历史地理，正是重视现代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审视学科理论，重新回归地理学学科核心的机遇。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今后无论是从事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都应当加强地理学方法的运用。
研究综述、评论和学科理论。本年度还发表了多篇带有理论探讨性质的研究综述，如侯甬坚《1978—2008：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评论》（《史学月刊》第4期），作者首先叙述了30年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过程，即“在取得历史地理学性质归属地理学共识后，作为学科两大基本骨架之一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在1970—1980年代呈现出一种兴盛局面。自从1990年代初倡导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以来，其研究盛况一直延续至今，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反而呈式微之势”，作者将两者发展上的差异归结于研究对象固有的自然或人文性质的差别；地理系所本身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科研上的“短视”行为以及学位管理方面体制性的问题。对于历史地理学今后的发展，作者强调应当继续老一辈的传统，“自觉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努力和对历史地理学学术价值的不懈追求”两者要紧密结合，此外环境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史）、GIS技术、环境史等学科或研究思潮也对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最后作者还对今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创新和突破进行了展望，提出今后历史地理学发展中环境变迁的重要性。
杨煜达等人撰写的《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气候研究方法的进展——以文献资料为中心》（《论丛》第2辑），作者对近三十年来历史气候研究中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资料中存在问题的甄别和处理，温度序列、干湿序列的重建及其它相关历史气候研究领域中研究方法的进展做了回顾总结。然后讨论了研究中史料和方法之间的关系，提出研究方法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更有效地提取和利用历史文献中的有效信息，尽量减少重建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同时一定的方法总是适用于一定的资料，并认为新资料的继续开拓和研究方法的发展完善将进一步推动研究的进步。此外还有杨发鹏《近二十年来国内佛教历史地理研究综述》（《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第5期），厉声、贾建飞《60年来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刘清涛《60年来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一书的导言；杨庭硕《目前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陷阱和误区》（《南开学报》第2期），等等。
这些研究综述或者评论，大都清晰地概述了相关领域的学科发展历程以及重要的研究成果，有些论文还对今后发展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学科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在上述以及当前绝大多数与历史地理有关的学术综述和评论中，极少能看到对学科存在的问题的探讨。正如2008年的研究综述所言，当前我国历史地理学繁荣的背后危机四伏，学科内涵不清、缺少理论和研究方法、存在被边缘化的趋势，某些研究领域多年来没有实质性进展等等，这些危机仅从实际研究入手是难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对以往造成这种局面的学术发展史和研究方法、理论进行反思，因此在综述和评论中更多的应是对以往研究方法、理论的批评和分析。
与研究综合和评论相对应，2009年还发表了一些关于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论文，主要集中在古都和历史城市地理方面，如朱士光《近年来中国古都学研究的新探索》（《社会科学报》12月24日第5版），认为近年来古都研究的创新在于“从古都兴起发展与地理环境变迁关系上进行开拓”、“就中华传统文化及其嬗变与古都发展变迁相互影响进行深层次探研”以及“对古都空间结构特点及其演变，从地理环境与制度文化相结合的视角进行创新性研究”。朱士光《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建设刍议》（《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除了简要叙述了我国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方面的发展之外，主要强调今后环境——文化理论在历史城市地理发展方面的作用。此外，还有毛曦《城市史研究的范围与方法——试论历史地理学、古都学及城市史学之关系》（《史林》第4期），毛曦《全球史观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拓展》（《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吴宏岐、郝红暖《中国都城地理学若干问题刍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胡阿祥《中国历史研究的地域视野》（《学海》第1期），唐晓峰《地理学的两个世界》（《书城》第9期），［美］J·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环境史的三个维度》（《学术研究》第6期）等。
就学术（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发展的模式而言，西方学术的发展虽然也存在新材料或者新史料的铺垫，但学术总体上的发展大都以理论进步为主要推动力，理论的迅速更迭构成了其学术史的主要内容；而中国的学术发展主要基于史料，或者研究方法的缓慢进步，因此在学术史上的突破往往是新史料的发现。受到这种学术传统的限制，我国大部分研究者在学术成长过程中缺少学术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方面的培养，或者说缺少构建理论甚至研究方法的能力。
而且在西方传统中，所有理论和方法自产生之日起，就要受到批判，旧有理论的打破，新理论的产生，就是学科发展的模式。但是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对经典、大师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崇拜心理，缺乏怀疑精神，一些西方的理论传入中国之后，虽然漏洞百出，但往往被我们所遵奉，如“中世纪城市革命”；有些理论我们虽然意识到了其中存在问题，如“中心地理论”，但由于缺乏构建理论的能力，因此在指出问题之后，不能构建出取而代之的新理论。
缺少理论能力，使得现在发表的一些有关“理论”的论文，实际上并不是“理论”，甚至不是“方法”，只不过是将大家知道的常识条理化的表达出来而已，对于学术研究没有太大的意义。
理论素养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需要我们在学者培养方式和学术价值观上进行彻底的变化，但在目前的研究中，我们至少应以谨慎、严肃的态度对待理论。
三、总结
今年赵歆等《近30年中国地理学及相关学科期刊的发展》（《地理学报》第3期）中对30年来我国地理学及相关学科期刊的发展进行了总结：（1）期刊学科种类齐全，覆盖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地球信息科学的各专业领域；（2）地理学及相关学科期刊的版面迅速增加；（3）地理学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高，很多期刊获得国家期刊奖和各部委的多项奖励，多种英文版地理学及相关学科期刊近3年来被SCI等国际著名检索机构和数据库收录。但其中没有提到与历史地理有关的期刊。这一统计非常值得我们反思，历史地理学是在繁荣，还是在衰落？
最后，以李晓杰在《谭其骧：“你们应该超过我”》（《社会科学报》7月23日第6版）中引用的谭其骧先生的一段在今天看来非常具有深意的话作为本文的结尾：“谭其骧对自己的学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应该超过前人，你们应该超过我。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