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君子”观念的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君子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633(2008)02—035—05
“君子”这一概念在现代日常生活中仍然被人们不经意地使用着，如“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及“君子坦荡荡”，等等。但“君子”一词并非一开始就指称伦理意义上的“有德之人”，“君子”概念在产生初期更多地在政治学意义上为人们所使用。作为“有德之人”的“道德君子”的出现乃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厘清君子之初始含义及由此向“道德君子”内涵演变的历史缘由，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君子的内涵，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君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及承载的道德文化内涵。
一、“君子”的初始涵义
“君子”由“君”和“子”构成。一般而论，既可理解为“君之子”，又可理解为“君和子”，从后出君子的外延看，似乎还可以理解为“君至子”，即“天子”至“庶民”(子民)。但从现有古典文献和词义演变逻辑看，“君子”的第一个含义似乎应理解为“君之子”，“贵族男子”及“统治者”乃“君之子”的引申义。以下试从君子词源入手，结合先秦社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对君子的初始涵义作个探讨：
“君子”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何时出现？由于史料不完备，我们今天已难以追溯定论，但据现有可信文献来看，似可“保守”地推论，君子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初年。一般认为，能够作为“君子”一词出现时间证据的“君子”，较早地出现于《周书》中“酒诰”、“召诰”、“无逸”、“秦誓”等四篇中。《虞书·大禹谟》和《周书》“泰誓”“旅獒”“周官”等四篇文献中虽然也出现君子，但这四篇都属于“晚书”即《孔传古文尚书》，故不宜作为时间考证的证据。据考证，甲骨文和《尚书·商书》中均未出现“君子”一词，《尚书·周书》出现“君子”4次，《易经》(卦爻词)出现“君子”20次，而《尚书·周书》和《易经》(卦爻词)成书时间虽无定论，但从其反映的内容看，当在西周初年。[1] 不过，也有论者指出，君子既然是“君之子”，其产生的时间应当与“君”字同步或稍晚一点，“君”字的产生又必然与国家和文字产生同步或稍晚一点，故从国家和文字产生的时间看，可以推断“君子”一词“至迟也应当产生于夏代”[2]。从语言社会学角度看，此论点已注意到语言与社会存在之内在关系，但从现有文献来看，此论点尚有待进一步论证。若以逻辑推论，似乎只能得出“君子”的产生“不早于”夏代这一结论。由以上分析可知，君子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初年这一说法是比较可靠的。那么，产生于西周初年的“君子”之初始涵义是什么呢？以下试从“君”、“子”的本义、“君子”构词的可能性、以及西周初年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等方面对此加以探讨。
何为“君”？甲骨文“君”作
，从又(手)、执笔，从口。 《广雅·释诂》云：“君，……大也。”[3] 《说文解字》曰：“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段玉裁注曰：“尊也。此羊祥也，门闻也，户护也，发拔也之例。从尹口，尹、治也。口
发号。”[4] 朱骏声按：“君，出令治民者也，故从尹从口会意。”[5] 《春秋繁露》：“君也者，掌令者也。”[6] 《仪礼·丧服》传曰：“君，至尊也”。郑玄注曰：“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7]由上可推知，“君”的初始涵义为“位尊而治民者”，即居于高位的统治者。“君”之所以能掌令治民，一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土地，二是因为他们具备统治权能，《春秋繁露》曰： “君者权也”。何为“子”？“子”在古代颇为复杂，《汉语大词典》有诸多解释，但其中最为常用者有三：一是儿子、子孙、后代、继承人；二是对男子的尊称或美称；三是五等爵位中的第四等(公侯伯子男)。[8]
从构词角度看，“君子”的初始涵义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君之子”，即君理解为帝王等统治者，“子”理解为儿子，二者相连表示帝王等统治者的儿子；二是“尊贵男子”，即“君”从“尊”，“子”从“男子尊称或美称”，[9] 二者相连表示地位尊贵的贵族男子。从孔子之前的古典文献看，君子的这两种涵义较为普遍，从逻辑上很难判断二者孰先孰后。但结合“君子”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则似可推知，君子的初始涵义为“君之子”。“君之子”更能体现西周初年的分封制和嫡长子世袭制对于语言文化的影响。周朝通过分封制“封土建君”，使各地区的政权脱离原始的自然状态，又以立长立嫡世袭制确定政权传递方式，从而建立起政治秩序。[10] 嫡长子世袭制维系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政权和尊贵地位，作为统治者的儿子也因此而尊贵，换言之，“尊贵男子”可由“君之子”衍化而来。而“尊贵男子”则难以反映统治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和政权更替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推论君子的初始涵义为“君之子”，也就是说君子得名是因为其为“君”的儿子。在分封制和嫡长子世袭制的共同作用下，君子又引申为“贵族男子”和“统治者”。正如许倬云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君子作为‘封君的儿子’这个涵义引申以后，就包含了通过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与统治集团有关的所有人员，这就使得‘君子’成了‘贵族’的同义词”。[11]
当然，仅仅具有“君之子”的内涵尚不足以让“君子”词义被一再引申及广泛使用。“君子”产生后之所以广泛流行的原因，除了它能传达其统治地位和贵族身份之义的原因外，还在于它承载着人们对其所掌握的礼乐文化、道德修养和学识等的赞美与要求。在西周出现君子的文献中不难见到关于君子品德等相关描述，如《尚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12] 中的“无逸”(不贪图安逸)，《易·谦》：“谦谦君子”中的“谦谦”(恭谦)，《易·未济》：“君子之光有孚”中的“有孚” (有诚信)，以及《诗经·大雅·抑》：“视尔友君子，辑柔尔颜，不遐有愆。相在尔室，不愧于屋漏”中的“慎独”等等。而君子之所以具有这些内涵，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其所受的礼乐教育确实高于庶人的缘故。当时“学在官府”，而西周初期统治者又注意吸取殷商灭亡之教训，非常重视对于子辈的德才教育，这或许也是西周不用“王子”而用“君子”称呼子辈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如有论者指出的这些赞美之词乃是统治者“自诩”[13]，君子是作为统治阶级信奉的意识形态出现的。[14] 《尚书》的主体部分乃是夏、商、周三个王朝最高统治者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活动中形成的一些谈话记录和文告，《易经》的编纂出自周朝吏官之手，[15] 因而这样的解释是合理的。当然，君子的以上内涵在西周初年还处于从属地位，此时的“君子”主要作为“位”而非“德”之概念出现。
二、孔子转化“君子”内涵之缘由
“君子”一词到了春秋时期逐渐由表示统治者或贵族男子的身份地位的概念转变为表示德性修养的“有德者”，这一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瞬间完成的。正如有论者指出，“这个过程大概在孔子之前早已开始，但却完成在孔子的手里”，“由于史料不完备，我们今天已无法追溯这一演变过程”，[16] 但我们至少能确定孔子在其中做了重要贡献。在集中反映孔子思想的《论语》一书中，孔子不但将君子描述为“有德之人”，而且将之塑造成一个承载道德理想、躬行道德规范、可供人效仿的一个人格典范。[17] 因此，我们一般将孔子视为君子概念由“位”至“德”转化的关键人物。
“君子”概念由“位”向“德”的转化，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孔子生活于春秋末年，社会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经济上，由于铁器和耕牛的使用，生产力不断发展，私有土地逐渐发展起来。私有土地的增多，使得昔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象不复存在，而以鲁国“初税亩”为标志的土地改革，则使土地私有制获得合法化。土地的私有化造成了诸侯富于天子的现象。经济上的变革又造成了政治、文化等社会诸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上，王室衰微，宗法、等级制度受到严重挑战，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天下无道”现象(《论语·季氏》)。文化上，“学在官府”格局被打破，文化逐渐下移，私学不断兴起，“士”的队伍不断扩大，逐渐独立成为一个阶层。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引发了频繁的社会流动，并对人们的伦理价值观念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原先奉行的观念、信仰和生活习俗等遭到人们的怀疑。“在位者”无德和“有德者”无位的现象日益普遍化，“君子”概念在现实社会面临着“德”“位”二分的窘境；另一方面，为争夺、扩大势力，各诸侯竞相招揽贤才，加剧了社会流动，作为在位者的“君子”也不再局限于原先的贵族阶层，寒微人士在文化下移后也可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得以凭借自己才能上升为士、为官，这促使才能变得比等级身份更加重要，也进一步促进了士阶层的崛起，并给孔子重释“君子”内涵提供了契机。
孔子重释君子除了具备上述社会背景外，还有着特定的政治和伦理目的。孔子重释君子首先有着政治目的，即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以改变“天下无道”现象。孔子目睹了上述种种社会政治现实，顺势对“君子”加以重新诠释，希望通过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君子”以改变“天下无道”的现状。这应是孔子重释“君子”的主要政治目的，也可以说是孔子重释“君子”的最为重要的目的。孔子曾经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孔子重释“君子”的这一政治动机，萧公权先生早有洞见，他将此政治理由概括为“以救宗法世卿之衰”，并指出“孔子所以袭用‘君子’之旧名者，似欲在不显明违反传统制度范围内，实行其改进政治之主张。以宗法身份之旧名，寓修德取位之新意。”[18] 后者与孔子崇尚周礼的取向是相一致的，但孔子重释“君子”的政治目的，显然不只是“救宗法世卿之衰”，培养新型君子以改变“天下无道”现象显然更为根本，袭用曾为宗法身份的“君子”旧名，固然有尊周礼之崇古取向，但这不过是救世战略中之一具体策略而已。因此，有论者将这一策略视为孔子为实现和平过渡而采取的政治组织制度改革(贤才制代替世袭制)的体现，是比较切合孔子的意图的。[19]
孔子的上述政治动机实际上又源自他对“人”之内心德性的重要性的认识。周礼美备，却在数百年之后“君微政衰”，这促使他思考人的内在德性修养对于社会政治制度正常运转的重要性。孔子曾感慨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他敏锐地发现一个国家不能光有完备的制度，而应由一批有德性的人来执行这套制度。于是，孔子兴“仁治”之教，提倡寓“人治”于“法治”之中。萧公权先生称孔子重视君子的这一原因为“为救周政尚文之弊”。[20] 后来的孟子、荀子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荀子也说：“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荀子·君道》)
孔子重释“君子”的原因，除了具有上述政治目的外，还有着伦理上的目的，即塑造理想人格，提供做人模范，应对价值危机。如上所述，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社会变动不安，人们对于以往奉行的观念产生怀疑，精神价值领域出现危机。人们对于什么是人生应当追求的最高价值，以及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等等问题都存在着困惑。《论语》中子路等人的“问士”、“问君子”、“问成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这些问题普遍感到困惑。这些问题实际上又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精神面貌，并与社会的安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指明人生目的及意义，确立人生最高价值，并给人们标举一个人生模范，就成了迫切需要。于是孔子便充分利用“君子”这一富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大做文章，对之加以改造重释，使之成为人们行为标准的体现者及道德修养的目标。对此，胡适先生曾说：“孔子指出一种理想的模范，作为个人及社会的标准，使人‘拟之而后言，仪之而后动’。他平日所说‘君子’便是人生品行的标准。”[21] 有论者也曾指出，孔子提出“君子”是顺应人性恒进不已、企向高明的价值意识，在现实世界中为人们提供追求的目标，点醒世人莫忘人自身的灵性，具有“指点世人的迷惘，朝向人生正道修养的用意”[22]。出于上述政治和伦理目的之需要，孔子对君子概念作了创造性诠释。
三、孔子“君子”的特征
孔子在使用君子概念时，虽然有时也沿袭君子作为“在位者”之旧义，但更多地在“有德者”这一意义上使用“君子”。孔子将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理想寄托于君子身上，将之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格典范：一个既有道德理想，又能努力实现道德理想的做人楷模。与之前的“君子”相比，经过孔子重释之后的“君子”具有“轻权势、重德性”，具有道德自觉性和社会责任感，以及“文质彬彬”等特点：
第一，从“德”与“位”角度看：轻权势、重德性。如上所述，孔子之前的“君子”主要指称“君之子”、“统治者”和“贵族男子”，主要在权势等级地位之意义上使用君子。孔子从实现“天下有道”社会之目的出发，突出“君子”的“德性”，并将之置于外在的“权势”之上。正如有论者曾指出的，“孔子之理想君子，德成位高，非宗子之徒资贵荫，更非权臣之仅凭实力。”[23] 孔子虽然看到了出仕做官对于行道的重要性，但在他看来，只有德性高才配出仕做官，仅仅靠世袭或靠智术之力而获得权位的从政者是不足称道的，孔子认为那不过是“斗筲之人”(《论语·子路》)。孔子对于那些看重权势、争霸夺权的诸侯和陪臣是深恶痛绝的。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因此，在孔子看来，君子并不一定要居官。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就是说，天下有道就出来行道，天下无道就独自守道保持节操。孔子称蘧伯玉为君子，其重要原因正在于他能知进退仕隐，孔子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第二，从“人”与“己”角度看：修己以安人。孔子之前的“君子”主要就其作为贵族的社会身份和作为统治者的政治地位而言，“君子”统治集团内部固然也有道德修养的要求和政治事功的要求，但那不过出于维护“君子”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孔子重释的“君子”则是一个积极的弘道者，一方面他们需要不断地“修己”，另一方面他们在学有余力之际又出来做官以使百姓安乐，实现有道之治，也就是“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修己”体现了孔子“君子”的道德自觉性，而“安人”则体现了孔子“君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深沉历史使命感。在孔子看来，君子是可以“大受”之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孔子强调“为己之学”，要求君子以学习提高自己的德性修养，正是注重君子“修己”的体现，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人生志向又表达了孔子“安人”的期望。“修己以安人”作为君子的重要规定，在一定意义上又体现了“德性”和“德行”的高度统一，唯有培养自己的德性，提升自己的人格，才能化德性为德行，做出有利于百姓的不凡事功。
第三，从“文”与“质”角度看：文质彬彬。文质相当、仁礼兼备，是孔子重释之后的“君子”之重要特点。孔子之前，人们对“君子”的尊崇，除了对“君子”所处的政治地位的羡慕外，还包括对他们作为贵族男子所体现的文化教养与服饰仪表等的赞美，这应当是贵族礼乐文化的教育结果。孔子继承了君子所具有的“教养”内涵，并将之与人的本性品质结合起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的概念比较复杂，相当于“文化教养”，即通过学习而得的文化知识素养和文雅庄严的风度仪容，通常又可以将之理解为以“礼”为主的礼乐修养。“质”，即内在于人的朴实本性，通常又将之理解为以仁为主的道德品质。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理想的君子应当做到文质统一，不可偏废。《论语·颜渊》：“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就是说，道德品质对于人固然重要，但没有了礼乐文化的熏陶，人还不是一个文化人。“质是将一个人成为伦理人，文是将一个人成为文化人。”[24] 二者对于君子养成缺一不可。
孔子作为君子概念由“位”向“德”转化的关键人物，对于“君子”概念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孔子对于君子所做的创造性诠释，使得君子从表示地位和身份的社会精英的尊称，转化成大众可以追求的理想人格目标(道德精英)，不仅提升了“人能弘道”的道德主体性，而且为人们的道德修养提供了动力和目标，同时也彰显了儒家以道德为本的学派特点和理论旨趣。孔子之后，孟子和荀子对于“君子”观念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与孟荀二人不同的人性预设相应，他们对“君子”概念的阐释也体现出不同的致思路向。孟子侧重于“君子”内在德性的研究，而荀子则偏重于“君子”外王事功的探讨。
综上所述，“君子”的初始含义是“君之子”，后引申为“贵族男子”和“统治者”。“君子”由“位”向“德”的转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孔子是实现这一转化的关键人物。在君子观念的演变过程中，孔子以“德”诠释君子，以“小人”反衬“君子”，为人们标举了做人典范。最后，应当指出，尽管孔子主要在道德意义上使用君子这一概念，但他所使用的君子不乏德位并称者，君子作为道德通称，据现有文献看，较早地出现于汉代《白虎通》。《白虎通》曰：“或称君子何？道德之称也。”[25] 但就君子的道德内涵而言，经过孔子等人的努力，在先秦时期已经基本定型。
[收稿日期]2007—11—09
标签：孔子论文; 儒家论文; 君子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君子慎独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贵族等级论文; 论语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国学论文; 有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