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们在做什么？——等级制与储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等级制论文,做什么论文,老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个研究的第一部分主要考察了作为资本主义产业组织基本特征的金字塔形等级结构的起源。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这种等级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起到的功能：在解释工人对于各种对于人类而言具有破坏性而又成本高昂的工作组织所采取的默许的态度过程中，等级制度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将讨论如下观点，即等级制的合理性在于促进资本积累而非增进效率（至少不像这个词被新古典经济学者所理解和使用的那样）的考量：简要地说就是，资本形成比率之所以保持适当的高水平是因为等级制组织允许相对很少的一部分个人来决定其余人储蓄的多少。相反的，如果由个人独立做出储蓄决策——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决定工人工资增长的产业资本的积累，至少是工厂和设备，会出现实质上的停滞；并且这还将会招致积累的结束和现存的资本主义可接受性的基础——物质财富和服务的持续不断的、大量的增长的完结。
这种观点显然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正统教义背道而驰。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等级制的生产组织与储蓄率是没有联系的。总储蓄是由成千上万的家庭决策决定的，每个家庭都会有意识地、深思熟虑地将现期收入在现期消费和将来消费之间分配，并将之作为在已知的一生资源的基础上一生效用最大化计划的一个完整的部分。
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它能很好地为历史决定的资本积累的速度和所有权收入的存在进行辩护的话，该理论几乎不值得关注。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太过笼统，以至于不能被任何可置信的实证的证据所批驳，因而不能被证实。[1]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当中，“一生的”资源必然是主观的、不可测度的，并且会不断被决策者修改，而同时决策者显示偏好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在原则上也是无法证实的。
在费雪的追随者—弗朗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及其合作者艾伯特·安多(Albert Ando)和理查德·布隆伯格(Richard Brumberg)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那里，这种困难变得日渐明晰起来。当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采用一个适合的形式中进行时间序列或横截面数据的检验时，[2][3]比起费雪理论并没有任何更多的更高级的内容。例如，生命周期假说只是简单地通过当前非财产收入来估计未来的收入（通过以当期失业率修正过的一个变量），而“持久收入”假说中可预期的未来收入被视为过去收入的函数。结果是，被认为是代表了费雪方法的决定现期储蓄的方程——作为一个将一生的资源分配成一生消费的庞大工程的副产品——几乎和对一生最优化没有任何作用的基于短视决定法则的方程没有任何区别。“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的经验至多说明现期消费仅仅决定于现期收入——一种除了认为人们是在发工资的那天纵酒狂欢，然后在其他的日子里过禁欲的生活的人外没人（正如弗里德曼指出的那样）会坚持的简单的理论形式——是错误的。
无论如何，费雪—莫迪利安尼—弗里德曼的家庭储蓄理论开启了对家庭以及更主要的公司的储蓄如何决定这一问题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者的逻辑，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关于消费者主权的意识形态认为，尽管有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证据，公司经理仍然只是按照股权所有者的偏好来决定利润分配中红利和投资的比例。其推论就是企业储蓄仅仅是家庭储蓄的替代品，如果企业储蓄较少，家庭储蓄就会更多。总的资本积累率受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制度性分离的影响仅仅是一种表象。
然而，考虑到管理者在使用权、势力、威信等多方面的考虑与股东单独关注他股票的价值和红利分配流这方面利益的明显差异，将股东的利益等同于经理人的利益显而易见地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此外，可以用于支持传统的观点的那些证据，至多只是说明股东的偏好是影响公司留存政策的因素之一。例如约翰·布雷顿(John Britain)提供了公司的留存政策对个人所得税率的改变有反应的证据，而个人所得税率的变化能改变股东对支付红利和留存收益的相对意愿。[4]除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大萧条和战争出现的税率明显变化的情况外，个人税率可以作为那些表示经济氛围变量的代表，布雷顿的证据也仅仅表明经理人会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到股东的利益上。同样的，威尔伯·卢埃林(Wilbur Lewellen)关于经理人与股东利益一致性的研究所提供的证据其实也并非那么确切。卢埃林的研究表明，大公司的经理人得到的收入更多的是来自利润——以红利、资本收益和与像股票期权这样的与利润相关的收入——而不是来自固定的收入——像工资及其他与工资类似的形式。[5]除了涉及界定资本总收益和普通收入等概念方面的难题以外，该研究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即经理人的对于保住现有职位有很大的兴趣，而这一点普通股东是没有的。不仅仅是经理人的权力、声望、他的个人的身份依赖于他对公司的控制，而且他未来增加自己所有权利益和收入的可能性也有赖于此。卢埃林的证据可以表明，已经退休的公司决策者与普通股东的意见一致，但是很难说明股东和经理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性。最后，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认为公司经理只有面临股票价格下跌以致受到收购威胁的时候才会忽视股东的利益。像索洛所说的那样，这或许对于除了最大的那些公司以外的公司都是正确的，但是忽略股东的利益与惟股东之命是从之间还是存在巨大差异的。[6]股东可以对公司的管理者为了追求增加其收入、权力、威望和职位的安全而做出的保留策略施加一些约束。这并不是说，公司的储蓄决策在这种意义上“真的”代表把家庭资源在现在和未来消费间分配的一贯地、有意识地、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单个家庭的决策。①
原则上说，检验在储蓄决策问题上公司是家庭的延伸这一观点是可行的。若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横截面家庭数据应该系统地显示出公司储蓄与家庭储蓄之间的替代关系，这种替代作用应该反映在直接的家庭储蓄和间接的“依家庭利益”而实行的公司储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上。就我所知，除了菲利普·卡甘(Philip Cagan)就参与养老金计划给家庭储蓄带来的影响而检验的一个相似的命题外，再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了，②而且卡甘的研究并没有为这种观点提供确切的支持。[7]我认为，至少从储蓄提供了退休后收入的意义上来说，“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的拥护者应该期望发现养老基金形式的储蓄像由公司实施的储蓄一样，是对其他形式的个人储蓄的替代。但是卡甘对以全国性的消费者产品检验组织成员关于家庭反应的调查的分析所得结论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命题恰恰相反。用卡甘自己的话来说：
“我们对这个样本的分析表明，当家庭参与养老金计划时，作为抵补的其他方面的储蓄下降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个人储蓄总量的净增加很明显等于雇主和雇员所出资的总量。”
至少可以这样说，资本主义是一种保证相对很少的一部分人直接控制集体储蓄决策的制度，而现在的经验证据并不能有力地证明储蓄率是独立于这种制度的。而事实上，我将证明如下观点，即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等级制组织对于维持高速度的资本积累是不可或缺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迫使工人们和那些名义上的资本所有者们为集体的未来做准备，就像强制退休、养老金和社会保障体系迫使我们为个人的未来做准备一样。我相信，家庭倾向于花掉他们手上的所有收入，除非是由于——当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他们调整自己花销的速度快，家庭大体平均上并不储蓄。并且增长导致的不均衡很难提供足够的储蓄以覆盖所有者所占有的住房建筑的花费：事实上，没有什么可以去为增加新的工厂和设备提供资金。生产的等级制控制阻止了家庭的消费倾向从而使得积累得以继续，因为它允许那些在生产等级最顶端的人在把生产者创造的价值以工资和红利的形式交给工人和股东之前，为扩大再生产留出一部分资源。
这种不同于新古典主义观点的储蓄理论，并不仅局限于对非主流的政治信仰有意义。实际上，根据弗朗西斯·萨顿(Francis Sutton)和他的合作者们的观点，公司对于红利和工资的增长负有责任，这种责任只有在将公司的一部分收益投资于工厂和设备才能够得到履行。“占统治地位的商业观点认为，”他们说：“由于无法通过别的途径制备资本，所以必须将销售收入予以留存。”[8](P86)正如一位商界领袖在国会作证时所说：“如果你把它（收益）全部分给股东，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们会进行足够的储蓄，并且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准备好？”他迅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我们必须计算经营中遇到的风险，但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我并不介意承担这些风险。”[8](P86)如果连股东都不能被认为能提供足够的储蓄，那么工人就更不行了。后来，安德鲁·乌雷斯(Andrew Ures)敏锐地指出，高利润对工人是最有益的，用全国制造业协会的话来说，“大约一半的工业（收益）被保留在企业手中以支持那些能为所有人带来更多产品、更多工作、更多保障的发展和扩张。”[8](P86)
公司制度实际上可以将美国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通过允许把储蓄再投资于商务当中以使管理者能够确保其自身、雇员和股东的进步”的系统，[8](P85)那些短浅目光的工人们以牺牲公司利润为代价而涨工资的行为近似于不爱国：在冷战气氛日益高涨之时，在面对“你会为了140.85美元［这是1948年把总公司收入平均到个人的值］而出卖你国家的未来吗？”的诘问时，[8](P130)真正的爱国者都会做出否定的回答。
像公司的辩护者所坚称的那样，对于绝大多数与生产资料私有产权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的人来说，对资本主义的认同与公司的储蓄密切相关。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公司管理者乃是为了履行它的社会责任而保留公司收益。毫无疑问，更现实的理解应该是从管理者对自己利益的认知出发来解释公司的储蓄决策：管理权、安全保障、威信以及收入都需要通过将收益进行再投资来予以增进。但是在保留收益以投资的过程中，公司管理者同时承担了更广泛的社会职能。如果没有层层控制的组织（其中以公司这种组织最为成功）所提供的储蓄，资本积累率的水平将无法支撑这样的一个承诺：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能够为持续增长的人口提供大量的和持续增长的物质商品和服务。顺利地完成这个承诺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存续是至关重要的。美国资本主义并不是依靠强力镇压工人阶级以维持自身的存续的。大部分美国人，如果不是每一个人的话——无论工人还是资本家——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凡是有利于通用汽车的，就是有利于整个国家的。
为什么这一观点会被如此容易和普遍地接受呢？根本的原因是物质消费的满足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这种文化；其他的人类基本的需要——诸如对共同体以及对创造性工作的满足感的追求——都被直接或间接地归为虚无的精神追求了。一辆新汽车不仅提供交通服务，还补偿了工作给工人带来的挫败感，并带给对生活本身的认同。当然，对物质消费的强调本身仅仅是资本主义存续的必要的而非充分的条件。其重要性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意识的特点在于对物质消费的追求，而资本主义必须能够满足这种追求。
但是这里有一个困境。在物质消费满足像声望、权力和其他类似的东西这样的心理需要而不是物质需要时，消费所带来的效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的。比如，凯迪拉克汽车对于琼斯的价值将因为他得知史密斯开了一辆福特车这件事而得到提升。只要史密斯得到了琼斯的暗示而琼斯同样密切关注着史密斯，那么这两个人就只有一个可以获得心理满足。幸运的是，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使他们和自己过去的成绩和将来的期望进行比较而不是他们之间进行比较来解决这种困境。倘若琼斯和史密斯这样的人通过引导为自己的未来设定目标，主要纵向看问题，资本主义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人的话）的需要。如此这般，似乎社会稳定的关键是经济增长，[9](P37-43)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产业资本的积累，接下来，资本积累的关键是公司和其他组织中的等级制结构，这种制度协调了家庭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这个论点的一个主要前提是单个家庭储蓄相对很小并且只是偶然的，而不是一个考虑到一个关于一生的消费计划而做出的有理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乍一看事实也许会反驳这种说法。毕竟，国家的收入统计数据年复一年地显示着美国家庭储蓄大约等于可支配收入的6%，如果把耐用消费品也包括进储蓄，这个数字将会更大。我们怎样调和这些事实和经济增长依靠公司储蓄和其他组织的主张呢？
这个矛盾的解决一部分有赖于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花销对增加的收入的适应有一点点滞后，学习花钱也是需要时间的。在几乎持续不断的增长的情况下（战后美国经济的特征），花销（的增长速度）从来没有追上过收入。因此储蓄和增长密切相关，但是就家庭而言，因果关系的方向与通常的假定是相反的。家庭储蓄并非增长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而且，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家庭储蓄为扩大生产提供的资金上（这是一个可以使这篇论文的观点更可靠的适当的限制），数量巨大的家庭储蓄比起公司储蓄不论是相对上还是绝对上都变得十分渺小。
这个理论还没有一个富有描述性的名字，考虑到倘若当结果对于公认的教条更加合宜时能应用的一致的严谨性标准，那么在解释观察到的家庭行为方面和像费雪所提倡的理论所做的一样，能够满足新古典倾向的证明要求，因此我姑且称之为“非均衡假说”。的确，就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真正的计量经济学问题是在弗里德曼及莫迪利安尼提出的解释中区分出非均衡假说。
非均衡假说背后的基本观点是家庭倾向于花掉他们所有的收入，但至少会有一些消费行为会因为学习消费的过程而对收入的反应有所延迟。一个简单的关于这个假说的代数表达式是消费变化率(
)关于储蓄和现期收入变化率(
)之间关系的线性方程，储蓄是收入(Y)和消费(C)之间的差额，并可以被视为是学习过程的反应：
(1)
参数δ衡量的是消费对于收入变动的即时适应，或者可以说是短期的边际消费倾向；参数θ衡量向收入全部被消费这一均衡调整的速度。
然而，方程(1)过早地判断了一个还处在争论中的问题，即家庭消费与收入的均衡比率等于1吗？一个更一般的公式可以让我们用数据来考察这个问题：
(2)
在方程(2)中，k代表消费和收入的均衡比率；换句话说，就是长期的消费边际倾向。
非均衡假说对参数值的关注程度远大于数据对方程(2)一般形式的拟合程度的关注程度。k接近于1.0对于非均衡假说来说至关重要，并且，参数θ和δ的数值都应当充分大以使消费对于收入的调整能在一个合理的短时期（比如一年）内完成，而不是随随便便就需要一生那么长的时间，在这个假说中也是不言而喻的。
在我们处理数据之前，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变量的定义，尤其是消费(C)和它的补充物储蓄(S=Y-C)。实际上，由于有两个争论中不同的主张，所以对于消费和储蓄的两种定义都是合适的。一种主张是家庭无法把手头的资源以建工厂、买设备的形式用于资本的扩大和深化，储蓄的形式在长期是对实际工资的增长，并因此对占压倒性多数的依靠工资的人的生活水平负有责任。第二种主张认为，所有的家庭储蓄都是被动的，根本就不是通过有意识的和深思熟虑的结果。
就第一种主张而言，家庭储蓄可以恰当地定义为家庭获得的金融资产和债务，并且包括家庭部门对非公司事务的投资，因为金融储蓄代表家庭为经济体的其他部分所提供的可利用的资源。储蓄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源于总的来说人们不拥有他们用于日常工作的生产资料的事实，所以事情的关键不是总的储蓄，而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的储蓄。③在一个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小业主经济中，储蓄是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别人对你个人储蓄决策的关心不会比他们对你发型的关心程度更大。由此看来，家庭以耐用消费品形式的积累，包括我们个人占有的住房，大体说来，与劳动生产率及实际工资的提高没有关系（除非家庭耐用品和住房的积累达到影响日后储蓄率的程度）。因此，只要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储蓄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等级制度之间的函数关系上，以拥有的净金融资产定义家庭储蓄是合理的。
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目标是反驳如下观点：家庭储蓄少是由于公司储蓄多，有形资产的获得是相关的——只要这些资产是可替代的。鉴于家庭储蓄行为是否是自觉的和有意识的是争论的焦点，那么倘若资产可以随时转化为现金，并由此进入普通消费，为个人使用服务的物质资产的投资就可以合理地被纳入储蓄的范畴。对于所获得的可替代的物质资产，例如在金融财富方面的所得，可以想得出，反映了为了一生效用最大化而延期消费的一种有意识的、经过考虑的愿望。我们要批判的正是这种理论。
在家庭所有平常为自己使用而购买的耐用物质资产中，房屋似乎是唯一有资格作为贮藏物的替代把资源分配到未来消费中的耐用品。一个房屋拥有者不仅有可能在几乎任何时间意识到他对房子名义上的价值的所有权，而且零散的经验表明，这种选择经常被退休的老夫妻充分的利用，使得判断房产投资的行为是一种对现期消费的节俭的观点时“疑狱从轻”。我说“疑狱从轻”是因为重要的民俗所表明的储蓄会出现在还清抵押贷款之后这件事情就源自于储蓄是家庭偶然的，或者更准确的说，不得已的行为这一观点。所有权很有可能反映了一种对于获得付给中产阶级的可观的税收优惠的渴望，或者仅仅是对地位的渴望，降低抵押贷款上欠款的本金数量的储蓄，除了为这种对所有权带来的好处进行支付之外别无他用。这已足够表示典型的家庭不知道也不关心他的月供在利息与下降的本金间的分配。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审慎地指出，只要家庭储蓄决策是在有意识和慎重的情况下做出的，个人占有住房上的净投资应被归入储蓄的范畴。④
这个论点把拥有住房的这种储蓄方式与消费者在诸如洗衣机、汽车、电视机等耐用品形式上的储蓄区别开来。在我看来，消费者的耐用品无论在它们是家庭储蓄决策的理性行为这个意义上，还是就它们尚在争论中的对扩大生产所能发挥的作用这个意义上，都不算储蓄。洗衣机和汽车有直接被需要的使用价值或炫耀方面的价值，而不是银行储蓄的替代品。通常把它们归于储蓄的理由——这些物品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提供了服务流的事实，是离题万里的。我们现在的兴趣放在家庭储蓄决策的理性水平和用于投资的家庭储蓄提高实际工资水平的可能性上，并且关于这些问题，一件物品是在一个时间点还是一个长的时期内提供服务是完全不重要的。如果一个物品提供效用的时间段就是衡量它代表资本还是当前的消费的话，那么我12年前在波士顿一家不错的饭馆吃的一顿十分精美的晚餐应该被认为是资本，因为无论我何时想起它，就好像有一束温暖的光线照进我的心里。对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来说，每道光都应该代表一个当前的服务，就像晚上我从2年前买的电视机发出的光线那里得到的快乐一样。
因此，第一个合理的近似是，就像商务部衡量的那样，家庭总储蓄被定义为从家庭收入中减去个人开支的剩余部分。[10]把非真实存在凭空多加的开支（主要是拥有住房的年租金）从个人支出中除去后，这个算法得到了改进。⑤商务部提供的可支配收入可以作为一个家庭收入的第一种近似。当然，同样的，多加的收入会被排除在收入之外；并且，对家庭可支配收入的近似可以通过排除对养老金的净支出而进一步改进，因为这些支出已作为公司留存收益而非家庭储蓄。⑥这样，家庭总储蓄被定义为可支配收入（减掉多加的部分和养老金的支出）和个人支出的（减掉多加的部分）差值。
金融储蓄，包括在非公司商务方面的投资，由国家商会(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的季刊上所提供的一份数据衡量。一方面家庭积累的资产以现金、活期存款、储蓄账户、信用卡和股票市场工具、在非公司事物上的净投资以及人身保险储备金的形式存在。另一方面，家庭带来的负债，主要是以消费者信用卡和抵押贷款信用的形式存在。“金融储蓄”被定义为家庭持有资产的净增加与家庭负债的净增加之间的差额。[11]家庭收入在之前已经被定义为可支配收入减去被多加的收入和对养老金的支出的净收入。为了衡量家庭对于与工资相关的资本的贡献，家庭消费是家庭收入和金融储蓄的差额。
总结一下，对于家庭总储蓄我们用如下变量表示：
家庭总储蓄：
Y=DIS-IMP-PF
C=PO-IMP
S=Y-C
其中：DIS=个人可支配收入（商务部）；
IMP=非真实的多加的个人收入（商务部）；
PF=对养老金的净支出（联邦储备）；
PO=个人支出（商务部）。
对于金融储蓄：
Y=DIS-IMP-PF
S=△FA-△FL
C=Y-S
其中：△FA=家庭金融资产的变化，包括在非公司商务方面的净投资，但是减掉对养老金的支出（国家商会）；
△FL=金融债务的变化（国家商会）。
方程(2)的参数由包含从朝鲜战争到1968年的61个季度调查的历史报告估计。第二世界大战后早期的特殊情况及朝鲜战争时的管制和购买恐慌使1953年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起始点。1968年后的数据的缺少使1968年成为结束点。
一直以来，普通最小二乘法被用于估测目标。作为应用回归技巧的预备工作，方程(2)需转换成离散形式。我采纳亨德里克·霍撒克(Hendrik Houthakker)和莱斯特·泰勒(Lestor Taylor)的建议对不同方程进行差分，[12]这实质上意味着假设(1)任意季度的实际观测值对于季度的中间点是准确的，并且，方程(2)的变量在实际考察中服从线性关系。⑦因此整理下式：
从这些参数估计值会得到什么结果呢？首先，尽管长期的边际消费倾向比数值1小，但0.9和0.95的置信区间都包含k=1.00。因此，即使家庭储蓄的定义包含对个人所有的住房的投资，总消费和总收入数据也并不能否定长期的边际消费倾向为数值1的假设。无论如何，估计值
=0.976都是明显高于在我们考察的15年中都低于0.95的现在收入和消费定义下的平均的消费倾向。
其次，短期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值
=0.533，显著不为0。这个估计值表明消费对收入的即时、迅速的适应，这种适应很难与弗里德曼的“短暂的”收入对消费者无影响的观点相调和。[3]
按估计值
=0.898计算，在初始均衡位置的情况下家庭收入每增加1美元，如果保持这一情况，在一年时期内将造成0.8美元消费的改变。图1说明了消费对于收入在时间点t一次并持续的改变后的随时间的反应，假设家庭在时间点t处于均衡状态。
当把总储蓄换为金融储蓄时，季度时间序列数据所包含的含义将更为惊人。首先，金融资产减去负债的净增加，加上在非公司商务方面的投资，在过去的1953～1968年这15年内很难达到家庭收入的2%。⑨其次，长期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值几乎精确的等于1.00。再次，用于解释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之间区别的消费对于收入适应滞后时间比在前一个储蓄的定义下更短。
特别地，这个关于消费和收入的等式变为：
金融储蓄：
表明在一季度内每1美元收入的增加导致消费增加0.6美元。如果1美元收入的增加保持了一年，消费将调整到0.95美元。图2说明了伴随着一个收入的跳跃，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适应过程。
对于长期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值=1.005和本文提出的家庭储蓄的总的观点是一致的。也许置信区间很窄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这些结果和数据所表明的消费对于收入较快的适应速度结合在一起，很难给那些认为扩大生产依赖家庭决策的人任何安慰。
在长期的边际消费倾向位于1.00附近的情况下，结合家庭行为和资本生产率的通常估值所得到的参数，可行的长期增长的速度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微小的。假设
关于均衡状态下消费和收入的一般方程式为：
所以，除非产出—资本比率超过消费对收入的适应速度，也就是，σ＞θ，否则正的平稳的增长是行不通的。鉴于σ合理取值处于0.2～0.4之间，而在0.95的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使θ处于1.96～5.71之间，平稳的增长很明显需要家庭和资源分配间的协调。
如果我们看看总储蓄而非金融储蓄，平稳的增长对于所有的σ值都是可行的，(12)但与σ在0.2～0.4之间取值相符的增长率是很难振奋人心的。(13)代入最大似然估计值=0.90，=0.976，=0.53，方程(6)变为：
因此，当家庭控制所有收入，
σ=0.20意味着g=0.0054
σ=0.30意味着g=0.0084
σ=0.40意味着g=0.022
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些增长率即使对于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都是不足的，更不用说和资本主义所宣称的那样，为所有人提供持续增长的丰富的物质了。(14)
某种程度上，这些结果与非均衡假说一致，也与费雪派的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的理论一致。只要我们不对费雪的理论过于当真，假设估计值，和取决于非家庭储蓄的存在；换句话说，倘若我们并不试图通过家庭并不控制的储蓄的存在去解释这个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对于可支配收入变化的快速适应，这些相互对立的关于消费者行为的理论的不同就主要体现在从收入和花费的数据中估测的参数值。当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把永久收入或一生资源减少到可考察的规模，他们的消费函数在形式上很难与非均衡假说提出的消费函数有区别。(15)
结合公式(7)和公式(8)，我们有：
除了理解上以外，这两种方法的不同只是弗里德曼引入了一个额外的参数a，以反映除了现阶段收入所拉动的永久性收入以外的被认为存在的持久收入内生的增长。由于两个变量最多允许我们估测出两个参数，弗里德曼三个参数中的一个必须被详细说明。弗里德曼选择令a等于实际收入的长期增长率为0.02，按照他的思路，我们有：
如果以非均衡假说理解，结果如表3。
如果数据用持久收入假说去理解，那么持久收入对实际收入的反应是相当迅速的。B=1.556意味着如果起初永久收入和实际收入相等，实际收入保持1美元的改变在1年中会导致永久收入0.79美元的调整。B=3.577表明在一年时间内实际上的完全调整：实际收入保持1美元的增长导致永久收入0.97美元的调整。
如此快速的适应在形式上和持久收入假说一致。任何适应的速度都是与之一致的！但是持久收入对现期收入的反应越快，持久收入作为一个独立的消费决策基础的概念就越发的没有意义。如果永久收入对实际收入的调整像数据表明的那样迅速，那么很难认可这种用不可观测的结构去代表对一生资源、物质、人力持久收益预测的理论。(16)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导出的等式同弗里德曼的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融入非均衡假说所提出的方程；但是，由季度回归得出的参数估计值与生命周期理论同样很难协调。在汇总了跨年龄段数据后，安多和莫迪利安尼获得如下形式的消费函数：[2]
生命周期理论因此与非均衡假说都预测了长期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00。但是莫迪利安尼的“长期”约有一生时间那么长，而不是非均衡假说中默认的一、两年。数据表明较之生命周期的观点，参数与非均衡理论的储蓄观点更一致。
所有这些关于非均衡假说的检验和比较（与持久收入假说及生命周期假说的比较）都受到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形式的限制。以国民收入账户为基础的加总的时间序列数据有很明显的缺点，需要大量的讨论。但是应该清楚，就我们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总时间序列是可以提供对家庭行为的不同解释进行比较的唯一有价值的基础，至少在一个可以显示出单个家庭收入和消费方面大样本的长期数据出现以前是这样的。当然，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使用的横截面数据与主题无关。[3]这些横截面的分析可能在把持久收入和生命周期假说与消费只取决于当前收入的天真理论区别开来，并且在使大家放弃这个天真的观点时，可能一度很重要过。(21)但是，我从这些与“永久收入”或“生命周期”理论一致而与非均衡理论不一致的横截面中发现不了什么结果。例如：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都用暂时收入和可观测收入(observed income)在横截面数据中的正相关关系解释基于消费和收入横截面关系的消费倾向估计值与基于时间序列关系的估计值的不一致性。可是用非均衡假说同样可以解释这种不一致：在随机的家庭横截面数据中，人们预期高收入阶层包括更大比例的家庭近期享受了收入增加，但还没有调整消费；相似地，低收入阶层也被预期包括更大比例的近期有相反遭遇并还没有及时适应的家庭。因此，应该是非均衡解释了通过对横截面的研究所得的相对较低的消费倾向的估计值，而不是暂时收入和永久收入之间的任何不同。[2]
这并不是说在评价不均衡理论和它的费雪派对手的优劣时，横截面数据一点价值都没有；相反，在这部分的最开头，我强调了研究公司储蓄对家庭储蓄的影响的重要性，并且卡甘的关于退休金计划对家庭储蓄影响的分析也被引用来支持非均衡假说。
的确，卡甘的结果可能会包含比目前已被利用的更多含义。依据非均衡假说，个人养老金计划的兴起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对老年人保障负有明确责任的假设被解释为社会对缺少思考和计划的家庭储蓄决策的反映。事实上，我不知道哪个社会会完全把退休保障这样的事交给个人或小家庭。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大家庭在这件事当中占据支配地位，并且，老年人的赡养费通常是其近亲——儿女、外甥之类的人的责任和义务。资本主义社会的确曾一度尝试使之成为个人的责任，但只得到了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为遥远的未来储蓄的好处（利益）根本无法与现时消费的诱惑相比的教训。我的大学（在这方面绝不例外）从来都不问我是否愿意为我退休留出一部分收入而不是把钱付给我。也许它担心如果我控制了它分配给我未来的钱，我可能会推迟储蓄很久，以至我最后将变成哈佛广场上的流浪汉，因为胡搅蛮缠地向路人要零钱而玷污了哈佛的名声。
除了正式的模型，有一个关于这些旗鼓相当的理论的不同的检验，正在读这些文字的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可以去完成，不论是进行预测还是进行回顾。毕业生作为一个群体，这一时期的任何理由都可以使他们的现期收入远低于他们“永久收入”。当然，如果毕业生依据他们的一生资源来计划他们的当前消费，他们应该拥有比现期所能支付的更高的生活水平。但事实上有多少人用完所有潜能并借钱来获得他们基于一生资源上的也许合理的生活水平？经验表明，绝大多数人把借贷限制在他们的教育花费和生活基本必需品上。
把这个问题深化一下，一个更深入的对储蓄的非均衡假说的检验是关于由毕业生到院士或官僚的这一转变对储蓄习惯的影响。我满怀希望地预测，事情将会是这样的：当你得到你的第一份全职工作并且突然发现自己挣着超过10000美金的薪水时，你将会储蓄一笔难以想象的钱——可能是你可支配收入的1/4或者更多。你将不得不找一些花掉那些远远超出你过去许多年形成的生活方式的收入的方法。但是别着急。如果你和我经历相似的话，你会学得足够快。不用多久，你就会有同一个毕业生一样的平衡收支的麻烦。(22)
的确，在我看来，比起其作为一个家庭行为模型来，费雪式的例子作为具有新古典主义选择理论特点的教学手段的实例更令人瞩目。经过长期努力并最终掌握了家庭主妇在桃罐头和梨罐头之间选择的错综复杂的细节后，感激涕零的学生在某天被告知他拥有了一个同样适用于所有家庭决策的普遍理论。在不熟悉环境下应用模型全部所需要的，就是给精简的选择图表重新贴个标签罢了：把它应用于跨期选择问题时，只需把“桃罐头”换成“当前消费”，把“梨罐头”换成“未来消费”，并且依据“一生资源”和现在及未来的相对“价格”去解释“预算约束线”，而不是用收入和桃、梨的价格了。学生关于他已经掌握了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的强烈的信念，与教师对理论安心的信任一起，出色地阻碍了学生去调查被表面上的类似的和众所周知的相近的范例所隐藏起来的实际上的不同之处。(23)
这些实际上的不同有两种。首先，新古典选择理论的正规陈述仅提出偏好（天生就有完整和连续的数学性质）是给定的。可能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会争辩说，这是一个对通过反复试验决定偏好的过程的合理的简化。并且就桃和梨来说，我假定我对这个有意义的偏好顺序的假设理由并无异议，但是，经反复试验的选择桃和梨的环境与跨期选择的环境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桃—梨模型中，假设一个短时间内能重复做出选择是合理的，在任何特定决策和得知它所造成的结果这个过程之间几乎没有时间缝隙。一个家庭主妇周一的时候买了水果罐头，她一家人在这一周内吃它，并且这个过程在7天后重复进行。相反，一个跨期的消费计划的选择只能逐渐地向决策者展现它的后果。当一个25岁的人意识到他决策的结果时，他可能已经30岁了，有着新的责任和义务。中肯地说，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他当然不会再在相似的环境中做出相似的决策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假定为家庭主妇在超市展现的偏好背后存在的反复试验的过程。对于家庭主妇来说，选择水果罐头和选择的结果之间关系是清晰、迅速、直接的。相反，家庭储蓄决策和它未来的消费模式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如此的清晰、迅速、直接，这体现了通过反复试验比较跨期消费计划得出有意义的偏好顺序这一活动的重大困难。除了反复试验的背景，我不知道能为新古典主义完全且连续的偏好的存在性提供什么正当的辩护。
但是，凡是相信跨期偏好与永恒的“无差异地图”这个新古典选择理论基石之间相似的人，很难指出预算线在新古典主义跨期选择模型和在其永恒的模型中必须从根本上扮演不同角色这个问题。在跨期的环境中，预算约束线必须有必要反映某人对未来收入的主观估计，与看似可以合理地被预算线替代的，家庭主妇在超市中的决策模型的收入线不同。在我看来，围绕大多数家庭对未来收入估计的不确定性，特别涉及到工资和薪水的情况下，把理性的基于一生效用最大化的选择计划降为一生“预算约束”是对现实选择过程拙劣的模仿。(24)
这并不是说根本就没有人去刻意地储蓄。例如，过不了一个月，报纸上就会登出关于一个老头或是老太太一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死时床垫下面还塞满了精心积累的钞票的故事。很明显，这些储蓄像韦伯主义(Weberian)框架下的加尔文主义的企业家的储蓄一样，[14]不被非均衡假说所探讨。[14]但我要说的是，这种储蓄也不被新古典主义理论用效用微积分去解释。无疑，较之未来消费的满足感与当前消费的快乐之间的平衡，源于金融或工业帝国的权利、威信、地位和心理上的安全感，更能解释典型的庞大的个人储蓄。无疑，像费雪式模型所建议的那样去假设洛克菲勒(Rockerfeller)一家在今天的一艘游艇和10年后的一艘半游艇之间的权衡是很荒谬的。
凡是有必要进行解释的限制条件都是偏离规范的，我的理论坚持认为，资本家作为个人，像工人一样，原则上只在收入增长的速度比他们学会花掉他们收入的速度快时才会储蓄。在统计意义上，资本家较之工人，储蓄的份额也许会在其可支配收入中占更大比例，并且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许会有充足的理由通过假设储蓄倾向是与收入阶级有关的事情去反映这个统计的规律性。但是它自身不能反驳非均衡假说：成功的工人变成资本家而失败的资本家沦为工人，因此储蓄率的不同是可以用收入的变化去解释的。在我看来，关于储蓄率的重要的二分法并不是基于个人收入的不同，而是基于个人和组织的不同。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资本家收入的规模或一种特殊的态度推动了积累，而是资本主义对生产过程的控制给了这个阶级一个决定储蓄率的统治性的角色。
注释：
①股东，尤其是拥有最多股份的那群最富有的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冲突很容易做得很过分——并且时常就是这样。只在相对很少的一些方面——在这些方面积累率是最重要的——管理人和所有者的偏好会产生分歧。即使在这里我认为，由公司管理者制定留存政策并进行积累比个人替代公司控制利润能使资本主义所维护的所有者的阶级利益（不同于短期偏好）获益更多。我们其余的人——不像所有者和管理者那样拥有股份——便是积累的失败者，或者更准确地说，资本主义使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让我们对其毁灭性的特征熟视无睹。
②最接近的便是莫迪利安尼利用国家数据的横截面研究，“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 and Intercountry Differences in the Saving Ration”，in W.Eltis and others,Introduction,Grows and Trade:Essays in Honour of Sir Roy Harrod,Clarendon press,Oxford,1970,pp.219-221。莫迪利安尼称他的检验是非决定性的，但参考了Edward Denison的研究，“A Note on Private Saving”，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40，no.3，August 1958，pp.261-267，以获得公司和家庭储蓄之间替代性的实证。丹尼森(Denison)的论点基于很少的数据（对1929年的总量数据加上战前的9年的数据），并且他利用这些有限的数据所要支持的“个人消费支出并不受作为红利付出的公司利润的比例变动的影响”的论点也不是很清晰。一来丹尼森的论点基于公司和家庭的储蓄对国家产出的增长率的变化程度，而不是储蓄对税后个人收入的比率变化程度。二来，公司因素对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并没有被提及。的确，公司储蓄与公司税后收入的比率以及家庭储蓄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并没有转向另一个方向，就像丹尼森自己所展示的那样。尽管有很多缺陷，但丹尼森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他提出的检验可以在加总的时间序列数据上应用，例如，对个人储蓄和因公司因素而增长的个人收入二者的比率随时间变化的影响的检验。
③总储蓄对稳定的政策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那是一个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完全不同的问题。
④一个相似的论点认为，以人寿保险形式存在的家庭储蓄应被包括进总家庭储蓄。对于金融储蓄也一样，尽管在人寿保险政策中财产的增加普遍上并不反映一个储蓄决策上面这一论点还存在争议。
⑤The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和The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中有以年为单位的一系列的多加数据。这些多加的数据可以从可支配收入及个人支出中减去：
Ⅰ.个人占有住房空间的租赁价值减去相关的对产品和服务的支付，减去资本消费的贷款，减去利息。
Ⅱ.个人占有的农场加上在农场上生产和消费的食物和能源，减去相关的对产品和服务的支付，减去资本消费的贷款，减去利息。
Ⅲ.金融中介提供的免费服务。
Ⅳ.提供给雇员的食物。
Ⅴ.为保安人员提供的制服。
Ⅵ.职工的住所。
年度的时间序列可以通过线性插值变换为季度序列。
⑥关于养老金的稿件是Flow of Funds Accounts 1945-1968,by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Washington D.C，这个报告同样是以年为单位的，并且使用线性插值把年度信息转化为季度信息。
⑦例如：1965年第一季度的观测值被假定为代表了对1965年2月14日的准确度量，并且1965年第二季度的观测值能反映1965年3月15日的真实水平，对于1965年2月14日到1965年3月15日之间的任何日期，被假定为是对这两个数据观察的加权平均，其中加权比例是由所讨论的日期与2月14日和3月15日之间的时间长度决定的。
⑧这个等式同样是带常数项的估计：
在0.95的置信水平时常数项是显著的，尽管只在第二个等式中是这样。由于数据固有的不可靠，以及按我理解是因为联立方程组的偏差和自变量衡量上的错误造成向上的偏误，使得证据很难否定常数项是零。Ando and Modigliani,op.cit,p.63。
(11)因此，当k=1.005，δ=0.0且θ=3.54时，g=0.06与在金融储蓄定义下15年中的趋势比率C/Y=0.988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在6%平稳增长的前提下，0.988的平均消费倾向与1.005的长期消费倾向一致，并决定了系数θ=3.537，δ=0.0。
(12)在普通的图表中绘制生产率特征和储蓄均衡的图像，在k=1的情况下我们得到下图：
(16)弗里德曼自己的回归在四个方面不同于现在这个：第一，他们利用年度数据而不是季度数据；第二，时间覆盖了1897～1949年；第三，储蓄被定义为包括加进了包含在“家庭总储蓄”之下的积累的组成部分的耐用消费品；第四，使用了公式(9)的完整形式，使得当期消费关于收入的分布滞后项的函数进行回归。弗里德曼取得一个估计值B=0.40，很难达到我们关于总储蓄的估计值的1/4强，和基于金融储蓄的估计值的1/9强。
(17)安多和莫迪利安尼同样还检验了一个可替换性的论述，这里通过失业率把现期收入纠正为预期的未来收入。如他们所指出的，这个相对来说很小的纠正并没有使分析有多少改变。
(18)安多和莫迪利安尼在他们的储蓄定义中把两者都包括了。
(21)很明显的，当《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在1936年由Harcourt Brace and Co..New York出版后，很多凯恩斯主义者立即开始相信这个天真的看法。但是凯恩斯自己则更为谨慎地把它的适用性限制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在这期间消费和收入的滞后值可以被合理地看作是固定的。考虑凯恩斯如何限定他的“基础和适当的时间规则……作为一个规则并且平均说来，人们在收入增加时有增加他们消费的倾向，但消费的并不像他们增加的收入那么多。”(p.96)
这里有一个用短期眼光来看的例子，就像所谓的就业的周期性波动的例子一样，这里习惯区别于其他更长久的心理倾向，没有足够的时间改变去适应周期。对于一个人习惯的生活水平通常首先有对他收入的要求，并且他倾向于把他的实际收入与他所习惯的生活水平所需的支出之间的差额储蓄起来，或者，如果他确实对应收入去调整支出，他也将有一个不怎么完美的短期去适应。因此，收入的增加通常伴随着储蓄的增加，随后的便是起初的大规模储蓄。
(22)因此，非均衡假说和持久收入理论一样，几乎没有给那些认为收入不公平促进了资本积累的人带去一点安慰。这种想法带有对富人明显的偏护，尤其为那些大多数贫穷的由寡头政治统治的国家提供了对于他们财富和收入的一种社会辩护，以至于不能被争论和证据轻易动摇。能看到的不平等促进积累的事实，它都是——通过这里提出的论点——不平等的控制而不是不平等的收入或财富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不平等很明显地联系在一起。平均主义的、非等级制度的社会也许会为分配大量的资源去进行积累而制定集体的决策机构，但它会持续多久还是一个无法定论的问题。
(23)然而，幸运的是，你也许会在学习期间节省下足够的时间去赚取一套房子的首付。
(24)当然，他越深入地研究这个范例形式上的特性，他就不得不投入更大的精力，他就拥有了在理论上更多的心理投资。所以，较小的引诱是重要的并且充满质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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