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曲——谈实践标准一文的写作、修改和发表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标准论文,序曲论文,一文论文,大讨论论文,真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十六）“五一”节快到了。我到北京已十多天了，学校工作很多，想节前回校。我向西光同志谈了想法。杨西光同志与我作了一次长谈。他说：“文章已改得差不多了，你要回去也可以，下面就交给中央党校的同志帮助作点修改了。”
杨西光同志很真诚，与我谈了很多。他说：“不久前，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杨西光同志‘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光明日报》工作。耀邦同志说，北京四大报刊，二比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去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他又说：“《光明日报》改变面貌，要抓文章。他们给我送来了你的文章。我看了文章，内容很好，很重要，放在哲学版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去。《光明日报》改变面貌就从这篇文章开始。”
杨西光同志接着说：“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他在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办了个内部刊物，叫《理论动态》。发表在《理论动态》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同志审阅批准。所以，我们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请胡耀邦同志审阅，先在《理论动态》发表，《光明日报》第二天就公开发表。《理论动态》是逢五逢十出版，他们五日刊出，我们六日见报。他们十日刊出，我们十一日发表。”至此，我才懂得，杨西光同志为什么要找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帮助修改文章，文章为什么先要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出，然后《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为了请胡耀邦同志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杨西光同志不能审定这篇文章？以他的政治理论水平，完全有能力审定这篇文章。那为什么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因为这篇文章很重要，是批判“两个凡是”的，所以杨西光同志要请耀邦同志审定。
杨西光同志还同我商量了一个问题。他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份量。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但是现在我们聘请你作《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就是《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行不行？”我爽快的表示：“行”。我说：“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为了拨乱反正。文章发表后，能起更大作用就好。”当时，我只考虑如何批判“两个凡是”，推进拨乱反正。到4月底，在文章的小样上，都署我的名字， 文章发表时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让人觉得这篇文章来头很大，特别引人注目。这正是运用“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所希望达到的效果。以上情况，《光明日报》的同志，大概是知道的。我想，聘请《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应该是总编辑杨西光同志职权范围内的事。
杨西光同志还跟我谈了文章发表的计划。他说：“发表这篇文章，已作了安排。先由《理论动态》内部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然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稿。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要批判‘两个凡是’，推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这时我才知道，围绕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这已经超出了《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的范围。
（十七）我是1978年4月29日离开北京的。在这以前， 同志们只是对文章提意见，由我修改文章，《光明日报》编辑作过修改，主要是文字修改，其他同志还未动手修改。我离开北京后，才由孙长江老师动手修改（到孙长江老师手里后，理论研究室究竟有几位同志参与讨论、修改，我不清楚）。为了使读者了解修改情况，我先把文章第一个小样的主要内容介绍一下，然后把几次修改的内容介绍一下。当然，最好把原稿小样印出来，但是太多了，难办。
《光明日报》1978年1月14日的小样是：《哲27 一哲（四五一）七八、一、十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送审稿）胡福明》，稿子是由王强华同志1978年1月19日寄来的， 他信上说：只是对第一部分作了压缩，突出后两部分。编者并未增加内容。可说完全是我的观点。那么，我文章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文章主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判“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唯心论形而上学。
第二，文章论述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说明没有其他标准。
1、文章说，马克思于1845年创立新世界观时， 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文章引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文章分析说：“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对象，不能靠理论争论解决，只能靠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它的一个特征。”实践标准区别真理与谬误，证实真理，否定谬误。
2、文章说，“实践标准也是辩证的”。 文章引用了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的一段话。文章对此作了介绍。然后强调“任何理论，是真理还是谬论，归根到底要由实践来检验。社会实践是真理与谬论的试金石。只有社会实践才能彻底粉碎唯心论、不可知论和一切谬论。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树立真理的权威。因为，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理论与客观事物相比较，判别理论是否符合事物的本质。”
3、文章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 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文章说：“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许多人的赞成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而且已被过去的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也不是今天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文章对于已有的真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用认识史上的材料作了大量分析。因为教条主义的手法之一、“两个凡是”的手法之一就是从马列主义著作、毛主席著作中摘取片言只语，作为论证的工具。文章说：“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科学原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它还是在理论的范围内，不能回答理论是否符合客观存在的客观对象的问题。”
4、文章以科学史说明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不管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证明，才算真理，才算科学，否则是不算的。 ”这里引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7页的一段话。文章说，哥白尼学说在300年里一直是科学假说， 只是当加勒于1846年发现了海王星时，才被证实为科学真理。文章强调：马克思主义“同样必须经过社会实践检验，而且确实经过了千百万群众的长期实践的检验，才成为真理”。文章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指导广大群众的长期革命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才成为真理，才战胜反动派的围攻，才战胜机会主义。
第三，文章说，马克思主义导师是自觉以革命实践检验自己的理论的模范。文章说：“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发展理论，以至修改个别结论。”文章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共产党宣言》的态度作说明。 文章说：“1848年《宣言》发表后，他们在四十五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宣言》的七篇序言是生动的说明。”文章引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的一段话，说明经过25年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宣言》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还是完全正确的。随后，文章说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修改。文章引用了恩格斯在《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一条注释，修改《宣言》第一章第一句话：“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文章说：“这个为恩格斯后来多次谈到的重要修改，把上百万年的无阶级社会与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区别开来，说明了阶级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科学态度，表明了他们是怎样严肃的对待自己的学说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决没有把它看作‘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他们虚心吸取别人的科学成果，包括资产阶级学者所提供的材料。他们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身体力行，始终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证实、丰富、修改自己的观点。他们毫无偏见。尊重实践，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是他们唯一的态度。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所以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马克思主义与任何盲从、迷信，是水火不相容的。哪里有盲从，哪里有迷信，哪里就没有科学，哪里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纠正。如果认为认识是不犯错误的，也就取消了实践标准。”文章还引用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9 页的一段话，说明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理论的错误。
第四，批判“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文章说：“神学家是公开宣传宗教教条，王明、林彪、‘四人帮’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宣传宗教教条。他们都否认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否认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受检验，在实践中丰富、发展。”文章批判了王明的教条主义，引用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8页的一段话。文章继而批判林彪的“天才论”。文章说：“叛徒林彪鼓吹天才论，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源于三大革命实践，宣扬‘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否认毛主席的指示需要到实践中检验、丰富发展，反对实践标准。”文章最后批判“四人帮”的唯心论、教条主义，“一句话，他们鼓吹主观唯心论，反对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文章说：“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还是把它当作宗教教条，这是一个根本的分歧。”文章认为：“‘四人帮’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教条，跟王明把马列主义当作宗教教条完全一样、‘四人帮’背叛实践标准，迷信‘强权即真理’，‘造谣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法西斯哲学，使用他们控制的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把实践中证明了的真理攻击为修正主义，把在实践中破产了的东西吹捧为真理；全盘否定解放后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捏造罪名、制造谣言，陷害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革命同志。”最后说：“但是，实践标准是客观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不仅是证实真理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宣判修正主义和一切谬论死刑的权威。”文章第三部分集中力量批判了教条主义。
文章的上述三方面的观点，都是第一稿的内容，至此，还没有人提过修改意见。大家知道，这是《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基本观点，读过这篇文章的同志，当然回忆起当时所抓住的、所运用的观点，也是这几个基本观点，至今还有印象的也只是这几个观点。其他的论述不过是为这几个观点论证、服务的，想来已经淡忘了。
（十八）1978年1月至3月间，又改过几次小样。但我手头只有一份小样：《哲27一，哲（四五一）七八、一、十四、一、二十六改，一、三十、二、二三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送审稿）胡福明》这份小样是3月份寄给我的。
在这份小样上，我加了联系实际的话：“十年间，‘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横行，搞乱了理论，毒化了思想，严重破坏了党的优良作风；他们抓住片言只语吓人打人，帽子乱扣，棍子横飞，到处设置禁区，给人套上枷锁。所以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判断是非，不以实践为标准，不拿事实作根据，而用片言只语作准则，总之，心有余悸，必须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解放思想，完整的、准确的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理论与实践结合，实事求是，冲破‘四人帮’设置的禁区，把我们的革命工作做好。”
在以后一稿《哲4》的清样上， 加了一个前言：“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特别是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进行了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又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有必要重温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学习革命导师的伟大实践，批判‘四人帮’的反动理论，进一步提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这里概括地点出了文章的基本内容。
在“哲4”的另一份清样上，把文章由三部分改为四部分。 这次修改，本着这样的要求：增加材料，进一步论证基本观点；深化观点，突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问题；进一步联系实际，加强针对性，批判“两个凡是”。这次修改较大，增加了约1500字。修改中，除了解释什么是真理、实践如何检验理论以外，补充了内容。第一，进一步揭露“四人帮”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制度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捏造儒法斗争贯穿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第二，突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把这作为文章的第二部分。在这部分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就在于经过社会实践反复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是否正确，各国革命的路线是否正确，也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凡是经过实践证实，推动革命发展的路线，就是正确路线；凡是在实践中破坏革命的路线，就是错误路线。”文章分别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经实践证明正确而取得胜利的历史，突出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实践证明正确而取得胜利的历史。这一部分集中谈了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问题。第三，为了进一步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增加了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被科学实验证明的例子。特别是增加了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对《共产党宣言》作的一处重要修改，并引用列宁的话评价这个“重要的修改”。第四，文章补充了已有的真理不是检验新的理论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指南，不是论证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新的理论观点是否正确，不能用书本上已有的结论作为检验标准，而必须由实践来检验。文章以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和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由实践证明其正确来说明，并以牛顿力学不能检验量子力学是否正确说明。第五，文章最后加了一段话：“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工作中，至今仍有一些‘禁区’。所谓‘禁区’，就是不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研究的问题，不能用科学方法去分辨是非的问题，而只能靠‘信仰’去解决。这是完全错误的，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前，没有不可以研究的问题，没有任何‘禁区’。凡是‘禁区’，就没有实践标准，就没有科学，就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盲从。”这次修改，肯定是在周扬同志在全国哲学讨论会讲话之前，因为，还没有加周扬同志提出的“科学无禁区”的论断。当时讲的“禁区”，就是指的“两个凡是”。
这次修改后，肯定还修改过几次。例如，“哲学15之三末”这份清样上，我补上了“科学无禁区”这个论断。这个论断与我讲的“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是一致的。在这次修改中，我又加入了两句话：“是否完整的准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要由实践来检验。是否正确贯彻了马克思主义路线，也要由实践来检验。实践标准是客观的，你否认它，它仍然存在着”。
这几次修改，强调几点：一是注重为实践标准增加有力的论证，同时说明什么是实践标准；二是增强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论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都是经过实践检验而证明的；突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批判两个“凡是”。我以为，讲真理的实践标准，就是要树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反对迷信盲从。
（十九）我于1959年9月至1962年11月， 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读书。孙长江是我老师，给我们讲先秦哲学的一部分——《周易》。当我在杨西光同志办公室见到他时，很高兴。我仍称他孙老师。此后，我们见了几次。他曾同我一起去中央党校看望吴江同志，还曾邀我到他家坐了一回。孙老师告诉我，他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与吴江同志在一起。孙老师告诉我胡耀邦同志交给他们一个任务，要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他们正在研究。他说，现在有了你的这篇文章，就不用再写了。可以肯定，当时中央党校还没有写成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如果已写出真理标准的文章，就会立即送胡耀邦同志审阅，既然是胡耀邦同志出的题目，耀邦同志当然会立即定稿，并在《理论动态》发表。但是没有发生这回事。理论研究室写好了文章既不送耀邦同志审阅，又不发表，而要等一篇事先并不知道的、外来的真理标准的文章，再把两篇文章合起来，然后发表，这种事是没有的。但是，由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在研究耀邦同志交给的任务，所以修改我的文章就较顺手。
孙长江老师下了很大力气，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里谈谈他作的修改。
第一、把文章梳理了一下。我修改后的文章是四部分。孙长江老师对四部分作了调整。第一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集中阐述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第二部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批判“四人帮”的谬论，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对实践有巨大的指导作用，而是否正确指导实践，仍需经过实践检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就因为它们是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了的真理，而且用马列主义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从实践概括出的新理论是否正确，也只能用实践来检验。第三部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里用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两处修改作说明，引用了列宁的评价。孙长江老师增加了一个毛主席修改自己文章的例子。这点下面再说。第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讲了真理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讲了认识的不断发展问题。最后强调冲破“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科学无禁区”。
第二，对文章的观点作了分析发挥。如孙长江老师对“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观点作了发挥，指出“只有”、“才是”就表明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以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老师还具体说明了为什么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理由，即分析了实践的特性：“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对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孙老师也作了发挥，指出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纠正。孙老师并引用了毛主席的话：“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改变。”
孙老师的分析，发挥了文章的观点，加深了对真理标准的认识，是很好的。
第三，孙老师的修改，使文章精炼了，去掉了一些重复的词句。
老实说，这篇文章，从写初稿到成稿寄往《光明日报》，送到《光明日报》后，到公开发表，究竟修改了多少次，究竟有几位同志提了意见，究竟有几位同志作了内容到文字、标点的修改，修改中有多少反复，现在已说不清了。修改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否每处修改都得当，也说不清了。这不是自然科学的论文，不是技术科学的论文，而是社会科学的论文，并且是政治性、现实性、针对性极强的文章，可说怎么样修改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样的文章，除非是邓小平同志自己的讲话、自己写的文章，别人可能（我是说“可能”）不会提修改意见，其他人写作，特别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写的文章，任何人都会提出这样那样的修改意见，而且都可讲出修改的理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经过许多同志提意见、反复修改，是完全正常的，十分自然的，一方面文章本身确实不完善，不是尽善尽美，可以而且需要修改，另一方面也在于这篇文章是不出名的人物写的，而且又是在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事关全国大局的，在我国历史发展重要关头出现有政治性、现实性、针对性极强的文章，对这篇文章不但会有各种态度，而在支持者中也会有各种修改意见。可以说，没有胡耀邦同志审阅定稿，还会不断继续修改，直至有个权威审阅定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理论观点是正确的，社会效果也是好的，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文章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修改也不是无可批评的，不但今天看来，有可修改之处，在当时，我对几点修改，也有自己的看法。原稿中，有这么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给我们以很大启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善的，决没有把它看作一次完成的‘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他们处处以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学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毫无偏见，是他们唯一的态度。他们虚心吸取别人的科学成果，包括资产阶级学者提供的事实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宣言》的态度告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基本理论和立场观点方法，并非维护每个词句和每个结论。事实上，要维护马克思恩格斯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结论，必然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认识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或纠正。如果认为认识是不会犯错误的，也就取消了实践标准，结果必然要犯更大的错误。不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段话，孙老师在修改时，保留了基本观点，但勾掉了“他们（指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这两句话是鲜明的针对“两个凡是”的。孙老师换了一句话，保留了一点原意，但大大淡化了，我理解他的用意，措词缓和一点。但原文这两句话是无可挑剔的，后来我在读《“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文时，发现邓小平同志正是这样讲的，只是语句有差别。同时，孙老师还勾掉了“他们（指马克思恩格斯）虚心吸取别人的科学成果，包括资产阶级学者所提供的事实材料。”当时，迷信盛行，把革命导师神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讳言马克思主义继续了前人的文化遗产，讳言导师们向别人学习、特别是向资产阶级学者学习，因而我写了上面几句话，被勾掉可惜了。当时，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个根本问题，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要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反对个人迷信与教条主义。因而我大段讲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基本原理与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指坚持每句话、每个结论。我还强调了人的认识受历史的、认识的和阶级的局限，人的认识可能犯错误，因而要坚持实践标准。可是这些观点，都给勾掉或淡化了。
另一处修改，我觉得也可以讨论。孙老师加了这么一段话：“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一九五八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一些现在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今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5页）”。 这是孙老师修改时增加的唯一的重要材料，以说明毛主席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自觉依据实践检验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毛主席确实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论点，这在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与理论创造的历程中，有许多生动的事例。孙老师强调这点我是赞成的。但是对孙老师选取的这个例子，我有保留。我以为毛主席1955年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 写的按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而1958年重印部分按语时写的上述“说明”，却是在1956年波兰、匈牙利事件影响下，在整风反右斗争后，认识上夸大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特别是突出思想政治战线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离开了实际，而不是更符合实际。大家知道，毛主席以后的思想发展，正是沿着这个“说明”走下去的。1977年我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批判“两个凡是”，目的是推动拨乱反正。1978年4月，我在全国哲学讨论会上， 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体现为阶级斗争，实际是进一步表示否认阶级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我于1977年写文章时，看到了毛主席1958年写的这个“说明”，而没有采用。
整个说来，孙长江老师在修改文章上，化了很大功夫，提高了文章的质量，作出了贡献。这是不容抹煞的。但是，文章的主题、基本观点、主要内容和主要材料，没有变化，没有增加重要论点，没有改正错误观点，因为原文没有错误观点。这个修改，是在原文的基础上的修改，是在原文基础上的提高，所以，1978年5月10日，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后面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1978年底，中央召开全国理论务虚会，于光远、杨西光、胡绩伟、穆青、吴江等10位同志有个联合发言，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时说，这篇文章是以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的稿子为基础修改的。1982年，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辑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之后，也有一个说明：“《理论动态》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南京大学胡福明。本刊发表时作了较大修改。”这是实事求是的介绍。
讲个插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段话：“1978年5 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这段话，讲了我写真理标准一文的目的、意图，是符合实际的，因为S·施拉姆先生采访过我（他的文章发表于《中国季刊》第 99期）。该书又说，“这篇文章也许是胡福明自己想写的，但刊登出来的文章却以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央党校的两位理论家的意见为基础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深化。”这是不真实的。理由上面已说明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注释说：“胡福明的原标题是‘实践是真理的一个标准’。”迈克尔·舍恩哈尔斯先生向哪些人作调查的，至少没有向我调查过。调查一篇文章的产生的过程，能真实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可惜还有一些人写这篇文章产生过程时，也从未向本人调查过。其次，我从没有用过“实践是真理的一个标准”这样的题目，我最初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第三，我曾把题目改成“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并非其他同志改的，也从没有人用过“实践是所有真理的标准”这个题目。迈克·舍恩哈尔斯先生向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提交的研究报告就是如此。
在文章修改的问题上，我还要作三点说明：
第一，“唯一”二字，据我所知，是杨西光同志加的。文章题目，经过了几次变动。我最初定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我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以后我又把“一切”二字圈去，仍恢复原先的题目。最后，杨西光同志加上“唯一”二字，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看到，文章题目的基本精神没有变化；而从文章的内容看，自始至终坚持检验真理只有一个实践标准。杨西光同志在题目上点明了这点。
第二，“科学无禁区”这个论断，来自周扬同志。周扬同志在全国哲学讨论会结束时作了讲话，提出了“科学无禁区”这个论断。我很受启发，认为与我的文章精神一致，当即把“科学无禁区”的论断补充到文章中去，加以发挥，批判蒙昧主义、教条主义。
第三，在我修改文章的过程中还吸收了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吴江等同志提的意见。
（二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能够发表，能起重大反响，《光明日报》哲学组、理论部的重要作用不可抹杀。今天看，发表这篇文章，批判“两个凡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但是1977年，多年的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盛行，“两个凡是”统治，许多同志心有余悸，不少人还模模糊糊，这个问题还未考虑。而《光明日报》哲学组的同志已经意识到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尖锐性，敢于支持，抓住不放，力求发表，做了大量工作。这种胆识，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杨西光同志在发表这篇文章上面，起了巨大作用。理论部把文章的清样送给他审阅，他没有否定，没有简单地同意发表，而是大做文章，决定把它放到第一版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为此，他组织了修改，与中央党校联系，向胡耀邦同志请示，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合作，研究发表文章的计划，亲自推敲修改文章。这一切都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推动拨乱反正。杨西光同志的政治眼光是很敏锐的，思想理论水平是很高的，以很大的勇气、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担当这项任务。
胡耀邦同志在这篇文章的发表上，起了关键作用。他十分重视思想战线上拨乱反正的任务。他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后，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创办了《理论动态》，并亲自审阅在该刊发表的文章。他于1978年初首先提出，要使高级干部根据实践研究文革，并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撰写真理标准的文章。他挑选杨西光同志去《光明日报》工作，端正《光明日报》的方向。他亲自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准先由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然后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继而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稿。没有胡耀邦同志的审阅批准，这篇文章可能胎死腹中。
（二十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与真理标准大讨论有联系，又不是一件事。这篇文章引发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但是从文章发表到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一个飞跃。
邓小平同志领导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的革命实践中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红线。 早在1977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针对“两个凡是”， 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977年5月24日，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两个凡是’不行”， “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8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立即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共鸣和支持，一场如火如荼的思想解放运动迅速兴起，但也遭到一些同志的激烈反对，他们罗织了几大罪状，指责这篇文章是“砍旗子”、“丢刀子”。这可是弥天大罪。这确实是一场大是大非的争论，是坚持实事求是，拨乱反正，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开拓前进，还是搞“两个凡是”，维护“文革”的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正是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于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4 页）。小平同志从历史上回顾了毛泽东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斗争历程，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多次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讲话以阐明“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最后，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谈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8页）。 邓小平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尖锐批评了“两个凡是”，担负起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重任！
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43页）。这个重要讲话， 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了改革的任务。
后来，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海军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时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小平同志指出，海军考虑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第二卷190—191页）。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了真理标准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十二）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的，是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权威，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和真理标准讨论。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互相衔接的，一次比一次深刻。
“五四”运动是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科学、民主、爱国为旗帜，反迷信、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既是思想解放运动，又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开始时是在学生、知识分子中开展的，而后发展到工人、工商界人士中去。“五四”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社会条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五四”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揭开了序幕。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内容，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而从政治上、 组织上否定王明“左”倾教条主主义的任务早已完成， 1935年遵义会议已经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组织线路和军事路线也早已确立。这次整风运动是在党内进行的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通过共产党端正学风以影响全民族。这次整风运动达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为党的“七大”准备了思想基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思想条件。整风运动把“五四”运动深化了。
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运动、整风运动是一脉相承的，都以科学精神、民主精神为精髓。真理标准讨论与整风运动相似，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反对蒙昧主义和教条主义。但是真理标准讨论有其特点：第一，真理标准讨论既是思想解放运动，又是现实的政治斗争，它否定“两个凡是”，批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思想条件，以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以实践标准直接批判“文革”左的指导思想，否定“文革”的理论、路线与政策，推动拨乱反正，直接推动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推动了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延安整风运动是为已经确立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奠定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或者说确定实事求是的学风以保证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第二，真理标准讨论为改革开放准备了思想基础和思想武器，恢复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基本经验，推动了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致力于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推动了改革开放，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如果说，“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义革命的序幕，延安整风运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准备了思想条件，那么，真理标准讨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序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准备了思想条件。第三，真理标准讨论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强大动力。全党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发扬党内民主、发展人民民主的运动。广大党员、广大人民从来没有如此自觉地、意气风发地参与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讨论推动全国人民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推动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中国人民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事，推动人民群众独立思考和当家作主，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的发扬。科学与民主，从来是密切联系的，互相促进的，破除迷信，树立科学态度，能够推动人们独立思考，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推动民主建设；发扬民主，有利于人们独立思考，破除迷信、盲从。迷信有利于专制，专制需要愚昧盲从。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又是党员、干部、群众自觉参加的，允许人们保留自己的观点，允许认识有先后，不搞人人过关。第四，真理标准的讨论，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有巨大功绩，也犯了肃反扩大化等“左”的错误，那时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盛行。斯大林逝世后，纠正这些错误，克服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都是必要的。但是，赫鲁晓夫以秘密报告形式，对斯大林进行攻击、咒骂、诽谤，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为西方反动势力提供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炮弹，也未能真正克服斯大林时期的错误，未能消除制度上的弊端。这是惨痛的教训。我们党在纠正“左”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中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领导全党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讨论，推动全党全国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实践标准否定“两个凡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坚持经过中国人民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加强了党的领导，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完成伟大历史转折、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第二次飞跃的契机。
由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场破除迷信、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全党全国人民参与国家和人民前途与命运大讨论的民主运动，是全党全国人民在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下端正历史发展方向的革命运动，因而成为历史上辉煌的一页，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宝贵精神财富，铸入了中华民族之魂，溶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现在，重要的是继续努力，使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深入地、牢固地掌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科学精神，增强民主意识，自觉遵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振兴中华，建设现代化的、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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