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及其解决
——基于文化敏感性的视角
国建文，苏 德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关注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中的伦理问题，有利于奠定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合理性”展开的基础，推动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有序性”进程，保证调查研究成果的“价值性”证成。然而，现实情形中，传统“文化盲点式”的教育调查，使得调查预设阶段缺乏道德反思，调查过程中主体间道德行为错位，调查成果利益配置偏差等伦理问题不断凸显。基于文化敏感性视角，探询适用于跨文化场景调查的伦理规范体系，寻求调查研究主体间道德行为的共识，依据“共同善”的标准对调查成果进行道德评价，可以在困境中推动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进程，从而助推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 跨文化场景；调查；伦理；文化敏感性
民族教育研究是一项面向人的活动，研究设计、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的实施、研究报告的撰写等环节均渗透着人类社会的伦理问题。[1]研究中的伦理问题指的是我们在考虑恰当的研究方式时，所激起的担心、两难与冲突。[2]而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注] 本文分析的跨文化场景, 主要是指我国内地的调查者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所展开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在此概念的框定中探讨和分析整个跨文化实地调查过程中的伦理问题。 是民族教育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调查研究要更多地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互动关系中展开，其间所涉及的伦理问题也就更为敏感、多样。当前，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有关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中应坚持基本的、普适性的伦理准则的确证。如有学者强调田野研究者应抛弃先见，深入场景，千方百计遵循“让事实说话” 、“让事实说自己的话”[3]的真实性、客观性等基本伦理原则。二是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方法的伦理审视。如有民族志研究者在书写他者的生活时面临伦理道德问题时提出：一是在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建立更多的合作模式;二是通过不同的文化书写方式来表达各种不同的声音，其中也包括作者自己的声音[4]；三是维护教育调查对象的道德权利，如有研究较为系统地总结了调查对象的充分知情权、不危害研究对象、确保个人隐私等[5]基本的道德权利。然而，站在文化敏感性的视角下来审视，调查研究中的伦理失范问题却往往成为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效果不彰的根源之一，其主要表征为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理论预设忽视对研究本身的道德审视，实施过程局限于遵从普遍性的伦理原则而忘却特殊性的伦理准则，调查成果不能遵守调查主体间的自由意志，无法真正做到成果的共享与互惠，从而有失公允，存在隐形的不公正问题，致使整个调查研究常常遭致伦理道德的拷问、阻抑，为人所诟病。当然，已有学者试图建构适应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伦理规范以疏通阻碍，但是，如若没有真正意识到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中伦理问题的症结所在，伦理规则的实施便无异于沙上建塔。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中面临的伦理问题展开分析和探讨。
一、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中关注伦理问题的意义
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广泛开展迫切需要社会主义伦理规范体系的指导。事实上，关注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不论是奠定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基础，抑或是制定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道德规范、守则，乃至促进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公平和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关注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伦理问题，有利于奠定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合理性”开展的基础。我们不能混淆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科学性与道德性之间的关系和界限，事实上，二者都是构成教育调查研究“合理性”开展的必要条件。毋庸置疑的是，教育调查研究的科学性必须在人的指挥和控制下运行，或是重新归属人的控制。正如有学者指出，“做研究不但要讲科学，也要讲伦理。不讲伦理的研究者，到最后连研究的科学性都会失去”[6]。因此，关注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道德性问题便成为保证调查研究具备科学性的先决条件。道德不仅仅是一系列守则和义务，除此之外，道德还是政治、经济、技术话语和管理人口的做法。按照福柯的观点，教育伦理可以把一个人表现自己的实践和对自己真理的实践结合起来。[7]意即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道德性应蕴含在整个研究进程中，既是调查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维，又是有效推动教育调查朝向科学性迈进的助推器。虽然，教育调查研究的科学性是调查研究的有效性武器，而道德性问题却是“有效武器”的操盘手。这一情形正如雅思贝尔斯所例举的那样，“科技讲求的是生产力和强大的武器，而精神要求的则是人的转变。前者只能制造装备，把人变成工具，并且导致毁灭。后者使人悔改，变成真正的人，并且借助精神的转变，人们不但不会被生产力和制造武器的技术打败，反而能掌握它们，挽救我们的生存”[8]68-69。正是在此意义上，没有调查研究的道德性所奠定的前提条件，则无法谈及教育调查研究的科学性问题，更无法奠定调查研究“合理性”展开的基础。
其次，关注伦理问题，有利于推动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有序性”进程。调查者不能无视调查对象的现存状况和精神状态，而以一种居高临下、身处高位的态度面对调查对象，认为自身由于掌握技术和居于文化高位而比调查对象优越，便能够对调查对象耳提面命，不能与其对等相待，更不能向调查对象敞开心扉地展开深入、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否则，跨文化场景调查过程必然停留在调查问题的表层，整个调查过程将以一种冰冷的、毫无生气的、僵死的方式进行，最终滞碍调查研究的有序性展开。事实上，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的灵肉交流活动。[8]3调查研究的过程从本质上而言亦是人与人之间一种互助、交往的活动过程。因此，调查研究中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问题，并有意识地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置于对等交往的地位，将有利于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处于一种和谐、平等、身心敞放的状态中开展富于爱心的交往、交流，以寻求彼此价值上的认同。如此，教育调查中的调查对象与研究者才能成为教育调研中具有平等地位的双主体，整个调查进程才能够通过人与人之间对等的交往理解他人和教育调查内容，也理解自己和调查现实。在这一进程中，调查对象便不会成为研究者的工具，也不会与调查研究者走向对立，从而实现有序推动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进程。
最后，关注伦理问题，有利于保证研究成果的“价值性”证成。教育调查研究的价值性主要体现在教育调查的成果及其研究成果所产生的持续性影响。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对于调查成果的诸多评介则更多地指向调查研究本身的工具性价值，即是否科学地推进了某一领域的研究，是否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更新等，然而调查成果对调查对象情绪和情感的关照、对调查区域生态文明的增进以及对研究主体间情感关系的建立与维系等人文性的关怀却少有提及。正如罗伯特·伯格斯(Robert G. Burgess)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深感遗憾地说道：“随便看一下目前的研究作品就会发现这个话题是缺失的……几乎没有教育学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探讨伦理问题”[9]，使研究成果存有价值缺憾。事实上，教育调查的研究成果的价值鉴定往往需要考量两方面的因素，即教育调查研究的“正当”与“好”的问题。正当主要是针对行为、过程及其规则而言；“好”的广义是指一切人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主要是指人们所期待的生活目标、性质、品格、趣味、实际状态以及行为结果中一切有正面意义的东西、人们希望得到的东西。[10]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在教育调查研究中认为好的、有价值的成果的前提是其在道德层次上具备“正当性”。因此，关注调查研究的伦理问题或言正当性问题将有利于调查成果的价值性证成。
二、探察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中伦理问题的迷局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民族教育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由于其自身实践性强、材料来源广泛、调查形式多样逐渐成为促进民族教育研究发展、进步的助推器。然而，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在未对研究伦理问题深入审视与理解的情形下，在研究的理论预设层面、在调查研究的进程中以及研究成果的公布阶段存有诸多伦理隐患。明晰伦理道德原本可以为调查研究顺利进行提供航标，但现实情况往往没有很好把握，致使调查研究中涉及的伦理问题反而走向调查研究的对立面，成为研究的阻隔。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实践中遭遇的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知刻板：缺少道德反省的调查预设
案例一
案例二
虽然此案例看起来是一种极端情况，有些研究者还会认为这是研究对象的无理取闹，但是，此案例却真实地呈现出了研究中签订的知情同意书(有些调查者根本没有与调查对象签订知情同意书这一过程)以及研究成果的公布阶段所面临的两大挑战，即调查研究的进程与研究成果的公布是否是调查对象在遵从意志自由的前提下同意的，以及是否真正做到了成果共享的互惠性。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中，我们经常所倚赖的“行政”中介对研究对象所施加的行政压力，是否造成了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并不完全是自由的，相反，而是迫于行政控制和命令作出的无奈选择。同时，研究者占据文化高位了解整个调查研究的过程，那么整个研究就有可能违背互惠性原则。就像我们在商场中与经常买卖手机的人交换自己的手机，那么这一交易很可能不能做到互惠互利，在更为极端的情形下，你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被欺骗。因此，一项不平衡的交易可能远没有达到相互获利，以至于其自愿性特征也不能使它免受责难。[13]165
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前，需要进行整体性的研究设计，一般需要科学地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以此作为外出调研的工具性准备。小A富有行动激情，基于群体的观点，盲目地借鉴某些政治信条和教育研究方法的准则进行问卷的设计与安排，致使他所设计的问卷和访谈问题常常呈现出如下面貌。例如，“你认为本地在民族团结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当你说民族语时会感觉羞辱吗？”这些问题前定地预设了此地区存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考量刻板认知中隐含的伦理问题。
4.阅读很重要。中考阅读占60分，是总分的一半。高考150分，阅读70分，听力30分，加起来三分之二的分值。所以有一句话一直在英语学习中流传“得阅读者得天下”。家长可以给孩子买一些纯英文的课外书，比如简单的英语绘本，故事书、或者给孩子征订中学生21世纪英文报纸。让孩子天天阅读，这个阅读不是做阅读题，而是让孩子享受阅读，在不知不觉中扩大词汇量。快乐学习。
参与调查中，C调查者在与学生见面时喜欢拥抱一下学生，在交流、对话过程中经常习惯性地“摸一摸”学生的头，以示友好和亲近。有时，调查对象会一脸惊诧，随即甩开研究者，匆匆忙忙地跑开，留下研究者在调查现场一脸茫然，无所适从。
(二)行为偏差：缺乏道德共识的调查过程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发现开展教学时，可以根据小学生对新鲜事物有特殊的兴趣，抓住了他们的猎奇心理，设计好有趣的活动和游戏环节，为学生搭建了一个“见异思迁”的思维连接点，整个教学设计以学生原有知识经验为基础，为学生提供多样化学习资源，创设生动有趣的学习环境，创设特定的审美情景。使学生在合作中积极、主动参与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训练学生思维的连贯性、变通性和发散性，同时丰富学生的想象力、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许多研究者缺乏文化敏感性，不能在调查研究前对调研工具的合理性进行自觉的、先期的道德反省。譬如，调查问卷的提问方式往往不能体会到调研地区人们真实的道德情感，不能体谅和理解调研地区学生的日常生活状态和独特的生命历程。调研者对调查对象的认识(尤其是首次进入到调研区域)往往是经过媒体多次过滤处理后得来的，况且，有些调查者对调研对象的认知甚至在与其接触前就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因此，调研对象的个体性和差异性被淹没在群体的刻板印象中。[11]苏格拉底曾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活”，那么，未经道德反省的调查工具与调查理论则不值得指导今后的有效行动。基于此，欲使调查对象认可和自愿接受问卷与访谈等形式的调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是调查工具经由调查者进行深入的道德反省，从而使调查对象感到真正需要和认可。
一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如握手、见面点头等，往往另含深意。拉贝克认为，有些研究者与研究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形式，可能会使研究参与者感到厌烦。[12]虽然调查者是出于“善良”的心与自认为是友好的行动方式在与调查对象展开互助性交流，但是这种道德行为并未形成调查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道德共识。身处调查情境中的调查者不能贸然做出自认为是“良善”的道德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不仅会招致误会，甚至会使自己的研究陷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然而，事实是，很多调查者并未关注到自身已然处在具体的跨文化研究情境中，同时亦处在一种人与人近距离交往的过程中，其道德行为并不能仅是单方面的自我认可，而未曾获得他者的认同，进而未形成主位与客位的道德共识。一旦个人自认为是有道德的行为被对方拒斥，这一过程必然会导致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效果和价值大打折扣。
(三)假想同意：存有道德局限的调查成果
案例三
为尽快夺回欠产，青海油田正式启动“台南气田灾后百日复产计划”。“青海油田与采气一厂分别制定了复产计划书，成立了开发、工程、地面、产建等5个项目组，倒排生产计划，精雕细刻抓复产。”采气一厂厂长刘金海告诉记者。
D调查者对云南某地区学校教师薪酬状况作了调查研究，回校后将自己收集到的材料整理、编辑后写成论文并发表在期刊上，调查成果公之于众。不久，一位曾经的受访者打来电话，质问D研究者“为什么将自己和D的私下对话呈现在公众面前？”电话这头的研究者支支吾吾地掩饰着：“我们之前签订过知情同意书，我以为你已经同意了将你的言论整理后用于我们团队的研究并发表。”电话中调查对象继续追问道：“之前配合你们行动完全是由于有领导在，不得不同意。并且，你们口中的互惠性原则就是要用微薄的报酬来置换个人隐私的泄露么？”研究者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回复研究对象的诘问。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是一个有“长度”的教学，三个“时间窗口”节点上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很多时候，一个重要知识的发生发展是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的，它的源头在哪里？其间会发生什么？最后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需要我们老师通过研究去发现，去把握，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心中有数，要早做计划，要有“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意识，要体现数学知识发生发展的整体性，连贯性.老师要通过学习、研究来练就这个本领，要切实遵循“循序渐进”的规律来进行这样的课堂教学.
其一，调查预设缺乏道德反省。道德反省是对调查预设开展批判性道德反思的过程。然而，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日常方式中确然缺乏一种对所做研究的道德反省，往往只是习惯性遵循着法律条文以及普通道德律令的规制。而且，在未遭遇伦理困境的袭扰时，研究者往往不会有意识自觉地反省研究本身是否存有道德问题。具体而言，事先未曾对道德问题进行反省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在调查研究开始前，研究团队处在一种整体道德无意识状态。所谓道德无意识是指，在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理论预设阶段，未曾将道德因素纳入理论建构的考量范围中，整体忽视调查研究是否存在伦理失范情形，或未曾考虑有可能会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道德问题预案。理论建构遵从“拿来主义”，往往直接借用、挪用现有理论。问卷的设计不曾认真反省是否存有道德问题。此时，道德无意识便成为了一种恶，成为了一种不道德的存在方式，尤其是当它使人们忽视别人的痛苦时。[13]7第二，基于便捷与无知的从众心理。调查者认为根据前人的观点和已成功的案例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做好自己的研究，无须反思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在思想惰性的诱导下，盲目地信服某些伦理准则与信条，而失去了对现存研究的道德反省，为今后的研究实践埋下了道德隐患。
三、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中陷入伦理困境的成因
第二天，老福又来到了陈律师的“玻璃屋”，陈律师对小宋失踪的消息很是吃惊。老福问他最后一次见到小宋是什么时候，陈律师说就是在给老福打电话的五分钟以前，她来拜托他办理委托书。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势在必行，但在理论设计、实施过程与成果展示中又陷入多重伦理困境亟须解决。综合而言，造成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出现伦理困境的原因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二，调查过程中阻断道德共识。道德共识，对康德来说，共同感并不意味着一种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相同的感觉，严格地说它是这样一种感觉，它把我们和他人协调成为一个共同体，使我们成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并使我们能够相互交流五种私人感官所给出的东西。从道德层面观之，想要在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中突破调查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交往、交流的阻隔，形成道德共识，保证调查研究顺利、合理地进行，则需首先区分出在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中的两种道德体系，即普遍的道德和特殊的道德，进而知晓道德原则与道德规则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所谓道德原则，说到底，也就是某个领域普遍的、一般的、抽象的道德规范。反之，道德规则则是某个领域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道德规范。[14]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过程中，面临的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同一时代的交织，而现存一般情形中的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奉行的只是普遍的、一般的道德规范，也即道德原则，而往往容易忽视道德的特殊性与多样性，导致调查者的道德行为不能引起调查对象的共鸣与共识，二者在道德标准的抉择中分道扬镳，造成双方道德行动方式的误判，进而对研究进程形成阻碍。
其三，调查成果忽视道德评价。一般而言，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过程，即是田野调查的过程，田野调查完成后形成调查报告，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提供参考，并指导其后的相关工作。从更广的意义上而言，调查成果会对今后他人的生命价值和社会利益形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于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而言，它不仅是一种行为，并且会依据此行为产生行为的过程与结果。从这一角度来看，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成果可以从外部来直观地观察和测量，进而对调查研究的成果可以从道德层面上作出相应的评价。对于成果的道德评价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社会舆论的监督，另一种是通过成果的调查结论与调研地“常规”认识相符合的程度来判别。然而，反观当下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一系列成果传播，一方面是调查者科研诉求的急功近利，另一方面行政给予调查对象的压力促使研究发生“异化”，而使调查研究成果的获取方式、结论与成果利益的分享的正当性未曾接受当地社会舆论的道德评价。并且，成果的拥有者与成果的受用者的舆论并非一律，人们出于不同的利益和对利益不同程度的认识，对同一教育行为、事件会产生不同的看法。[15]同时，成果的结论和内容还会存在与调研地传统惯习不相一致，以至调查结论并不能在调研地站稳脚跟的情况。譬如先期很多调查研究者对四川凉山自治州的教育贫困与吸毒情况的调查结论便不符合其当地惯习，给当地居民贴上了“污名化”的标签，以至于研究遭到抵制。
四、突破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伦理困境的路径
理清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伦理问题并不等于道德问题解决了，每个人终究会面对“我该怎么办”[16]的问题。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要走出伦理困境，需要在调查研究的起始阶段、调查过程中以及调查成果的公布阶段融入伦理道德的考量。
第一，在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理论预设阶段切实加强调查研究的道德反省训练。调查研究本身的理论预设进行道德审思和道德反省是必要的工作任务，道德反省能够预防我们不犯同样的道德错误，加深调查研究的道德认知，提升调查研究的道德能力，并且促使我们不断调整调查研究本身使其更具有道德意义和科学价值。因此，道德反省既是义务又具备价值性。当然，道德反省都是针对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者而言的，同时，欲使相关的研究者具备道德反省的意识需要持续的长期的训练过程。故此，培育调查研究者的研究伦理意识需要首先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伦理培养、培训体系。首先，相关院系可以根据需求编创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伦理的书籍并开设民族教育调查伦理的相关课程，在课程的教学与学习中使研究者在学术训练的初始阶段就能够体认到今后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所要涉及的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并使相关研究者趋渐养成关注调查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的意识。其次，开展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之前，要对调查研究人员进行伦理反省的培训。通过召开调研前的道德审思会，帮助调研团队端正态度(调研绝非存有猎奇心理，领略异域风土人情，走马观花地收集信息)，强化调查研究人员的伦理知识和伦理审查论证方面的教育培训，并通过多种途径全面了解调研地的基本情况及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习俗间的差异，关注调查相关的伦理问题，以防不必要的误会与误解，阻碍调查研究的顺利开展。最后，调研起始阶段最为重要的，是对调查研究的工具(问卷中的问题、访谈问题的设计等)和调查研究所倚赖的相关理论进行伦理反思，以避免调研工具及其理论涉及对调查对象的刻板印象、误解、不公平、歧视等伦理问题。
第二，调查研究过程中依据普遍的道德原则和特殊的道德准则对研究者进行调查行为的伦理审查，以寻求调查者与调查对象行动的道德共识。行动原则把行动加以归类，把它们置于一般的类目之下；然后与此关联的行为就要得到相同方式的对待或处理。[17]由此，研究者与调查对象各自的行为方式才能在一定范围内相呼应，以此推动调查研究顺利开展。然而，当下情形是，一方面，沉重的学科和学术传统包袱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我国当代人文学科的封闭和滞后，国际科学研究普适的学术伦理尚未得到有效认知、引进和融入本土。[18]另一方面，基于尊重、理解下的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特殊性道德准则普遍缺乏。因此，缺少普遍的道德原则和特殊性的道德准则支撑的调查行为便容易产生道德共识的错位，造成调查研究者与调查对象的相互误解，影响调查研究的质量、效益。因此，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过程中要针对不同的调查地点与调查对象，实施普遍性原则与特殊性准则相对照的方式方法适应当地调查对象的道德行为，逐步形成道德共识，以破解教育调查过程中遭遇的伦理困境。正如费孝通论述乡土本色的中国村民时所描述的那样，在他们，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后起和次要的，而且他们在不同场合下需要着不同程度的结合，并不显著地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因之他们的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19]31。也即，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展开具体的调查研究将面临不同的社会情境、不同的地域文化，相应地，调查对象也将具有差异性的道德观念，由此生发出不一而同的道德行为及其行为的规范。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与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19]37因此，在具体的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中注重把握普遍的道德原则与特殊性的道德准则之间的张力，这是使促成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形成道德共识的重要基础。当务之急，是建立起普遍的跨文化调查伦理原则，并在不断的调查过程中，有针对性地了解不同文化场域中的道德信念，将“隐性”的伦理关系逐渐发展为显性的、特殊的伦理准则用以指导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实践。
第三，做好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成果的道德评价。一项合格的调查研究成果无论出于何种手段与何种目的，最终都应具备一定的科学性、有效性与道德性。而成果具备的道德价值既是成果合理存在的基础，又是成果能够发挥最大价值的前提。因此，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成果一定要作出相应的伦理价值的评估。做好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成果的道德评价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方面是成果的发行、公布尊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意志自由，祛除行政化压力。当前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成果存有以研究者为中心，以行政化手段为主导的倾向，因此，成果的公布、发行过于偏重于研究者的自律及良知和政府的行政化手段，而没有出台关于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者与行政主体的道德责任、工作原则、成果共享的专业化标准。确立调查研究的专业化道德标准，不仅可以使调查研究成果依据标准发行与公布，同时保证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是在意志自由下作出自由选择，不会使研究成果遭受行政压力的非难与质疑。另一方面，从边沁的最大功利化的视角出发，调查成果应具备互惠性，尽力做好研究成果的分享和推介等相关工作。应该通过社会舆论、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传统惯习以及调查研究者自身的信念实行社会和自我信念结合的方式对研究成果作出道德评价。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是一项多边活动，其中既有教育行政人员，又有调查研究者与调查对象的参与，因此，调查研究应在坚持互惠性原则的基础上使参与者共享研究成果。这种研究成果的审思方式，能够确证所有参与者的主人公姿态，并使参与者都能感觉到自身的价值与彼此的尊重和认同，尽心尽力共同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以使人力、物力资源得到良序运转，调查研究顺利开展，如此形成的研究成果才能发挥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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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Cross-cultural Scene Investigation: A Perspective Based on Cultural Sensitivity
GUO Jian -wen ,SU De
(School of Educ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 An attention to ethical issues in inter-cultural scenario investigation is conducive to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its “rationality”, promoting its “orderly” process, and ensuring the “value” of research results. However, in reality,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survey of “culturally blind spot” renders the presupposition stage lack of moral reflection, the misplacement of moral behavior among the subjects in the investigation process, and the deviation of benefit allocation of the survey results. Through exploring the ethical norm system, seeking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moral behavior among the subjects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nd evaluating the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on of “common good”, the process of inter-cultural scen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n difficult situ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ensitivity, can be promoted, thus enhancing the realization of its value.
Key words : inter-cultural scene; survey; ethics; cultural sensitivity
doi: 10.16088/j.issn.1001-6597.2019.04.010
[中图分类号] G40-0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19)04-0075-08
[收稿日期] 2019-03-12
[作者简介] 国建文，男，蒙古族，河北承德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苏德，男，蒙古族，内蒙古锡林郭勒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民族教育学、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民族教育史、跨文化心理。
[责任编辑 苏良亿]
标签：跨文化场景论文; 调查论文; 伦理论文; 文化敏感性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