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宏登[1]2011年在《新时期我国耕地制度创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耕地制度是农村经济社会制度的基础与核心。不但关系到农村耕地能否得到充分合理利用,而且关系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1978年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改变了不适应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迅速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以至整个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在现阶段,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较改革开放初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轨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总体上步入城镇化、工业化加速时期;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农业生产已由人畜力时代过渡到机械化时代,“以工哺农”政策体系正在形成。那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否能够适应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是一个值得重新认识与研究的重要课题,这对于发展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辩证关系为理论基础,以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为方法论指导。从我国农村耕地制度入手,重点研究我国耕地规模经营如何实现。文章首先详细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耕地制度演变历史,并剖析了我国现行耕地制度运行现状,重点揭示了我国耕地制度创新的原因;其次借鉴国外耕地制度演变经验,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辩证关系角度论证我国耕地制度创新方向;第叁研究我国耕地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分析耕地制度创新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我国耕地制度创新路径的现实选择;第四结合我国国情,研究我国耕地制度创新路径的产权约束条件,并得出创新路径的实质;第五利用农户调研数据验证耕地制度创新路径对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最后提出促进我国耕地制度创新的政策建议。本文创新性工作及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1)得出耕地规模经营是我国耕地制度创新的方向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较改革开放初期生产力水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与此不相适应的是,目前耕地制度所形成的农业经营局面仍是小规模分散经营,束缚了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延缓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迫切需要创新现行的我国耕地制度,发展耕地适度规模经营。(2)得出我国耕地制度创新路径现实选择是耕地有序流转耕地国有化与耕地私有化都不是我国耕地制度创新路径的现实选择。耕地国有化主张已经随时局发展而渐趋消失。耕地私有化与我国国情并不适合。一国耕地制度创新不仅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影响,而且受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耕地制度创新的路径就是要基于这样的环境条件,通过耕地有序流转来实现。(3)提出我国耕地制度创新路径的实质是耕地使用权流转我国耕地产权随生产力发展发生分离,形成“叁权分离”的产权格局。集体所有制是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基础,承包户承包耕地是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因而我国耕地制度创新路径必须从实际出发,允许耕地使用权流转。(4)证实耕地使用权流转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收利用DEA模型实证分析得出:耕地使用权流转、形成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收。耕地规模扩大,耕地的规模效率在上升,但是纯技术效率呈“U”型变化,综合效率呈反“S”型变化。当规模达到100亩以上时,叁者都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农民增收。
费红伟[2]2004年在《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述评》文中提出在人类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当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重心早已转移到城市并步入快速发展现代化道路的情况下，中国近13 亿人口中，仍有9亿，即近70％的人口依然滞留在农村，这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上是十分少有的。按世界农业现代化进程标准来衡量，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仅仅走了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叁分之一，仅相当于中等国家农业发展水平的40％，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非常艰巨。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可以说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全面回顾五十多年来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历程，认真总结党在推进农业现代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做好新世纪的农业现代化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引言：主要评介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农业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阐明本文的写作思路、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写作目的。第一部分：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起步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1949年－1956年）。主要阐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在起步阶段选择合作化运动的原因；农业合作化运动实施的基本情况；着重论述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第二部分：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曲折缓慢发展阶段——人民公社时期（1956年－1978年）。主要阐述人民公社实施的基本情况；党中央纠正人民公社“左”倾错误的曲折；人民公社体制对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等几个问题。这部分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人民公社体制严重阻碍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第叁部分：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重新步入正轨并健康快速发展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1992年）。重点论述叁个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的艰难历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姜松[3]2014年在《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及机理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关于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及机理的实证研究。西部农业现代化滞后性问题长期困扰其经济、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尤其在“四化”同步时代背景下,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不仅整体脱节,而且在某些局部地区出现严重反差,反映了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本研究关键问题是：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有何不同?哪些主要因素产生影响和如何影响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研究目的有叁：一是搭建一般理论分析框架,在理论层面揭示农业现代化演进“均衡”条件。二是刻画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揭示其与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差异及表现形式。叁是实证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主要影响因子,解析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机理。论文研究思路：论文综合运用多种定性、定量方法与手段,系统刻画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差异性,解析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机理,并基于理论与实证结论提出推进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的主要途径与对策。一、研究内容①农业现代化演进的理论阐释。首先,对研究所涉及代表性、经典理论进行归纳、梳理与述评,将其作为研究理论主体基础和逻辑引申起点,以明确论文研究主攻方向和切入视角。其次,对农业现代化概念进行比较与理清,将其作为研究深入概念起点,并基于对世界几种主要农业现代化发展类型与模式认知与考究,建立农业现代化演进分析模型,以揭示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均衡条件。最后,在评析已有农业现代化量化分析指标与方法基础上,提出研究所筛选农业现代化核心指标和运用量化方法。②西部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与综合测度。首先,从历史学角度,以政策梳理为主线,追根溯源,回顾了从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初期至经济全面转型时期,农业现代化发展历史变迁与轨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析。其次,从过程、结果两个维度,运用典型性、代表性单一量化指标,刻画西部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及主要成就。最后,基于单一指标分析局限性以及分析便宜性需要,进一步运用指标合成方法对单一指标进行合成与综合测度,为后文分析奠定基础。③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比较与区域差异。基于指标合成与综合测度结果,从时序比较、横向比较、纵向比较等多层面比较分析,揭示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总体特点与区域差异,并在对未来农业现代化预测基础上,综合把握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趋势。④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差异性。建立多种计量模型,从演进过程特征、演进状态及转移、演进阶段等叁方面系统刻画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并分别将其同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进行比较,以揭示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同一般规律的差异性及表现形式。最后分析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差异性的产生后果。⑤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主要影响因子实证。基于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展、梳理了农业现代化演进主要的内生和外生影响因子,并选择量化指标并设计实证分析模型。运用西部十二省份平衡面板数据,从空间计量和门槛计量的双重维度,检验了主要影响因子的影响方向、影响程度,并通过实证结果比较揭示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差异性的影响因子。⑥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机理解析。基于影响因子作用方向,将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机理层次细分为动力机制、约束机制及保障机制叁层面,以此全方位解析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机理。⑦推动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的主要途径与对策。综合前文分析结果,提出推动西部演进的主要途径、政策操作思路及主要对策建议。二、主要结论①理论推演表明农业人力资本“临界”突破是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关键。研究发现基于“劳动力异质性”假设的内生发展模型较新古典模型更适宜揭示农业现代化演进均衡条件。在内生框架下农业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唯有跨越“临界值”才能推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度强调农业物质资本积累会形成外部性“挤出效应”,使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受阻。这也表明农业现代化实践操作中,单纯以物质资本投入为侧重的“外延式”模式会使农业现代化演进预期目标偏离,产生适得其反效果。同时,理论推演也揭示在推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中也不应将技术进步作为唯一内容,耕地面积变动、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亦会影响农业人力资本积累逼近“均衡点”时间,进而影响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②样本区间内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速度在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突出。样本区间内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速度较快,以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为“分水岭”,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迈入快速“轨道”,存在着“台阶式”增长、速度非平稳性、增幅间断平衡性、政策反映敏感性等特点。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速度慢于东中部地区乃至全国整体。从西部域内纵向比较来看,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结构性差别、不一致性、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西北地区农业现代化演进速度明显优于西南地区,这也昭示着其将成为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与“赶超”的结构性矛盾、亟待解决。从演进趋势来看,未来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速度波动性以及区域间差异性问题仍表现突出。③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呈现“俱乐部收敛”特征,“两极分化”问题严峻。借鉴“收敛假说”思想,运用Sala-Ⅰ-Martin模型及非参数Kernel方法揭示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特征。研究发现：从中国层面来看,中国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呈现典型“俱乐部收敛”特征,这意味着西部、东中部地区会分别收敛于自身“稳态均衡”或者说西部与东中部地区“稳态”不同。长期来看,在区域间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不平等性”并不会发生显着变化。这显然同农业现代化“绝对收敛”一般规律存在明显差异性。从区域内来看,西部各省份农业现代化演进也不会收敛于相同“稳态”,亦表现为显着“俱乐部收敛”,具体体现为“双峰状”-“单峰状”-“双峰状与叁峰状交替循环”的“俱乐部收敛”类型。且由“主峰”与“波峰”间距可知,西部域内“两极分化”问题已十分严峻。④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状态变迁与转换艰难且存在重复性。借鉴系统演进思想,运用马尔科夫链模型揭示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状态及其转移性。研究发现：在马尔可夫链概率转移矩阵中主对角线上概率较大。主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揭示了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状态内部“动态性”信息,主对角线上转移概率较大也就意味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状态间实现转移可能性或概率较小,演进状态变迁艰巨性、复杂性可想而知。同时,通过对比马尔科夫链“初始分布”与“稳态分布”可知,有的演进状态在“稳态分布”中所占比例相对“初始分布”占比有所下降,演进状态存在重复性,退化可能性较大,也有悖于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差异性表现明显。⑤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符合Logistic成长曲线式阶段规律但其差异性明显。样本区间内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演进符合Logistic成长曲线所描绘的阶段性规律,西部农业现代化已演进至Logistic成长曲线第一阶段,即“形成期”阶段。而中国和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已分别演进至“成长初期”阶段和“成长后期”阶段,比较发现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阶段规律存在明显差异性。此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及其动态均衡亦是农业现代化演进一般规律。但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中却出现不同步、脱节及动态失衡的规律变异性。⑥现阶段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是农业人力资本、农业比较优势、农业研究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等利导因子相互制衡与联合驱动结果。实证结果揭示农业人力资本、农业比较优势、农业研究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等与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之间存在显着正向效应,农业人力资本对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影响系数最大,其次为工业化,再之为城镇化。且各驱动因子影响存在“门槛效应”,跨越相应“门槛值”后边际影响效应亦不同。这说明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并不是单一“驱动力”所支撑的,而是上述几种“驱动力”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相互制衡所形成的动力机制维系与联合驱动结果。⑦农业分工、农业结构、信息化等构成的约束机制及制度保障机制缺失是阻滞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的深层次原因。其中,非农分工不完全引致农户“兼业化”,农业横向分工交易成本高使农业内合作缺失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位,农业产业链条中的“市场链”与“加工链”的“弱位”使纵向分工受阻,阻滞了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农业“大而全、小而全”所形成的农业结构同质以及种植业结构调整中的“压粮扩经”削弱了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基础条件。西部信息产业发展滞后、信息基础设施和传播体系不健全、信息资源匮乏制约了信息化发挥“渗透效应”及其对农业现代化演进“引领”作用。此外,制度保障机制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约束机制“负面效应”,阻滞了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叁、创新之处①运用数理模型揭示了农业现代化演进“均衡条件”。研究运用生产函数从新古典框架和内生发展框架“双重”视角探究并揭示了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与“均衡条件”,发现农业人力资本“临界值”突破是农业现代化演进关键,且实证印证与理论推演一致。这是已有研究鲜有涉及的,研究具有一定拓展性和新意。②揭示了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在西部地区所呈现的差异性。研究借鉴“收敛假说”、系统演进思想及Logistic成长曲线,实证揭示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特征、演进状态变迁、演进阶段与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存在显着差异,弥补了现阶段学术界关于农业现代化自身研究止步于农业现代化测度的缺陷与不足。③实证了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主要影响因子及其位序。研究从内生、外生两个层面拓展了影响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的主要因子,将农业人力资本、农业比较优势、农业研究与发展、农业结构、农业分工、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制度安排等变量予以实证。研究发现农业人力资本边际效应显着为正且最大,其次为工业化,再之为城镇化。研究弥补了现阶段关于农业现代化研究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稀缺,偶有定量研究也大多偏重“四化”关系描述的不足。④尝试将新的科学方法引入研究并有所突破。在分析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时运用的Kernel核密度估计方法、马尔可夫链模型、Logistic成长曲线模型及其Levenberg-Marquardt估计方法都是同类研究不曾运用的。在实证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影响因子时运用了前沿的空间计量和门槛计量技术,也有助于克服传统计量方法局限性,具有一定新意。
杨敬宇[4]2011年在《甘肃区域特色农业现代化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之路。目前,全球农业发展的一大趋势是形成规模化、特色化与专业化的产业区,而特色农业区域化发展已经是一个国家农业社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取向。同时,近20多年来,伴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广泛传播,可持续农业已经成为普遍认可的一种农业发展新趋势。随之,以“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取代“石油农业”的认识逐渐趋于统一。生态农业成了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21世纪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就。当前,我国西部如甘肃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化布局初步显现,农业区域开发成效明显,甘肃农业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阶段。同时,我国西部如甘肃地区,是我国资源较富集地区,又是生态敏感区,更是经济欠发达区域；甘肃区域农业的发展,承受着加速区域农业发展与维护生态环境的双重压力,从而面临“两难选择”与严峻现实。日前,甘肃正在建设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而建设循环农业是甘肃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领域之一。为此,以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为契机,立足甘肃农业省情与西部区情,着眼长远与可持续发展.以特色农业为突破口与战略重点,以循环经济技术范式为基础,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不仅是甘肃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的必然要求,更是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鉴于此,论文以甘肃区域特色农业现代化为研究重点,以当前全球农业规模化、特色化、专业化、生态化发展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向为基本背景,以区域特色农业、农业现代化、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等基本理论为依据,以实现甘肃特色农业现代化为基本取向,立足甘肃区域特色农业发展实际,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提出并论述了现代生态农业的概念、内涵、基本特征与发展意义；认为现代生态农业综合体现科学发展观与循环经济理念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基本要求与主要趋势,是循环农业与生态农业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生产形态,也是特色现代农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最佳结合；基于甘肃区域特色农业发展现状与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实际,提出了创新经济增长方式,以“生态价值优先”为理念,以循环经济技术范式为基础,以区域整体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科学而又恰当地探索区域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是甘肃区域农业现代化的基本途径；不仅明确提出了以特色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产业的突破口与战略重点,是甘肃乃至西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取向的结论,而且提出了现代生态农业应是甘肃乃至西部区域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基本导向的理论主张；同时,从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视角,认为农村改革进入了重在制度建设的新阶段,并着重探讨了甘肃区域特色农业现代化的体制变革与扶持政策、土地规模经营、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循环农业科技体系、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特色农业产业集聚、长效支农投入机制以及区域农业品牌化发展等政策取向问题,以期通过制度体系创新,推动甘肃特色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区域化、生态化发展。
申秀清[5]2014年在《中国农业科技园区创新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农业科技园区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载体,是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产物。我国自1989年在山东禹城开始探索建立农业高新技术园区诱导中国农村经济振兴的道路以来,陆续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区域性的实践,在可行的基础上,国家科技部联合六部委在全国分五批批准建设了118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对整合区域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用现代农业和知识农业的理念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带动农民增收和促进农民和谐就业,促进区域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农业科技园区作为新生事物,是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重大变革,对其引起的体制机制变革进行创新性探索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本文在对国内外农业科技园区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首先从产业集群理论、两次农业现代化理论、增长极理论、农业技术创新与扩散理论等理论角度分析了农业科技园区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创新网络形成的重要作用；然后从产业化经营机制创新、科技机制创新、管理机制创新、土地利用机制创新和投融资机制创新的角度对农业科技园区的创新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旨在建立起农业科技园区动态的网络合作创新机制；最后以内蒙古和林格尔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和发展的实践为例,指出了农业科技园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实现体制机制创新应采取的对策。本文主要就五方面的机制创新提出了建议：(1)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发展了农业科技园区创新的概念,提出了农业科技创新已经从企业创新发展到网络创新,进而指出农业科技园区对区域创新网络建设的重要意义。(2)提出了农业科技园区应该与区域内农业产业园区和农业开发区协作创新。农业科技园区以农业高新技术集成创新、示范和推广的宗旨决定其具有较强的公益性,不能完全用经济效益和规模经营来衡量园区的发展绩效。然而不搞产业化经营,又会出现农民和园区高技术对接难、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和经济效益低,难以激发农民的参与动力。农业科技园区可依托产业园区的发展基础,实现从科技园区到产业园区再到农民的技术传播路径。(3)提出了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以现代服务业引领现代农业,来促进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农业科技园区技术创新是多主体合作的网络创新,科技中介的桥梁作用非常突出。现代服务业可以为科技中介的发展提供技术、制度和政策环境,也能促进创新主体的积聚和相互学习机制的形成,从而为农业科技园区科技创新提供持续的动力。(4)提出多元主体共管的网络治理模式是农业科技园区的目标管理模式。以单一的政府管理模式为主的模式在园区建设和发展的初期阶段非常适用,但随着园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单一政府管理模式会降低园区的管理效率。农业科技园区的管理模式要根据园区的发展阶段、区域市场发育状况以及社会组织的实力来适时调整。(5)提出了土地利用机制创新的途径。土地利用机制是土地制度创新的核心,对园区的公益性建设用地应以高于市场价格的补偿价格征用,一方面使土地及其地上建筑具有融资功能,另一方面可减少农地浪费,避免农民的土地权益流失。园区的生产性用地应选择合作的方式进行土地集中。
高岳峰[6]2014年在《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叁中全会强调：“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成果”。这是继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后,中共中央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的新部署,也是给学术理论界提出的新课题。“叁农”问题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发展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视角,对农业农村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然而,鲜有学者将农村发展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视野中,对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导论部分通过系统扫描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农村发展的代表性成果,试图大致勾勒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的轮廓,初步阐发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逻辑框架。第一章侧重于文本的角度,试图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相关论述。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发展的理论。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取代过时的小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合理的农业发展方式”是工业时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合作劳动是保障社员权利的最好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用暴力去剥夺小农；城乡对立是农业发展水平不高的历史阶段的产物,通过合作社发展大规模经济、加大国家对农村的支援等,是消灭城乡差别的重要前提。二是列宁关于农村发展的理论。列宁在探索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提出了关于改造小农经济的思想、关于正确对待农民个人利益的思想、关于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在农民中开展文化工作中的思想等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发展理论。叁是斯大林关于农村发展理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来解决苏联当时存在的突出问题时,产生了严重的历史偏差,对社会主义国家农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站在历史的新地平线上,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发展思想的发展与流变,我们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没有过时,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从抽象的理论原则向具体实践的转换的艰辛探索过程,也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第二章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力图全景式地再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理论探索。毛泽东针对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以及加强农村教育等构想。六十多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诸多实践,无论是取得的成绩还是出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思想中得到启示。邓小平着眼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在继承毛泽东有益探索的基础上,从农民积极性的充分调动、农村脱贫致富的现实选择、农业发展的具体思路及其社会主义农业所有制结构理论等方面,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江泽民针对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阶段性特征,创造性地提出要从政治高度重视“叁农”问题、要从市场机制入手深化农村改革、要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小城镇建设、增加农民收入等等,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建设理论。胡锦涛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采用“多予、少取、放活”等等思想,形成了新时期比较完整的农村发展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提出应该从制度层面入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农村发展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总之,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马列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创造性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第叁章主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角度,探讨新型农民的培育问题。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建设者和直接受益者,能否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育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决定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这主要体现在思想观念落后、科技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等方面。因此,培育新型农民,实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跨越,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的核心问题。我国新型农民培育起步较晚,必须总结、吸收和借鉴英美等发达国家上百年的有益经验。我国与巴西、印度都是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与越南、古巴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相似的国情使得这些国家在新型农民培育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的新型农民培育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培育新型农民,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主体理论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挥好农村人才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农业学历教育、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农民的专业技术水平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为新型农民的培育提供丰厚的土壤。第四章主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角度,探讨农业现代化问题。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生产力现代化与农业生产关系现代化的统一,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解决好我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然而,由于我国的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科技不发达,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土地、金融等生产要素市场尚不完备；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等等,阻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不同的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不同,土地规模经营是美国农业现代化最突出的特征,日本农业现代化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提高土地生产率,农业技术创新则在以色列农业现代化中起支配作用,韩国则主要是通过政府作用的发挥来实现现代化的。通过研究各国的农业现代化路径,从中抽取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因子,结合我国的实际加以应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完善国家农业保护体系；健全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与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五章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路径角度,探讨城乡一体化问题。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发展阶段。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既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拉大,也使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影响和制约了农村规模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来解决“叁农”问题的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叁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实现农村现代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任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国外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找出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我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可以少走弯路,加快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关系理论,特别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城乡一体化思想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必须推进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提高土地利用率,发展规模经济,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第六章(结语)对全文做出小结,特别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参照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经验,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提出要着力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即要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的关系；要处理好彰显中国特色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要处理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关系；要处理好促进工业发展与促进农业发展的关系；要处理好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程晓丽[7]2011年在《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研究：1949-1966年》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不断追求的宏伟目标,农业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毛泽东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开启者,在我国研究农业现代化思想,必须先研究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对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的系统化研究不仅可以拓宽和深化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领域,而且有利于了解中国近现代农业的发展历史,也有利于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建设拓宽思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科技革命、全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农业发展的落后状态是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形成的国际国内背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业的早期认识,以及在长期以农村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中积累的关于农业工作的基本经验是其萌芽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农业的经典论述是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的理论指南。苏联农业现代化建设模式和经验教训是其形成的参照。社会主义农业改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步展开是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发展的实践土壤。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从其萌芽、形成再到成熟,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初期建设叁个历史时期,内容丰富,涉及农业现代化建设问题的方方面面。本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和分析,第一部分探讨学术界对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研究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第二部分分析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演进脉络及其思想来源。第叁部分探讨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它包含了毛泽东通过土地改革对农村社会政权与结构的重构、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性认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思想的转变、农业科技化和农民现代化的农业发展动力等方面内容,其中重点分析了毛泽东对农业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第四部分归纳、总结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的不足以及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意义。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农业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解决“叁农”问题时时刻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些为我们建设特色农业现代化以深刻启示。
戚研[8]2017年在《习近平“叁农”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新的历史时期,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但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客观存在,农村改革、农民增收、农业发展等问题依然是制约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问题。而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拥有着丰富的“叁农”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在他多年的工作和思考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和科学依据的“叁农”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中对“叁农”问题的观点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充分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叁农”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叁农”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叁农”问题变化,提出了富有理论性、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的一系列经典论述。在研究过程中,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采用文献研究方法、逻辑和历史一致方法以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方法等叁种研究方法,主要从中国古代“重农”思想、马克思主义先驱的“叁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叁农”思想等叁方面来探讨习近平“叁农”思想的理论来源,并根据其工作经历,将习近平“叁农”思想的发展划分为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和丰富发展时期,着重对各个时期的习近平“叁农”思想的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在清晰梳理出习近平“叁农”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突出阐释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习近平“叁农”思想蕴涵以及习近平“叁农”思想的主要内容,归纳了习近平“叁农”思想所具有的时代性、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协调性的鲜明特点,并从促进和丰富社会主义“叁农”思想理论发展及指导我国进行“叁农”实践这两个方面对习近平“叁农”思想的时代价值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总结。最后围绕推进要素资源配置机制改革、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改革、推进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等角度,进一步就如何落实习近平“叁农”思想提出了具体对策。
张琼芳[9]2018年在《习近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现代化一直是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没有农业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是不完整的。在新时代,以什么样的理论去指导我国农业现代化,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补齐“叁农”短板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习近平把握理论与实践创新,逐渐提出了一系列有新时代特色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理论。本论文从六个部分研究了习近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第一部分,绪论。说明了本研究的选题背景和意义,以及国内外关于习近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研究的现状;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研究了习近平农业现代化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历届中央领导的集体,西方经济学叁个领域对习近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的理论渊源进行了研究。第叁部分,研究了习近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发展脉络。发展大农业的“闽东思考”到从“科技兴农”到“南平经验”,再到“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战略,再从“叁权分离”到“叁位一体”。第四部分,研究了习近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的主要内容:促进农民增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科教兴农”为关键,构建农业科技管理体系;以“四化”同步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为动力,夯实农业现代化基础;以“叁权分置”为中心,创建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统筹推进“大农协“与”大农政”,完善农业组织化,市场化机制;健全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硬件条件;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在此基础上,第五部分,研究了习近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基本特征,体现为以民为本的价值性;与时俱进的创新性;求真务实的现实指导性;第六部分,研究了习近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习近平农业现代化思想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我国中央领导的农业现代化理论;为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提供了行动指南。习近平农业现代化思想既有时代性,又有创新性,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有利于正确指导我国新时代农业现代化建设实践,开创乡村振兴工作新局面。
程晓丽, 陈益元[10]2010年在《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研究述评》文中提出学界对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的研究,集中于农业现代化的思想前提、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农业现代化的途径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关键等方面。要实现研究的突破,就有必要撇开孤立的和偏重意识形态的论证,从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毛泽东投身农业的具体实践中去探索和总结。
参考文献：
[1]. 新时期我国耕地制度创新路径研究[D]. 朱宏登.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1
[2]. 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述评[D]. 费红伟.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3]. 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及机理研究[D]. 姜松. 西南大学. 2014
[4]. 甘肃区域特色农业现代化政策研究[D]. 杨敬宇. 兰州大学. 2011
[5]. 中国农业科技园区创新机制研究[D]. 申秀清.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4
[6]. 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D]. 高岳峰. 武汉大学. 2014
[7]. 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研究：1949-1966年[D]. 程晓丽. 湖南工业大学. 2011
[8]. 习近平“叁农”思想研究[D]. 戚研. 江苏大学. 2017
[9]. 习近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研究[D]. 张琼芳. 武汉纺织大学. 2018
[10]. 毛泽东农业现代化思想研究述评[J]. 程晓丽, 陈益元.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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