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反贫困的新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贫困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贫困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扶贫减贫问题前所未有地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我国是世界反贫困事业的积极实践者。中国的反贫困行动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任务仍相当艰巨。据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目前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仍有2610万人，相对贫困人口为4977万人，两者共计7587万人。① 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4年12月底，全国城市低保对象总人数为2200.8万人。而据学者的估算，中国目前的城镇贫困人口在1500万至3100万人之间，占中国城镇人口总数的4％—8％。② 此外， 中国目前农民工贫困问题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有学者预计，目前中国的农民工贫困人口大约有1099万人。另有学者估算，中国移民住户的贫困率在1999年是14％，高于没有失业人口的住户，低于有失业人口的住户。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人均不足100 美元即为贫困的标准，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规模仍为9000—150000万人之间，贫困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则大约为4000万人。
因此，要顺利实现党中央多次重申的到2010年以前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奋斗目标，实现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反贫困形势的前景不容乐观，难度很大，任务艰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贫困问题从衡量标准、致贫因素、结构类型、演变趋势等各方面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一、衡量贫困的水平指标将呈刚性发展并日趋高位化
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会带来收入水平与生活条件的变化，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及适应物价指数的波动，衡量贫困的水平指标将呈刚性发展并日趋高位化，这是世界各国贫困问题的一条共同发展规律。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以四口之家为标准的美国贫困线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物价指数缓慢地上涨的。美国确定的官方贫困线（以四口之家为标准），从1947年的2000美元上升到1983年的10178美元，突破1万美元，以后逐年在上升，至2004年达19157美元。而据最新统计，美国2005 年的贫困线标准是，年收入单身少于9570美元、两口之家12830美元、三口之家16090美元、四口之家19350美元、五口之家22610美元为贫困家庭。
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界定采用的是绝对贫困概念，即指在一定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下，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在1985年，农村贫困线为人均年纯收入200元，到1995年增长到530元，10年间上升到165％。在2000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标准已经调整为625元／人年，2004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标准由2003年的637元调整为668元，低收入人口的标准由2003年的882元调整为924元。③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城镇贫困线情况，1981年我国城镇贫困线为171 元／人年，1985年为215元／人年，1990年为321元／人年，1995年为2107 元／人年，1998年为2310元／人年，1999年为2382元／人年，2001—2002年为624—3840 元／人年。④
二、致贫因素的一增一减变化
从致贫因素上看，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贫困问题的形成过程中，传统的历史性致贫因素正在日趋弱化，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导致贫困问题出现的新因素将日益增强、影响持续扩大。因为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消除贫困，又可以造成收入差距，进而制造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国家扶持力度越来越大，尤其是以工代赈计划的实施，导致贫困的传统性因素会得到削弱，其对中国贫困问题的影响也会持续弱化。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诸如失业、收入水平下降等新的致贫因素的影响度却在持续增长。中国贫困问题的关键致因由历史及自然原因等逐渐转变为与市场经济体制密切相关的就业竞争日益激烈、收入分配方式变迁等方面的原因。比如失业作为致贫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近5年甚至近10年内，都会呈现出强劲势头， 这部分人极易陷入贫困之中。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不公现象预计在近期内还有恶化的可能。加之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进入收入分配领域，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因此，职工失业型贫困的治理将是政府反贫困的重点。此外，知识贫困将成为中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因为知识资源是贫困者最稀缺的资源，也是其在发展中受到的最大制约因素。
与以上致贫因素的一增一减变化相适应，“假性贫困”人口逐步减少，剩存的多为“真性贫困”人口。所谓“假性贫困”，是指因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所造成的贫困。相对来说，这部分贫困人口容易脱贫。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这部分贫困人口应该几乎都摆脱了贫困。中国剩存的则多是“真性贫困”，即“高度真实性贫困”。就像“高度近视”一样，用一般的方法治疗起来效果总是难尽人意。因此，真实性贫困是实质性的“病变”，这涉及到现在常常提起的三类农村贫困群体：一是农村中的孤寡老人、重度残疾人和重病人等丧失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二是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地区的困难群体；三是自然灾害频繁使靠天吃饭的农民不断返贫的地区的困难群体。这也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扶贫效果明显下降的根本原因。据蔡昉的调查表明，现存的2800多万赤贫人口中，五保户占1／5，大约560万户；残疾人占1／3强，为979万人；生活在不宜生存的环境中者为1／4，即800万居住在不适宜人类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最终需要搬迁移民。另有一些常年被疾病困扰的、没有劳动能力的、受教育水平极低的群体，他们中的很多人集老、病、残于一身，用传统的开发式扶贫方式是很难解决的。
三、贫困结构类型变化的多元化
（一）从贫困人口的构成看，中国剩存贫困人口的结构将呈现“三元化”趋势。即形成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人口和城乡间流动的农民工贫困人口三元并存的格局。在上述三元贫困人口变动趋势中，乡村贫困问题与城市贫困问题此消彼长，城市贫困问题将更加突出。因为：一是发达国家均是城市贫困大于乡村贫困。中国正在持续发展，也必然不会偏离这一规律；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正在加快，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进入城市，进而带来城镇工作岗位竞争的持续加剧，一个必然的现象便是城镇低收入阶层队伍会不断扩大；三是国民经济在持续发展，国家的扶贫力度也越来越大，尤其是以工代赈计划的实施和国家加强对贫困地区自然环境的治理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促使构成贫困乡村的贫困人口急剧减少；四是乡村人口流向城市，减轻了农村土地的承载力，加之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居住在乡村的社会成员将越来越多地过上稳定的、丰裕的生活。
此外，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及他们在城市中就业和居住时间的延长，他们会逐渐变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城市外来人口”。在许多国家中，尤其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外来人口占城市贫困群体的比例很大。在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未妥善解决的同时，又出现了流动贫困人口，即到城市务工的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进入了贫困状态。农民工贫困问题的形势不容乐观。
（二）从贫困的类型看，伴随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相对贫困问题将日益突出，目前贫富悬殊明显拉大。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会带来收入水平与生活条件的变化，衡量贫困水平的指标必定会呈现出高位化，进而使相对贫困人口所占的比重不断加大。顺应贫困演变趋势，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体制转型的完成和温饱问题的逐步解决，中国的贫困将由以绝对贫困为主过渡到以相对贫困为主。相对贫困问题将日益突出，贫富悬殊明显拉大。
据《中国日报》报道，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研究报告指出，尽管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提高贫困人群收入的措施，但自从2003年以来，收入差距急剧加大。目前中国贫富悬殊已经达到了“黄灯”警戒水平，如果今后5年内不采取有效措施的话，贫富悬殊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并可能在2010年后引发社会不稳定（苏海南，2005）。中国目前居民收入存在着六个方面的差距：一是全社会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过0.4（差距合理区域的上限）； 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镇居民年增速8％—9％，农村居民年增速4％—5％；三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从行业人均年工资看，全国机关约1.6万元，事业单位约1.5万元，企业约1.4—1.5万元，大行业超过6万元；四是职业间差距拉大，企业的经营职位和一般职位间的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五是财富分布极不平衡，财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财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财富的13％；六是财政分配、劳动分配不合理。国家财政收入在2003年为1.3万亿元，2004年达2.6万亿元；而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为16％，2003年为 12％。⑤ 专家提醒，测算是以国家统计局最新提供的2003年统计数据为基础。事实上，中国的收入分配中还存在隐性收入、特定制度下的非货币收入等不定因素，因此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实际形势可能比当前测算的结果还要严重。
（三）伴随集体贫困的弱化，个体贫困将成为贫困人口中最受关注的群体。具体而言，妇女、老人和儿童将成为贫困人口中最受关注的群体。个体贫困是指以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基本生活品占有量、人均营养状况指标和卫生保健状况以及文化素质等来衡量的贫困家庭及成员。
其一是妇女贫困问题。由于劳动力资源过剩和男女平等观念上的某些障碍及妇女本身的原因，决定了妇女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等方面不如男性，失业风险也大于男性，进而导致女性较男性更容易陷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妇女的低就业、低收入、低素质，带来的低地位、低生活水平，直接影响着家庭生活水平。据有关资料显示，1997年，占劳动力总数的约50％的女性仅占从业职工总数的38.77％；另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抽样调查，1996年下岗职工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为：江苏55％，辽宁62.5％，而天津则高达69.23％。在文化教育方面，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总是少于男性。1989年，贫困地区成年女性的文盲率为49％，1990年，180万失学儿童中有100万是女孩。1997年文盲、半文盲占15岁及以上的比例，女性为23.24％，比男性高16.66％。
其二是老年人贫困问题。老年人因退出劳动领域而致使收入锐减，有的甚至没有任何养老保险，极容易陷入贫困境地；即使是有退休养老金的退休人员，相当一部分也因养老金收入低而沦落为贫困阶层。
其三是儿童的贫困问题。它主要表现在接受教育的机会和受教育的程度方面，失学儿童与受教育程度的儿童不仅是现阶段的贫困群体成员，而且充当着未来贫困人口的主体。
在过去的反贫困实践中，我们过分重视集体贫困，忽视个体贫困，只看到贫困的省、地区、县、乡、镇、村，而忽视贫困地区豪华、奢侈现象与待救济的贫困个体并存的事实，同时也忽视了富裕地区还存在贫困个体的事实。中国剩存贫困的治理，应逐渐从关注集体贫困过渡到更加关注个体贫困。
（四）从贫困的层次看，将逐步从目前的关注物质贫困向更高层次的人文贫困转化。贫困不仅仅是物质贫困，同时还包括人文贫困。人文贫困是联合国开发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7）》中提出的新概念。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收入贫困（指最低收入和支出水平的贫困）、权利贫困（指缺少本应享有的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和基本的人权）、人力贫困（指缺乏基本的人类能力，包括识字水平、足够营养、预防疾病、健康长寿）和知识贫困（指获取、交流、创造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匮乏）。人文贫困的核心是权利贫困和知识贫困，实质是对人类基本权利或能力的一种剥夺。正因如此，人文贫困被列为21世纪人类所关注的最大社会问题，而中国又是人文贫困最突出的国家，人文贫困指数排名居世界之首。其中沿海地区为0.18，北京为0.10，相当于智利、新加坡等极低人文贫困指数国家，而西部地区这一指数高达0.44，其中贵州为0.55，相当于索马里等极高人文贫困指数国家。因此，中国今后在制定反贫困战略时，应将过去单纯关注物质贫困、经济贫困更多转向关注人文贫困，通过实施一系列有利于贫困人口、少数民族、社会弱势人群发展的增长策略，切实消除人文贫困。
四、扶贫效果的边界化
在经济学上，总会有一个边界，在此边界内，投资效益为“负数”。在脱贫致富方面的投资，也存在“边际效益下降”的规律，越到最后工作越困难。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年均减少1370万，90年代年均减少620万，1986—2000年，全国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600—700万。但此后速度陡然放慢。近几年来，我国扶贫效率逐渐降低，2000年以后的4年间，贫困发生率徘徊在3.0％至3.1％之间，没有继续下降。尽管2000年以后政府用于农村扶贫开发的资金投入大幅增长，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的速率不断下降。2001—2002年年均扶贫投入分别为“八五”期间和“九五”期间的3.7倍和2倍，而每年减少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却不到这两个时期的一半和三分之一。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1986—1993年，全国贫困人口共减少45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642万人；1994—2000年的7年间，全国的贫困人口共减少48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近700万人；2001至2004年，全国共减少贫困人口59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47.5万人。目前贫困人口还有2610万。2003年，我国还出现了扶贫史上赤贫人口（人均年收入不低于637元、未解决温饱者）首次反弹的状况。2003年由于受灾等原因贫困人口增加了80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之后25年来扶贫开发历史上的第一次。
进入21世纪，我国贫困人口下降速度明显趋缓。主要原因有：一是解决剩余贫困人口温饱问题难度明显增大，他们大多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极差的地区；二是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抵御自然灾害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很弱，每年都有部分人因灾返贫；三是一些地方工作不适应扶贫开发形势的新变化，等等。
伴随中国减贫速度的趋缓，中国农村扶贫的成本在提高。每万元扶贫资金扶持贫困人口由1998年的1.64人减少到2001年的1.18人，反映出了扶贫资金漏出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过去相比，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收入的差距在扩大。从1992年到2004年，贫困人口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的收入差距也从1∶2.45扩大到了1∶4.39。⑥ 由于贫困人口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更差，文化素质更低， 意味着发展的空间受到很大的约束。而贫困人口分布相对分散，构成更加复杂，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扶持的成本和难度。按照目前的投入力度和减贫进度，到2010年实现“纲要”确定的战略目标难度很大。
五、经济发展与贫困问题变化的反向化
毋庸置疑，经济发展能够缓解贫困问题，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它不仅会带来赤贫人口的减少，甚至完全可以消灭赤贫现象。中国改革开放26年来的实践也证明了经济发展能够减少贫困人口甚至消灭绝对贫困人口。但国内外的实践也表明，在一定时期内，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差距可能持续扩大，而贫困线却会持续上升，从而导致更多的人口沦落为贫困阶层，可能会出现经济发展与贫困问题反向运动的现象，产生经济发展的悖论。2003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首次出现反弹就是一个佐证。来自扶贫办的数据表明，2003年，全国多数省份的贫困人口均有减少，但以下省份却有所增加：黑龙江43万，陕西37万，安徽66万，河南53万。四省返贫人口数量超过了200万人，新增80万人。由此得出贫困人口增加，既有原有贫困人口持续贫困，也有已脱贫人口重新返贫以及本非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等多种情况。
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绝对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有减少的趋势，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又呈现上升的趋势，特别是90年代以来，城市贫困人口突破千万大关，并在整体上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增长趋势。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19.96％的速度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7.34％。⑦ 而同期城镇贫困人口也年均增长了5.2％，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由1990年初期4.6％上升到5.3％左右，绝对数增加了一倍。
类似现象在经济发达国家也存在。如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其贫困率与贫困人口规模双双持续走高。2001年美国的贫困率由2000年的11.3％上升到11.7％，2002年又上升到12.1％，2003年达12.5％，2004年增加到12.7％。2004年的贫困率比最近的经济衰退年2001年高了整整一个百分点，即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2001年为3290万人，2004年达3700万。⑧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解决了贫困问题，旧的贫困问题解决后又会出现新的贫困问题。从贫困演变趋势上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可能使贫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但也有可能出现反向运动。因此，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下，未来中国的贫困问题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完全可能出现反向运动的现象。政府对此应当提高警惕性，并给予高度重视。
六、入世后中国贫困问题的新变化
入世以后，伴随着国内经济的国际化，国际经济的国内化，给中国的反贫困行动将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其中对农村贫困问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有可能进一步减少，但相对贫困人口将会进一步增加。
中国加入WTO后，伴随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洪流， 中国的农业将是受冲击最大的部门。中国农村在入世后，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市场竞争也将深入到农村每一个角落，农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分化也将进一步加大。这不仅存在于行业之中，如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将比从事其它行业的农民收入要低，也存在一些地区之间的差别，沿海及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将比没有边缘优势的其它农村地区发展势头要强劲。因此，农村居民之间贫富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有学者估计2006年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人口将超过1亿人，且大多将分布在西部地区。 同时，入世也使得农业的产品结构调整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将面临更大压力。据测算，入世后，随着关税削减和农产品进口的放开，将直接导致中国1100万农民失业。因此，入世后，在中国农村基本解决绝对贫困之后，将面临更为严重的相对贫困问题。
入世对城市贫困问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城镇居民绝对贫困人口将减少，但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入世后就业机会的增加，有利于缓解城镇贫困。另外，随着城镇贫困居民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健全与完善，城镇贫困人口的生活将有显著的改善。另一方面，由于入世的冲击及体制转轨、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供求结构失衡、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国企改革力度加大、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政府机构改革、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等种种原因，中国目前的就业供给压力比世界其他国家更严峻、更紧迫，中国将面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失业人口大国的严峻现实。因此，职工失业型贫困越来越成为我国城镇贫困阶层的主体。
总之，中国贫困问题的存在及其新变化，将是21世纪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也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我们应重视研究、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并经过长期努力最终实现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以真正构建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基金项目：华南师范大学“211工程”经济学科重点建设课题项目。
注释：
①③ 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公报[N].经济日报，2005—04—22.
② 陈佳贵．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1997—200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08.
④ 洪大用．试论改革以来的中国城市扶贫[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
⑤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我国居民收入存在六方面的差距[N].经济日报，2005—06—18.
⑥ 人民日报，2005—05—19.
⑦ 国家统计局．1998年中国统计摘要[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78.
⑧ 国务院新闻办．2004年美国的人权纪录[N].经济日报，2005—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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