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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是一个让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铭记在心的日子。而面对灾难，国人仿佛一夜之间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善良之心，合力赈灾，创造了令人感动的无数场面。
有报道甚至称：汶川十日，再造了一个新中国！无可质疑，汶川地震对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发出了一次集中而巨大的推力。然而，我们也必须要看到，激情毕竟有回复到常态的一日，而不论是灾民的安置还是灾区的重建，都将是个旷日持久的工程。
2008年3月31日，《华尔街日报》刊发了《迅速崛起的亚洲新贵们》一文，文中描述了在全球信贷市场和美国经济摇摇欲坠的背景之下，得益于本国经济和股市的亚洲新贵们大量产生并开始大肆挥霍。文章的作者这样提问道：“这些富人该怎样处理财富以及这些财富赋予他们的影响力才是明智和恰当的？”同年4月，《2008胡润慈善榜》出炉，统计显示：中国捐赠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慈善家有27位，比上一年多了12位。胡润对此评价称：“慈善已经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中国的慈善事业果真能令人欣慰吗？事实上，在中国慈善榜上，数百家上市公司榜上无名。另据统计，中国在所有的慈善捐赠中，来自普通百姓的捐赠只占10%，与美国、日本高达80%的比例相去甚远。这不得不令人担忧。
当灾难的记忆日渐淡去，而灾难留下的阴影尚须平复，我们必须思考：慈善不仅为灾难而来，慈善事业也不能仅以抚平灾难的创伤为目的。慈善事业究竟应该有怎样的社会生长路径？慈善文化如何才能真正地浸润人心？这才是需要关注的话题。
慈善，能为捐赠者带来什么
为了探究慈善事业的原始动因，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慈善事业发展状况。美国施惠基金会2006年发表的报告显示：2006年，美国的捐款金额为2950.2亿美元，其中个人捐助占总金额的75%，高达2228.9亿美元。美国人普遍认为慈善事业是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基本上已经脱离政府和企业范畴，从慈善捐款到社区邻里的互帮互助全部都属于慈善事业的职能范围。因为美国是少数几个给予捐赠者减税的国家之一，所以一般美国人热衷于捐款的原因之一是避税。就连“股神”巴菲特也认为，与其向政府纳税不如将其投入到效率更高的慈善机构，以便资金能够更快捷地帮助到那些需要它们的人。此外，在美国还有双周发行的《慈善纪事》，专门用于报道捐赠者的事迹以及捐赠信息。该刊物发行量为10万份，每年刊登的捐赠排行榜，被捐赠者视为一项特殊的荣誉。可见，对于美国的富人阶层及企业而言，捐赠无疑是改善形象和提高社会地位的快捷途径之一。
早在1911年，被公认为美国现代慈善事业开创者的美国钢铁巨头安德鲁·卡耐基在创立他的基金会时首次提出了“风险慈善”一词，对美国的一些慈善家来说，回馈这个世界意味着对一个社会进行金融投资。所以，如何能让自己的捐赠投入到最需要且更可靠的企业或组织，使其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是许多捐赠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在此，就不得不提一提计算机软件领域的“教父”级人物比尔·盖茨。2000年由其创办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慈善组织，而巴菲特也将370亿美元捐赠款中的大部分交由该组织管理。今天，经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管理的捐赠款项不但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众多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也同时为该基金会带来可观的投资回报。美国的慈善事业早已走向专业和商业化，尽管有关慈善事业的目的和慈善款项的投放方向等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今日，但是，节节攀升的捐赠数额无疑能够说明慈善已经深入到每一个普通美国人的家庭，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慈善事业溯源
在美国，慈善事业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教义当中“普世”思想的文化传统。1855年，年仅16岁的洛克菲勒捐出了他的第一笔善款16美分，这笔钱是他工资的一部分，而他选择的捐赠对象是传教事业。在这之后，靠石油致富的洛克菲勒先后捐建了洛克菲勒大学、为黑人妇女设立了一所大学并为培养中国医生设立了一所培训中心。洛克菲勒不但用他的一生书写现代慈善事业的光辉篇章，还将对慈善事业的热情作为其家族传统，一直延续至今。2006年，洛克菲勒家族捐赠了3.5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家族目前的掌门人大卫·洛克菲勒说：“将慈善事业作为家族传统是由其家族信奉的道德观而来的，一个人应当准许让精神成为唯一的决定因素。”
可见，慈善事业的背后是以由慈善文化所倡导的巨大的精神动力为支撑的，只有根植于文化传统的慈善事业才能够被自觉履行并得到持续发展。例如，美国的慈善文化主要基于一种新教理念，即富人只是财富的社会管理人，在法律上财富是私有的，但在道德和价值层面上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是社会的。卡内基撰写的《论财富》被称为“财富福音书”，其中便阐明了与此相关的理念：“死时越有钱，死得越丢脸”。面对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贫富差距和摩擦，他的思想对维系美国社会的相对稳定起了积极作用。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认为：行为是由制度决定的，而制度又由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共同构成。其中，正式约束是国家的宪法、法律等，而非正式约束是指一个国家和宗教、文化、传统、习俗等方面。尽管正式约束非常重要，但决定制度特征的更主要的是非正式约束。将这一原理用来分析美国人何以如此钟情私人慈善事业，我们就不难看出是美国特有的慈善文化造就了众多的富人慈善家。
我国慈善事业的精神依托
很多国人一定记得，美国《时代》周刊曾经刊发过一篇《关于中国富豪们的生活方式》的报道。在该报道中有这样的描述：“富有的中国大亨们穿着没有撕掉标签的皮尔卡丹西装，在年费10000美金的俱乐部打高尔夫球，而他们的女人们怀抱价值连城的长毛宠物，只乘坐宝马、奔驰和黑色的劳斯莱斯”、“或许正是因为很多中国富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发家致富，他们的财富给他们带来的仅仅是盲从和眩晕。很多时候他们所做的已经不仅仅是无度的挥霍，更是愚蠢的攀比”。此外，文中还援引了中国大陆一些学者与官员们的话，认为这些富豪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对中国社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我们暂且不问在上述描述中是否含有一定成分的夸大之词，但中国富豪大多“穷奢极欲、挥金如土”显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享有了普遍的“知名度”。这当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好事情，况且事实也并非如文中描述得那么不堪。但是，根据中国慈善学会的调查：在中国1000多万家企业中，99%的企业从未参加过任何捐赠，这是一个颇为令人尴尬的现象。而中美人均慈善捐款的比例是1:7300，更是一个令人难以启齿的数字。国内企业和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不高，不仅反映出我国慈善事业所面临的困局，更反映出我们的企业及公众慈善文化的极度匮乏。
比起美国短短几百年的发展历史，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化积淀。浏览浩瀚古籍不难发现，其实老祖宗们早在几千年前便提出了慈善的含义以及其对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先哲老子说自己有三宝，一直很珍惜并且保持着，其中第一即为慈。《老子》第二十七章说，圣人总是善于帮助人，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人；圣人总是善于使用物，所以没有被丢弃的物，这叫做保持启明状态。因此善人是不善之人的老师，不善之人是善人的借鉴。无论是不尊重老师还是不珍惜借鉴，即使再聪明也免不了陷于困惑。而善与不善相互作用、相互配合最终才能接近“道”。几乎从儿时起，我们都曾经接受过这样的古训：“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但这“善”如何能算作小或者何种行为可以算作“善”？恐怕对于忙忙碌碌的现代人来说，很少有人有时间会去深究其间深刻的哲学思想，现实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身边几乎无处不在的“善”。同时，在慈善的终极目的上国民也需要有一个观念转变的过程。过去，国人常将施舍等善行同谋求个人“功德”相联系，慈善的目的是为自己修个好名声或好来世。然而，在现代慈善的概念中，一个人之所以行善不是简单地出于个人做好事的动机，而是个人承担对他人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不是分外的“德行”，而是个人自我强加给自己的义务，使慈善成为了一种“常态”，一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慈善事业的未来应当是在传统慈善文化基础上，经过现代化改造，重建21世纪的中国慈善文化。
客观地说，西方宗教所倡导的“基督罪富文化”对富人未必公平，毕竟大部分富人的财富是依靠超常的智慧和勤奋获得的。但不能否认的是它的确构成了对富人阶层一种有效的心理制约，使他们不会滥用财富。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重农抑商”以及“重义轻利”的传统延续了数千年，而且在这种传统下，中国富人乐善好施的历史也相当久远。但为何到了今天，这种文化传统反而对中国发迹富人失去了作用？有学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罪富文化”已经受到了彻底的摧毁，整个民族心理由“罪富”变成了“崇富”、“仇富”与“罪穷”。富人成了人人仰慕的对象，同时也时刻准备着成为被攻击和谩骂的标靶，而这种责难之声往往发生在与慈善事业相关领域之中。
其实，慈善是一种全民文化，无论是政府、单位、还是个人，也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只要你尽力而为，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就应当是一种慈善行为。令人欣慰的是，此次汶川地震带来的不仅仅只是灾难和悲痛，同时，也敲醒了国民深眠在内心深处的仁爱之心和社会责任感。但愿：默哀日中举国汽笛的鸣响既是缅怀灾难中不幸逝去的同胞，更能如同一声长啸，唤醒更多热血国民对慈善事业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