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根据地货币工作理论研究(1927—1937)论文

革命根据地货币工作理论研究(1927—1937)论文

革命根据地货币工作理论研究(1927—1937)

●魏 俊

摘 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阶段之后,我党根据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等成功的货币经验,结合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的实践需求,明确认识到根据地的巩固离不开经济生活的发展,而货币则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根本。因此,我党建立了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科学的货币理论体系以及在理论指导下的货币实践工作实施方法。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货币实践 货币理论 土地革命战争 革命根据地货币

一、土地革命时期货币工作的指导思想

1927年后,我党领导的革命进入土地革命阶段。在土地革命之前,我党关于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认识和传播是相当欠缺的,这与当时的革命环境有关,毕竟是我党刚开始创建,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尚未成为明确愿景。在进入土地革命战争阶段之后,我党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根据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等成功的货币经验,明确认识到根据地的巩固离不开经济生活的发展,而货币则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根本。因此,我党要具有科学的货币理论体系以及在理论指导下的货币实践工作实施方法。为此,我党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践上的积极准备。

3年前,马爹爹发现头顶上长了一个疱,很痒,便动手将疱抠破了,没想到从此瘙痒感从头顶蔓延到全身。这种痒很不“讲究”,说发作就发作,一痒就是几个小时。

首先,是理论上的借鉴学习。我党的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相关内容进行翻译。比如,刘曼于1930年3月将《经济学批判》翻译并出版。陈启修与此同时翻译《资本论》涉及到的“商品和货币”一节,正是我党要学习的马克思货币学说理论中的关键性论点。与此同时,我党早期的革命家们对其他的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著作进行了翻译和出版。比如,陈豹隐在1929年翻译了日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一书;朱镜我在1930年翻译了苏联米哈列夫斯基的《经济学入门》一书;季陶达在1931年翻译了苏联拉比杜斯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在这几部书里面,对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都有专门的篇章进行详尽的阐述。其次,在学习之后的实践上,我党的早期理论家们开始撰写和出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关于货币部分的作品,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及时雨式作品。其中,王学文关于欧洲的经济的研究之作《近世欧洲经济思想史》在1930年写作并出版;次年,马哲民撰写和出版了《社会经济概论》一书,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性进行了阐释;沈志远辛勤写作,于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连续出版了两本经济学著作《计划经济学大纲》和《新经济学大纲》;我党这一时期的理论工作者李达在1935年撰写并出版了《经济学大纲》一书;另一理论工作者狄超白在1935年写作并出版《通俗经济学讲话》一书。这些作品,对当时经济领域知识的普及是非常有力的理论支撑。

我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理论工作者们取得的研究成果,系统性和通俗性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全部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有力的文本,对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经济工作的准备和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我党自1927年进入土地革命时期之后,所采取的货币实践工作及其指导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指导之下,结合中国的国情,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货币思想

我党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向赣南、闽西进军,向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十多个省份进军,建立红色政权。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为了巩固力量,根据实际经济情况形成了自己的金融工作指导思想,并且在我党关于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的引领之下,都设立了金融机构,发行货币。这些思想,少量出现在当时我党领导人的一些文章和报告中,多数散见于土地革命时期我党的决议、法规、公告和布告之类中。通过梳理这些史料,可以发现土地革命时期关于货币工作的指导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思想。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通过对根据地的社会经济的现实状况的调研,分析认为在根据地内部国营、合作社和私人事业是同时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交换是必须的。国民党对根据地进了经济封锁,为了生存,也是必须要进行商品贸易。根据地要想发展经济,让老百姓所需有物,就必须要进行贸易,进行商品的交换和流通。张闻天同志指出苏维埃政府“不但不禁止贸易的自由,而且鼓励商品的流通”,“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使赤白的贸易,更能流通起来”,“使白区的商品大批的廉价的运入,赤区的商品则大批的高价的卖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经明晰,那么,施行和发展经济,就必须依靠货币这个媒介。各个根据地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建立政权之后,就开始进行经济建设,着手发行自己的货币。在1928—1930年间,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井冈山根据地等等十几个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就有13种之多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93

三、土地革命时期的货币实践

⑧1931年1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规定:“城市与乡村贫民被典当的一切物品,完全无代价的归还原主,当铺应交给苏维埃”;“对各土著及大私人银行与钱庄,苏维埃机关应派代表监督其行动”。

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管理挣值法的4个安全绩效评价指标为:安全保障水平偏差指标、安全成本值偏差指标、安全保障水平绩效指标、安全成本绩效指标。其计算式如(4)~(7)所示。

⑤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上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4页。转引自尹振涛,《土地革命红色货币思想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视角》,金融评论,2017(1):113

①尹振涛.土地革命红色货币思想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视角.金融评论,2017(1):110-122.

1.2 研究方法 入院当日在无菌状态下抽取静脉血2 ml,3 000 r/min离心15 min取上清液储存在-20 ℃环境保存。采用竞争法检测所有患儿血清T3、T4、FT3及FT4水平,采用双抗体夹心法检测TSH水平[4],采用酶联吸附法检测IL-6,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CRP[5]水平。

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下册)文物出版社,1982:1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40

④1928-1930年这一期间,根据地发行的货币的有:1928年2月朱德、陈毅领导湘南起义后发行的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同月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加盖印章的银票,1928年5月开始使用的井冈山根据地“工”字银元,1929年8月开始流通于东固根据地的平民银行铜元票,1930年开始流通于赣西南根据地的东古银行铜元票、闽西根据地的工农银行银元票、赣南地区的江西工农银行铜币券,以及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银元票、监利县苏维埃信用券、沔阳县苏维埃信用券、石首农业银行信用券、鄂西农民银行信用券、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银币券等等。

注释:

通过首次制作招平断裂北段跨4矿区长达5000m的地质剖面图,系统研究招平断裂北段深部构造行迹,招平断裂北段玲珑金矿田内帚状构造群和招平断裂北段主干九曲蒋家208断裂以及招平断裂北段分支破头青断裂之间的空间关系得以清晰呈现(图6)。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453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10

首先是统一货币制度,占领发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夺取政权之后要对银行和货币“独享垄断权”是这一实践的指导思想,赋予了革命根据地关于货币占领市场的行为的理论上的合理性。我党要求根据地建立之后必须“把发行纸币的权统一在苏维埃政府银行手里”。各个根据地都依据这个规定,发行新货币,独占市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结合中央的规定,指示“严禁私人银行发行纸币,只有苏维埃银行才能发行纸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采取的措施是立即发行根据地货币,并把根据地货币的地位明确为法币,法定流通于根据地的税收、结算和贸易等各个经济活动之中。货币要独占市场,在操作层面上,就要有所依托,因此,货币制度必须要统一。其次是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保证币信。这一实践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货币学说中的关键性论点之一即:“就一定时间的流通过程来说是: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 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纸币的发行只限于它所象征地代表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我党根据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中的这一指导思想,结合当时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现实条件和战争情况,在展开金融工作的时候,在发行货币的时候,严格控制数量,并且保证币信。另外,采取回笼货币、吸收储蓄存款,以及贷款等措施。回笼纸币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党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样有利于稳定币值。关于货币的贮藏职能,马克思货币学说中认为“自从银行对存款支付利息以来,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和“当这一货币在一个地方作为存款沉淀下来时,它在另一个地方就会立即再作为贷款发放出去”。基于此,毛泽东同志认为:“吸收群众的存款,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各个根据地在银行建立之后,都很快确立要积极努力地吸收存款,并进行贷款复制革命根据地内部的农业生产,兼顾一部分工业生产和贸易活动。总之,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在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指导之下,结合根据地的现实,形成的货币思想,有效地指挥了实践活动,取得了历史性的贡献。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72;转引自尹振涛,土地革命红色货币思想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视角.金融评论,2017(1):113

各个根据地对我党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达到了共识。其次是关于建立根据地货币机构的思想。发展经济就要依靠货币这个媒介,使用货币,就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具有科学性的负责货币生产、货币经营和货币发行及回笼管理等等机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银行家是资本主义社会里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我党领导的革命政权,与资本主义社会性质完全不同。在革命根据地内,这种管理货币的银行的存在性虽然是必须的,但是其阶级属性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为资本主义服务,那么,无产阶级的银行必定是为无产阶级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时指出无产阶级没有把“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是一重要原因,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活动,在建立政权之后,必须取消一切私人的银行和银行家。我党在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在建立革命根据地之后,明确了摧毁旧有银行,建立新的工农银行这一指导思想。我党对于外国人开办的银行,采取的是没收政策;对于旧社会的高利贷典当等进行取缔;对于民族资本家开设的银行,允许其存在,但是要进行监督和部分权利的限制。1927年之后,我党所建立的根据地均把建立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银行作为我党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任务,建立政权之后,立即展开经济活动的开展。诸如闽西革命根据地,在1929年2月取缔高利贷之后,“由县政府设法开办农民银行,区政府设立借贷所,办理低利借与农民”,立即进行银行筹建的工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1931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1932年2月在中央根据地成立,这是我党在进入土地革命战争之后设立的统一性的货币机构,这给予了根据地在今后的货币工作上的组织上的一个保证。再次是关于通行货币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革命政权成立后要“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这一指导思想帮助我党结合革命根据地所在农村的具体状况,在建立根据地政权之后,明确了要清查旧有货币、通行新发货币的思想。旧有的货币有硬币和纸币两种。因为硬币是有由贵金属银或铜铸造而成,是硬通货,我党允许其继续在根据地内部使用。这种办法可以回笼货币,可以筹集到更多的和根据地之外进行贸易的资金。比如,在1930年6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金融为市面流通之物,无论时洋杂洋自应一体流通”,以便把“银色好的杂洋集中至赤色区域的市面来”。对于纸币,各个革命根据地都进行了清查和有条件流通的政策。比如,闽西革命根据地一开始是排斥,很快在现实面前,调整为折价使用,“它的价一定要照大洋价减低四分”。鄂豫皖根据地“对于反动的国民党政府中央票不用,但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票子可以通用”,“打八折”,采取允许流通折价使用的政策。后来,国民党纸钞在革命根据地“一概九六折扣”。鄂豫皖根据地对待国民党纸币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暂时可不必废除旧的货币,它与苏维埃银行或工农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可有同样的价值”。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加盖该行印章发出行使”。江西根据地是“加盖我‘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与盖五角形赤区通用的图印,后面并加盖‘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方印以昭信用”。加盖印章或者图印的旧纸币,可以在根据地内部流通,这种做法回笼了外来货币,使外币为革命政权所用,制币材料不至于因为政权性质而浪费。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23

综观“罔”字形体演变的整个过程,形变动力来自于字形趋简的基本要求,形变原因在于不同书体的相互促动和书刻者的自主改造,形变序列和字形网络受造字理据、书写理据的双重制约,其总的源流关系可图示如下:

⑫蒋九如.福建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172

⑬⑭⑮尹振涛.土地革命红色货币思想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视角.金融评论,2017(1):115

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97

坤二少爷微微一笑,不卑不亢地说:“老爷您是财大气粗啊,只可惜府中人丁不旺,恐怕后继无人,实乃一大憾事……”

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142

⑱尹振涛.土地革命红色货币思想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视角.金融评论,2017(1):117。

《大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8—2017年高被引论文特征分析及启示………………………………党红梅(122)

⑲⑳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72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M] (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中、下)[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3] 《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丛书编委会.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4] 赵效民.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1927-1937)[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5] 卓遵宏.抗战前十年货币史资料(1927-1937)[M] .1985

[6] 唐滔默.中国革命根据地财政史:1927-1937[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7] 赵增延,赵刚.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大事记:1927—1937[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8] 中国审计学会,审计署审计科研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汇编[M]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0

[9] 姜宏业.金融图料与史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10] 戴建兵.中国近代纸币:1840—1949年中国近代官银钱号、省、市银行纸币简史[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914(2019)06-028-02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桂林 541000)

[基金项目: 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革命根据地货币制度和民国货币制度之比较研究》(师政科技(2016)11号)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魏俊,广西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革命根据地货币史。)

(责编:若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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