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公共产品的中国供给模式
曹德军
摘 要： 2012年以来，随着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大势所趋。本文立足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分析中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一方面，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是不对称的，霸权国与崛起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竞相提供公共产品是增加其领导力的重要方式，而为了争取消费者的认可，其供给策略就需要突出比较优势，并实行差异化供给策略。另一方面，国家的供给能力是有限的，公共投入的轻重缓急顺序应该平衡国际需求与自身优势，方可实现效用最大化。作为负责任的供给方，中国以共商共建方式，积极促进“一带一路”、亚投行、命运共同体等跨区域公共产品建设，有效对接供给与需求。展望未来，以“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为参照，中国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可以遵循一个“三步走”路线图，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模式。
关键词： 全球公共产品；中国；供给模式
在全球治理领域，谁来供给公共产品是一个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难题。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世界孤立主义情绪与反全球化思潮普遍高涨。随着传统大国的全球治理能力与意愿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需要顺势而为，承担更多全球责任。约瑟夫·奈（Joseph S.Nye）认为，国际秩序转型的关键在于新兴国家与霸权国家的全球责任交接，新兴崛起国的全球责任缺位会引发“金德尔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① Joseph S.Nye，“The Kindleberger Trap，”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china-kindleberger-trap-by-joseph-s--nye-2017-01？barrier=accessreg；郑永年：《中国可以回避“金德尔伯格陷阱”吗？》，载《联合早报》2017年5月9日。 基于历史类比，他们认为20世纪30年代衰落的英国不愿承担更多全球责任，而新兴崛起的美国也对全球治理袖手旁观，以至于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真空没有被及时填补，最终引发全球混乱与第二次世界大战。②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0页。 这种看法固然提出了国际权力转移进程中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但是“金德尔伯格陷阱”从传统大国视角出发，将全球治理困境归因于新兴国家的责任缺位，无疑低估了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能力与意愿，值得商榷。
实际上，新兴大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动力并不弱于霸权国；③ 一般而言，凡是溢出国界的公共产品我们都称之为“国际产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在国际公共产品内部根据层次差异，可以再分为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和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本文认为国际公共产品与全球公共产品的内涵有细微的差异，但其实国际公共产品与全球公共产品的指涉内容大体一致，本文从全球治理角度论述中国的角色，因此更多使用“全球公共产品”，对两者不做过细的区分。 其积极搭建平台、发出倡议的方式，也与传统霸权国不一样。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报告显示，金融危机前后发达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明显多于新兴国家。例如，2009年美国贸易保护措施有120次，到2013年就猛增至741次，而2016年更激增至1066次，成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最多的大国。④ 中国在2016年贸易限制措施只有241次，少于印度的562次、巴西的299次，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数量最少的国家之一。参见Simon J.Evenett and Johannes Fritz，FDI Recover？ The 20th Global Trade Alert Report，August 30，2016，http：//www.globaltradealert.org/reports/download/15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成了捍卫全球化进程的中流砥柱。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宣布，中国将更多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贡献更多造福世界的中国智慧。⑤ 《习近平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人民网，2014年7月1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715/c1024-25280585.html 同年8月，习近平主席出访蒙古时明确表示，“独行快，众行远”，“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⑥ 《习近平：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新华网，2014年8月2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8/22/c_126905369.htm 在随后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多次阐明“中国愿意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⑦ 《习近平：中国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人民网，2016年9月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903/c1001-28689064.html 这种新兴大国发挥主导作用，而霸权国破坏全球化的做法，在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西方理论体系中，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基于此，本文尝试从新兴大国角度提炼出新的分析框架。
一、理解全球公共产品：消费端与供给端
主流理论大多沿着“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二维标准，将公共产品界定为：一种“每个人对它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即消费非竞争性）；同时“任何人的消费都不排斥与妨碍同时被他人消费”的产品（即消费非排他性）。⑧ Paul 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36，No.4，1954，pp.387-389。在国际关系领域，霸权稳定论认为理想的全球治理的格局是：霸权国负责供给公共产品，其他国家则负责消费。⑨ Mancur Olson Jr.and Richard Zeckhauser，“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48，No.3，1971，pp.266-279；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第10页。但是主流分析框架过多聚焦于消费侧，而忽视了供给端分析。
（一）“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分析框架
在国内政治中，政府征税并供给公共产品，公民交税并消费公共产品，由此“集体行动困境”得以克服。⑩ 关于集体行动困境的论述，参见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1968，vol.168，no.3859，pp.1243-1248；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余逊达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0-20页。 在这种委托-代理模式中，作为供给者的政府本身是公共组织，因而其供给的产品也就“天然”具备公共性。但是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之上不存在超国家的代理机构，⑪ 尽管联合国往往被认为扮演准世界政府的角色，但是其治理能力与公共性往往备受质疑，参见 Thomas G.Weiss and Ramesh Thakur，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UN ：An Unfinished Journe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2010；Thomas G.Weiss，“The United Nations：Before，During and After 1945，”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1，No.6，2015，pp.1221-1235。公共产品由谁提供是不明确的。即便霸权国愿意供给全球公共产品，但其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张力，依然会使全球公共产品“天然”不具备公共性。⑫ Richard Cornes and Todd Sandler，“Easy Riders，Joint Production，and Public Goods，”The Economic Journal ，Vol.94，No.375，1984，pp.580-598.历史经验表明，霸权国供给模式很难避免国际公共产品被“私物化”，⑬ 张宇燕、李增刚：《国际关系的新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146页。 况且霸权国的供给能力与意愿也会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而变化，充满不确定性。遗憾的是，目前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并没有注意这种差异，简单地把国内公共产品的定义推广至国际层次。即便是英吉·考尔（IngeKaul）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权威定义，也存在这方面问题。她将全球公共产品看成是没有界限的共有物，任何人都可受益，即是“所有国家、所有人群、所有世代均可受益的产品”。⑭ IngeKaul et al.，“Introduction，”IngeKaul et al.eds.，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19.换言之，空间上全球公共产品是非排他、非竞争性的；且时间上也不排斥下一代人消费。这依然是国内公共产品“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两个维度在全球层次的延伸（表1）。⑮ IngeKaul and Ronald U.Mendoza：“Advancing the Concept of Public Goods，”in Kaul et al.eds.，Providing Global Public Goods ：Managing Globalization ，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78-111.
表1 消费端视角下的全球公共产品
然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逻辑仅仅聚焦公共产品的消费特征，而没有关注供给特征。实际上，无政府结构带来的最大难题不是消费，而是供给，过分关注公共产品的消费侧极具误导性。无论是霸权国还是新兴大国，当它们供给公共产品时，就已经知道其他国家会搭便车（由消费特点决定）。但是即便预期到他国会搭便车，大国也依然会供给公共产品，甚至供给公共产品的目的就是让别人来搭便车。如果霸权国因为预料到别人会搭便车而不供给公共产品，那么霸权稳定论也就没有了合理性。⑯ 张春：《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元格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第52-72页。 换言之，国内层次与国际层次的公共产品都在消费侧具备公共性（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但在供给端却不尽然。国内公共产品由代表全民的稳定政府供给，而全球公共产品并没有固定的公共供给者。因此，全球公共产品在供给端则充满竞争性与不确定性。杰克·赫什利弗（Jack Hirshleifer）曾主张根据国家的贡献程度（供给端），而不是消费特点，来界定全球公共产品。据此全球公共产品可以分为：简单累加（Summation）、最优注入（Best Shot）、最弱联系（Weakest Link）和加权总和（Weighted Sum）四种。⑰ 具体而言：（1）简单累加技术全球公共品是指每一单位投入对公共品可提供总量所带来的边际效益是一样的，包括基础研究、监控温室气体排放、海洋生物种类保护等；（2）最弱联系技术全球公共品的可供总量取决于对最弱环节的投入，类似短板效应；（3）最优注入技术全球公共品的可供总量的决定取决于某一最优势参与者最大量持久的集中注入；（4）加权总和技术全球公共品是指，每个国家的捐纳是有权数的，这也反映了其对GPGs每单位的供给对GPGs总量而言所带来的边际效益不一样，如病虫害最猖獗地区所做的消灭努力往往起着最决定性作用。参见Jack Hirshleifer，“From Weakest-link to Best-Shot：the Voluntary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Public Choice ，Vol.41，No.3，1983，p.372；Jack Hirshleifer，“From Weakest-link to Best-Shot：the Voluntary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Public Choice ，Vol.41，No.3，1983，pp.371-386；Richard Comes and Todd Sandler，“Easy Riders，Joint Production，and Public Goods，”The Economic Journal ，Vol.94，No.375，1984，pp.580-598.此外，斯科特·巴雷特（Scott Barrett）也主张从供给端角度将全球公共产品细分为五类：单一最大努力型（某个单一的国家提供）；最薄弱环节型（所有国家合作，最弱小国家决定成败）；联合努力型（国际集体努力）；相互限制型（需要共同不做什么）；协调型（通过协商达成共识）。⑱ Scott Barrett，Why Cooperate ？The Incentive to Supply Global Public Good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0.这些定义聚焦公共产品的供给端，为理解新兴国家的供给模式提供了重要启发。
（二）“竞争性／选择性”分析框架
在无政府状态下，大国为了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与吸引力，会竞相推出各具特色的全球公共产品，以吸引他国。⑲ 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第31-59页。 为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新兴国与霸权国都会尽可能发挥比较优势，以捍卫或增强自身国际领导地位。⑳ 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6-32页。 具体而言，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端特点体现在：
首先，将区域公共产品创设与全球治理之间做好对接。“一带一路”是目前中国最具规模的公共产品供给行动，涉及亚欧大部分国家，产生深远的政治与经济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在亚洲，同时辐射欧洲、非洲与大洋洲，这是一个初步的全球公共产品雏形。短时期内依然需要以此为抓手，深化合作，集中精力经营好国内与周边，也需要量力而行，防止战略透支。○87 时殷弘：《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今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和伟大复兴问题》，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57-68页。 同时，2020年是中国落实2030年议程的重要节点，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议程”对接可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倡议的国际效能，实现双赢。此外也需要积极利用“非联合国平台”，○88 张春、高玮：《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和全球数据伙伴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88-105页。 比如“77国集团＋中国”南南合作平台、融通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的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以及金砖国家组织等。
2020-2030年的10年里，加速落实联合国2030议程，进一步夯实区域性公共产品并对全球公共产品进行规划。例如可以建设全球高铁网络、建成亚太自贸区、建成世界电子贸易与支付平台、建立全球大数据研发中心等，发挥中国基础设施的传统项目优势与新兴技术领域优势。
表2 供给端视角下的全球公共产品
二、中国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特点
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能力提供更多优质的全球公共产品。㉖ 许利平：《未来5-10年周边国家对中国认知变化趋势》，李向阳主编：《未来5-10年中国周边环境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54页。 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㉗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社，2012年11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htm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一）欢迎搭便车与崛起合法性
在实力不对等的国际社会，小国“搭便车”是一种常态，具有正当性；同时大国主动让别人搭车也是常态，也具有道义性。也正是大国与小国的需求差异与功能分化，㉘ 杨原：《体系层次的国家功能理论——基于对结构现实主义国家功能假定的批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129-153页。 维持了区域与全球秩序的稳定。从供给动因上看，中国积极欢迎他国搭便车，既是国力强大后的自信，更是维护崛起利益的重要方式。
陕北的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应加强该地域的政策倾向。支持革命老区加快发展，实现脱贫攻坚，保证共同进入全面小康[5]。加大对革命遗址、旧居保护维护力度。加快榆林、延安中心城市建设，重点构建中心城市、县城、重点镇、农村新型社区4级城镇体系。实现“坚持强关中、稳陕北、兴陕南”基本思路，增强3大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2）病理检查。对于直径≥1 cm的病灶，予以选样取材处理；对于直径＜1 cm的病灶，予以全部取材处理。此后，利用石蜡进行包埋，并行固定切片和染色处理，当中，染色剂选择苏木精-伊红。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病灶组织的分化程度、有无淋巴结转移情况以及浸润深度等。
其一，欢迎搭便车有助于积累软实力与感召力。为了获得崛起合法性，新兴大国需要更多服务国际社会。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实力与意愿方面都显著增强，越来越重视民生领域的影响力积累。㉙ Deborah Brautigam，The Dragon ’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33.以对外援助为例，在2009年以前中国援助资金的61%都集中于经济基础设施，而社会公共设施只有3.2%。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到了2010年第九次全国援外工作会议确定了“优化援外结构”的大方向，明确提出“要多搞一些受援国急需、当地人欢迎、受惠面广的医院、学校、生活供水、清洁能源等民生项目”。㉛ 新闻：《全国援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人民日报》，2010年8月15日第1版。 2010年到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中经济基础设施所占的比重降低至44.8%。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正是经过多年旨在促进“民心相通”的公共产品投入，中国在非洲负责任形象得到极大提升。根据调查显示，2010年至2013年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影响力与亲和力最高，远高于中国邻国与其他地区。例如埃及有57%的民众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持积极态度；肯尼亚与加纳的比例达58%、68%，其中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在非洲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㉝ BBC World Service Poll，“ Global Views of United States Improve While Other Countries Decline，”April 18，2010，p.7，http：//www.worldpublicopinion.org/pipa/pipa/pdf/apr10/BBCViews_Apr10_rpt.pdf.
一直以来，我校坚持按照“师德高尚，长期从事课堂教学，注重教学改革与实践，教学方法先进、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的教师”的高标准，严格按程序评选各级各类名师。目前，学校拥有国家级教学名师及“八桂学者”1人，“八桂名师”2人，自治区级教学名师5人，学校教学名师34人。这些教学名师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主动承担本专科基础课教学任务，努力探索教育教学规律，在引领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改革、创新课程教材和教学模式、创建合理教学梯队等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成为全校教师学习的榜样。
其二，欢迎搭便车最终有利于维护中国的战略利益。全球化促进了相互依赖，帮助他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帮助自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国家间保护主义盛行，但这种“只顾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卸责行为，必然会进一步恶化整体环境，从长远来看最终也不利于自身发展。近年来，中国积极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在多边和区域平台G20、金砖国家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积极参发出中国声音，通过供给公共产品构建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中国和平崛起环境。2016年在国际市场需求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成绩显著，进出口总额达到6.3万亿元人民币，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沿线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㉞ 《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到6.3万亿元人民币》，人民网，2017年2月21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7/0221/c1004-29096880.html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分散了国内经济压力，将部分产能转移到国外，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崛起国不片面地追求国家利益，而是主张分享红利。
根据纸瓦楞管的轴向压缩变形曲线，可计算得到正三边形、正四边形、正五边形、正六边形的X向和Y向纸瓦楞管的缓冲吸能特性参数。表2和表3分别提供了管长110 mm的X向和Y向纸瓦楞管在12、48、72 mm/min 3种压缩速率条件下的缓冲吸能特性结果。
（二）创造性供给新型公共产品
2012年以来，随着中国外交更加奋发有为，中国在区域层次与全球层次供给了诸多新型公共产品，这既包括对传统发展类公共产品、规则类公共产品、价值类公共产品与安全类公共产品进行升级，更包括自主创设的新平台、新机制（表3）。这种新型公共产品的供给在十九大报告中被阐述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㉟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7年10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表3 2012年以来中国供给的主要全球公共产品
首先，在发展类公共产品方面，倡议“一带一路”对接周边国家发展需求。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涵盖沿线65个国家，㊱ 包括蒙古国、东盟10国、西亚18国、南亚8国、中亚5国、独联体7国以及中东欧16国。 通过“五通”建设，不仅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提供大量公共产品，还对现有全球治理规则进行补充、升级与完善。截止2016年底，“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等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高峰论坛。高峰论坛是中国对“一带一路”进行制度化、多边化、长期化的一次重要尝试。通过搭建合作共赢平台，中国促进亚洲实现多重利益的包容与共生。作为“俱乐部产品”，基础设施网络能让沿线参与国从中受益。一方面，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够帮助弱小的经济体更有效参与一体化，补足网络中的薄弱一环。㊲ 保尔·科利尔（Paul Collier）等：《中低收入国家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探讨》，载《世界银行经济评论》2016年第3期，第134-166页。 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收益率显著，分别达到了从20%到200%不等。㊳ 中国-发展援助委员会研究小组：《基础设施：发展与减贫的基础综合报告》，载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报告》，2011年第3期，第10页。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可以传播中国经验与发展模式。“要想富，先修路”，基础设施和产业规划是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基础设施陈旧老化，道路交通不完善、电力供给不足、通信设施匮乏等问题，“一带一路”可以为应对此类问题供给解决方案与跨区域公共产品。㊴ 郑永年：《“一带一路”是可持续的公共产品》，《人民日报》，2017年4月16日。
其次，在规则类公共产品方面，创设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代表的国际新机制。资金融通是大部分亚洲国家的发展刚需，据亚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在2010年至2020年间亚洲国家基础设施投入总额预计在8.22万亿美元左右。㊵ Biswa Nath Bhatacharyay，et al.，eds.，Infrastructure for Asian Connectivity ，December 12，2012，https：//openaces.adb.org/bitstream/handle/11540/126/2012.12.12.book.infrastructure.asian.connectivity.pdf？sequence=12012年以来，中国主导提议成立“金砖五国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等一些列新型金融机制，彰显包容开放与合作精神。㊶ 涂永红、王家庆：《亚投行：中国向全球提供公共物品的里程碑》，载《理论视野》2015年第4期，第62-65页；曹德军：《中国外交转型与全球公共物品供给》，载《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5期，第33-35页。 2017年在3月23日，亚投行正式批准13个新成员的申请，实现首次扩容，2017年6月16日又批准阿根廷、马达加斯加和汤加3个新意向成员加入，至此亚投行成员总数扩至80个。㊷ 《亚投行再扩朋友圈》，人民网，2017年6月16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616/c1002-29345038.html 有专家进一步指出，亚投行成员国的总数将迅速增长至90个左右。㊸ 闫磊等：《亚投行加速“一带一路”项目落地》，载《经济参考报》，2017年3月27日。 从成员数量上看，亚投行已经超过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的公共产品性质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促进国际金融治理优化升级。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和不公平性，亚投行坚持多赢、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原则，特别是吸纳新兴经济体，代表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㊹ 徐超：《新开发银行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1期，第105-114页。 另一方面，强化区域金融安全网络。亚投行、亚金协将与现有的金融机制一起，构筑更完善的亚洲金融安全网。㊺ 杨权：《全球金融动荡背景下东亚地区双边货币互换的发展——东亚金融合作走向及人民币角色调整》，载《国际金融研究》2010年第6期，第33页。 与以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为主要内容的清迈倡议一起，为亚洲金融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再次，在价值类公共产品方面，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新安全观”等新理念。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上升到战略高度，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深刻理解，其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把“你”和“我”，变成了“我们”。㊻ 《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和”的境界》，新华网，2016年8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17/c_1119401010.htm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瑞士日内瓦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中国提出的新理念。同年2月10日，联合国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决议。中国贡献的价值类公共产品发挥独特的治理功能：一方面，凝聚共识，为全球治理设定规范基础。2017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是“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与会人员普遍认为当今世界面临二战以来最脆弱的时刻，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走向终结，世界有可能正在迈向后西方时代。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怀疑西方的政治模式与价值观。而“命运共同体”旨在达成共识，凝聚人心。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理念一脉相承。人类居住在一个地球村，共同体意识长期存在。㊼ 韩雪晴：《自由、正义与秩序——全球公域治理的伦理之思》，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第46-73页。 正如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Ewing Stevenson II）形象地指出，“我们所有人都是乘坐在狭小的宇宙飞船上的旅客，我们的安全均维系在这艘宇宙飞船的安全与和平之上”。㊽ 佐佐木毅、金泰昌主编：《地球环境与公共性》，韩立新、李欣荣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地球如同一个“太空舱”，㊾ Kenneth E.Boulding，“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in Henry Jarrett ed.，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a Growing Economy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1966，pp.3-14.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感是一种精神财富。
最后，在安全类公共产品方面，适度创新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整体而言，中国安全类公共产品的供给相对薄弱，这与安全议题的敏感性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关。改革开放后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基本恪守“韬光养晦”原则，回避安全竞争。2012年以来中国外交转向“有所作为”，在安全领域进一步深化了既有参与，呈现一定的进取态势。例如，作为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安全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积极发起的重要安全公共产品。2017年6月9日，上海合作组织吸纳印度、巴基斯坦成为新的成员国，这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首次扩员。该组织所遵循的“上海精神”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地区安全贡献了积极的指导原则。㊿ 《历史新起点：上合组织实现首次扩员》，中国新闻网，2017年6月10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6-10/8247380.shtml 当然，对于中国供给安全类公共产品的方式与顺序，国内还存在争议。○51 徐进：《当代中国拒斥同盟心理的由来》，载《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5期，第143-154页；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4期，第21页。
（三）积极参与联合国发展议程
联合国本身就是促进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第三大会费缴纳国，中国对联合国的贡献路径也越来越多元，主要涉及两类全球公共产品：
协作与群体智慧之间的紧密关系早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众多研究表明，群体智慧的主要成因是个体通过信息交互有效利用其他个体的工作成果，从而形成一种事实上的协作。Woolley等[1]基于多种任务形式对小型群体的交互与协作的效果进行了实验研究，并借用心理学方法测量群体的智慧，论证了群体智慧是可测量的，群体行为是可预测的。
一是，为联合国系统贡献经费与人力支持。联合国会费支撑全球公益和全球治理，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尽管会费份额按照法定程序固定摊派，但是从中国承担的联合国经费变化中，也能看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显著增强。在2000年以前，中国分摊联合国会费仅为0.995%，而2013年至2015年分摊比例就增长为5.148%，到2016年至2018年更是高达7.921%，位居第三。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12月22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2019年至2021年预算分摊比例方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分摊比例显著上升至12.01%，而日本则下降到8.56%，中国正式超越日本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缴纳国（图1）。○52 孙秀萍、卢戈：《联合国预算分摊比例中国超越日本升至第二》，载《环球时报》2018年12月24日。 此外，在维和部队派出数量方面，2014-015年中国派出维和人员3079人，遥遥领先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中国还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建设了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
图1 世界主要大国的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重变化（2001-2021）
数据来源：联合国文献检索系统（UNBISNET）：Assessment of Member State's Contribution for United Nations Regular Budget， 22 December 2018，http：//undocs.org/zh/A/RES/73/271。
说明：2022-2024年度分摊比例为作者预测值，以虚线表示。
二是，积极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2016年1月1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年议程）正式生效，该议程彰显的是全球发展的“5P”理念，即People（人人）、○53 此处的people并非指单个的、具体的人或族类，也非泛指的民众或人类，而是指人人，每一个人，强调“一个都不落下”，关注每一个人的尊严和权益。 Planet（地球）、Prosperity（繁荣）、Peace（和平）和Partnership（合作），本身就是重大的全球公共产品。○54 潘家华、陈孜：《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议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为落实好2030年议程，中国政府公开承诺比2030目标提前10年实现全部脱贫，即到2020年让中国现行标准下的5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5 外交部：《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2016年9月，第19页。 在公共卫生方面，中国也计划超标准完成联合国2030年议程。争取到2020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降为18/10万人，到2030年力争下降到12/10万人（超前完成2030年议程的70/10万人要求）。○56 《2020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将降至18/10万》，新华网，2017年1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20/c_1120355053.htm 在国际治理层面上，继续强化对联合国的支持。2015年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及其系列峰会上，中国承诺支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向联合国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5年内计划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100个“妇幼健康工程”和100个“快乐校园工程”，邀请3万名发展中国家妇女来华参加培训；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57 《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8个100”》，载《北京青年报》2015年9月28日。 这都是中国依托联合国所贡献的国际公共产品。
三、中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挑战与潜力
当前，霸权国家愈发倾向于奉行孤立主义，霸权稳定论的解释力下降。因此分析焦点应该从霸权国转移到新兴国家，但同时也需要明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短板与优势，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规模与机制上既有不足，也蕴藏着巨大潜力。
（一）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挑战
供给端视角认为，每个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者拥都有自己的不足与比较优势，对此中国需要在学习探索中，有所为有所不为，○58 张春：《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元格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第59-60页。 冷静分析面临的诸多挑战。具体而言，中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挑战主要有四方面：（表4）。
表4 中国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势与压力
其三，促进贸易与投资合作，建立亚太贸易与物流网络。届时可以在统一的自贸试验区规则标准下，通过循序渐进方式，将碎片化的区域自贸区网络整合起来，将薄弱的区域纳入到网络中来。例如，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目前已经形成的有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阿尔泰区域合作区和中吉乌三国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等数个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国可以依托这些次区域经济合作区，选择重点合作领域，分阶段、分地区进行；以点带面，形成具有实质性合作内容的产业、区域，为上合组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创造有利条件。○96 张恒龙：《上合组织自贸区是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当务之急》，张宇、李永全主编：《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7年版，第192-198页。 2030年前，中国可利用多边会议场合，积极为亚太经济一体化谋划新愿景，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亚太自贸区一旦建成，将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自贸区，中国将发挥引领性作用。
第二，面临霸权国的既有优势与战略挤压。一般而言，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有两类：一是地理上的公共产品供应竞争，具有很强的地缘性与阵营对垒特点，保持对中间地带和对方阵营的进攻或防守是竞争常态。二是领域性的公共产品供应竞争，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不同领域进行的竞争。在大国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背景下，中国要供给具有自身特色的公共产品，就必须充分评估自己面临的可能风险与压力。例如，不少西方学者曾忧虑地指出，围绕“一带一路”、亚投行、互联网规则等公共产品的竞争与传统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在重叠。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印度主导的“东向政策”与“季节计划”、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跨欧亚运输计划、土耳其发起的“现代丝绸之路”计划等，都与中国的倡议存在一定重叠和竞争。○63 祁怀高：《“一带一路”对中国周边外交与亚洲发展的影响》，载《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5年第二辑，第70-85页。
第三，全球治理的参与主体分化，中国国际话语权有待提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社会运动、全球公民网络、跨国公司会以多种方式，冲击国家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话语权。○64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重构全球治理：有效性、包容性及中国的全球角色》，《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报告》，第23-26页。 当前我国与非政府组织打交道的经验与能力有限，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化方面，不仅落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远远落后于韩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据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的统计数字显示，2014年9月具有联合国咨商地位的社会组织美国有703家、印度380家、日本150家，而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则只有105家，数量上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同年，中国共有国际及涉外组织类的社会组织529个，仅占60.6万个社会组织总数的0.09%，○65 源自笔者查阅的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数据。 涉外组织类的社会组织并没有出现稳步增长的步伐。○66 徐静等：《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化战略和路径研究》，中国社会组织网，http：//www.chinanpo.gov.cn/700105/92413/newswjindex.html 总体上，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相对滞后，广大国民全球视野与日益强大的国力不相匹配。
着眼未来，中国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依据目前发展态势，国际社会普遍看好2030年中国全面崛起的前景。○83 李雪松等：《“十三五”及2030年发展目标与战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林毅夫预测，中国经济规模2030年将居世界之首。2030年以后中国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差距极大缩小，基本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世界经济的主要中心转移到中国。○84 《林毅夫：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新闻网，2017年3月26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7/03-26/8183838.shtm 国际经济学界甚至有更加乐观的看法，认为到2019年中国经济就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等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就将达到66.4万亿美元，这相当于那时美国总量的2倍。在其他指标方面，2030年中国也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科技研发投入、科技出口与人才强国，科技与文化实力首屈一指。○85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权力指数进行了调整，新加入了健康、教育与治理能力三个指标，体系更加综合全面，而预测结果依然显示2040年将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的时间节点。参见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2012，p.16。 这些重要预测，都将时间点集中在2020年、2030年与2050年，届时世界权力格局将发生根本性转变。
但是，一条精子所含的酶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许多精子的共同努力下，才能杀出一条血路，让幸运的那个英雄攻破卵细胞最后的壁垒。
（二）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比较优势
第一，在大型工程建设方面，技术优势与成本优势明显。一方面，中国的大型基建技术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建设大型工程的经验丰富。例如，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其中水力发电技术非常成熟，国内水电设施的配置能力长期排名世界第一。○70 林毅夫、王燕：《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页。 再如，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网络，2016年年底中国的高铁运营里程已超过2万公里，占全世界高铁总量65%左右。○71 《中国高铁里程达2万多公里，占全世界高铁总量65%左右》，中国网，2016年12月29日，http：//www.china.com.cn/news/2016-12/29/content_40005460.htm 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成本与劳动力成本偏低，向外输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的比较优势明显。○72 中国高铁具有350公里的最高时速优势，其标准的基础单位成本约为1700-2100万美元；而欧洲发达国家的高铁时速最快300公里，且估算成本为每公里2500-3900万美元；而美国与日本高铁的建造成本则更高，几乎达到每公里5200美元。参见International Transport Forum，December 2013，http：//www.itf-oecd.org/search/statistics-and-data？f［0］=field_publication_type%3A648&f［1］=field_publication_type%3A657。 从规模与质量上看，中国领先世界的“超级工程”大致可以列举几项：（1）中国建立了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太阳能发电站。其发电量达40兆瓦，是此前全球最大发电量（6.3兆瓦）的几乎七倍，充分展现了中国在风力、水利和太阳能发电方面的技术实力；（2）建设世界最大的望远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规模远超此前世界第一的阿雷西博望远镜（口径为305米），可有效接收宇宙最深处的无线电波；（3）超级对撞机。中国正计划建造一台周长在50至100千米间的粒子对撞机，其产生的能量是此前世界最大强子对撞机的七倍；（4）量子卫星与火星探测器等航天技术发展。2016年8月中国发射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实现空间对地面量子密钥分发；2017年8月，世界第一条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通过总技术验收，星地一体的广域量子通信网络初具雏形，被称为人类科学的一个“里程碑”。○73 《我国成功发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新华网，2016年8月16日，http：//www.gd.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6-08/16/c_1119401729_2.htm
观念摄影可谓说是近年来艺术界发展最为迅速的艺术表征方式，其实质是观念艺术在媒介上的一种延伸与演变，是从艺术中抽离出来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创作手段与形式。由于不同艺术家对于观念摄影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具体如何界定什么是观念摄影作品并没有具体说明，但不可置疑的是，观念摄影的后现代艺术特征对艺术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认识到差距，就能明确下一步改进的方向。同时了解潜力，也能优先供给那些中国有明显优势的公共产品。○69 王恬：《奋力开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7年8月31日。 中国的发展成功揭示了其巨大的潜力，着眼未来至少有三点比较优势可以发挥：
第二，中国发展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参照。中国是一个具有多元身份的国家，既是崛起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也几乎同时经历工业化阶段、后工业化阶段，这种阶梯式发展阶段的共存使中国具备了应对发展差距的充足经验。○74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重构全球治理：有效性、包容性及中国的全球角色》，载《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报告》，2013年9月，第28页。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用四十年时间进行了历史罕见的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与人口流动，人均收入翻了20倍，这些奇迹可以成为向全人类发展提供启示的宝贵经验。○75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启动，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国际在线，2017年8月22日，http：//news.china.com/news100/11038989/20170822/31151884_1.html 在经验分享方面，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是近年来我国共享全球知识的重要平台。该中心专门挑选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代表性案例，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区试点经验、农村人口脱贫等方面的经验给予系统总结，以点带面，丰富全人类共同的知识宝库。○76 《习近平向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启动仪式暨〈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发布会致贺信》，新华社，2017年8月23日，http：//zj.people.com.cn/n2/2017/0823/c186327-30643365.html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成立于2017年8月，目前已经积极开展适合各国国情的发展实践和理论研究，深化各国发展领域研究成果交流（表5）。○77 外交部：《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17年8月，第63-65页。 在此之前，2016年4月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通过提供学历学位教育名额、分享发展经验，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了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此外，中国意识到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建立统一的科研力量显得尤为必要。因为研究力量如果分散在多个国家的弱小而独立的研究中心或大学，那么其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就难以彰显。因此，为了推动优质人才与研究机构发展，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国在探索成立更多高质量的公共知识中心与民间智库。当知识精英聚集起来后，新的治理方案与技术创新可能就会涌现，知识也能向流水一样，从研发中心流向知识洼地。○78 樊勇明、钱亚平、饶云燕：《区域国际公共产品与东亚合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第三，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领域，中国潜力巨大。2017年《互联网趋势》报告指出，中国因为其巨量网民规模与活跃的互联网思维将重塑全球互联网生态系统。○79 Mary Meeker，Internet Trends 2017，May 31，2017，http：//www.kpcb.com/internet-trends. 同样，2017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也显示，中国互联网网民已达7亿，成为最大互联网国家。○80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7年7月，第13页，http：//free.eol.cn/edu_net/edudown/CNNIC40.pdf 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建成世界最大的宽带网络与信息基础设施体系，拥有世界最大的信息化社会和信息化技术覆盖人口。○81 胡鞍钢：《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下）》，《农场经济管理》2012年第4期，第16-23页。 中国巨量的人口规模与极为广阔的市场，将深度塑造全球数字经济与互联网消费。到2030年中国中产阶将占国内总人口的75%，这将是撼动世界的一个数字。○82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2012，p.9. 中国塑造国际经济格局、引领消费规则的能力不断提升。
表5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专题项目表
四、面向未来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蓝图
第四，全局规划与制度性改革压力增加。以发展援助为例，我国现有援助法规层级较低，缺少统一的上位法，仅靠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管理，远远不能满足援外工作需要。而且不少法规之间缺少统一整合，存在相互制约的现象。而且，中国的外援部门是对外经济与商业部门，而非国际通行的归口外交部管理。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援外事务归口商务部管理，另下设三个对外援助执行机构：国际经济合作局、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过于分散的组织架构，在整体上缺乏统一规划与资源整合。○67 尽管2008年设立了对外援助的部际联系机制（2011年该机制升级为部际协调机制），但是效果依然有限。参见周太东、孙同全：《对外援助规制体系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对此，可以借鉴国际经验，进行制度改革。也需要尽快建立与援助理念相适应的效果评估指标体系，根据评估框架动态监督、完善与优化公共产品供给方案。○68 毛小菁：《提高发展援助质量》，载左常升等：《国际发展援助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85页。
展望未来，中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党的“十八大”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两个一百年”战略蓝图的重要阶段，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86 《“两个一百年”引领前行的时代号召》，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1月18日。 依据中国供给能力与意愿的同步提升的前景，我们可以设想一份中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三步走”路线图（表6）。
（一）2020年前孵化区域公共产品成果
当前到2020年为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内：中国应重点消化与升级现有的区域公共产品与国内公共产品倡议。具体可以助推“一带一路”对联合国议程对接、加强国内的大气治理与环境保护；尝试建立东亚地区防灾预警体系合作机制，进一步强化对民生领域的支持。
首先，当新兴国与霸权国供给的全球公共产品功能趋同，供给竞争将被激化。强者“让利”可以交换弱者“承认”，因此大国通过主动供给公共产品可以扩大自己国际影响力。㉑ 杨原：《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26-52页。 但由于消费者的数量是既定的，大国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力希望尽量多地吸引消费者，就会导致大国在重叠的供给端竞争加剧。正如卖同样质量产品的商家之间，竞争往往最激烈一样，大国之间的供给端竞争是没有硝烟的战争。㉒ 有关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地位争夺的文献，请参考William R.Thompson et al.eds.，Major Powers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lob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1，pp.10-20；T.V.Paul，D.W.Larson，W.C.Wohlforth eds.，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p.25-34.因此对于新兴大国而言，只有供给比霸权国更好、更优质的公共产品，才能在争夺影响力的竞争中胜出。反之，就很难体现自己的价值与服务世界的能力，也就难以获得国际社会青睐。因此突出比较优势，是新兴大国的策略。
表6 中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三步走”构想
第二，维护区域稳定与和平，努力发挥弥合分歧、劝和促谈的建设性作用。短期内需要继续积极参与朝鲜核危机、叙利亚、阿富汗、缅甸等问题解决进程，合力应对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公共卫生、难民等全球性挑战。在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优化“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倡议，致力于在缓解半岛紧张局势、推动重启接触对话、维护地区和平安宁方面更大贡献中国的正能量。○89 王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成就新经验》，载《党建研究》2017年第6期，第23-26页。 在目前“六方会”停滞情况下，可积极推进新的对话机制，强化中国在朝半岛问题上的战略塑造能力，提升中国与朝鲜双边关系质量。据此促进区域和平，供给安全类公共产品，将“亚洲新安全观”落到实处。
（二）2030年前布局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架构
其次，大国也会根据需求的轻重缓急，对供给领域进行选择性安排。从效率上看，只有供给那些有比较优势的公共产品，才能更容易满足国际社会的需求。供给什么不仅要基于别人需要什么，也要基于自己擅长什么。㉓ Richard N.Cooper，“Financ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A Historical Overview and New Challenges，”in Christopher D.Gerrard，Marco Ferroni and AshokaMody eds，Global Public Policies and Programs：Implications for Financing and Evaluation Proceedings from a World Bank Workshop，p.16.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Maslow）的需求理论，个体有从低到高的五类基本需求，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需要。㉔ 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马良诚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0页。 与之类似，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有层次性，有些是刚性需求，有些则是弹性需求。由此，供给国需要在评估国际需求前提下，对供给的产品进行先后排序。㉕ Alexander Wendt，“The State as Pers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No.2，2004，pp.289-316；Alanna Krolikowski，“State Personhood in Ontological Security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ese Nationalism：A Sceptical View，”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2，No.1，2008，pp.109-133。一般而言，发展类公共产品与安全类公共产品是国际社会的刚性需求，涉及国家与国际社会的生存，具有供给优先性；其次规则类公共产品与价值类公共产品，是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可以后续供给。作为供给方，大国应优先供给那些具有广泛共识或急迫需要的全球公共产品（表2）。
其一，搭建全球层次的互联互通网络，适时升级“一带一路”。2030年前中国可以推动互联互通取得全局性进展，届时“一带一路”将建成扩展全球的多维互联的网络体系，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的软联通和高铁网、公路网、航空网、管道网、港口网等实体网络的硬联通，推动亚洲乃至全球走向更紧密的共同体。○90 陈文玲：《“一带一路”将如何重塑全球新经济》，载《第一财经》，2017年5月15日。 目前，中国的高铁已经在泰国、巴西、墨西哥、俄罗斯等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并实现了网络对接合作。○91 关于“高铁外交”的前景，参见徐飞：《纵横“一带一路”：中国高铁全球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017年6月，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正式通车，这是目前全球运行能耗最低的高速列车。○92 《“复兴号”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中国经济网，2017年6月26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706/26/t20170626_23856707.shtml 当前高铁的1.0版本时速为350-500公里左右；而到2030年的时候，在技术进步基础上将升级到2.0版本，每公里可以达到3500-5000公里，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20分钟，从北京到纽约也可能只需要四五个小时。○93 《中国高铁刚走出国门，中国飞车又要来了》，昆仑策，2017年9月2日，http：//www.kunlunce.com/ssjj/guojipinglun/2017-09-02/118801.html 随着“泛亚铁路”（Trans-Asian Railway，TAR）计划推进，2030年中国将主导构建全球高铁网络，为网络化新型全球关系打下“骨骼框架”。
她终于知道，那件还没有开始的事情是什么了——把对老东北的记忆和对母亲的爱，倾注在最具东北特色、最具情感价值的产品上——她决定做最有故事的农产品。
其二，建立全球大数据分享中心，构建信息智能共同体。大数据具有开放的基因，它应该是全人类都可以人人共享的新型公共产品。○94 高奇琦：《大数据公共治理：思维、构成与操作化》，载《人文杂志》2016年第6期，第103-111页。 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明确提出在2018年底前建成国家统一的数据开放平台，2020年逐步实现交通、医疗、卫生、环境、气象、企业登记监管等领域数据向社会开放的目标。按照这种开放进度，2030年可以建成亚洲或全球大数据分享中心，到时中国就成为为世界的知识中枢之一，源源不断地向全球供给数据信息。2017年的今天，中国在大数据方面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例如中国电商企业举办的“双十一”狂欢节，早在2016年11月11日的交易额就高达1207亿人民币，同时在物流方面更是产生了6.57亿物流订单，这是前所未有的全球新纪录。电商迅猛发展也带动了移动支付技术实现重大突破，2016年“双十一”狂欢节当天的在线支付峰值就达到了12万笔/秒。○95 阿里研究院：《贸易的未来：跨境电商连接世界》，2016中国跨境电商发展报告，2016年9月，第4-5页，http：//i.aliresearch.com/img/20160901/20160901101059.pdf 早在2016年的任何一天，微信平台便已经拥有9亿用户，其所产生的海量数据比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纸质书籍的信息量还要大。2030年中国将具备驾驭大数据的超强能力，具备供给新型全球公共产品的实力。
第一，国内发展不均衡，制约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范围与力度。不可否认，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时，也产生了一些国际公害。比如，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消除贫困、资源节约、卫生健康、环境保护、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小差距。长期粗放型经济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中国创造了全球12.3%的GDP，但能源消费占到全球的21.5%。○59 《李毅中：“我国创造12.3%全球GDP能耗是国外2倍》，新浪财经，2014年11月14日，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41114/094520818640.shtml。 2016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865美元，但只是美国人均GDP的1/7，日本的1/3。○60 数据来源：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2016，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htm。 若考虑到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环境透支等问题，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国内发展差距更加明显。就人类发展指数而言，2016年中国在世界仅排第90位，处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61 人类发展指数是在三个指标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预期寿命，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来衡量；教育程度，用成人识字率（2/3权重）及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1/3权重）共同衡量；生活水平，用实际人均GDP（购买力平价美元）来衡量。按照联合国标准，高人类发展水平的HDI值为0.800及以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的HDI值介于0.500与0.799之间，低人类发展水平的HDI值为0.500以下。 与之类似，贝塔斯曼基金会公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显示，中国以59.1分处于中间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例如瑞典得分84.5，丹麦83.5，日本75.0，美国72.7）。○62 SDG指数大于66.7代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已实现2/3，是领先国家；SDG指数介于66.7-50.0的国家则实现程度不到2/3，属于居中国家；SDG指数小于50.0为落后国家，即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程度不到一半。 因而全面发展自身，集中供给国内公共产品依然是长期挑战。
（三）2050年前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规范
2050年中国将按计划完成“两个一百年”规划，在全球层面上的影响力与实力首屈一指，这时矗立新高峰的中国更要立足高远，在“高边疆”领域敢为人先。
首先，创新全球价值规范，推进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2050年的国际社会物质异常发达、网络与虚拟空间交错纵横，人类文明极大提升，人类相互依赖前所未有，主权观念与民族意识持续淡化，人类面临地球外的威胁越来越多。届时，全人类社会的进步将有望超越“文明冲突”，建成命运共同体。在异常发达又有风险的2050年社会里，已经积累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的中国将可以引领世界主流价值观走向。生产力的极大进步，也会触发人类面临新的价值整合难题，全球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合作共赢认同感面临转型。○97 Qin Yaqing，“Rule，Rules，and Relations：Towards a Synthetic Approach to Governance，”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No.2，2011，pp.117-145.在新型全球关系互动模式中，中华文明的开放与深邃将有助于倡导包容、融合、聚合的价值观，“东方智慧”会更进一步吸引世界。
其次，推进“高边疆”领域的人类大合作。在30-50年时间里，人类可能遭受来自自然与外太空的各种威胁，世界需要更高级的公共产品。目前可知，太阳系内分散着数以亿计残片碎块，小至鹅卵石大小，大至直径上千公里，这些星体都有可能撞击地球。科学家发现，大约有1500颗直径1公里大小的小行星已经或正在掠过地球的轨道。○98 参见李异鸣：《人类灭种的10种可能》，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 也有科学家警告说，一颗名“阿波菲斯”的390米宽小行星将可能在2036年和地球相撞，释放出比广岛原子弹爆炸高10万倍的能量。○99 《地球或面临七大灾难》，载《西安日报》2014年12月9日。 根据中国目前规划，2020年中国将登陆火星，到2050年已经对月球进行了长达40年的探索，建造了众多中国太空基地。○100 《中国透露2020年登陆火星探测计划：三项任务一次完成》，载《参考消息》，2016年4月22日。 那时，中国应对太空灾难的能力也将领先世界，可以主导建立全球预警系统，对正在飞往地球的星体进行研究和预警。○101 《开启太空“新长征”，中国准备了哪些利器？》，新华网，2016年4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4/21/c_128919170.htm
再次，关注智能科技伦理，倡议伦理新规范。除了云计算、大数据之外，人工智能与智能商品也将成为未来30年大趋势。人工智能赋予了机器一定的视听感知和思考能力，不仅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会产生一些伦理性问题。未来智能联网将颠覆人们的生活与思维方式，但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引发对机器人伦理的担忧，计算机或机器人将拥有和人类大脑一样的储存容量和处理速度，甚至能完全代替人类思考。在2050年前，中国可发挥自己的领先地位，主导成立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创造新的国际规范，保卫人类共同体发展。根据乌镇智库数据显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速度非常抢眼，○102 乌镇智库：《乌镇指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7）：框架篇》，2017年10月，第7页，http：//h5.iwuzhen.org/pdf/AI-Overview.pdf 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103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中国政府网，2017年7月8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 成为世界创新中心，也因此需要承担更多责任。
先让英格曼神甫去和安全区的领导们商讨如何把女学生们偷运出教堂的乏味枯燥的细节吧。也让少佐去上天入地地寻找他认为下午造访必不可缺的圣诞红吧。我还要回到教堂墓园，这是早上七点一刻左右，英格曼神甫刚刚出门。
五、结论
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大国崛起的方式是通过供给全球公共产品、提供高质量社会服务，以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崛起的合法性认可。○104 陈志敏、常露露：《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交的权力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7期，第4-23页；张清敏：《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2期，第1-20页。 崛起的中国能够为世界带来多大红利，就能获得多大的尊重与认可。中国要发挥更大国际影响力，必然需要让崛起惠及全球。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应该学会去理解其他国家的想法和担忧，以和平的、世界期待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当前全球治理面临困境，霸权国领导力量弱化，中国应当把握机遇积极成为国际秩序的补位者，而不是缺位者；通过主动奉献，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角色的重大期待。随着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不断强化，加快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研究意义重大。而遗憾的是，西方主流学界往往集中关注消费侧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却忽视了供给侧的竞争性与选择性。本文立足对中国经验模式的理论总结，形成两点结论：
学习建议 在解决函数图象相关的习题中注意f(x)-g(x)=0的零点即为y= f(x)和y=g(x)的图象交点的横坐标，另外注意分段函数的作图方法以及绝对值函数的作图方法.
其一，与消费端分析视角不同，本文从供给端角度理解中国的比较优势和紧迫需求，有助于合理布局规划。中国已经成为重塑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要获得全面的领导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带一路”、“亚投行”与“命运共同体”倡议，体现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革。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必将反过来塑造和影响全球化的特点与进程。由此，供给侧视角下的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强调中国的供给主动性。与西方社会的保守思潮的盛行不同，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并面对地缘政治与同质化领域竞争的压力。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将直接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从而获得正面评价与国际声誉；积极供给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不仅有助于重建全球化的合法性，也有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局。○105 王栋、曹德军：《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其二，根据全球需求与供给难度，设计最能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蓝图。着眼未来，崛起中国需对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给出合理的蓝图设计。本文预想：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之前重点在于深根周边，尽快实现早期收获；2030年将进行中期投入规划，抓住未来发展制高点；2050年全面复兴实现阶段，强大后的中国将是仁慈与人道的，需要主动应对关乎全人类命运的重大公共难题，引领价值观与文明发展新方向。换言之从公共产品的类型来看就是：在短期上，重点发展类公共产品；在中程架构上，创设制度类公共产品，增加自身全球影响力；在远景上，引领全球价值，积极贡献价值类公共产品。本文的蓝图设想并不会面面俱到，现实中也可能会遭遇各种意外事件冲击。但是，敢于设计，将为我国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提供操作框架，也有助于主动化解压力，下好外交“先手棋”。
An Analysis of China's Global Public Goods Delivery Pattern
CAO Dejun
Abstract: China'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trend since 2012 as its power rises rapidly.Based on China's practice and experience,this paper analyzes China's supply mechanism of global public goods.On the one hand,the supply and consumption of global public goods are asymmetric,with the hegemonic powers and rising powers always bearing mor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Competing for public good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ncrease their leadership.And in order to win the recognition from consumers,their supply strategies need to highlight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take a different approach.On the other hand,a state's supply capacity is limited,and the priority of public input should balance international demand with its own advantages in order to maximize utility.As a responsible supplier,China has actively promoted the production of cross-regional public goods such as the"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n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All Humankind,to effectively balance supply and demand.Looking into the future,China will follow a‘three-step’approach to in its supply of global public goods with a view to shape a global governance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Global Public Goods;China;Delivery pattern
作者简介： 曹德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博雅博士后。
基金项目：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4批面上资助项目“南海博弈中的信号传递机制分析”（项目编号：2018M64000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王逸舟教授与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About the Author: Cao Dejun,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eking University.
3)VSM和SEM测试证明了，磁化后赤铁矿表面有Fe3O4颗粒覆盖，证明了铁元素价态改变，赤铁矿表面有磁性粒子Fe3O4生成。
1.5 内在机制——变异与选择的发生 第(4)小题： 研究人员每年用Mp(A1A1a2a2a3a3)人工接种水稻品种甲(R1R1r2r2r3r3)，几年后甲品种丧失了抗病性，检测水稻的基因未发现变异。推测甲品种抗病性丧失的原因是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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