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选择——新加坡的“公民与道德教育”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道德教育论文,公民论文,启示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建设独具特色，成绩斐然。与其工业化奇迹一样，引起世界瞩目。新加坡社会风尚良好，国人遵纪守法，政府清廉高效，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较高。培育了一个“敬业乐群，勤劳进取，廉洁奉公，讲求效率”的新加坡精神。这一切，固然与法制严明有关，但更为公民与道德教育的成功实施紧密相联。了解他们的做法与经验，对于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德教育乃至整个精神文明建设，当有补益。
一、东方价值观——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经指出，“一个社会有怎样的表现，是要看他有怎样的文化价值观。”道德教育的“关键问题就是价值观”。他认为，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文化的根基。“一失去文化根基，人就失去信心”。他结合新加坡的实际，论述了保留各民族不同的优秀价值传统与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我们是会合了来自中国、印度以及马来世界不同地域的移民，我们必须传授给我们年轻的一代以共同的基本社会行为准则、社会价值观以及道德信条。这些准则，价值观以及信条将能塑造完整的未来新加坡人。我们各个不同人种、文化、语言以及宗教所具有的各种优良特点必须保存下来。”[1](p391,394)正是基于“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要失去自我”这样的认识，新加坡把东方价值观，主要是儒家思想价值观视为决定新加坡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成败的关键要素之一，倍加重视。已故新加坡总统薛尔思更明确地把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概括为一个模式，即：“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日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东方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新加坡的工业化、现代化。”[2](P5)那么，新加坡开展的公民的传统道德教育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一）“八德”教育。李光耀认为，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个字，统称“八德”，它是新政府的“治国之纲”，也是每个新加坡人必须保持发扬的美德。从字面上来看，这八德似乎与中国封建伦理思想无多差异。但新加坡人却赋予了它符合时代精神的鲜活内涵。国内新加坡问题研究学者对此已有全面介绍。这里无需多叙。根据曹云华先生的研究，八德内涵可简括如下：（注：参见曹云华《新加坡的精神文明》，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1-76页。）
“忠”，即热爱和效忠国家。为了国家利益而随时准备牺牲个人利益。由于新加坡是个由多民族移民组成的海岛国家，建国历史短，谈不到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因此，政府一向致力于培养国人的认同意识和效忠国家的思想意识，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一定要培养国民牢固的国家归属感与凝聚力，靠国人自己的努力，建立一个属于新加坡人自己的国家。显然，这与封建时代对皇帝君主的个人愚忠是截然不同的。
“孝”，即孝顺长辈，尊老敬贤。他们认为，孝乃伦理之源，孝当以孝敬父母，维护家庭为本。假如孝道不受重视，则生存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变得粗野。
“仁爱”，即要富有同情心，关心他人。新加坡人应都来当“仁人君子”，做一个“有人情味的人”。李光耀政府也曾承认，现代化带来一个消极后果就是出现“社会疏离感”。新加坡需要民族融洽，家庭和睦，邻里友善，劳资和谐，师徒关爱，夫妻互爱，而决不是相反。并认为，这是达到社会稳定国家繁荣的重要保证。
“礼义”，即礼貌与信义。李光耀解释说“礼貌是文明社会的一部分”，“礼貌是一种美德”，“礼是人与人相处之道”，所谓礼貌就是“彬彬有礼，文温尔雅”，它通常是“教养出来的”[1](P398)。义即信义，内容包括政府与人民，不同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重然诺，守信用，诚相待，少猜忌。无此一条，对一个多元宗教，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新兴国家是断断不行的。
“廉”，即为官清廉，为政清廉，乃为官之德行。为官不廉，则民弗信也。政府对官员廉政要求甚严，处置更严，这是这个国家能够兴旺发达，政府与执政党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关键因素之一。
“耻”，即羞耻之心。政府教育的目的，是要青少年善辨羞耻荣辱，培养知耻观念。抵制因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而出现的人的道德沦落与羞耻心丧失。
（二）共同价值观。“八德”所体现的主要是儒家价值观，华人容易认同。但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多民族国家，过分强调儒家伦理价值观，势必会引起其他民族的反感和不满。因此，新政府制定出一个能够使各民族都认同并乐于接受的“共同价值观”。1990年2月，新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作为对西方价值观渗入所作出的一种反应，《白皮书》中所提出的五大共同价值观，更注重从正面培养国家意识，以“避免被西方价值观所淹没”，“沦为一个邯郸学步的伪西方社会。”五大价值观即指：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3](P265)这五大价值观的思想内容显而易见。它充分考虑到了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国情，主张国家与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视家庭为社会构成一个重要单位，强调稳定家庭；重视国家、社会、家庭与个人之间的利益联动与平衡，强调个人的价值，强调对弱者的扶助与关爱；强调以协商化解矛盾冲突，维护并珍视大局的团结；主张种族与宗教的和平共处、忍让与宽容，反对华人沙文主义。在“这五大价值观中，第一条是共同价值观体系之核心；第二条服务于促进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第三条是对第二条的重要补充，使国家、社会与个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第四条则是强调用协商而非对抗的方式解决矛盾；第五条则是共同价值观在种族和宗教问题上的反映和具体化”[3](P264)。
（三）家庭价值观。继1990年五大共同价值观之后，新政府又于1993年制定并公布了“家庭价值观”。其内容包括：“亲爱关怀，互敬互重，孝顺尊长，忠诚承诺，和谐沟通。”[4](P14)这个价值观的出台，基于二个原因：一是西方价值观对家庭的侵袭力加剧；一是家庭对实现社会共同价值观作用重大。
新加坡领导人认识到，新一代新加坡人追求个人安逸享乐，不尽孝道，甚至把年老的父母视为妨碍自己追求物质享受的绊脚石，其根本原因是西方价值观的侵蚀。李光耀认为，如果让这种现象蔓延，将会危害到社会的基本单位，建立我国社会的砖块——家庭，从而使新加坡社会瓦解和堕落。对此，政府不能坐视不理。既然西方价值观对新加坡社会的腐蚀是从家庭开始的，要维护和弘扬东方价值观也就必须从家庭着手。李光耀明确指出，要避免使新加坡成为“伪西方社会”，必须保持两个基本价值观，“一是社会高于个人，二是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吴作栋也表示，他不赞成西方那种把个人权利放在家庭和社会之上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他认为，没有家庭，就没有个人，而社会又是由家庭组成的。这种价值观对我们至为重要。华人、马来裔人和印度裔人都很重视家庭。那么，就让我们以此为新加坡人民的共同价值观吧。
二、课堂灌输＋5E活动——多管齐下的教育方式与途径
新加坡的公民与道德教育在对象与方式上突出重点，做到两个为主：即以青少年为主，以学校教育为主。同时辅以其他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
（一）重视课堂教育，强化学校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职能。青少年是道德教育的主要对象，学校便是教育的基本阵地。具体做法包括：
1.开设德育课程，确定教材与课时。建国初期的1967年，新加坡小学就开设了“公民”课。强调爱国、效忠和公民意识的培养。1974年改进为用母语讲授的“生活教育”课，包括公民、历史、地理等知识。1981年开设“好公民”、“生活与成长”课，内容升华到蕴涵个人行为、社会责任和效忠国家三个方面。1984年又开设了“儒家伦理”课，该课程既是必修科目，又是会考科目。新加坡成为世界上将公民与道德教育列为学校正式科目的少数国家之一。现在，新加坡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四年级都必须开设道德教育课。小学生周学时一个半小时，使用教育部编《好公民》系列教材；中学生周课时一节，使用《生活与成长》成套教材。此外，还编发“道德教育文选”等其他资料，将中国古代一些著名典故、道德故事，如“孔融让梨”、“愚公移山”、“劝学”等篇目编写为通俗读物，并配有英文，图文并茂，帮助青少年阅读理解。在其他华文科教材中，反映华族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的内容亦随处可见，如华族的节日、礼俗、家庭观念，华人奋斗史及中国古代神话、音乐、戏曲等，通过这些内容，使学生认识华族文化，吸收蕴涵于课文中的孝亲、守时、礼让、睦邻、公德心等30多项价值纲目。“文以载道”的原则在这类教材中有着最充分的体现。1985年全国中学三、四年级开讲《儒家伦理》选修课，旨在使已经冒尖的精英分子接受系统的伦理道德教育，使他们将来成为有理想有道德德才皆备人才。该课本对“修身与生活”、“五伦”及仁义礼智信勇等儒家伦理道德中最重要德目一一作出权威性的解释，对培育学生积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重大。
2.选好师资。教师是学校德育效果好坏的关键。对德育课教师的要求标准更高，不仅要拥有广博的知识，还要具有高尚的德行，足可为人师表，真正成为道德品格的导师。李光耀曾说，教师无疑地应成为良好公民的典范。“迅速的经济发展带来令人惊愕的社会变化，这更增加了教师的重要性，他们是道德精神和社会精神的支撑人。他们必须是受社会尊敬的人。教师人才的选择，必须以他是否足以成为道德品格的导师以及善于传授知识为依据。”[1](P396)
3.确定学校道德教育的宗旨与目标。中小学实施公民与道德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健全的身心，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识，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精神。为达此目标，德育课从知识、技能、态度三个方面入手：在知识方面使学生了解正确决定前需要注意的道德准则；面临困难时，学生能掌握应付和处理的技能；在态度方面，通过灌输各种道德价值观，使学生具有良好的行为，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新加坡小学德育课程标准包括五个主题：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国家，共涵盖35个德目。如在个人主题中有五项目标：(1)展示积极的自觉观念和自尊心。涵盖的德目是自尊、自信。(2)表现出对自己的认识。涵盖的德目是自尊、诚。(3)表现出个人责任感和义务。涵盖的德目是自我责任感、节俭、敬业、乐群。(4)在追求生活目标时表现出坚毅的精神。涵盖的德目是毅力。(5)认识和表现出正直的个性。涵盖的德目是诚、勇、守诺言、信任、义。在每项目标里列出了具体要求，如在第五项中就有：了解诚实和勇气的含义，并去实践它，实践诺言，不说慌话，不拿别人的东西，没有欺骗行为，了解“在任何情况下个人的行为都要合乎道德准则”这句话的意义。
新加坡中学的公德教育较侧重个人与家庭、与学校、与社会、与国家、与世界的关系。课程共有七个主题：培养良好品德，发扬个人潜能，促进人际关系，肯定家庭生活的重要性，发挥社区精神，加强对文化与宗教的认识，培养献身国家建设的精神。不同年级教育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学一、二年级偏重学生个人价值观和品德修养，三、四年级偏重于灌输公民与社会意识。如在第七个主题中具体目标有：与建国理想认同，认识国歌、国旗、国家信约，了解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学习法律条款和社会纪律的关系，明白选举过程，国会运作方式及新加坡宪法，为国家建设做贡献，认识全球性课题，明白世界局势对新加坡的冲击。[5]
4.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强化道德理论教育效果。学校要求学生自己动手打扫环境卫生，中学生还必须负责清洗自己学校的公厕。学校组织学生积极参加社会上开展的各种公民“特别周”活动，促使青少年学生在道德实践中培养良好的道德品格。
为了增强学校德育效果，新加坡中小学普遍开展了五项辅助活动：榜样，阐释，规劝、环境、经验。（因这五项活动英文单词均以E打头，又称"5E"活动。）实际上，阐释与规劝大体可以包括在课程教育之中。所以，这里只把另外几点加以介绍分析。
（二）重视环境的熏陶，特别强调家庭教育。一方面，家长要重视对子女进行价值观教育；另一方面，以种种办法消除家庭代沟，促进亲情间的相互沟通，以此达到双方思想交流以老传小的目的。1996年1月，李光耀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曾指出，在资讯发达的时代，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孩子们保留基本的价值观，只有这样，他们才不致受西方的影响。吴作栋则呼吁新加坡人抽出时间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向儿女灌输久经考验的传统价值观，以免家庭所扮演的角色继续被削弱。李光耀曾谈到，他去宏茂桥巡视（1981年）时看到了一个情况，“我惊愕地发现我国最新的卫星镇居然有两间安老院。这并不是令人自豪的事。这也是不应鼓励的。”[1](P404)他认为，做儿女的必须负起奉养父母的责任，“把父母丢进安老院是一件羞耻的事。”1982年他又讲道，“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一点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加以避免的，那就是我们决不能让三代同堂的家庭分裂。”[1](P407)因为，这是一个家庭结构，社会结构，把家庭单位连成一体的伦理关系和结合力的问题。我国的家庭结构坚固，具有抚育下一代，继往开来的巨大潜力。家庭把社会价值观念用潜移默化、而不是正式讲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如果我国社会要在不失去它的文化冲劲，同情心和智慧的情形底下自力更生，我们就必须保存这种珍贵的家庭结构。他坚持认为，使华人社会历五千年而不衰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家庭这个基本单位的巩固和团结。在他的倡导建议下，新政府通过立法规定子女必须照顾和赡养老人：在分配政府住屋时，对三代同堂家庭给予价格优惠和优先安排；年轻夫妇首购住屋，可获4万元津贴，如所购房子与父母居住靠近，可再多得一万元。如子女同丧偶的父亲或母亲一起居住，则父（或母）所遗房屋可享受遗产税减免优待。[6](P23)新加坡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从社会管理角度看，是考虑家庭稳定则社会稳定；一个人在家庭中能恪守本分，那么在社会事务中也能奉公守法，尽职尽责。从文化传承角度看，则主要是想凭借家庭这个特殊组织，使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代代传延，发扬光大。他们取得了成功。
中国人民大学的新加坡留学生蔡光利告诉笔者，新加坡的文明法规尽管多为胜数，但对青少年道德修养教育最有影响力的恐怕首先来自于家庭。他很小的时候，妈妈教给他许多文明礼貌礼仪，包括言行举止种种规矩，比如就餐时应先请每一位在场的长辈就座才行；坐姿要得体，不能翘“二郎腿”，并摇摇晃晃动个不停。不许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等。而且父母的教导极严，直至上四、五年级才不动鞭子。他说，他的文明行为，与其说主要靠政府的法律管出来的，不如说是父母的循循善诱加必要的惩戒训养出来的。他看到中国已不算太小的孩子对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甚至爸爸、妈妈大声呵责，要这要那，蛮不讲理的行为，十分不解。他在中国学习生活了多年，他感觉，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文明素质偏低，与大学生身份不相称，值得引起重视。
（三）借助榜样力量施教，政府官员率先垂范。一是大力表彰先进人物，张扬其模范事迹，发挥其道德表率作用，始终保持社会正气。二是特别重视以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自律，品行高尚来影响社会道德风尚。新政府要求其国家公职人员以西方的教育求专长，以东方的伦理道德陶治品德，通过树立公职人员廉洁公正的道德形象来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在这方面，最富有成效。新加坡的廉政建设有一套成功的经验，这里难以深入论述。总的说，除了说服教育，领导带头等措施外，还有重要一条，即是将公职人员廉洁这一道德规范纳入法律化、制度化轨道，依法治腐。目前，这方面的规章制度主要有申报财务制度，品德考核制度，法院宣誓制度和行为跟踪制度等。官员一旦出现贪污腐化，道德沦丧行为，即依法严惩，毫不妥协。政府有反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法，公务员指导手册，公务员惩戒规则等。其中不少惩戒事项针对的是违反道德原则行为。法律的惩戒力制约力到底有多大？前反贪调查局局长杨温明说，贪污腐败者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冒极大的风险。除了罚款还要丧失工作。“在新加坡贪污的成本太高，很不划算！”[7](P28)政府官员为政清廉，为民着想，社会风气没理由不好。新加坡政府成为举世公认的廉洁政府，这是他们战胜一切困难，富国富民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开展各种文明活动，浓化社会文明风气，营造思想道德建设的良好社会环境。新政府把开展各种运动作为进行社会动员的一个重要工具，通过各种活动，促进国民思想道德建设，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提高国民抵御西方价值观腐蚀的能力。据有关资料估计，新加坡每年开展的全国性运动大约有20多个，其中经常性的活动有：讲礼貌运动、讲华语运动、防止犯罪运动、反对乱丢乱吐运动、爱神运动、生产力运动、忠诚周、敬老周、睦邻周、国民意识周、华族文化月、马来族文化月、印度族文化月等。其中，从1979年开始的每年6月份都进行的全国性礼貌运动，开展的最有声势，最富有成效。尽管每年主题有所不同，但宗旨始终致力于培养人们以礼相待的良好习惯，谐调人际关系，“着重发展年轻一代人格，使礼貌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把新加坡建成每个人都“谈吐优雅，举止彬彬有礼，态度温和廉逊的礼仪之邦。”礼貌运动的重点在学校。近年特别强调服务行业的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尽管全国性运动频次太多带来一些副作用，有人批评过分依赖全国性运动，便新加坡人感到“过度饱和”，对各类所谓教训“充耳不闻”，[8](P58)但从总体看，显然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
三、鱼与熊掌可以兼得？——新加坡的经验及对我们的启示
首先，公民与道德教育应抓早抓小，青少年是教育的重点。学校与家庭的作用同等重要。夏书章先生在谈到新加坡教育问题时也认为，德育必须“从娃娃抓起”，如果把中小学的品德教育欠下帐延至大学来弥补，既不经济，也难有好的效果。“成年定型，积习要改就困难得多。”[9](P325)新加坡在中小学开德育课，严加教育，而大学里已不再开设类似的课。我们的德育总觉路数有些不大对头。正如有人批评的那样，小学生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中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大学生的文明礼貌与社会公德教育，刚好把次序弄颠倒。这一条值得反思。中小学是德育的关键时期，必须依托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协作，抓好基础文明教育，教给“做一个好公民”的必备品格与修养。不切实际地拔高品德理想教育目标，只能事与愿违，事倍功半。
其次，公德教育要结合生活实际，变得可以操作实践，不要太过玄虚。要紧的是培养自律意识。“只有遵循自律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社会的所谓“精英人物”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比课本说教来得更为重要。
第三，在国民道德文明水平普遍低下的条件下，不应过分看重和依赖说服、规劝等教育手段，虽然这是最重要的教育方法之一。还必须有一套健全的处罚措施，对不文明不道德行为予以惩戒。去过新加坡的人无不惊叹那里太多的处罚，一个“处处罚款的地方”。有人说，是鞭子抽出了一个让世人惊羡的新加坡文明。山西长治市曾对“不文明行为人”采取穿黄马甲立街示众措施。此事一经媒体披露，引起一片责罚之声，批评长治的做法违背现行法律，侵犯人的尊严。殊不知，早在10年前，新加坡就那样做了，而且比长治有过之而无不及。自1993年起，新政府颁布施行“劳作悔改令”，将破坏环境的“垃圾虫”分批集中起来，令其在公共场所和街道上“劳改”（主要是清扫街道）。“劳改”时，必须身穿特制的“劳改”马甲。马甲背后印有英文“劳作悔改令”字样。新闻记者要在“劳改”现场把“垃圾虫”们摄入镜头，然后公布于众。新加坡人的理念是：无惩罚不足以治愚。人的某些恶习之克除，用说教远不如用“劳教”来得有效。[10]先教而后诛，这个经验值得认真借鉴。国民的愚顽性、劣根性，往往会不自觉地对文明进行抵制。除非他们普遍接受了足够充分的教育，否则，要等待他们的文明自律与自觉，怕也太难。蔡兴利告诉笔者，外界都认为，新加坡处罚太多太滥太严，其实，由于文明道德教育活动的开展，国人的文明道德水平在普遍提升，有许多处罚条文实际上是闲置不用的，用不着，没对象可用。但有它的存在，可发挥一种威慑作用。这就是处罚的两面性：罚不治众，罚又治众。这其中，培养全社会普遍认同的“共同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至关重要。没有它，人们就会行为失范。
最后，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与构建儒家价值体系并行不悖。这是新加坡的治国之道，成功之道。中国作为儒家道德精神发祥地，理应取得更大成功。我们并不赞成对儒家思想体系中抑制个性发展等消极因素也视而不见的态度。但我们欣赏新加坡的做法，对待传统文化价值观，取其根本，推陈出新，注入时代新内容，发展之。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看重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以牺牲传统价值观换取现代工业文明，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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