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功能缺陷与改革方向_国际货币体系论文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功能缺陷与改革方向_国际货币体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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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随着世界经济金融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大体经历了金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协议后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等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1]。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出当前货币体系的巨大功能缺陷。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美国利用美元策略获取国际利益和运用低利率策略刺激经济的一个副产品,是一次世界货币准则的危机[2]。因此,遵循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进一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使其更好地适应国际经济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危机使国际货币体系的功能缺陷暴露无遗

从牙买加体系近40年的运行情况看,尽管其对维持国际经济运转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该体系中,美元的垄断地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削弱,同时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中诞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仍由美国等国掌控,2008年大规模爆发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其明显的功能缺陷。

(一)储备货币的适度性与稳定性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尽管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出现了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趋势,但美元仍是各国中央银行最为倚重的储备货币,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比重依然较高。这就导致了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适度性与稳定性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一方面,美国货币当局无法有效兼顾国内和国际经济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引发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美国不受约束地根据国内经济的需要不断扩大财政和贸易赤字,获得了巨额铸币税收益,不仅控制了其他国家大量的实际资源,而且通过国际货币的输出,进一步产生出以金融创新面目出现的数量更为宏大的衍生金融资产,而这种数量巨大的国际游资及虚拟金融资产,又通过金融深化过程,渗入到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形成金融危机的诱因。

(二)汇率制度导致经济成本很高

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浮动汇率制为主体的混合汇率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者之间完全自由浮动;其二是其他工业化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货币分别与三者之一或一篮子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当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性与依赖性使其只能采取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度,这就陷入了“三元悖论”困境,即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与独立货币政策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只能选择其中的两项[3]。因此,丧失了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难免造成汇率政策与本国经济脱节,不仅削弱了汇率杠杆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还造成本国汇率对经济的非均衡干扰,此外,这种盯住汇率制累积的抑制效应也为国际游资的冲击提供了实质经济基础,很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集中攻击,不仅使发展中国家为维持钉住汇率制度的成本巨大,也对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带来严重伤害。

(三)国际收支调节效率低下

尽管现行的牙买加体系提供了包括汇率、利率、国际金融市场媒介、国际商业银行活动、外汇储备的变动等渠道在内的多种国际收支调节的手段,但从实际情况看,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灵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趋严重,究其根源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和设计来促使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4],一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后,尽管可以向IMF等国际金融机构求助,但IMF在向危机国提供援助时要求该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等要求,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仍要依靠危机国来自我调节。从本质上看,国际清偿力的供给并未建立在国际协调和监督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少数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和资本输出的基础之下,当外债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偿债压力会使原来被缓解的平衡国际收支压力和货币贬值突然爆发,从而导致本国发生突发性的金融危机,并付出重大代价,尽管本次金融危机始于美国,但之后世界各国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这也正是对国际收支失衡的报复性矫正。

(四)国际金融机构功能发挥不充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之一,但由于少数发达国家(G7)在IMF拥有较大比例的投票权,既与当前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称,又缺乏对储备货币发行国行为的制衡机制,因此其宗旨和金融救助规则反映的多是这些发达国家的意志,这种外部权力的国际化及其内部权力的个别国家控制性使得IMF决策独立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从而制约了其作为国际金融机构作用的发挥[5]。同时,因其决策受少数大国控制以及缺少必要的资源和融资手段,使得现行承担全球最终贷款人功能载体的IMF不仅难以肩负监督成员国经济政策职责,缺乏一种有效的监控机制,难以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及时的预警和有效应对,导致金融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并大规模爆发,而且在金融危机发生后,IMF只是关注成员国维持自由汇兑的能力,因此提供的援助是货币性质的,仅是帮助危机国恢复对外清偿力,并且资金援助捉襟见肘,难以完全担当最终贷款者的职责。

二、国际货币选择理论基础及制约因素

(一)国际货币选择的一般理论基础

世界经济自身的发展既是决定国际货币的主要因素,也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在时间序列中发生变革的主要力量。一般而言,当生产分工从国内扩大到国外时,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国际贸易规模将迅速增长,与贸易相关的充当计价、结算等功能的国际货币选择问题便由此产生。货币搜寻理论认为:具有经济规模大、经济发展稳定等特征的国家货币是充当国际货币角色的次优选择,而处于国际生产体系中心国的国家货币就正符合条件。同时,为保持各国在生产分工中依赖的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国际生产体系中的其他国家一般会选择盯住该体系中心国家货币的做法。因此,作为一个国际生产体系,理论上应该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这个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理应由生产体系中心国来充当,但这种次优选择还需要相关的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协调与监管,以防止其他国家的利益受到中心国侵占。随着国际生产体系中心国的变化,新的中心国的货币具有成为国际货币的强大内在要求,但现有的国际货币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新旧货币之间便展开竞争,形成科恩所谓的货币体系“金字塔式”分层结构,达到动态均衡状态,与此同时,持续不断的竞争又成为使这种结构发生改变的主要动力。

(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不可能立即发生根本性变革

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反映。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经过一定的市场选择的结果,是各国经济实力较量和博弈的结果。因此,要想在较短时间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变革,解决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所有功能缺陷明显是不现实的。当前,美国经济实力依然强大。储备货币的生命力不仅仅取决于短期的经济金融形势,更取决于主权信誉和国家实力。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变化是国际力量格局变化调整的结果,形成一个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有赖于世界经济整体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或重大改变。危机虽然重创了美欧金融机构和它们的整体金融实力,但全球经济政治和金融实力的版图并未因此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无论是欧盟、日本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与美国经济相抗衡。美元的地位虽然在当前受到一定质疑,但尚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可以迅速替代美元的地位,支撑起一种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因此,国际货币体系尚难以发生根本性改革。

三、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现实方向

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只能遵循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实行渐进式的改革,才能建立起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的国际货币体系,本文建议分别从短、中、长期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

(一)短期内完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作用

IMF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理应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加强对IMF的改革是首要之举。为此,一是在组织结构上,应尽量避免受少数发达国家的控制,应该按照公平的原则定期对基金组织的份额进行调整,即要提高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基金当中的份额,可以考虑按照经济规模或是按各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来调整其在IMF中的份额。二是在运作机制上,要充分考虑机构设计的对称性和均衡性,通过改革调控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公共行政机构,改革专司金融服务职能的单纯的国际性金融机构,加强监管,建立健全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体系等,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三是在功能赋予上,IMF的国际最终贷款者功能发挥不充分,这就要求IMF不仅将维持自由汇兑作为其宗旨,而且也应将维持成员国一定的信用能力作为自己的宗旨,当成员国发生危机时,无论是否会立即影响该国的对外支付能力,IMF都应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及时与危机国加强沟通协作以缓解危机的冲击。

(二)中期内推动以人民币为代表的区域货币国际化

国际货币多元化有助于在多元货币间建立合理有序的竞争机制,以市场选择的方式对这些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政策形成约束。这次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区域共同货币如欧元的地位,对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产生了明显的导向作用。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要积极抓住金融危机的机遇,积极多途径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一极。首先要通过人民币区域化积聚竞争实力,继续扩大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逐步开展各类人民币资产负债业务及中间业务,培育和扩展境外人民币的供给和需求因素,在双边经常账户余额限度内进行人民币的买卖和与储备管理相关的投资活动,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储备中的使用。二是以国家贷款或是允许IMF、美国以及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内地或者香港市场,以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形式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为人民币国际化所必需的一个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提供必要条件。

(三)长期内创造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

从长期而言,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这是因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也就极大地降低了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随着世界多级货币体系的形成,全球货币体系就具备形成统一“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稳固基础。这可借鉴当年欧洲货币单位在政府债券市场和私人债券市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研究改革特别提款权(SDR)的分配与发行规则,扩大其规模和使用范围,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并为SDR在私人资本市场上的交易提供必要的支付结算等技术上的保障,使其逐渐成为国际超主权储备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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