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一种语言的存在——兼论政治语言学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语言学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是一种语言的存在，人的很多社会性活动都是一种语言化活动。政治作为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社会性活动更是高度语言化的活动。美国政治传播学者尼谋有一句名言：政治就是谈论。这句格言固然有些极端，但从中可深切感悟到语言在政治领域中极为重要的意义。语言不仅具有描述和解释政治现象的作用，语言还具有实施政治行为、建构政治权力的功能。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语言的控制权实际上是一切权力的核心基础①。有鉴于此，关注语言问题，探究语言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内在隐秘关联，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然到目前为止，从语言的维度来探究政治问题，在政治视域中考察语言现象，在学术界尚未形成理论研究上的自觉意识。笔者坚信，政治语言学②的建构，必将使人们对政治与语言问题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一、语言哲学视域下的政治分析
众所周知，近千年以来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曾出现两次重大的理论转折，即：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哲学主题的每次重大转换，都体现了人们在探索世界万物本源或本质时所历经的思维方式的转换。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标志着人们在探究世事万物本源或本质时已认识到：“更为根本的东西不再是主客体问题，而是语言问题，理解思想和世界的关键在于理解语言。”③人们从此试图通过语言的路径走出“世事万物的本源或本质是什么”的思想迷宫。海德格尔作为存在主义创始人之一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居所，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居所中④。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是存在的居所”这一命题，是关于语言与世界本源、本质问题最为经典的论述范式，“几乎可以当成西方语言哲学的宣言”⑤。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以伽达默尔为奠基人的解释学流派也十分重视语言问题。总而言之，“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流派都走上了通向语言的道路”⑥。
20世纪的“语言转向”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对近代认识论哲学传统范式的反叛，也是人们思维方式的转换，更是对旧有语言观的颠覆。
“语言是工具”作为传统语言学的经典论述已根深蒂固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并逐渐内化为一种潜意识。尤其是在中国，“语言工具论”见诸一些经典著作，更使其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信条。然而，随着“语言转向”这一思维方式的开启，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语言工具论的褊狭。它未能认识到语言的另一层面，即：语言在本体论上的意蕴。诚然，语言确实表现为一种媒介、一种工具。然而，从内在层面而言，语言不仅仅是思想意识的交流工具，语言也是世事万物的一种存在模式。借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能够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虽然这一命题并不是说存在等同于语言，但人类只能通过语言来理解存在；世界虽然是独立客观的存在，但是，“世界只有进入语言，才能表现为人类的世界”⑦。人类永远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倘若没有语词来描述和呈现这个世界，那么，整个世界便会沉入一片混沌不清的冥冥之中。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这一诗句的意味深长。既然存在栖居于语言之中，那么，政治现象或者说政治权力作为一种存在，也必然表现为一种语言的存在。故探讨语言问题，从语言的维度探究政治现象的本质，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思维路径。
政治是一种语言的存在，这一命题不仅仅立基于语言的本体论，更为重要的是，语言本身就蕴含着令人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语言本身即具有权力的属性，它规范着社会秩序，发挥着一定的社会管理功能。
在上古时代，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源头之一的《诗经》曾写道：“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大雅·板》）也就是说，话语切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对民众的管理效能，关系到民众的生存状况。古代先民不仅注意到了言语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把它提升到关系国家治乱兴衰的高度。
语言本身具有规范社会秩序的功能。人是符号的动物，即人是能利用象征符号去创造文化的生物，人能把他认识的世界用象征符号固定下来、反映出来，从而赋予世界以“意义”和“秩序”。语言作为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象征符号，“是强加在一个人身上的‘秩序’”⑧，通过规范语言秩序来建构政治秩序，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先贤圣哲们就深有体悟，孔子的“正名”说即为此意。
平王东迁，周室衰微，诸侯蜂起，天下分崩，社会政治秩序渐趋瓦解，传统的政治语言所指代的内容与社会上新出现的现实状况相互悖逆，“大夫”所指代的本应是君王的臣属，在当下的历史时空中却变成了挟持国君的强人；“诸侯”所指代的本应是尊奉天子的地方臣佐，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却变成天下的霸主。当名不符实的时候，语言就具有了遮蔽事物真相的功能，从而使犯上作乱的不正当政治行为在正当的名义下大行其道。为了扭转政治上的这种脱轨行为，孔子提出“必也正名乎”的政治主张，他编订《春秋》，致力于给春秋时代的政治事物一个他认为是名符其实的称谓。叱咤风云、威震一方的楚王，孔子将其写成“楚子”，以揭示其应有的臣属的政治地位，从而迫使地方诸侯不得不遵循为人臣子的政治伦理秩序。正因如此，当时即有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说。孔子力主“正名”主要是希冀于通过“名”（语言）与“实”（现实世界）关系的调理来整顿社会秩序，如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社会秩序就会紊乱。据说，春秋时期的邓析曾经“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不遵循传统的“名”而另行其是，结果导致了郑国的秩序大乱⑨。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阐释，我们深切感受到语言不仅仅只是一种意义的表达，语言本身就是权力意志的体现。1977年，法国著名思想家、符号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中说道：全部语言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就此而论，语言即权力，权力即是一种符号权力。
二、语言使用的混乱与政治理论建构的困境
任何学科都必须借助语言这一象征符号来从事思想的阐述、理论的建构。然而，举世闻名的学术大师罗素曾指出：日常语言无论在词汇或句法方面都非常模糊不清，经常把人们引入歧途。语义的模糊性常常使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理论研究遭遇到如下重大问题：语言使用上的混乱导致人们思维的错乱、认知的偏差、理论建构上的困境。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某些理论研究要走出认识上的误区和理论研究上的困境，必须得进行语义的澄清、概念的重构，力求使用明晰的语言来表达精微的政治思想观念。
关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恒久以来一直论争不休。过去在我们的一些经典教科书中，常常把语言视为思想的外壳，仅仅从工具论层面理解语言之于思想的作用。与之相反的是，有些学者则认为语言是思维之源，思维即语言。笔者在此无意对这两极化观点的是非加以评说，因为各自的视角不同，这些观点就某种意义而言都能自圆其说。故此等问题如果不从一定的角度加以认知，论争将永无休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思想只有锁在言辞中才不会飞扬而去。换言之，语言能让飞扬的思想静然落定。当言辞无法捕捉思想时，思想就只能归于混沌不清的意识潜流。从这个意义说，人们只能思考可以言说的事物，而难以思考无法言语的一切。当人类拥有了语言，也就在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了行动的扶梯。正如著名语言学家伽莫尔在他的《语言学概论》中所指出的：语言符号好比是梯级，思维沿着梯子从具体的印象一级级地上升到最抽象的概念，然后再由抽象的概念来建构人类的意义世界。然而“词不仅是钥匙，它也是桎梏”⑩，语言能展现人类的思维。也能制约人类的思维，如若使用不当甚至还会变乱人的思维。按照“日常语言学派”的观点，日常语言或概念之间存在着许多细微的差别，人们在使用这些词语或概念时如果不首先仔细分析和厘清这些细微的区别，就去进行理论研究，必然会造成思想的混乱。在政治学理论中，这一现象不胜枚举。其中以“民主”观念的混乱最为典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乔·萨托利指出：民主在当代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最重要者莫过于理论上的严重混乱。
“民主”一词大约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人——很可能是雅典人——创造了民主（democracy或demokratia）一词，这一语词源于希腊语demos（即人民）和希腊语kratos（即统治）这两个词的组合”(11)。从词源学角度而言，民主意指“由人民实行统治”。“‘由人民来统治’看似语义明确的概念，但实际并非如此”(12)，“民主的一些关键性术语语义尚不明确，含义尚不统一”(13)。西方学者奥维尔进一步指出：“民主”一类词语不仅没有公认的定义，甚至建构这种定义的努力也遭到各方的抵抗。为民主建构统一的定义之所以遭到各方的抵抗，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即是民主的含义越是不统一，民主的概念就越容易被操控、被歪曲、被盗用。“由于民主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础”(14)，因而各派政治势力、各种政治制度几乎都以民主自居，“今天几乎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民主人士。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把自己说成是民主制度，而这些制度彼此之间无论是在言论还是在行动方面都常常迥然不同”(15)。“民主”这一词语遭到如此滥用，必然导致民主理论陷入概念的混乱之中。
民主观念的混乱无论在学术理论层面抑或在现实生活层面都为害极深。在理论层面，民主概念的混乱导致了政治理论建构上的困境。乔·萨托利指出：如果我们的基本概念含混不清，那我们肯定只能得到糟糕的理论。民主作为政治学最为基本的理论研究范畴之一，其概念的模糊混乱已使民主理论日益空洞化，而民主理论的空洞化又必然导致政治理论的建构形同空中楼阁；在现实生活层面，正如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所指出的：民主定义的混乱会使那些煽动家和暴君大获其利。一些政治无赖往往通过操控民主的定义，在民主的概念中掺杂一些似是而非的含义，从而使民主理论与民主制度面目全非。当民主的内涵变得模糊不清时，人们就难以区分何为民主、何为独裁。这些政治无赖通过混淆民主与专制的区隔，一方面搪塞人民的民主诉求，另一方面通过篡改、变乱民主的内涵，把民主的概念空泛化、模糊化。当民主理念变得含义混杂、似是而非时，政客们也就清除了把专制与民主混为一谈在语义上所遭遇的障碍与困难，他们正是通过耍弄“操控定义”这种语言阴谋来达到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政治目的。去除语言使用上的混乱，使某些含混模糊的政治观念得以澄明，即便不是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全部，至少也应是其必然的逻辑起点。
三、言语行为与政治权力的运作
就一定意义而言，政治行为就是一种言语行为。以往，在人们的习惯性思维中，言与行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其实就特定意义而言，言即是行。早在几十年前，英国语言学家奥斯汀就曾经提出“言语行为”这个概念。言语行为概念的提出使我们认识到言语并不仅仅是一种语义的表述，言语本身亦是一种“实践行动”。西方其他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也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人类活动的形式，说话即是做事。无论是言语行为理论，抑或说话即是做事这一论断，在政治分析中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当我们对古今中外各种政治现象加以细微的考察，便可得出如下的结论：很多政治行为都是言语行为。在政治行为中，无论是政务活动的开展，统治秩序的维系，抑或权力的角逐，无不彰显语言的巨大作用。
古往今来，对于很多政治家、统治者而言，精湛而高超的言说艺术是其登临政治顶峰的权杖。早在古希腊时代，驾驭语言的能力已成为政治人物必不可缺的内在素质。在雅典城邦，“政治活动以公民在共同场所的竞说——法庭上的论辩、广场中的演说——为主要手段。因此‘说’成为城邦公民获取政治权力与有效行使政治权力的根本手段”(16)，可以说，当时雅典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离不开高超的言说技艺，如果一个雅典公民不善言辞，那么他在政治现实生活中就很可能被边缘化，若要成为领导人物，主导公共事务，更是无从谈起。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对于那些身处时代的风口浪尖、引领历史潮流的政治领袖来说，能否用令人神往的话语感召群众、凝聚人心；能否以清晰有力的论述描绘愿景、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引领群众；能否准确把握时代的脉动、敏锐感悟民众的心声并以令人振奋的言说方式发出时代的最强音，这都是事关历史变迁的重大政治问题。
早在秦汉之际，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就激起“布衣草民可为王侯”的雄心与斗志；东汉末年，张角兄弟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谶语宣示了黄巾起义的正当性；北宋末期，王小波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战斗口号凝聚了广大贫苦民众的心声；太平天国运动所宣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政策论述则为贫苦人民设想了一个美好的愿景，从而激起贫苦民众跟随太平天国运动。由此可见，任何政治势力要引领群众，就必须对自己的理念的正确性与行为的正当性进行有力的论述。政治领导者要感召群众，就必须对未来提出清晰可见的、令人神往的远景与蓝图，并使他们在所从事的政治运动中体验到一种非凡的成就感，领悟到一种伟大的意义。而这一切都需要一种语言的表述与意义的阐释。
当人类步入近代社会后，随着传播技术与手段的空前发展，恰当而巧妙的词语运用，在政治实践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在政治的角逐中，笔墨语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众多历史事实表明：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笔墨之间所涌动的言词丝毫不亚于寒气逼人的刀剑铁戟，也不逊于枪炮中的火力弹药。“在伟大的政治斗争中语言是最有力的武器”(17)，如若能把词语加以精准巧妙的运用，有时甚至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立即瘫痪政治对手。从一定意义而言，政治角逐就是一场词语之战。
词语之战的一大诀窍就是，争夺“好字眼”，把“坏字眼”投向敌方的阵营。回溯近代中国政治的演化与变迁，我们对这个问题会有更为直观的感受。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人的词典里，大概再没有哪句政治词语比“革命”更美好、更神圣，也没有哪句政治词语比“反革命”更邪恶、更令人毛骨悚然。其实“革命”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并非美妙风雅之词。然而在五四运动前后的特定历史语境下，“革命”逐渐被建构为象征进步与新生、自由与解放的政治图腾，谁要是披上“革命”外衣，谁就具有了政治上的正当性与道义性。当“革命”在中国社会逐渐衍化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流话语时，“反革命”自然就沦落为一种滔天之“罪恶”。在此情形下，当时各主要政治势力都竞相争夺“革命”的封号，而把“反革命”这一咒语投向敌方阵营。当时世人已深切感受到，大凡要打击对手，“只须任封一个‘反动’和‘反革命’的罪号，便足置对方于死地而有余”(18)。由此可见，语词的威力何等巨大，在政治现实生活中语言甚至具有毁灭性的杀伤力。
词语在政治斗争中的另一大作用是分化瓦解政治对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而要从内部攻破政治堡垒就必须以分化切割敌方政治势力为突破口，只要能成功分化离间敌方政治阵营，便可以挑起敌方政治势力的相互猜疑与内斗，如此一来，政治堡垒自然就分崩离析。分化政治对手的一大要领就是通过专有名词的指称给敌方政治势力划线分派。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宣布禁止使用“左派”、“右派”等“怪名词”。他说：“年来共产党分化我党政策，无所不用其极，造作‘左派’、‘右派’、‘西山会议派’、‘新右派’等等名词，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瘫痪而退。”(19)蒋介石作为那场重大政治斗争的当事人，对语词的魔力有着如此切身之痛，更使我们感受到语言之于政治的重大作用。
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权力的运用并不都是由硬性的强制机关，如监狱、法庭、军队来执行，权力更多的是转换为符号形式以隐秘的方式加以运作，语言作为一种主要象征符号，就是通过思想意识的渗透达到对人的精神的控制，很多政治意图与行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施，可见语言问题之于政治深具本质意义。因而，从多维的学科视野探究复杂的政治语言问题是人们不可轻忽的一项重大课题。然而时至今日，在国内与国际学术界中，“政治语言学”的专项研究却呈现一片学术空白。
四、政治语言学建构的基本理论框架
纲举则目张，政治语言学的创立首先必须立基于基本理论框架的建构。为此，应以政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为论述起点，深入阐释政治语言学的学理基础，并就其研究方法与学科定位等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建构起政治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从结构而言，应从以下若干方面展开政治语言学的研究：
在政治语言学理论体系的第一部分中须阐释如下三个问题：一是政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二是政治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学科任务；三是政治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作为学科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要件，研究对象及其范围是必须加以关注的首要问题。对于政治语言学而言，政治视域中的语言问题、语言范畴中的政治问题以及政治与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其主要研究对象。鉴于研究对象的多维性，政治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不能仅局限于政治学、语言学两大学科，必须打通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的藩篱。从政治语言学研究对象及其范围而言，将政治语言学视为政治学的范畴，或归属于语言学体系都不免有些牵强，还是将政治语言学界定为一门以深入探究政治语言现象为主旨、具有独立学科地位的综合性新型学科较为确切。就其学科任务而言，政治语言学要充分阐释语言的权力属性与权力的语言属性，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揭示政治统治者如何通过语言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与政治利益。
政治语言学作为独立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其建构方法必然是多元的，但最为主要的是“观念／概念分析法”与“话语分析法”。每个时代都有最能代表其时代特征的关键用语，这些“关键词”是特定时代的缩影，所谓“观念／概念分析法”，就是围绕政治领域中的这些“关键词”进行研究。通过解析政治“关键词”的历史源头及语义的变异过程，我们可透视特定时期政治现象的本质意蕴；从一定意义而言，政治话语即是一种政治策略，政治人物的心声往往是隐含于话语字面意义之外的一种弦外之音，所以政治语言学的研究必然要着力于政治话语的分析。所谓“话语分析法”就是通过考察特定政治话语的语境与言说意图等，来解析话语背后的政治意涵。
在创建政治语言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能否确切地建构其理论基础至关重要，没有稳固的理论思想为根基，任何新型学科的创立都形同流沙之上建造高楼。政治语言学作为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研究，必然要熔铸多学科的理论要素，其中尤以政治学、语言学、社会学与文化哲学相关理论为重。因此，在政治语言学理论体系的第二部分中须以“人是一种语言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建构政治语言学的哲学本体论基础。在第三部分与第四部分中分别以“语言是一种权力意志的体现”、“权力是一种符号权力”为理论支点建构政治语言学的学理基础。在第五部分中当以“语义的重构与政治理论研究困境的突破”为论题，探讨如何通过厘清某些政治语义的混乱，走出政治理论研究的困境。关于第二、三、四、五部分的主要思想内容前文已经论及，此不赘述。
在政治语言学理论体系的第六部分中将以“政治是一种修辞艺术”为主题，探讨政治修辞在政治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极为重视修辞术，他把修辞术视为处理国家政务的重要方式与基本手段(20)。从实践层面而言，政治人物的领导艺术，如同律师的申辩艺术一样，首先是驾驭词藻的学问(21)。从宏观理论层面而言，修辞艺术在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维系和增强所谓“柔性权力”等事关国家命运的诸多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鉴于此，“修辞文化”研究应是建构政治语言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第七部分中，以“语言是一种政治权谋”为主旨，深入揭示政治语言的功能与作用。如果从语言这个独特的视角深入研究古今中外的政治实践活动，我们便可以发现，对于政治人物而言，语言是其政治角逐的利器，语言是其政治斗争的权谋，语言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而又独特的政治功能。语言的政治功能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项：1.设置政治议题。能否通过设定某些最能反映广大民众意愿的政治话语来主导政治进程的发展方向，这是攸关政治团体命运的关键问题，因此政治语言的议题设置功能是建构政治语言学理论体系所要着重探讨的论域。2.描绘政治图景。通过言语的阐释赋予政治事物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从而感召群众、凝聚民心，是政治人物惯用的政治手法。他们往往把自己的政治行为与美好的动机及神圣的目标结合起来，以显示自身的正义性与合法性。3.操纵民众的心理预期。通过语言的阐释进行期望控制是政治人物常用的政治策略。当政治领导者不断宣称失业率上升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由此而带来的社会阵痛就可能被民众所承受和容忍，从而避免社会反弹的产生。4.操控定义。在政治生活中，操控定义就等于掌控政治事务本身。政治人物常常通过变乱词语的内在意蕴，操控概念的定义，从而达到指鹿为马、混淆是非的政治目的。操控定义是最不易被人察觉的政治权谋，故应着力加以剖析。5.实施政治行为。从一定意义而言，政治行为就是一种“言语行为”，因而政治语言的重要功能之一就在于实施一定的政治行为。6.政治整合功能。加拿大学者哈罗德·英尼斯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断：古代帝国无论东西之所以能够建立自己的统治，原因之一就在于拥有以文字为核心的“空间媒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厉行“车同轨，书同文”，其政治奥妙就在于语言具有政治整合功能。7.政治认同功能。政治可以说是一种寻求认同的艺术，而语言则是实现政治认同最为主要的方式之一。政治语言还有其他某些功能，都将在这一部分中详加阐释。
在最后一部分中当以“语言的政治化与政治语言的异化”为论题，深入分析政治语言的异化现象。笔者认为：在政治领域中，语言已不仅仅是一种纯然的语文符号，政治领域中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已异化为一种非语文的政治符号。从通常意义而言，词语形式与概念的内涵构成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概念是对现实事物或现象的概括反映，是人们逻辑思维的表达。然而事实上，政治语言的能指与所指时常相互割裂，往往只有能指，却找不到确切的真实所指，可循名但无法责实，在此情形下，一些政治概念所指涉的只是“莫须有”的虚妄之物，而不是真切的客观现实，政治言语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合乎语义的逻辑表达，而只是应合某种政治目的的现实逻辑。曾经畅行于一时的某些政治用语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比如“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等，这些“中国式……主义”(22)既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客观现实，又没有任何明确、系统的实际意涵，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下产生的一些变异的政治符号。
作为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政治语言学的内涵与外延十分宽广，其完整的理论内容不是一篇论文所能完全阐明的，笔者在此只是试图勾画出政治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诸如政治语言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政治语言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等问题都是建构政治语言学所必须关注的理论问题。21世纪是学科交叉与学科整合的世纪，不同学科之间的思想交融一定能为人们展现一幅完整的理论图景，笔者坚信政治语言学的建构必将为政治与语言现象的研究开辟出一个全新的理论视域。
注释：
①罗宾·洛克夫：《语言的战争》，刘丰海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74页。
②关于政治语言问题的研究，虽然已有一些学者在相关学术著述中偶有涉及，但这些学术成果大多只是零散地夹杂于社会语言学、心理学等专题性学术论题中。比如陈原的《社会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古斯塔夫·勒庞著：《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即便有些学术研究成果以政治语言问题作为专题研究对象，这些学术成果也还未能突破“历史语义学”的学科范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冯天瑜：《“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胡波：《辛亥革命与思想话语的变迁》，《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对某些政治话语作了专题性研究，但它们只是以线性思维方式对个别政治话语作微观的历史考辨研究，还未能从多维的宏观层面把政治语言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范畴加以系统的理论研究。在当今学术界，笔者尚未见到“政治语言学”这一学术理念的提出，至于以“政治语言学”为论题的学术研究成果更是未尝见到。
③尚志英：《寻找家园——一多维视野中的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页。
④徐友渔等：《语言与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155页。
⑤钱冠连：《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3页。
⑥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⑦［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⑧申小龙：《语言的文化阐释》，北京：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6页。
⑨《吕氏春秋》卷十八《审应览·离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二十二子》本，1988年，第694页。
⑩［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1页。
(11)［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伯光、林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页。
(12)［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页。
(13)［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英文版序言”第5页。
(14)［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英文版序言”第4页。
(15)［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1页。
(16)浦兴祖：《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海；复旦入学出版社，1999年，第55页。
(17)［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
(18)大不韪：《党军治下之江西》，《醒狮》第118号，1927年1月7日。
(19)蒋介石：《谨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1927年4月），《蒋介石言论集》第4集，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58页。
(20)具体内容参见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诗论》，颜一、崔延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21)参阅［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22)王光祈说：“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的名词，就叫他为中国式……主义。”参见《王光祈致君左》，《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4期，191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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