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省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教育论文,关系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08）10－0018－0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对我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带来深刻变化。[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发［1999］17号）把现代社会的多样化特征表述为“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等“四个多样化”。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人们思想道德观念造成的冲击，党中央先后下发了一系列文件，要求积极适应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提出了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密切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生活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和针对性。
西方哲学的生活世界理论，缘起于为了化解科技理性对人类生活世界造成高度异化问题的理论诉求。自上世纪90年代起，思想政治教育界在相关学科的推动下也引入了生活世界这一话语，使它迅速在思想教育理论领域成为了一个积极探讨的论题。但问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要回归的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思潮是否会成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本理念？本文试图在思想政治教育学视域下对当前的回归生活世界思潮做出冷静的反思。意图在于肯定生活世界思潮的合理成分，廓清其含混的一面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消极影响，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基本概念的说明是学术研究的起点，那么，首先对生活世界的内涵进行厘定。
一、“生活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对生活世界做出明确论述的思想家很多，他们虽然使用同一概念，但所指涉的内容却各不相同。“生活世界”的概念，是胡塞尔在其晚年著作《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作为现象学学派创始人，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直观的、相对的、主观的世界，他承认生活世界有经验性的一面，是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因此，胡塞尔在很多时候常用“日常生活世界”来替代“生活世界”称谓。但在总体上看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主要是一个命题性、超验性概念，它不是一个现实具体的世界，而是精神领域内的意识活动。[2] 胡塞尔之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许茨、哈贝马斯等都从不同的视角表达了对生活世界的关注，提出了自己的生活世界理论。在此之后，“回归生活世界”成了西方哲学乃至整个世界哲学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形成了一种思想潮流。尽管这一转向深刻地体现了现代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以及当前为克服科学世界观的狭隘而走向表征着人之存在方式的生活世界的时代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哲学中的有关于生活世界基本理论，可以自然而然地移植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或者说不经改造即可为我所用。从根本上讲，上述哲学家在说明生活世界的本质与根源时都不同程度地走向了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就最终走向了先验意识、非理性的存在，“说到底，胡塞尔的超验唯心主义只是把决定性的特权赋予超验主体，因而并不比把意识看作身体之纯粹现象的机械唯物主义进步多少。”[3] 而哈贝马斯则向往理想的语言情景和语言表达，希冀借助话语的变革来改造社会，建设一个理想的生活世界。其思想的魅力和良好的意图毋庸置疑，但是在真正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这一理论是难以发挥应有作用的。因此，他们的生活世界观存在着严重缺陷，是不可以直接移植、吸纳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虽然没有对生活进行系统的论述或作为一种批判科学世界观的理论范式而明确提出，更没有给生活下一个具体的定义，但是马克思对生活的思考更多地是渗透和贯穿在其恢弘博大的哲学整体之中，并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这个意义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今生活哲学理论滥觞，有学者甚至将生活世界的命题视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并不是没有道理。[4] 尽管马克思所处的生活时代要早于上述哲学家，但其关于生活世界的某些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却有某种超越之感，这是因为马克思将人的生存、发展与解放置于其理论的中心地位。因此，在马克思人学的理论视野之下来解读生活世界，将会得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结论。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生活世界的实质是现实的人的生活，即生活中的人本身。他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5] 生活也就是人为了生存、发展和完善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其次，马克思把实践活动引入生活世界，并把实践活动作为生活世界现实基础。第三，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统一的现实世界，既指涉个体生活又涵盖各类生活，既包含现实生活又包括虚拟生活。此外，马克思站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也提出了辩证的看法。他认为人与生活之间存在着两种互为依靠、彼此关联的关系，其一，生活对人的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这种基础性体现在它具有促进人发展和异化人的双重力量。一方面，人的发展在生活之中进行，人创造着生活。另一方面，生活中的一些因素又作为人的背景和环境，无可避免地限制着个体的存在与发展，演变成为一种异己化的力量。其二，人是生活的主体，生活的发展只能以人的需要、人的发展作为主导。因此，人对于生活的角色也是两重的，既身处生活之中而依赖生活，又改造、驾驭生活。
因此，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既不能像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也不能像唯心主义那样只是从抽象的精神活动去理解，而应该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6] 这样，马克思把生活世界看作人的现实生活，即与人有关的一切活动总和的阐释，也就成为本文研究的直接理论基础。
二、人的“找寻”与思想政治教育中生活世界的引入
经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实践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思想政治教育脱离生活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脱离生活，亦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着对生活的超离与限制。
首先，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所设定的目标并非出自于人对社会适应的需要，而是将其根植于未来世界。这样一来，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是在现实生活之上，预设了一个比现实世界更为完美的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面向这个世界并为这个世界培养完美的人格，并以此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正因为这一预设，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由于欠缺现实可能性的考虑，而在本质上就变成了纯粹的超现实的实践。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形式，最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的“灌输”，这种以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传授和理论教育为主的教育活动，也许是思想政治教育启始的必须，同时也是学校教育最容易实施最容易掌控的活动。但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形成，知识的认知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步，“知、情、信、意、行”是思想政治教育被认同的基本规律。因此，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最大注意力放诸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和理论的认知，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重认知轻体验，重理论轻实践教育传统，而忽视了“德性”养成的实践基础，使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实践相剥离。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国家软控制手段，为政治服务，具有强烈的阶级特性，即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特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性价值备受关注，以至于人们过分强调其意识形态性，而忽略了其作为教育活动本身。换言之，在对其意识形态特性过度强调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就出现了片面强调社会工具价值，忽视本体终极价值的倾向。这样一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个体的实际生活需要和在生活中本来具有的创造性，就被强化了的意识形态性所遮蔽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和重视，人的主体性无从真正地展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体制上保障了人们经济独立的社会地位，个人作为市场的独立个体参与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与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使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同时也享有自己行为的成果。因此，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的那种建立在集体单位对国家的严重依赖而形成的具有依附性特征的个人人格类型（其根源可以上溯至封建等级制度），显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要求人们实现从依附型人格到独立性人格的转变，进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地追求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然，市场经济的运行，以其强大的市场力量将市场规则扩张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所谓的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这些负面效应表现为价值观的紊乱、人的行为物欲化、轻视精神建设与追求等等，一句话，商品交易的规则被放大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还是克服社会生活市场化的负面效应，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都亟需思想政治教育的疏导与引导。[7] 在这样的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视个体的生活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完成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任务；也只有将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生活世界，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担负起其历史使命。
哲学回归生活世界表明了哲学把自己的关注重点从近代的形而上学转变到人的现实生存。同时，生活世界的旨趣与后现代精神也有着某些深层的关联性，生活世界应和了当今反异化、反科技、反理性及强调个体的内心体验的思潮。应该说生活世界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的思潮，因为正是人的危机诱发了哲学界关于人的思考，因而也就诱发了生活世界话语的兴起。近年来，人们反思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超离生活、甚至于以理念生活来限制生活的存在状况，不能不说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世界仿佛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摆脱理论困境的路向。在生活世界理念的启示下，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活的关切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强度，思想政治教育要成为可以被人直接感觉到的现实的人的存在领域。在回归生活世界的话语中，其实蕴涵的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精髓的一种新的理解，以及对人的一种新的阐释。思想政治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倡导和对教育主体的存在状况的关注，其理论本身也是对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形态可能性的探讨。论题的开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异化倾向，使人获得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空间。
但是，承认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对生活世界的局限性的漠然视之。所以，在接受生活世界理论的同时，我们又面临了一个不容逃避的问题，那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会不会被生活化所消解，生活化是否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活的消极适应。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是何种生活世界？如何确证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世界的关系？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世界的现实关系
1.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生活形式
从起源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才出现的。在人类之初，生存条件的极其恶劣，使得人类出于生存的考虑，就必须采取合作的方式，共同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这样，在合作中就会产生道德等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的原始的行为规范。可见，维持生活的需要，尤其是最起码的生存的需要，是原始社会思想和道德教育得以产生的历史根源。它和生活是自在一体的。随着人类制度化教育的产生，思想道德教育越来越从生活中分离出来，独立起来。特别是随着社会阶级的形成，道德发生了分化，统治阶级为了强化符合本阶级利益的道德原则与规范，必然要突出阶级意识和政治观念的教育，使其逐渐演化成了今天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不难看出，思想政治教育是因为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产生，随人类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迁。离开了人的生活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没有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又是一种特殊的生活形式。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是精心组织的生活世界。生活是“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8] 的总称。我们可以简单地把生活分为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在这种划分中，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经济等领域一样，属于有组织、有计划的非日常生活形态。生活事件构成了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真实根基。思想政治教育生活的特殊性表现在它不同于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形态，它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生活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生活是有目的、有选择的、明智的、理想化的生活，是经过“净化”的进步生活，它是一种特殊的生活过程，是按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有规律运行的生活。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是要超越日常生活的。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生活。在阶级社会和有阶级斗争的社会条件下，意识形态性因素与非意识形态性因素总是以特定的关系并存于同一种意识形态之中，非意识形态性因素总是寓于一定的意识形态之中并配合意识形态性因素而发挥作用的。其中，意识形态性因素始终是主导的方面，它代表和规定着该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非意识形态性因素则处于辅助地位。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坚持以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性因素为主导内容，又要包括意识形态中对全社会乃至一切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非意识形态性因素为辅助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也就是现实社会生活复杂性与整体性的真实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讲，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就是强调要从整体上说明和把握全部生活（当然这里的生活是现实的生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坚持意识形态性内容与非意识形态性内容的结合。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是真善美相统一的艺术化的生活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生活的艺术性体现在它是与真善美融为一体的生活。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传授系统化的理论知识，不断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从而授人以真理，为受教育者指明通往真理的道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教育情境的熏陶与教师的身教，培养学生的道德能力，可以处处体现人性的美好；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启迪受教育者的创造力、想象力，通过培育人的创新精神来改造人自身，使人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不断实现生成和发展。“人在这种自由境界中肯定自己、复现自己、观照自己，感受到自己的创造力量，即是引起了人的美感。美感实际上是一种创造的满足和愉悦，是由于人的自由的创造力得到肯定而获得的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感。”[9] 这最终使教育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生命活动，使人在教育中形成理想的生存方式——艺术化生存。在艺术化生存态势之下，受教育者是积极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之中的，并在其中追求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的生活。
2.外部生活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这里的“外部生活”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身处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环境，即除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活之外的其他生活领域。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包含着生活世界给予的某些隐蔽的前提。生活世界对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做出了质规定，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言“是生活就是教育，不是生活的就不是教育；是好生活就是好教育，是坏生活就是坏教育”。[10] 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服务于人类的整体生活。同时，生活世界也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当下某些思想政治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主张者却深陷入外部生活之中，与其说关注外部生活，莫不如是依附于外部生活，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生活是真实的存在，但却不是尽善尽美的存在形式。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看，有些生活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因而也是进步的，符合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要求和期望，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而有些生活则不仅没有积极的教育意义，甚至是负面效应和反教育意义的。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关系导致外部生活形态的纷繁，其合理与不合理性、事实与价值都需要加以甄别。这既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要顺应现实生活，又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要批判地改造人的现实世界。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应立足客观真实的生活或直面现实生活本身，从促进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的角度对生活进行审视，以充分挖掘不同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也应发挥自身的强大作用，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武器，通过对生活的积极干预来改善生活，使生活更好地为人的发展服务。在复杂科学的视野中，事物只有与外部世界保持能量与信息交换才能保持活力，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系统也要通过与外部生活的不断交流与沟通来保持其鲜活的生命力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按照生活的应然逻辑，引导性地规范现实，批判性地陈述事实，通过对现实的解构与确认，使人类生活的延续获得饱满的现实基础，进而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目的。
四、结语
回归生活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理论界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进行哲学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教育理念。它是对那种脱离生活的尤其是过于追求理想化、形式化、教条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修正，或者说，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反思的必然结果。它强调应以生活世界为基点来考虑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所有问题，使思想政治教育贴近生活，引领生活，并最终融入生活，成为人们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把生活中现存的一切神圣化，也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要不假思索地完全适应于生活，更不意味着把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活直接等同起来，甚至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完全消解于生活之中，以生活来取代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应当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世界的相互关系，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活世界视野下提升与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