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述评_周恩来论文

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述评_周恩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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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志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而且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外交家。建国前,他是中共中央外事方面的领导人;建国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并兼第一任外交部长,直接领导外交工作长达26年之久。他在我国的外交战线上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开创性工作,为我国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地位和威望。他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是新中国外交战线的一代楷模,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1〕他的外交思想、 外交实践以及他所倡导和体现的新中国外交风格,是国内外研究周恩来生平事迹及其思想的专业人员和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现据搜集的资料对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的基本情况作如下述评。

周恩来从1927年起,一直是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是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30年代中期,国外就开始了对周恩来的研究。〔2〕

最早将周恩来介绍到外国的,是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 年6月,斯诺历尽艰辛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心保安进行采访。通过采访,他编写了一部轰动世界的著作,即《西行漫记》。在这部书中,斯诺用大量篇幅描述了周恩来,介绍了他的革命历程,包括他的外交活动。自斯诺访问延安后,先后有许多外国记者到延安考察,采访中共领导人。他们向世界报道中共红区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在当时和后来写成的著作、回忆录中,介绍了周恩来与他们的接触及对周恩来的印象。1937年后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与外国记者及驻华外交官员经常交往。他们写了许多回忆文章和著作,记述了周恩来当时的外事活动和外交思想。如美国前外交官谢伟思的《回忆周恩来》、《胸怀全球、功业盖世》,美国前外交官修斯多夫的《回忆延安时代的周恩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美国国务院1949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白皮书》)等。

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提高,作用的增大,国外开始重视研究中国问题,其中对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的研究,成为他们研究中国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介都做了最广泛的报道。1978年出版的《五洲的怀念》一书,收录了一些国家、政党的领导人,一些团体、著名人士的唁电、声明、评论文章、回忆怀念文章、诗歌等200多篇。尽管该书收入的材料很不完全,但是从这些不同国家、 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士对周恩来的崇敬、怀念和评价中,可以看到周恩来的外交才干,在建立世界新的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和在全世界所享有的崇高威望。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和港台地区还出版周恩来传记,涉及到周恩来的回忆录等。这些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周恩来的生动材料。1987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柯让,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推出了《周恩来的外交》专著。这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及其风格。作者综观周恩来的整个一生,认为周的外交思想和风格的形成可追溯到他年轻留学欧洲期间对当时国际局势及中国和远东事务的关注;他的战时重庆生涯促成并磨砺了他的外交风格和才华,也奠定了他的外交思想基础,尤其是他的“统一战线”思想;建国后的直接外交实践更使他的外交才智大放光彩并达到了炉火纯青。作者还对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来源、体现出的精神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都进行了研究。这本书是当今国外研究周恩来外交的代表性著作。〔3〕

国外对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研究,由于研究角度、掌握和选择材料,特别是指导思想的不同,一些作者的观点以及他们对史实的理解,是不妥的。但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国外相比,国内对周恩来的研究起步较晚。囿于各种原因,周恩来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直到周恩来逝世以后才受到国内学术界的极大重视。特别是1978年以后,对周恩来在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的研究逐步地广泛开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78到1988年10年间,国内发表了千篇左右有关周恩来研究的学术论文,但是涉及到他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的论文不到20篇,可见,当时对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还很薄弱。

1988年3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纪念周恩来诞辰90周年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性的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这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的周恩来研究局面已经形成。10月,在天津举行了第一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这次大会把国内的研究与国外的研究沟通起来,使两方面的研究互相促进,从而把周恩来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提交两次会议的156 篇论文中,有近10篇是关于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方面的论文。其中有:吴瑞章、王永钦:《周恩来在建国前的外交思想和实践》、马芷荪:《周恩来与抗战时期中共的对美政策》、章文晋:《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华》、裴坚章:《关于周恩来外交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魏史言:《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初探》等。

1989年3 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主办的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讨会,则把这项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研讨会收到50余篇论文,并编辑出版了周恩来研究中第一部专题性的论文集,即《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内容从各个角度涉及到了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主要方面,对周恩来总体外交的基本特征和影响、外交政策思想、外交风格、外交谈判艺术以及在侨务工作、外交礼宾、外事调研,外交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具体主张与实践都有论述;对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开展非洲和中东外交,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等方面,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和研讨。可以说,这本书是近年来对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学术研究成果的最全面的概括和较深刻的总结。随后,1990年5月,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周恩来外交文选》。该书收入了周恩来1949年至1975年关于外交问题的文章、讲话、谈话、答记者问等共80篇。《周恩来外交文选》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杰出的外交实践和理论,为学术界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促进了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的深入发展。

1994年2月、4月,中共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业绩、方略、情怀》和《风范、思想、乡情》两本论文集,收录了六篇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方面的论文,还收录了一篇国外对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研究述评论文。这些新的成果深化了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反映了近几年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的新的进展。

以上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的简要过程表明:1.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已经在国际和国内形成局面,一批研究资料、研究论文和研究专著相继问世;包括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在内的国际、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特别是外交部举办的高层次的专题研讨会,则把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一支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队伍,同时,在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领域中,也涌现出了一批专家和学者。2.同国外相比,同国内周恩来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起步较晚,投入的力量还比较弱,开创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新局面,把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推向新的高潮,还缺少有组织的引导。3.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在周恩来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随着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对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周恩来的研究,必将会有广阔的前景。

周恩来丰富多采的外交实践,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

学术界认为,周恩来成为新中国和世界上杰出的外交家不是偶然的,而与他建国前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外事工作,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分不开的。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工作大部分属于国民外交,周恩来正是国民外交积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4 〕国外学者对周恩来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实践做了更多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起点在30年代中期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前苏联学者沃洛霍娃在她的《周恩来与中国外交》论文中指出:周恩来在处理西安事变、推动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并显露出卓越的外交才能;在这以后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1937年在武汉建立了中共领导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机构——国际宣传小组,与外国新闻记者保持联系;抗战期间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并广泛接触外国的外交人员。正是在这一时期,周恩来的主要外交方法——不拘形式团结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推行“人民外交”——最终成型。加拿大学者罗纳德等人认为:20年代的周恩来已在承担中共与外部联络、调解的使命,但这些活动的外交性质还不够明确。1924年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不得不去着手处理第一次统一战线中所发生的各种复杂事件。周承担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相互间关系的许多重担。在对中国共产党内各派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各派之间不断进行的调解中,他表现出了自己的谈判技巧”。美籍华人学者张大卫在他的《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一书中指出:在“1931年与毛泽东联系之前,他已代表中共驻莫斯科第三国际总部”。1936年的西安事变标志着“统一战线外交的出现”,在武汉建立的国际宣传部门则“打破了国民党对外交事务的垄断局面”。有的学者深入研究了1945年底至194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同国民党与美国代表马歇尔之间的谈判,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迪克·威尔逊在他的《周恩来传》中指出:抗战胜利后虽然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但周同国民党、美国人的谈判是无懈可击的。

学术界认为,周恩来的外交生涯正式开始于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全国政权,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登上世界舞台。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致力于新中国外交基本政策和方针的制订。周恩来以决策者、指挥者、实践者的身份,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建国以来所有的重大对外行动,都是周恩来亲自实践或直接指挥的。 〔5〕美籍华人许芥昱在他的《周恩来传》中指出:周恩来以丰富的经验策划红色中国的外交路线,即使在1958年把外交部长职务交给陈毅后他仍然担负这项工作。在国内外进行一切重要谈判时还是他担任中国的主要代表。差不多一切外交旅行都由他亲自去作,即使外交部长陈毅和他一道,也是在他影子之下。〔6〕

学者指出,朝鲜停战后,周恩来敏锐地抓住国际局势相对和缓的时机,经中央决策,大力推进并发展和平政策,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他提出与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和平解决印支问题和促进亚非团结作出了历史性贡献。〔7〕他亲自领导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 实现了睦邻友好。1956年底到1964年初,周恩来三度出访亚非28国,支持他们争取与维护政治、经济独立的斗争,建立与发展同他们的友好合作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术界认为,周恩来第一次明确地声明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应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是在1956年11月。在此之前,他也非正式地表达了这一思想。〔8〕周恩来为维护中苏关系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周恩来还积极寻求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关系的途径。对日本,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对英国,他在日内瓦会议后促成了两国间代办级的半建交关系。他同戴高乐特使富尔进行长时间的深入会谈,于1964年初实现了中法建交,打开了我国同西方大国建交的突破口。周恩来是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的主要参与者和直接实行者。在他直接领导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对以后打开中美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

学术界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外交工作受到“左”倾的严重干扰,周恩来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外事领域内的“左”倾逆流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在他的领导下,外交工作从1968年就逐渐恢复了正常。〔9〕70年代初,周恩来为开创中日、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新阶段起到了别人所难以替代的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世界上掀起了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高潮,到周恩来逝世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由49个猛增到107个。〔10 〕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得到了恢复,广大亚非拉国家把中国视作他们真正的朋友,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同我们并肩战斗,这一切是同周恩来的外交实践分不开的。

以上表明:1.学术界对周恩来外交实践的方方面面,已做了大量的、比较详细和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周恩来外交实践所取得的成就,周恩来的外交才干和外交影响,学术界的评价也比较充分和比较客观。周恩来的外交实践可说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缩影。称周恩来为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的观点,是中肯的。2.受现有公开资料的制约,国外学者对周恩来建国前的外交实践记述较多。他们以不同的价值观念,撷集现有的文字材料、访谈记录甚至社会传闻,进行分析,比较和推断,其中既有真知灼见,亦有臆测失实之处。记述浮泛和论证主观化的现象,以及缺少“实证研究”,实用性色彩较浓的特点,在国外周恩来研究中还存在。3.对周恩来外交实践的研究,目前应从搜集、整理材料、作初步分析概括的阶段,转向深入研究阶段。

周恩来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娴熟精湛的外交艺术和坦诚高尚的外交风格,是学术界集中研究的问题。

学术界认为,“周恩来外交思想”这一提法是能成立的。那种仿佛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及其战略均出自毛泽东本人,而周恩来仅仅是“执行者”、“组织者”和“实践家”的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11〕周恩来不仅有自己的外交思想,而且是全面、系统,富于创见,别具特色的。周恩来外交思想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二位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在总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因出身、经历、文化背景、所处地位不尽相同,因而,自然存在差异。国外学者认为,周恩来的统战思想来源于30至40年代毛泽东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论。〔12〕1949年后,这种思想原则为新中国的外交提供了“理性”的基础。无论周恩来的革命外交思想,还是其现实主义的策略方针,都是他和毛泽东共同的精神财富。“意识形态并不只是一块‘面纱’,它是周恩来‘工作作风’的智慧源泉”。即使在周恩来与毛泽东有分歧时,周也在“理论上忠实地支持毛,而在实践中却巧妙地修正毛的激进思想”。前苏联学者不同意西方学者把周在中美缓和中起的作用说成是由于周自幼有亲西方倾向的观点,而认为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以巨大的破坏而急需外援。

学术界认为,周恩来善于以自身的知识和实践为体,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历史上和外国的经验教训、领导和群众的集体智慧以及现存国际关系理论中一切进步与合理的因素吸收过来,经过加工和改造,形成了一整套既集各家之长而又有创新、发展的思想。这一外交思想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中国特点,而风格则完全是周恩来的。〔13〕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周恩来外交思想可从中国文化传统和他早年家庭生活经历中找到根源,这些背景使他善于协调由于不同意见而造成的冲突,还造就了他深谋远虑、自我克制的性格。周恩来早年接受过西方式教育,还多次赴日本、欧洲求学,对外部世界有着广博的知识和认真的研究,但马列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4〕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来源于马列主义关于外交是国内阶级矛盾的对外延伸的思想和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所坚持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映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非剥削关系的思想。他的“现实主义”也是来源于列宁主义原则。他一直认为列宁在布列斯特条约的签署以及向英、德进行外交上的主动表示是把高度的灵活性与坚定的原则性结合起来的实例。这种结合成为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中的终生信条。

学术界认为周恩来外交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 )明确提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对象是各国政府及其当权者。针对“世界革命”论,他强调“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2 )把中国革命的根本经验引伸到外交领域,提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政治上自主而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经济上自立而不依赖外援,是决定外交政策、处理外交问题的出发点。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3)提出战争与和平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 维护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和平政策是我国外交的基本政策。他提出支持和平运动、推广和平中立地区,组成最广泛的反战和平统一战线的思想。(4)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准则。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高度升华。(5 )提出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正确结合的论点,作为外交工作中处理本国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利益的指导思想。(6)重视国际经济关系, 主张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并提出了我国对外授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可以说是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声。(7 )在国际关系中提倡“求同存异”,作为处理各种矛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方法。(8 )从传统哲学中吸取营养,提出中国外交所依据的三个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将意见强加于人;决不开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周恩来外交思想是彼此关联的有机整体,贯穿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各个方面的核心是实事求是。〔15〕

国外学者认为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内容是:(1 )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独立自主的革命立场。这是周恩来外交的根本立场,代表了周的“革命性”的本质。(2 )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外交政策。他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外交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是外交“非理性”的基础。在周恩来那里,革命的正义与理性的外交达到完美的结合。(3)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思想。他们公认, 周恩来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者”和“设计师”。(4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正确结合。(5)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合作思想。

学术界认为,周恩来的外交艺术与外交史上流行的阴谋、权术、诡辩有着本质的不同。〔16〕体现在: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巧妙结合。掌握事物发展全过程和阶段性的辩证关系,根据不同阶段的不同情况及不同对象采取灵活措施,以求有步骤地最终实现既定原则。周恩来以这种高超的外交艺术被誉为“处理外交难题的能手”。通过卓越的谈判艺术,协调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平等协商,不强人所难,尊重对方选择,善于妥协,互谅互让,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化异为同。善于做人的工作,坦诚相见,真情感人。捐弃旧恶,着眼未来。因势利导,以理服人。重视个人接触,通过交谈沟通思想。外交行动要“见机而作”,但“不能心急”,要“守如处子,动如脱兔”。在发生矛盾时要“恪守后发制人的原则”。还有“针锋相对”、“退避三舍”、“弯弓不发”、“有备无患”、“细水长流”、“见缝插针”等。

学术界认为,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是一面光辉的旗帜。〔17〕在重大外交问题上态度十分鲜明,以理服人;接人待物、言谈举止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实事求是,肝胆相照。国外学者认为: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体现了文明古国政治家的君子气质,如友好、正直、谦逊、耐心、果断、大度、敏锐、冷静、坚韧、坦率、优雅,体谅他人和讲求信用等。有的学者认为,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的风格特点是:①通过大众媒介和大量的“非正式渠道”创造舆论和心理传播条件;②为谈判作精心细致的准备;③利用过去的经验,力求求同存异;④公报文字措词谨慎以有利于将来。〔18〕

学术界认为,对于把邓小平外交思想与实践同周恩来的影响分开的观点,是不妥的。80年代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国外交所开创的新局面就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所开创的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为当代中国的“开放政策”奠定了基础。〔19〕国外学者认为,周恩来的外交遗产虽然属于历史,但在今天其中相当大的部分被实际运用着并将影响未来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观念。邓小平时代外交政策的核心仍然是列宁主义理论和毛、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不断融合演变的产物。〔20〕

以上表明:1.学术界比较完整、系统、准确地概括了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初步形成了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总体框架。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相互关系以及认为周恩来外交思想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的观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2.对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一些问题研究得还不够。3.对周恩来办外交的哲学思想,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来源,形成及思想的各个侧面的联系,研究得还不深入。进行比较研究在学术界还不多见,成果也不多。

综上所述,学术界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一般与具体的结合上,对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进行了大量的、比较深入的研究,已为这一专题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为了今后深入研究这一专题,我们建议:(1)成立周恩来研究会,并设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专业委员会。由专业委员会确定一些需要研究的课题,组织有关学者来承担这些课题,加强国内外同行们的合作与交流。(2)把握周恩来分析、处理外交问题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通过比较研究,更充分地揭示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内在逻辑性,以及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时代特征、中国特征和个性特征。(3)要纵横结合、 史论结合地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在进一步搜集资料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著作。(4 )建立新中国和周恩来外交学,要从目前基本上是言论综述和史料分析的状态提升到外交学层次上的理论研究。(5)要总结周恩来外交实践的经验, 也要研究教训,要研究他的成果,也要研究他的不足。

注释:

〔1〕《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出版说明。

〔2〕〔11〕〔13〕《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年6月,第568、390、391页。

〔3〕《周恩来的外交》东方出版社,1992年5月,第4页。

〔4〕〔8〕《周恩来研究概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第48、50页。

〔5〕〔9〕〔10〕〔15〕〔16〕〔17〕〔19〕《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9月,第1、3、3、7、353、8、4页。

〔6〕《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第11章。

〔7〕《五洲的怀念》新华通讯社,1978年3月。

〔12〕〔14〕〔18〕〔20〕《业绩、方略、情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2月,第147、143、147、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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