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官僚资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僚资本主义论文,俄罗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德兴译
编者按：苏联瓦解，俄罗斯蜕变后，俄罗斯经济走上了什么道路，本文提供了一种说法。
亚洲一些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官僚资本作为国家的社会生产机体上雄居统治地位的现象，只发生在某些具备了相应的前提的国家里（国民党统治时的旧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在这些前提中有：1.历史上有过一个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期；2.这种生产方式的一些实质性成分至今还保存着，虽然已经改头换面；3.社会经济总体上的落后；4.经济管理的广泛的官僚化；5.保持独裁政治；6.为大规模的贿赂行为大开方便之门。
我想，这些前提分别地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至少是超过半数）凑合在一起。因此，决不是每个有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今天都一定会发展官僚资本主义。例如，在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英国人摧毁了传统的土地占有制形式和社会生产形式，因此在这个国家里，官僚资本主义只能以偶然性成分的形式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在印度尼西亚，确切地说，在爪哇和马都拉岛，荷兰人以“强制文明”的形式实际上保持了亚细亚生产结构，因而在本世纪60—80年代，我们目睹了官僚资本主义的迅猛泛滥。
官僚资本的产生与正常的企业活动无关，而是国家官员（文职的或武职的）利用自己的特权和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非法插手经济以谋私的必然结果。一个官员只是抢劫国有企业，抢劫合作社社员、佃农、个体企业主或者说一般老百姓，他便只是个贪赃枉法的官员或者窃贼而已。但如果他用这一类“积蓄”自己或通过旁人（亲戚朋友等）来做自己的生意，那么他立即成了个官僚资本家，这是一种低级形式的官僚资本——私人的（官僚资本）。如果一个国家部门的官员并不非法转让国有企业的财政资金、设备和原料，却非法地在国家部门的范围内利用所有这一切，在这种情况下，便成为一种更高级的官僚资本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运用种种形式上合法，实质上违法的手段，把自己的私利同国家的企业活动联结在一起（通过改变国有企业的法律地位，通过出租部分企业，通过和私有企业或合作社等等建立“合作的”关系，这些私有企业或合作社是专门为此目的而创办的）。这样便出现了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它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它的起源有其特点，还在于其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不是以正统的形式，而是以官僚主义的形式出现的。
随着官僚资产阶级攫取更为重要的大型国家部门企业，官僚垄断资本日益壮大着，又由于官僚资产阶级控制着国家政权的许多最有力的杠杆，因而出现了官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样，我们在这类模式的范围之内见到的就不是通常自然合乎历史的发展路线：原始积累→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内部产生→资产阶级经过政治革命之后确立资本主义→成熟的私人资本主义→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从上面”（由官僚们）强制推行“官僚的原始积累”，使官僚资本产生并强行加速向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与官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样一条路线。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官僚资本也是资本的原始积累的一种形式，不过它是在一些国家“赶上发展”的独特条件下，由“上面”即国家官员推行而实现的。在某一类国家主要靠这种形式建立资本主义，其客观必然结果是缺少足够数量的前资本主义私有者和地道的企业家，只有这些人物才能在社会上发挥正统的资本主义职能（要不就是象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现在发生的情况那样，这些企业家聚集在某一部分居民中间）。此外，进入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官僚资本（不同于掠夺和寄生的私人官僚资本）开始发挥管理并调节生产的职能，而这对于社会来说是有益的。
俄国发生的事态表明，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在我们这里已经得到运用并成为现实。这有其历史的前提。首先是在俄国的历史上没有过正统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自然地沿着历史的道路，“亚细亚遗风”一直保持到1917年，无论是革命还是内战都未能予以铲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为时过短，没有战胜它。从1928年1月开始，苏联顺利地恢复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绝大部分因素，结果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经济制度，这套制度完全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机制，只能进行粗放的发展，而且还必须通过官僚主义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固有主要特征是经济恐怖和“铁幕”。只要这两种成分一削弱，这种经济制度便会走向衰落并迅速地陷入深刻的危机。改革势在必行。俄罗斯（开初是苏联）必须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重新回到“二期”追赶模式的道路上来。
这里说的正是“回到”（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是短时的）“二期”模式，而不是象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的民主派想干的那样直接进入“一期”模式。俄国不同于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经过短时的恢复和过渡时期，便“列入”了“一期”模式的国家。俄国是二战中的胜利者，因此没有谁能直接强使它进行社会经济和法制的改革。结果是直到改革之前还维持着过去那种局面，就是完全缺乏拥有私有财产、具备企业活动手段和经验的社会阶层。因此，叶利钦—盖达尔—丘巴依斯政府试图用“休克疗法”同时解决非官僚主义化和国营经济成分私有化问题，这是完全办不到的。被解放的上级任命的经济干部从政治休克中苏醒过来之后，便渐渐采取报复行动，此外越来越清楚的是，我国无法避免经过一个官僚资本主义的时期。
然而决不能说，除了官僚阶层的人数超量增长和政体性质依然故我之外，在“现实的社会主义”时代没有出现过产生官僚资本主义的其他前提。随着经济恐怖的解除和国家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上级任命的经济干部同“隐形经济”联结在一起。这里所说的“隐形经济”不是狭义的，“习惯上”的理解，看作基层经济活动的局部违法行为，而是指一种现实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乃是一整套约定俗成地漠视定额、指令等等的体系，不仅在工地主任办公室和厂长办公室，而且在部长办公室甚至国家领导人办公室写条子的体系，伪造统计资料的体系，“怂勇行为”（院外游说的苏联变种）等等等等的体系。其结果是一支渴望随着情况变化而扮演官僚资本家角色的苏联管理人员的大军成长起来了。
在改革时期，特别是在1988年，情况开始变化。“企业法”、租赁法”、“合作社法”的通过，为上级任命的经济干部打开了闸门，为国家财产的占有权落入企业经理之手奠定了基础。官僚资本主义的出现，其早期的也是最通行的形式是“合作社”，这里讲的不是由“基层”群众主动发起的一般正常的合作化运动，而是人为地非法组织起来的官僚合作社和家庭公司等等。借助这些联系了国营企业或者附设于国营企业的合作社，国家的财政资金（通过合作社把企业的非现金基金转变为现金）、部分设备甚至原料被转移出去了。在改革时期有过一种怪现象，有人掀起了一场反对新建立的企业部门钻营舞弊和玩弄权术的叫嚣，其锋芒所指的是为数不多的真正的合作社和家庭公司，并给权力机关提供“道德”依据来排挤和扼杀这类企业活动形式，与此同时，由官僚阶层建立并庇护的“合作社”却大量地猛增着。
戈尔巴乔夫执行大量削减国家机构、部和总管理处的政策，结果是出现了更高级的官僚国家资本主义。某些部、委员会以及其他主管部门为了“自卫”和自我保存（不过是以新的身份），开始利用国家财产（办事场所、各种设备和运输工具等）转变成为公司、康采恩和银行，搞起商务来了。
随着叶利钦—盖达尔政府的建立，全面解放官僚资产阶级的阶段来到了。上级任命的抓意识形态的干部完全彻底地消除了。另一方面，国家机关的职能和功用被普遍降低到“抓握反应”的状态，而国家机关却急剧地扩充着。法律制订得混乱不堪，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相互抗衡，强制性机构暂时的不稳定，同过去的各加盟共和国合作关系的中断，生产滑坡和国营经济部门实际已经崩溃，出口管制以及出口许可证和出口限额制度的削弱（由于能源和原料的出口成了官僚资产阶级大发横财的主要途径），丘巴依斯的凭单式的私有化——它没有把我们大家都变成私有者，只不过是通过各居民大量贱价购买凭单，为官僚资产阶级和“野蛮的”商人增加了一条把过去属于国家的财产合法地化为其私有财产的途径，——所有这一切无异是催生形形色色的官僚资本的“营养液”（也许，那种伪装的“合作社”形式的官僚资本是个例外，但这种伪装现在已经根本用不着了）。
在1992—1995年这几年里，“老派的”和各派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之间一面瓜分国家这块“馅饼”，一面进行着疯狂的格斗。这一点正好说明了黑手党组织的空前泛滥和犯罪行为的空前猖獗。显然，黑手党的犯罪行为乃是官僚资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副产品。它们的犯罪行为执行着种种任务，包括作为“原始积累”的手段和不同的官僚资产阶级团伙之间瓜分弄再分配财产与势力范围的手段。
上述一切可以得一个结论：俄罗斯确实是个“欧亚式”国家，然而这不单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由于它自身的实质。它是传统的“亚细亚风气”的因素和某些欧洲舶来品的综合。这个综合过程经过了好几个世纪，而从彼得大帝向欧洲“打开窗户”之后，进行得尤其迅速。（顺便说说，俄国统治者向来是时而打开“窗户”，时而打开“门户”；时而装上“铁幕”，时而撕下“铁幕”，这一事实最明显地说明了俄罗斯的非欧洲性的程度）。但是，在我们目前感到兴趣的那个独特的狭窄的范围之内，即正在形成的社会经济过渡时期的模式上，这一综合是由官僚资本主义（“亚细亚遗产”）和欧洲的（确切地说，意大利的）黑手党手段两种成分组成。这一社会经济的综合中，纯粹俄国式的“贡献”是我们传统的无政府主义。
不过，如果不提一下欧洲对俄罗斯的文明综合所作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那是不公正的。我是说基础科学，俄罗斯在这方面的发展，无论是按深度是按广度来说，都是世界上三大强国之一（与美国和德国并列）。俄罗斯与纯粹的亚洲模式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这就保证了低级形式的官僚资本（特别是破坏性的和寄生性的）独立发展的阶段不会为时太长。1993年底就开始出现了“从下面”（从工业家和企业家协会，也就是上级任命的干部的中间环节）形成国家垄断资本的最初征兆，而在1994年上半年，这一趋势得到了切尔诺梅金政府的支持，该政府不仅允许建立工业金融集团或联合体，还给它们的对外经济活动和征税等方面提供一系列优惠。现在有好几十个这样的集团，而且其中有几个已经变成跨国集团，把几个邻近的国家包括在内。
上面指出的趋势是和俄罗斯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加强携手共进的。所谓“国家强力政权拥护者”乃是（客观上）国民经济中实际际掌权的上级任命的经济干部在政治上的代言人。随着国家财产瓜分完毕和官僚国家垄断资本的霸权或领导地位最终确立，黑手党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将要减弱，各种派系和层次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官位等级终将建立起来，他们对秩序建立将表现真诚的关心。
总体上应当承认，官僚资本主义是俄罗斯向正常的市场经济过渡客观上必经的阶段。它与行政命令模式的主要区别恰恰在于它包含着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的机制，这种机制可使俄罗斯在不久的将来充分发挥其科学技术发展的潜力并达到后工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俄罗斯才有可能同“一期”模式的各国进行平等的一体化，而一厢情愿地发表同西方的伙伴关系的宣言则是徒劳的。
最后稍微讲讲官僚资本主义同世界发展的联系问题。西方（以及全世界）国家官吏所起的作用是在提高着，包括在新自由主义确立的条件下，但决不要把国家干预经济的任何表现都同官僚资本主义混同起来。官僚资本主义只是“二期”和“三期”（以前的殖民地）模式，国家在过渡时期所特有的，而且并非一概如此。加上它的历史范围是相当明确地划定了的，它的最可能的发展前景是转变成一般形式的商业企业活动，特别是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会这样。但这是今后的事，在目前，民族的国家组织作为经济和社会复兴、现代化与取得进步的工具，作为对西方“全球主义”防御，还将长时间起着重要的作用。不然的话，这些国家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变成新殖民主义剥削的对象。因此，这里讲的不是自给自足的方针，而是一种辩证地矛盾着的战略：把防卫的功能、调控对外开放程度和形式的功能同借鉴外国经验、技术以及其他科技进步成果的功能结合在一起。
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尽一切可能利用民族的国家组织的这些功能来满足自己的私利，但也以此来实现（尽管干得差劲，开销太大）整个国家的利益，为本国的生产发展提供了保证。正因为如此，新的买办行为不是官僚资本主义必要的伴侣。不如说相反，新的买办行为乃是在其经济战略中自愿或不自愿地坚持自由主义而不是官僚主义原则的国家所特有的。尽管在官僚资本主义的变种中可以看到新的买办行为的个别成分，但总的来说，国家民族主义终究要相当严厉地阻止这种现象的出现。
译自《国际关系与世界经济》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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