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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1)04-0098-08
在王明晚年，由他口述，其夫人孟庆树记录整理，写了很多回忆录，其中有《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一部，还有一些单篇的回忆。由于我多年研究王明，王明之子王丹之先生将这些回忆录的复印件送给了我一份。这些回忆录提供了很多新资料，与以往我们了解的情况不同，可以作为研究中共历史、中国现代史的参考。下面，我就把其中的一些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关于1927年米夫来中国的任务
1927年3月，王明随米夫率领的“联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帮助中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组”到了中国。据王明说：这个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1，帮助中共中央出版日报(为此带去5万美元作开办费)；2，办工农干部政治军事训练班，时间为3至6个月，人数为3～5千人，作扩军及领导农民武装和土地改革的骨干。①4月22日，他们到达武汉。王明回忆说：
到汉口后，米夫带着绍禹去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各负责同志。见到陈独秀时，米夫把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共办日报和办干部训练班，并告诉陈带来五万美金作开办费。那[哪]知陈独秀说：“我们现在忙得很，没有功夫搞这个玩意儿！”米夫又向他解释了为什么要办和具体办法，但陈独秀坚决不同意。
原订训练班收三千到五千人，培养从班级到连级的干部，准备成立三个军(15万人，由叶挺等各兼一个军的军长，实则是作组织工农红军的打算，真正地武装工农)。准备由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广东等省抽调觉悟的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来受训。受训后，一部分派到军队去作干部，另一部分派到农村去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训练班应收百分之七十五的工人农民和百分之廿五的青年学生。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成份，他主张收百分之廿五的工人农民，百分之七十五的青年学生。争了许久，最后达成协议是：工农占百分之五十，学生占百分之五十。陈独秀派张秋人去找房子，但直到武汉撤退前，他们仍未找到房子，实则是陈独秀不愿意办这样的训练班！
关于扩军问题，工作组一到武汉就和陈独秀谈了，但他始终拖延不向汪精卫提。直到武汉撤退前不久，米夫和绍禹一块去找汪精卫。汪当时表示同意，他问武装从那[哪]里来？米夫说：先从汉阳兵工厂和其他地方收集来。很快冯玉祥从陕西出河南，路打通了，苏联可以帮助。②
王明说他们还会见了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人，他们都表示支持。但由于陈独秀不同意，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如果真像王明说的那样，当时马上举办工农干部政治军事训练班，并马上扩军，这对于挽救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是会起到重要作用的。
二、关于王明是否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
过去，一般只知道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王明却说他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王明同志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中，王明在回答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党的领导机关是由哪些人组成的问题时，明确地说：“向忠发被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三人。向被捕后没有补新人参加常委。”《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也明确地说：“四中全会后，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还有两个材料，虽然没有明确说王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仍然表明他是常委。《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材料》说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是3人，为躲避敌人的追捕，决定不再开常委会，轮流在3人住处接头，“结果只有周(恩来)、陈(绍禹)二人住处常作常委接头地点”，向忠发因为家里有个小老婆，“从来不约周、陈到他的住处去接头”。这也清楚地表明，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向忠发、周恩来、王明3人。《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的材料也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就是周恩来、陈绍禹2人，这也表明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王明在这个时期曾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问题，从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证，此书明确地说王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③据杨奎松考证，王明是1931年2月担任政治局常委的。为什么那么快就发生变化呢？因为六届四中全会后发现候补常委徐锡根、陈郁卷入罗章龙一派人的分裂活动之中。因此从2月份开始，王明就再度得到提名进入常委了。从这以后，王明渐渐在政治局里，因而也在中国党内，成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了。④
三、关于顾顺章、向忠发的被捕与叛变
关于顾顺章被捕的地点，一般都说是在武汉，但王明说是在南京。他说：1931年4月某日，正当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时，陈庚⑤把周恩来叫出去谈话(因周管特科⑥工作)，过了一会，周回来说：“顾顺章被捕并供出12个机关的地址。”大家都很惊奇地问恩来这是怎么回事？周说：“顾顺章用特科的一只小轮船护送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同志去鄂豫皖苏区工作，不知道回来时他为什么把船停在南京码头上，并且自己下去看看？不料原来在特科工作，后来叛变的‘小阿连’正在码头上，就把顾捉住了！”
很多论著都说顾顺章被捕后，是李克农、钱壮飞最早报告中共中央的，但王明说不是他们，而是秘密党员“老鲍”首先通知特科的。他说老鲍(老包，又叫王八旦，都是他的党内代号，他的真姓名，可能周恩来知道)是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的包探长，是秘密党员。他接到国民党特务总部陈立夫要他立即破获顾顺章供出的12个机关的命令时，这位多年来保卫着党的机关和干部的老鲍同志，立即把顾顺章被捕叛变等情况报告了中央特科。过了不久，李克农和钱壮飞两同志从南京逃来上海，他们俩是隐藏在蒋介石、陈立夫和陈果夫特务总部内的共产党员，而顾顺章知道他们的关系，所以当他们听到有人打电话给陈立夫说：“共产党特务头子顾顺章被捕，供出12个机关”来时，他们立即逃走了。而他们所听到的，和老鲍得到的消息一样。
王明还说，顾顺章被捕后，陆续把李克农、钱壮飞和老鲍3人的关系告诉了敌人。李、钱立即逃走，未遭毒手。老鲍被英国总领事找去盘问时，老鲍说：“这是共产党特务头子顾顺章假叛变，而且想陷害我。我自己到南京去见陈立夫说明情况。”老鲍到南京见到顾顺章，首先打了他两个耳光，说：“你这个混蛋，你假叛变，还想诬赖我。你供出的12个机关，一个也不是真的！我都派人去看了，没有捉到一人，可见你是假叛变！”这样一来，敌人对顾顺章的叛变，不完全相信。老鲍仍回到英租界当包探长。英国人和国民党总部虽然不像过去那样信任他，但并未马上撤他职。在向忠发被捕后，中央劝他到苏区去，他说：“现在已走不了，已被严密监视着，不能离开英租界。”后来英国人不要他了，但仍监视他。直到日本人占领上海英法租界后，老鲍在上海领导抗日运动时，被日本人杀了！
王明说，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中央常委决定政治局及其常委暂不开会，常委3人只轮流在各人住处接头，中央日常工作由博古、陈云、洛甫(张闻天)、赵容(康生)等负责处理，遇到重要问题，请示常委3人接头解决(因为顾顺章知道博古是共青团中央总书记，所以中央常委决定把博古同志调离团中央工作；洛甫刚从苏联回上海，才到中央机关工作，顾顺章完全不知道他)。
王明还说，由于顾顺章常用他的岳父、岳母、妻子去做机关联络工作，所以他们也知道很多中央机关和人员，尤其是特科的工作人员。如果他们和顾联系上，就立即增加了3个特务。所以中央常委批准了特科同志们的建议，就是立即消灭这3人，但和顾关系很深的他的家庭女工小娘姨逃跑了，结果她就成了敌人逮捕向忠发的线索和助手。
关于向忠发被捕的经过，王明说1931年5月底6月初，大概是顾顺章被捕后三星期或一月后的某日，特科的同志得到消息说：“顾顺章和小娘姨⑦接上了头，小娘姨已经到某成衣铺去打听过老头(向忠发在党内的代号)的住处。”于是特科同志立即通知老头搬家。这天晚上，中央常委在恩来家开会，讨论常委是否暂时搬到哈尔滨或苏区去的问题，并决定：老头从今晚起，在常委搬家未决定前，不要再出去，就住在恩来家里。老头当时同意了。第二天上午12时左右，恩来、绍禹、博古正在聂荣臻家里开会讨论中央军委工作时，忽然特科来报告说：“老头在法租界汽车行被捕了！”当绍禹责问恩来为什么昨夜让老头出去时，恩来说：“昨晚他当你面同意留在我处，你走后，小超⑧把床都给他铺好了，他说马上就睡。但当我和小超回到自己房里去时，忽听见大门开关的声音，我出去一看，老头开门走了！我追到街上，劝他回转来，老头坚决不肯。他说：我回去看看，明天就回来，就再不出去了。谁知道就出了事！”这样，向忠发不遵守中央常委决定，当夜回去住，次日他到汽车行去租汽车，准备回到恩来处，结果当他去付钱时，被等在汽车行的敌人特务捉住他的右手。因为顾顺章把向的相貌和特征都告诉了敌人，这时向的右手第二指短一节的特点被敌人特务发现了。捉住他的特务说：“你这个人上次欠我的租车钱，为什么不还我？”向说：“你弄错了人，我没有欠过你的钱。”特务们把向拉上囚车后，又对向说：“我们没有认错人，你是向忠发。”后来才知道陈立夫和顾顺章从南京派来大批暗探和特务，藏在英租界和法租界所有的汽车行里，等着向忠发，因为顾顺章知道向每天出去是要租汽车的。
王明说，中共中央得到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决定立即送5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杜月笙是全上海最大的青帮头子，是法租界最大的资本家之一，所以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面前是个有面子的人。但是经过两小时后，杨度把5万元存折退回来了，他说：“杜月笙没办法，因为捕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
关于向忠发叛变和被枪毙的情况，王明说：向被捕后，先被带到法租界巡捕房去，因为他是在法租界被捕的，要经过这种手续才能引渡到中国界去。向在法租界巡捕房里见到包探长陆连奎时就跪下来说：“请你帮忙。”陆说：“你不是向忠发吧？”向说：“我是向忠发。”陆说：“我看你不像共产党的头子。你们那些共产党被捉来时，常把我们骂得狗血淋头，多么英雄气概，那像你这样熊！”陆又问捕向的人：“你们捕错了人吧？”特务们说：“没有捕错，是他！”以后就把向引渡到龙华司令部军事法庭去审问。据特科得到的消息说：向的供词主要内容是：(1)请国民党饶恕他；(2)说他自己是个挂名摆样子的总书记，实权在周恩来和陈绍禹手里等。不仅如此，向把恩来、绍禹和博古住的地方都告诉了敌人，并带敌人去捉人。幸而他们都搬了家，未遭逮捕。不料他还记得中央材料科的地方。结果，他带敌人到材料科去，该科工作人员张月霞及其丈夫(可能还有个小孩)被捉去了。警备司令部把向忠发捕去后，曾去电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蒋在当天夜间回电说：“立即就地枪决！”当敌人的军法官把蒋介石的命令对向忠发宣读后，向大怒，曾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关于向忠发的小老婆的事情，王明说：向忠发被枪毙后的第二天，上海各大报上都登出向忠发被捕枪决的消息和他被捕后的供词，内容和特科得到的一样。但除供词外，还登出向有个小老婆是厦门路妓院的出台妓女的消息。据说敌人在向的住处(向自己新搬的某旅馆里)见到向的小老婆时，对她哈哈大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知道不知道那老头(指向)是什么人？”妓女说：“他(向)是银行老板，他花钱把我从妓院赎出来作妾的。”敌探说：“什么银行老板，他是个共产党头子！”敌人就把这个妓女放回厦门路妓院去了。当时绍禹等看到这些材料后，感到莫名其妙。次日，恩来、绍禹、博古、陈云、洛甫、赵容在刘国璋家里开会讨论怎样应付紧急情况时，绍禹等向恩来提出为何报上说向忠发有个小老婆，到底是怎么回事时，恩来才说：“那夜他不愿留在我处，就是因为向不放心他的小老婆，不回去怕小老婆担心，因而他一定要回去看看。他的这个小老婆是李立三和关向应同意他花钱买的，因向常到妓院去，怕他出问题。我当时不在上海，在莫斯科。回来后才知道这个已成的事实。”绍禹当时即批评李立三对向忠发的态度不正确，任他腐化，又批评恩来不早说出这件事来。此时绍禹才明白，原来常委决定在3人住处轮流接头，结果只有周(恩来)、陈(绍禹)2人住处作常委接头地点，向从来不约周、陈到他的住处接头的原因，是怕绍禹知道他家有个小老婆。
王明说，向忠发原来的妻子是曾和他一块儿划船的老伴，还有一个8岁的儿子，当时都在上海。而向因自己思想、生活腐化，公开抛弃妻子，经常去嫖妓。他的这种行为竟得到李立三等人的支持，用党的经费给向买妓女作妾！而该妓女生活铺张浪费成习，经常要到成衣铺去做新衣，因而给敌人特务和顾顺章、小娘姨等以寻找向忠发的线索。向忠发为了不放心小老婆，既不遵守中央常委的决定而外出，被捕后又向敌人投降，出卖自己的同志和党的机关，实为他的思想、生活腐化的结果！⑨
四、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和博古负总责问题
过去，一般都说王明是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自己提出要到苏联去，并由他提议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和由博古负总责。但据王明自己说，他这次到莫斯科，主要是因为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后敌人加紧了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搜捕，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无法开展工作。顾顺章不仅把被捕关在南京监狱里的恽代英同志出卖给敌人，还向陈立夫保证，他能设法逮捕向忠发、周恩来和陈绍禹。同时蒋介石也悬赏通缉向、周、陈3人，每人赏格为10万元。所有交通要道，都设有暗探守着。党、团、工会等的秘密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问题，首先是党中央机关的安全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向忠发于这年6月被捕叛变后，通缉周恩来、陈绍禹的赏格升为每人15万元，形势更为紧张，他们根本不能公开活动。虽然时常搬家，但仍是随时可以发生危险。于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国际，国际决定调周、陈去莫斯科，半年后再回上海。周、陈因工作无人负责，不愿离开。但国际不同意，屡电催他们早日离开，并派人来布置到莫斯科去的交通。临行前，周恩来改变了计划，说他不愿去莫斯科，因为他不久前(1930年秋)才从莫斯科回来，他愿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资格去中央苏区视察军事。于是，王明就于1931年10月18日启程赴莫。⑩
王明还说：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决定，请示国际领导批准的，并不是他提议的。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共有5人，即平时已参加处理日常工作的4人：博古、陈云、洛甫、康生，加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卢复坦(11)。在周恩来和陈绍禹离开上海前，开了一次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谁当主席的问题。因为卢复坦坚持要由他一人当主席，而他的工作能力不够(他基本上是个文盲)。当时周、陈说明：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应轮流当主席。后来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开始一个时期是按照周恩来和陈绍禹临行前的决定，5人轮流当主席。以后逐渐地就博古自己一人做起主席来，不再轮流了。因为卢复坦自知不行，不再闹了。洛甫没有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陈云、康生自觉政治上不强，而博古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站在第二位，所以谁也不和他争。(12)
但对于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却说是9人，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刘少奇、卢福坦、黄平、陈云、李竹声、王藎仁(王云程)9人组成，博古负总的责任。(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都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14)。临时中央政治局到底有几人组成，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周恩来与王明曾一起编辑《南针》杂志
王明回忆说：1931年9月共产国际一再催促他们去莫斯科后，“绍禹和恩来都认为：‘现在这样忙，哪能离开？’于是两人商量：既不能出去活动。就在家里合编刊物好了。于是出了一小型指导刊物，名叫《南针》。绍禹用韶玉等笔名，恩来用苏□等笔名写文章，帮助干部了解党的政策方针和领导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韶玉写了一封信致中共中央(伪称发自庐山)，内容是关于批评立三路线不懂得利用公开(合法)和争取公开(合法)的分别，因而使工作受到损失等。此文起了很好作用，可惜因陈、周相继离开上海，《南针》只出了几期就停刊了。(几期《南针》在共产国际都有，绍禹曾看到过)”(15)回忆中还说：上面说的“绍禹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也是一份重要文献”(16)。
这个情况大家以前从来不知道，有条件的人应该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档案里找一下这个刊物。
六、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搬到苏区的决策
过去我们只知道临时中央政治局搬到中央苏区，是因为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但不知道是怎么决定的。王明说：临时中央政治局离开上海，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环境更加困难。不仅原有的敌特叛徒不断活动，而且由于共青团中央的书记胡均鹤和周光亚(先为共青团中央工作人员，后为文化人)等被捕叛变，公开在街上捉人。他们认识博古等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人员，使得临时中央政治局人员不能活动。第二，保卫中央机关的特科工作比以前困难得多，效率更差，又加上陈庚被捕，特科行动队失去强的领导，陈庚的副手钟煜亦因许多叛徒认识他，不能活动，送到莫斯科学习去了，所以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安全也成了问题。鉴于上述困难情况，共产国际远东局在1932年冬给国际电，问怎么处理？国际的同志找王明商量如何处理，但当时未想到什么办法。恰好王明这时候看到1930年瞿秋白、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前去见斯大林的谈话笔记(是周恩来用中国信纸和毛笔誊清的)，其中谈到斯大林提议要学吴佩孚的经验，不要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附近发展苏维埃运动，要到离开中心较远的地方去练兵，发展军队，等练好了再向外发展，就像吴佩孚在四川练兵，然后再打出去。四川是个发展苏维埃红军的好地方。等将来苏维埃红军更加发展时，中共中央应搬到苏区去直接领导苏维埃红军等。于是，王明把这个材料译给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并请他考虑：中央苏区有6个政治局委员，中央苏区可算是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为了避免破坏，可否让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搬到中央苏区去？共产国际领导人说这个问题太大了，不能解决，须请示斯大林。结果请示后，“斯大林同意这么办”。然后，由王明、米夫等3人商量起草电报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临时中央政治局4人(卢复坦已被捕自首了)中之赵容(康生)来莫斯科治病(因他是著名的肺病病人，每年都住几次肺病医院，他自己也几次要求来莫治病。周恩来和陈绍禹走前，曾允许他可能时来莫治病)，并兼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其他3人到中央苏区去。他们3人去时，带去刘少奇、李富春、杨尚昆、凯丰等人。(17)于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就根据共产国际的这个电报，搬到中央苏区去了。
七、关于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问题
关于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情况，王明说：在六届五中全会前，博古曾给国际电：提议在新选书记处成员中，不选王明、张国焘(此二人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3人。理由是：王、张不在中央苏区，毛做政府工作。同时提出：选陈云、张闻天做书记。国际复电不同意这些意见。博古又来电说：“可以不选陈云、张闻天为正式书记，但请批准他们作候补书记，不然书记处无人工作。”至于整个书记处、总书记和政治局名单问题，博古事前未和国际领导商量。但他在五中全会上提出一个书记处名单，即正式书记为：博古、王明、周恩来、毛泽东、张国焘。候补书记为陈云、张闻天。他说他的这个名单是和共产国际商量决定的。然后，由罗迈提议选举博古做总书记。
王明说他是在后来才知道由博古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他说：国际七大前不久，中共驻国际代表收到一份苏区来的材料里提到在瑞金的某一个支部会上，由罗迈提议：“用支部会名义打贺电给博古总书记”，这才知道博古是总书记。王明和康生把这件事告诉共产国际的领导，这位领导听到这个消息后，也甚为惊讶地说：“博古哪能当党的总书记？做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可以的。做党的一部分领导工作也是可以的。但做党中央总书记是不行的。因为他不能把中央大多数团结在自己周围。”但此时国际和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已无电报联系，所以无法弄清此事。直到1936年邓发等来莫斯科，才弄清五中全会时选举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和4个候补政治局委员(彭德怀、王稼祥、刘少奇、凯丰)的情况。(18)
上述说法有点不可信。其一，博古是坚决拥护和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对新的书记处、总书记和政治局名单，不可能不和共产国际商量，不向共产国际请示。其二，六届五中全会选举的书记处成员中并没有毛泽东，他只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是书记处书记，书记处书记是秦邦宪(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陈绍禹(王明)、张国焘、项英。(19)其三，既说博古曾给国际电，提议在新选书记处成员中，不选王明、张国焘(此二人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3人，又说整个书记处、总书记和政治局名单问题，博古事前未和国际领导商量，也前后矛盾。但是，王明和博古是同一条路线上的人，又是好朋友，王明不可能对他造谣。因此，到底真相如何，需要进一步研究。
八、关于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的决策
过去只知道中央红军撤离苏区进行长征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但不清楚共产国际是怎么决策的。王明在《对于50个问题的回答(一)》说，这个电报是他参加起草的。他说：为避免红军遭受蒋介石军队从东北两线来的包围，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1934年夏，根据苏军参谋部第四侦查局局长的提议，曾由这位局长和王明、康生等一起共同起草了一个中央苏区红军应准备突围，放弃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电报。
九、关于1938年王稼祥带回的支持毛泽东做领袖的口信问题
大家都知道，王稼祥在1938年回国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曾与他谈话，让他回国后告诉大家，要支持毛泽东做党的领袖。在这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个口信。王稼祥在1968年写的《我的履历》中回忆说：季米特洛夫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20)这对于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据王明说：“季米特洛夫夫人——罗莎尤里叶夫娜说这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而是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21)。他还说：1950年底他们到莫斯科后，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一个同志对他说：“……曼努伊尔斯基说好几次和王稼祥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谈这个问题，季米特洛夫都没有同意。在王稼祥临走的那一天，曼努伊尔斯基先去找季米特洛夫哭着说：‘一定要选毛泽东做中共总书记。’他请季米特洛夫同意用季米特洛夫名义。季米特洛夫说：‘就用你的名义好了。’曼努伊尔斯基说：‘我不是ИККИ的总书记，又不管中国问题，不好提。无论如何你和王稼祥谈话时要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请你点点头表示同意就可以了。’后来王稼祥临走前又来见季米特洛夫时，曼努伊尔斯基当着王稼祥面又说：‘要选毛泽东做总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说这句话时看着季米特洛夫，意思是要他点点头。结果，季米特洛夫(22)就点了一下头！”(23)
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对这个口信的真实性更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他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一文中声称：“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24)
因此，这个口信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到底是谁说的，是怎么说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
②《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
③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卷上册，第62页。
④《王明上台记》，引自杨奎松个人网站“我写我心”(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rwyj/000103_7.htm)。
⑤即陈赓，下同。
⑥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成立于1927年11月，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
⑦原是顾顺章家的女工，因为她也常到向忠发家去照顾向，特别是她和向的小老婆时常一块儿到某成衣铺去做衣服，所以她对向忠发很熟悉。
⑧即邓颖超。
⑨《关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材料》(未刊稿)
⑩《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
(11)即卢福坦，下同。
(12)《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
(13)《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页；《周恩来传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15)《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
(16)《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
(17)《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
(18)《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博古同志当总书记问题》(未刊稿)。
(19)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20)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21)《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
(22)原文为俄文。
(23)《由宣传毛泽东到提毛泽东做中共总书记》(未刊稿)。
(24)A·季托夫：《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原载苏联《远东问题》1981年第3期。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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