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趋势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美国论文,世界经济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都发生很大变化。世界范围内，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逐渐取代昔日的政治和军备竞赛，它主要表现为如下特征：一、全球多边经济合作加强，双边经济合作逐步向多边经济合作靠拢。二、冷战期间出于政治目的而成立的政治组织，因不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世界格局的新变化而纷纷解体。三、经济竞争和贸易战加剧。在日趋白热化的国际竞争中，一国的经济实力已显得单薄，各国都在寻找经济联盟以求取得竞争中的有力地位。结果，世界经济呈现多元化、集团化和区域化的新趋势。全球出现了十几个大的经济集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美国为核心、加拿大和墨西哥加盟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欧共体为核心、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为“第二个同心圆”的欧洲统一市场，以及目前正在酝酿形成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这三大自由贸易区的构成将形成世界经济的新的三元框架。三元结构的运作、抗争和重新组合将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向。四、在国际经济多元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内政与外交的概念划分逐渐发生转变。国际经济关系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程度上都大于以往，各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相互影响。五、国际贸易中的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并驾齐驱。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其产业处于领先的领域鼓吹贸易自由主义，而在其产业处于不利地位的领域则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六、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动荡不稳。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地位日趋下降，美元地位下降与美国经济实力相对衰落相关。
总而言之，在全球竞争中，经济因素上升，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相对下降。世界各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根据这一新趋势来调整各自的战略。
为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克林顿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也发生若干相应的变化，主要表现如下：一、强调经济安全，对外战略从军事优先转为以经济为中心。二、参与、策划和推动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并继续谋求在这些组织中的霸权地位。三、组织区域性经济集团，在世界经济三元结构中加强以美国为核心的这一元的经济实力，对付以日本为核心及以德国为核心的另外两元的经济挑战。从战略上讲，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从经济外援改为自由贸易，准备建立泛美自由贸易区，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南美洲乃至整个西半球。四、向其它区域性经济集团渗透，扩大美国经济影响力。五、在双边经贸关系中，贸易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交替实行。六、调整美元的比价，维持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优势地位。随着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其外贸政策、对华经贸关系，以及贸易磨擦都出现了新的变化，现对此作一详细分析：
一、美国外贸政策的总框架与特点
为了发展国内经济，克林顿政府将开辟国外市场作为其经济政策的重点，采取了主动而强硬的外贸政策。同时，美国政府也在运用政治和外交等手段为美国经济向外扩展开路。美国政府外贸政策总体框架可分为三个层次：
1.双边和单边层次。
针对短期目标和直接目标，缓解巨大贸易赤字的压力，促进出口，维持经济增长。主要手段是进行双边谈判、磋商或单方面采取行动，以制裁相威胁，努力消除美国产品进入各国市场的障碍，迫使贸易伙伴向美国的商品和劳务开放市场。
2.地区层次。
针对中期目标，在地区一级实现“公平”的自由贸易，使区内贸易体系按美国的设想进行架构。其主要设想为，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积极推进亚太经合组织的进程，同时探索跨大西洋市场协议，将世界主要贸易区域纳入美国领导下的贸易秩序。这样，美国的优势产业将能最终顺利进入各主要贸易区的市场。
3.全球层次。
针对长期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平”前提下的自由贸易体制。其主要办法是积极推动乌拉圭回合贸易协议的实施，以求在已达成协议的农业、服务业、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致力于扩展谈判领域，力图将劳工、环保等问题纳入协议范围。
美国外贸政策在操作上具有以下特点：
1.奉行所谓“公平”原则，尽力要求贸易伙伴打开市场，给予美国企业与本国企业同等待遇，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
2.政府主动参与对外贸易活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高新技术，实施“出口战略”等。
3.强调与贸易伙伴协议的可行与实施。
4.不惜以贸易战相威胁，强行推行自己的政策。
这些特点绝非只针对中国，但却与中国的经贸磨擦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也由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美国将中国视为世界十大新兴市场之首，“世界经济中日益重要的角色”，因此，克林顿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各个层次都涉及中国。目前中美贸易磨擦中的最惠国待遇、贸易不平衡、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首先是双边问题，但同时也是影响到地区合作与全球贸易体制的问题，因此也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相联系。美国的外贸政策已经把中国作为重要的对象国之一。在中美之间一些磨擦的具体处理上则充分体现了上述种种特点。
二、美国各界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态度
在继续对华发展经贸关系的方针问题上，美国政府、国会和企业界之间存在很大分歧，而且在实施措施上也有灵活或强硬的区别，由于利益的驱使而形成态度上的不同。
从美国政府方面来看，它会从美国的国家长远利益和战略高度来处理中美关系，当然，美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时要考虑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地缘政治等问题。苏联的解体、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不复存在，使中国失去作为美国战略伙伴的地位。在美国政府的对外决策机构中（包括美国负责处理亚太事务的决策机构），中国的地位下降，这是导致中美两国政府关系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考虑到冷战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考虑到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需要，它必须保持对中国的影响力，因而，要接触，而不要对抗，这一点正是今年6月克林顿政府同意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主要目的。通过接触产生影响，既可打开中国的市场，又可争取中国在核不扩散、环保、人权、区域安全等问题上的支持与配合，更可以促使中国在对外开放中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保持同中国的接触显然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政府从宏观全局考虑问题，趋向于在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上采用灵活态度，在实际操作中经历了一个灵活到强硬，又由强硬转向灵活的过程。前者主要是由于1989年“6·4”事件的影响，美国政府在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采取了与人权问题挂钩的做法，有条件地给予中国这一待遇。后者则主要表现为1994年这一待遇与人权问题的脱钩。
但是，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利益集团操纵政治运作的惯例，决定了政府行政部门还要受到这两种力量的制约。在这两种力量的压力下，美国政府也会在诸如知识产权保护这样的问题上表现出相对强硬的态度。
从美国国会方面看，至少有四种因素会影响对中美关系的决策：一，美国三权分离的体制使国会从立法程序上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具有法律制约力。二，国会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更替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老议员，大多数新议员对中国不了解，有的甚至不知道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不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再加上美国新闻媒介的误导，因而对中国抱有偏见或敌意。三，美国议员竞选资金筹措的新规定迫使议员们不仅考虑议员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还要考虑公众的利益。四，美国舆论界炮制的所谓中国“不良政治形象”对国会议员言行有决定性的影响。鉴于克林顿政府政策重心在国内而不在国外，再加之对华政策摇摆不定，这样，国会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国会议员更多地考虑选民的局部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国家长远利益，当选民的局部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发生冲突时，或者，当国会议员受新闻舆论导向影响而看不到国家长远利益时，国会的决议将有损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看，一般可划分为四个利益集团：公平贸易集团、人权鼓动集团、反堕胎集团和反核扩散（环境保护）集团。从经济的角度划分，在公平贸易集团中，还可细分为小麦集团、飞机工业集团、汽车工业集团、纺织业集团、计算机软件集团、音像集团（知识产权集团）等。各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会议员和政府的对华决策。尽管从短期看，有的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与中国有矛盾，但是，从长远看，中美双方有许多合作领域。各利益集团会更重视其实际的经济利益以及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大凡看好中国市场的利益集团倾向于温和处理中美经贸磨擦；而面临中国竞争压力的利益集团则倾向于采取强硬态度。看好中国市场并与中国市场联系密切的利益集团大致有：
（1）具有较大对华出口潜力的企业集团，包括波音公司、麦道公司、IBM、AT＆T、小麦种植者协会、谷物出口商协会等，经营范围包括飞机、农产品、电讯、计算机、化工产品等。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失去中国市场。
（2）经营中国商品的进口商集团，包括从事转口贸易的集团。
（3）在华从事产品加工，产品销往美国的集团。包括零售业贸易活动联盟、美国玩具制造商协会、鞋类批发与零售商协会等，香港美国商会、在港美国公司协会等代表美国在港企业利益的组织也属于这两类集团。
（4）金融机构利益集团。
面临中国竞争压力的利益集团大致有：
（1）劳联—产联、全美成衣及纺织品协会中代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集团。
（2）涉及知识产权的利益集团。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对中国较为不满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是药业集团，以美国药品制造商协会为代表；一是版权与软件产业集团，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联盟为代表。然而，这些公司也并不愿意出现制裁或贸易战之类的极端情况。它们的担心主要在于：如果出现报复与反报复的对立，1）可能会使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变本加厉；2）阻碍中国对美开放市场的进程，甚至有美商丢失或减少在中国市场份额的可能。
三、中美贸易磨擦中的症结所在及我方应注意事项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国会作为立法机构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如上所述，国会议员受选民利益、传统价值观、本身政治经验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不易从全局利益来考虑问题，并因此成为与政府行政部门意见相左的势力，形成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这一点在1994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占多数席位的情况中反映明显。1997年，新一届美国国会将开始工作，而新任议员可能在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这样复杂的关系上，更缺乏经验；对这一关系的重要性认识更为不足；对国内利益集团的反应更为重视；而且当传媒误导时，也会更易受舆论的左右。这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目前，国会中对中国不利的意见。除了政治及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外，在经济上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过高估计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他们害怕中国成为美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与美在世界经济中相抗衡，并进而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一担心由于外界传媒大量宣传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实体而加剧。
2.过高估计了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管理权力下放、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情况估计不足，对目前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展估计不足，因而，一遇问题便要么责怪中国政府调控不力，如在反倾销等的问题上，要么无视中国的现实，依旧按非市场国家对待中国，促成对华反倾销。
3.过高估计了中国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能力。他们提出与中国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要求，不断施加压力，企图迫使中国接受超过中国承受能力的一些条件，过高过快地让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如让中国接受对发达国家的要求，减让关税之后才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等。
从上述分析可见，中美经贸磨擦的症结在于双方内部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影响磨擦加剧或缓和的政治因素则可从美国决策机制的运作规律中加以认识。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美国国会和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制约和影响，加强对美国分权决策机制的研究，做好国会的工作。抓住这些关键点，大力开展工作，对于磨擦的缓和、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定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总之，在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关系中磨擦与纠纷不断的情况下，应看到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是存在的，进一步深化这一关系也是可能的。只要我们认清形势，分清主次，抓住适当的时机，做好分化对方的工作，解决矛盾，就能够推动双方经贸关系继续发展，并进而推动两国政治、外交及其他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