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代化并非是遥远的神话*——西藏山南地区社会发展状况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西藏论文,发展状况论文,遥远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山南地区社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重组，社会组织日趋多样化，社会开放性特征日益强化，社会生活的内容与形式越来越丰富多彩，藏族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性不断增强，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向人们昭示——山南地区已经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转型期，现代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并非是遥远的神话！
山南是藏族文化历史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吐蕃王朝和帕竹王朝都曾以山南为主要基地，留下了许多文化历史遗产。西藏著名的宫殿雍布拉康，著名的寺院昌珠寺、桑耶寺以及规模宏大的藏王墓群都在山南境内。丰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和人文遗迹，使山南在藏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早在吐蕃时期，山南就形成了以种植青稞、冬小麦为主的农耕方式。由于山南处于西藏高原上海拔较低的地区，平均地势高度为3400—4000米，自然条件较好，所以农业成为山南的重要经济部门，在西藏的农业生产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被称为“西藏的米粮仓”。但是在传统的封建农奴制度下，山南地区始终是一个分散、封闭的农业社会。
民主改革以后，山南地区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封建农奴制彻底消亡，从此进入了一个持续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中国政府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山南地区又进一步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重大而又深刻的社会变化。山南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究竟如何？对于该地区而言，现代化是不是一个遥远的神话？本文根据“藏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课题组在山南地区的社会调查资料，对该地区的社会发展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山南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社会组织构成从根本上说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它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著名的现代化理论家S·N·艾森斯塔特认为，组织系统与身份系统的发展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他指出：“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特征是：第一，具有明确而具体功能的组织众多；第二，此种组织与团结性强或具有文化取向的社团之间分工明确；第三，一方面，在专业组织内血缘关系和狭隘的地缘基础的重要性在减少，另一方面，各类‘特殊化的’组织和宽泛的先赋——团结性的群体的重要性也在降低。”他进一步指出：“社会组织领域的这类发展，还与制度化的正式组织机构和较小的初级群体之间的日益分离密切相关”。[1]
参考艾氏的上述观点，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我们对山南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农村群众自组织及新兴社团组织的发展及其结构、功能进行了初步分析。
（一）农村基层组织
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民主改革时期，西藏各地废除了农奴主的“溪卡”，将土地、牛羊等生产资料分给了农奴，在农村实行了以村为单位的建制。山南地区是西藏最早实行村建制的地区之一。
从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山南地区农村建制的情况变动较大，有关的统计资料已无从查阅。从8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统计资料不断完善和规范。同时，随着1993年12月《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办法》的颁布，农村建制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轨道。
山南地区历年村民委员会变更情况：（单位：个）
资料来源：《山南地区统计年鉴》(1987—1994)。
根据上述统计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1987年到1988年，山南地区村民委员会总数大幅度减少，其总数由1330个减少为874个，减少了456个村。这种情况，可能同县以内村级单位的重组有关，也就是相当多的小村被合并成规模较大的村。
第二，1987年至1988年，村级单位总数变化最大的乃东、扎朗和曲松三个县，其合并压缩的比例占50%以上；其次是桑日、琼结、隆子三个县，其合并压缩的比例也接近50%。从交通条件、自然环境与资源条件几方面的因素看，上述6个县的情况差异很大，因此，不大可能是由于生存条件的变化引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而导致村级单位的大量自然消失，只能是行政性的合并、集中所致。
第三，从1989年以后，尤其是1992—1994年以后，各县的村级单位数量以及整个地区村级单位的总数趋于稳定，变化的幅度较小，这表明山南地区村级单位建制的变动过程基本结束，进入一个稳定阶段。
从基层政权管理的角度而言，基层单位过于分散，对基层政府实施管理是不利的；同样，基层单位过于频繁、幅度过大的变动，对基层政府实施管理也是不利的。山南地区的村级单位在1987—1988年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变动，然后趋向稳定，这对于基层政府实行管理，促进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从村级单位的组织结构来看，目前，山南地区农村普遍实行了村民委员会制度。1993年12月，西藏自治区六届人大七次会议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办法》。该项法律规定：“根据村民的居住状况、人口多少、历史习惯、按照有利于村民自治和发展生产的原则设立村民委员会，并保持相对稳定。”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3—5人组成。具体名额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乡的规模、工作任务和经济状况提出，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后确定。“村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村民直接选举或经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3年，其成员可以连选连任”。该项法律还规定，村民委员会以下，可以设若干村民小组，村民小组组长由村民小组会议选举产生。
根据对泽当镇结莎村的调查，村民委员会的组织是按照上述法律的规定而建立的，其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说明：结莎村在现用名称上叫“结莎居委会”，但实际上，所有居民均为农村户口，从事农业生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社区。本调查报告中仍将结莎村的组织称为“结莎村”或“村民委员会”。
另外，在村级组织中，还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村党支部。村党支部由以下人员构成：党支部书记1人，组织委员1人，纪律委员1人。从调查情况来看，目前，山南地区农村基层党的组织建设比较健全，组织活动基本正常。以结莎村党支部发展党员为例，在100名调查对象中，1969年至1971年每年都有一名非党群众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和1984年各有1人入党。在100名被调查者中，共有共产党员20名。这表明，发展党员和党内组织生活没有中断。
无论是在村委会还是在党支部中任职的干部，他们都是非脱产的干部，即，他们的户口在本村，也有自己承包的责任田（牧场、牲畜），他们靠自己的家庭收入生活，没有政府付给的工资。不过，按照自治区政府1984年4月27日制定的一项政策规定，村干部（包括村委会、党支部干部）每年可以从地方财政中获得一定数额的补贴，由此调动他们协助乡镇政府管理农村基层事务的积极性。同时这项政策还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向群众摊派和提取任何财物。这样，既保证了群众和地方干部各自的利益，又避免了他们的利益矛盾，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二）农村群众自组织
民主改革之前，山南各地农村存在过一种叫“基多”的民间组织，这种组织在西藏的其他地区也存在过。“基多”是在同一个“溪卡”范围内，由差巴户、朗生户之间建立的家庭事务、生产事务的互助组织。当加入“基多”组织的成员家里有婚丧嫁娶事宜或收割季节人手不够需要帮助时，其他成员就可以自愿提供帮助，不需要提供报酬，在民间参加“基多”组织有一定的限制和禁忌。一般而言，“基多”是具有相同社会等级的成员的组织，不同社会等级的成员不可能处在同一个“基多”之中，如朗生就不能加入差巴的“基多”组织。除此之外，根据宗教与民俗禁忌，那些被认为是“不干净的人”是不能加入“基多”组织的。山南地区传统的禁忌中，把铁匠、屠户、皮匠、渔夫、猎人等直接或间接同杀生有关的人视为“不干净的人”，属于社会中的“贱人”这一等级，不能加入任何“基多”组织。“基多”组织还具有协调成员内部关系，调解纠纷，维护成员利益的作用。
民主改革以后，山南地区农村普遍建立了互助组。根据调查统计，1961年，山南地区共有互助组2016个，其中，常年性的互助组597个，临时性的互助组1419个，入组农户达18772户，占农户总数的73.47%。[2]1965年，全地区有农业生产互助组2.2万个，牧业生产互助组4000多个。[3]互助组内实行以工换工，等量交换劳动制度，受到农牧民的欢迎。琼结县结巴乡以女共产党员次仁拉姆为首的11户翻身农奴建立的互助组被誉为“百万翻身农奴的榜样”。互助组是农民自发的经济组织，主要是解决农业生产中人力畜力不足的问题，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这一形式受到中央以及中共西藏工委的肯定。
1985年，西藏推行了“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即“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归户，私养私有，长期不变”。在这一背景下，家庭经营再次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生产工具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两个长期不变”政策推行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互助合作组织这一形式又在广大农牧业地区应运而生。从山南地区的情况来看，农民建立的互助组织有4种类型：
1.社区统筹型。这类互助组织以乡、村、组为基础，由村进行统筹规划，开展合作经营和生产服务活动。乃东县结莎村最为典型。村委会提出了“六统一”的规模服务方式，即统一机械作业、统一种植计划、统一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与使用、统一实施农业科技、统一重大生产措施、统一筹集化肥基金。这种形式的互助合作发挥了村一级行政的主导作用，村集体本身有一定的资金和设施为农户服务，农户在自愿的基础上服从村集体的统一指导。但农户仍是生产经营和利益的主体。
2.群众自主型。该类组织是群众本着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建立的互助组织。一般以3至10户为一小组，一个自然村为一大组。其成员的权力（利）、地位完全平等，组内事务共同协商解决。互助内容包括草场建设、牲畜放牧、修棚搭圈、抓绒剪毛、搬迁牧场、驮盐交换、道路维修、公事差遣等。乃东县颇章乡的群众自主型互助组最有典型性。
3.专业合作型。该类组织是按生产的性质进行专业分工的基础上，群众自愿结合、自我管理的一种互助组织。例如，隆子县新巴乡的农机服务队，是农民自愿建立的，其成员或是自家拥有农业机械或是操作能手。农忙季节队员集中，为农户提供耕地、脱粒等有偿服务。为本乡农户耕一亩地收3.7元，为外乡农户耕一亩地收4元，工作人员按日工资领取报酬，每日工资8元。农机服务队不是常设性的，平时，他们耕作自己的土地。另外，在山南地区的琼结、乃东等县，农民自己还建立了建筑、运输、购销、采矿等专业生产互助组。
4.治穷扶贫型。该类组织是由各级党政部门牵头组建的互助组织，其目的在于帮助缺乏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农户摆脱贫困，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扶贫型互助组分为3种情况：一是由县、乡镇或村干部指定搭配富户与穷户建立的互助组，一般由下派蹲点干部负责指导组员；二是由较富裕的农村党员、团员户联合本村穷困户建立的互助组，在这类互助组中，由党、团员户起主导作用；三是普通群众中的富裕户自愿结合本村穷困户而建立的互助组，由富户对穷户进行帮助和指导，传授技术和指导经营，帮穷户摆脱贫困；穷户向富户提供劳动力。目前，这3种治穷扶贫型的互助组在乃东县的许多乡都有，其中以哈鲁岗乡最为典型。
自从推行“两个长期不变”的政策以来，山南地区农村的农民组织出现了丰富多样的探索模式，各种类型的互助组适应了当地的特点，帮助农民解决了生产、生活以及社区服务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农民组织仍只是一些简单的生产合作组织，如何更有效地把农牧民组织起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农村的现代化，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尚待进一步探索。
（三）新兴的社团组织
社团组织是近年来在山南地区新出现的全区性新型社会组织，是山南地区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结果。目前，山南地区共形成了11个正式的社团组织，分别是：
1.山南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于1993年，共有正式会员156人。该会下属3个团体，即，山南地区书法协会；山南地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山南地区戏剧曲艺音乐舞蹈协会。
2.山南地区中藏医协会，成立于1993年，共有正式会员24人。该协会办有两份刊物《雅砻医学》、《雅砻天文历书》。
3.山南地区会计学会，成立于1994年，共有正式会员529人。该会办有会刊《山南财税》。
4.山南地区财政学会，成立于1994年，共有正式会员90人。
5.山南地区珠算学会，成立于1994年，共有正式会员710人。
6.山南地区集邮爱好者协会，成立于1993年，共有正式会员365人。
7.山南地区防治麻风病协会，成立于1993年，共有正式会员23人，该会办有会刊《山南卫生防疫》。
8.山南地区女检察官协会，成立于1995年12月，共有正式会员17人。
9.山南地区佛教协会，成立于1995年，共有团体理事27人，会员人数不详。
10.山南地区气象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92年，会员人数不详。
11.山南地区科技协会，1992年成立，会员人数不详。
除上述已在地区民政局正式登记的社团组织之外，山南地区还有6个直接由地委、地区行署批准成立但尚未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的社团组织，分别是：山南地区个体劳动者协会；山南地区老干部协会；山南地区关心下一代协会；山南地区红十字会；山南地区计划生育工作者协会；山南地区防涝救灾协会。这6个社团组织直接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运作，具有一定的影响。
根据各社团的功能，可以将山南地区的各类社团组织划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为，公共服务型，包括山南地区防治麻风病协会、关心下一代协会、防涝救灾协会等。这些社团主要在地区范围内开展一些公共服务活动；第二种为，专业交流型，包括山南地区中藏医协会、会计学会、财政学会、珠算协会、女检察官协会、气象工作者协会、科技协会、红十字会等。这些社团主要在地区范围内开展业务交流、专业培训；第三种为，协调管理型，包括山南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佛教协会、老干部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等。这些社团主要是协助政府及上级部门对所属成员进行管理，同时维护和保障会员的一些权益；第四种为，兴趣爱好型，包括山南地区集邮协会、书法协会等。这类社团主要是为有相同爱好、兴趣的成员提供交流的机会，开展一些服务性的活动。
从地方政府对组建社团的态度来看，山南地区民政局的一位官员表示，“结社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在山南地区，组建社团组织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只要具备条件，时机成熟，经过合法程序进行申请登记，都是允许的。”这表明，山南地区公民行使结社自由的权利有良好的政策背景。山南地区社团组织的发展表明，进入90年代以来，在山南地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型的社会结构正在向现代型的社会结构转变，社会结构的分化已经出现。
二、社会开放性
（一）山南地区社会开放性的总体表现
山南地区具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奇美的自然景观，加上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得该地区同外界的交流不断增加，社会开放性不断增强。其具体表现，有如下3个方面：
第一，旅游业迅速发展，旅客逐年增多。近两三年来，西藏成为中国的一个旅游热点，国内外游客将赴藏旅游视为一件引以自豪的事情。据统计，1987年，山南地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3588人；1995年，共接待游客19222人。国外游客中，以美、英、法、日4国最多；国内游客中，以广东、福建、上海、四川等省市最多。此外，近两年来自香港、澳门的游客也正逐年增加。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游客的增加，给山南带来了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服务要求。以泽当饭店（三星级涉外宾馆）为代表的旅游服务业正向国际化标准看齐。在泽当镇，卡拉OK歌舞厅、酒吧、夜总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初步形成了具有开放性的现代都市格局。
第二，外来商品的引进品种增加，逐步改变了本地居民的消费方式与生活习惯。如果从传统的习惯来看，山南地区城乡居民的消费以带有民族性特征的商品为主，即他们的衣食住行，带有浓厚的本民族特色，甚至是本地特色。但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乃东、琼结、浪卡子等县可以看到，市场上引进了大量的外来商品，其中，最突出的有甘肃兰州产的黄河牌啤酒，广东产的蓝带啤酒，广东产的健力宝饮料，四川产的康师傅快食面。这些食品已进入藏民的日常消费之中，深受藏民的喜爱，使他们的饮食习惯增加了新的内容。这样，青稞酒和啤酒，酥油茶与健力宝，糌粑与快食面兼容并蓄，显示了山南藏族人的消费方式与生活习惯开始发生改变，也进一步显示了山南藏族人对外来事物的包容性和适应性逐渐增强。
第三，对异族的信任感与认同感增加。从民族心理角度来看，一个封闭的民族，对异族具有强烈的排斥感，即使是在同异族交往时，也抱有谨慎戒备的态度。传统藏族对待异族具有同样的心态。现在山南地区藏族人的封闭心理正在改变。以对结莎村的调查为例，藏族人对异族的态度可通过如下几个问题来加以测量：
问题： 大多数汉人都是诚实可靠的。
选项很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回答 4 91 23
0
百分比4%91% 2%
3% 0
上述结果表明，对“大多数汉人都是诚实可靠的”这一看法，4%的人很同意，91%的人同意，两项相加，有95%的藏民对汉族的态度是信任的，只有3%的人明确表示不同意。
另一个问题的调查同样显示了山南藏民对异族的信任感与认同感增强：
问题：只要两人真心相爱，不是同一民族也没关系。
选项很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回答 6 91 30 0
百分比6%91% 3%
0 0
上述结果表明，6%的藏族人很同意“只要两人真心相爱，不是同一民族也没关系”的观点，91%的人表示同意，两项相加总数为97%。没有“不同意”和“很不同意”。这表明，在婚姻选择这一人生的重大问题上，藏族人绝大多数都具有一种开明、理智的态度，对异族有充分的信任感和认同感。这也是山南地区藏族社会具有开放性的最具说明力的佐证。
（二）山南地区农村的社会开放性
在对山南农村的调查和同农民的接触中，我们发现，农村传统的封闭性、保守性正在改变，农民的眼界日益开阔，社会开放性的特征日渐明显。下面，以对乃东县结莎村的调查及对山南农民的观察为例，作一初步分析。
问题： 你是怎样知道国家大事的（可以多选）
选项 看报纸 听广播 看电视 开会 听家里人说 听别人说 其他
回答 1 12
7746 2 29 4
百分比1%12%
77%
46%2%29% 4%
上表说明，结莎村农民中有77%的人通过看电视知道国家大事，12%的人通过听广播知道国家大事，这表明，该村的传媒比较发达，村民对外部世界关切的主动性积极性不断提高，传统社会的封闭性已经或正在消解；有46%的人通过开会知道国家大事，这表明，该村的社会组织功能较强，对国家事务的传播较积极；另外，有29%的人通过听别人说而知道国家大事，表明有相当多的村民具有同他人进行交流的自觉性。
问题：下列地方，你去过哪些：
选项 乡政府 县城 州府 拉萨 成都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回答97 9571
738 2 11 1
百分比 97%95%71% 73%
8% 2%1%
1%1%
上述情况表明，调查对象中，97%的人去过乡政府所在地。95%的人去过县城，71%的人去过地区行署所在地；73%的人去过拉萨。该村农民在自治区范围内的流动比率较大。另外，8%的人去过成都，2%的人去过北京，1%的人去过广州，1%的人去过深圳。这表明已经有少数藏族农民敢于走出西藏，在全国更大的范围内流动。
上述情况表明，61%的人想去城里，其中46人想去见世面，5人想去结识新朋友。这两项占想去城里的总人数的83.6%。相当多数的人具有想同外界接触和交流的愿望。
上表说明，100位被调查者中，95人对自己的子女到内地读书或工作是放心的。他们感到放心的理由是，82人认为能到内地读书就会有出息，占86.3%；10人认为到内地工作收入高一些，占10.5%。另外3人认为内地教育质量高，生活条件好，占3.1%。
通过上述4个方面的测量与分析，不难发现，结莎村农民对国家事务比较关心，社会交往意识比较强烈，对外界的认识与评价是开明的具有远见的。这表明，山南农村社会是开放的而不是闭塞的，是有活力的而不是僵化的，是宽容的而不是狭隘的。因此，山南农村社会同样具有开放性。
三、社会政治参与
（一）参与政治活动
参与政治活动是山南地区藏族人民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从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昔日的农奴成了国家主人，开始行使民主权利。特别是自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实行民族自治制度以后，参与自治区范围内政治事务的决策与管理，切实行使宪法赋予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成为藏族人民自己的事情。因此，西藏的政治参与取得了较大发展。
根据调查，山南地区藏民的政治参与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的内容：
1.参加选举活动
1962年下半年，山南地区各县举行首次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那以后，民主选举成为山南人民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1981年4月，西藏自治区制订了《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1993年12月又制订了《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办法》，使选举工作更加有法可依，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为切实发扬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山南地区农村政治性的选举主要有两种类型：选举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村民代表及村委会主任。乡、镇人大代表的选举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都是每3年举行一次。
在乡、镇人大代表的选举方面，藏民参与的比例不是很高。在对泽当镇结莎村的100户调查中，1次选举都没有参加的有60人，占被调查者的60%；参加过3次选举的有3人，占3%；参加过4次选举的，有2人，占2%；参加过5次选举的有35人，占35%。综合而言，参加过1次以上选举的总共有40人，占40%。这个比例也意味着，该村参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活动的参选率为40%。
在村委会主任的选举方面，藏民参加选举的比例较高。以结莎村的100户调查为例，没有参加过选举的11人，占11%；参加过1次选举的4人，占4%；参加过2次选举的有11人，占11%；参加过3次选举的，有8人，占8%；参加过4次选举的有66人，占66%。综合上述各项，参加过1次以上选举的共有89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89%。这表明，农民参加村长选举的积极性很高，村一级的选举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山南藏民对选举的认识差别较大。在结莎村的100户调查中，86人回答了“您觉得参加这些选举活动的意义如何”这一问题。其中，36人认为“意义很大”，占41.9%；23人认为“有些意义”，占26.7%；1人认为“意义不大”，占1.2%；2人认为“毫无意义”，占2.3%；24人表示对选举的意义不清楚，占27.9%。
藏民对选举活动意义的认识同参选率具有较强有相关性。认为选举活动“意义很大”和“有些意义”的人共有59人，占68.3%；认为“意义不大”和“毫无意义”的共有3人，占3.5%。多数人对选举的意义予以了肯定，因此，他们愿意参加选举。27.9%的人对选举活动的意义认识不清，他们有的参加选举，有的不参加选举。
调查情况还表明，山南藏民选举村长的参选率远远高于选举乡镇人大代表的参选率。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对选举村长比较熟悉，具有自主性，而且，选举村长同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而对选举人大代表的情况不甚了解，缺乏自主性。此外，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存在着上级领导包办代替、代民作主的现象。
2.来信来访
通过来信来访的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是山南地区藏民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方式。1994—1995年，山南地区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1339件次，其中，来信563件，来访776人次。1996年1月至6月，群众来信来访236人次，其中，来信20件，来访216人。
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涉及许多方面，98%属于请政府解决实际困难与问题；1.5%属于申诉类；1%属于举报类。其中，农民集中反映较多的问题包括：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征用土地引起地价纠纷，农村利益受损问题；农牧民子女上大学的经济困难问题；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问题；农牧区群众饮用水问题；对横行乡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惩治呼吁；对治理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的呼吁。
目前，山南地区农牧民在通过信访渠道反映问题、表达利益要求时，学会了运用集体的力量。例如1996年上半年，扎朗县、乃东县农牧民组织40—50人有秩序地进行上访，受到信访部门的重视。
信访部门在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与要求方面，采取了3种办法：(1)归口办理，把问题分门别类，移交有关部门解决，信访部门再负责向信访者答复；(2)就地解决，信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直接到来信来访者的住地解决问题；(3)协调处理，信访部门出面召集当事人各方，调解矛盾，平息事端。山南地区信访局成立5年以来，由于工作人员认真及时办理群众来信来访，有很强的工作责任感，受到群众的信任。
在对泽当镇结莎村的调查中，同样显示了群众采取来信来访的积极性。
问题：如果您对社会上某些事情有意见或看法，您有没有采取过下列行动？
回答情况：向党组织反映情况的有3人，占3%，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的有24人，占24%；向法院提出打官司的2人，占2%。这个结果表明，在拟采取行动的人中，选择向政府部门反映情况的人最多，显示了群众来信来访的积极性。
3.同官员接触
同官员接触是指藏民直接同各级党政官员接触，提出实际问题或表达利益要求。为了接待群众，更直接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尽快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山南地委、地区行署建立了“领导接待日制度”，每月定期举行两次领导接待群众的活动，这一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
领导接待日制度的建立，为群众直接同官员接触提供了一个公开化、合法化的途径，它既有利于提高政府官员的办事效率，又能够起到教育群众的作用，使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受到鼓舞，了解政府的运作过程，从而提高政治参与的能力。
那么，山南藏族群众对同官员接触持何种态度呢？我们通过三个问题的调查来说明这个问题。
问题1.如果您有难事，需要找政府才能解决，你觉得政府会不会热情地帮您解决问题？您会找哪一级政府？
回答情况：100名被调查者中，有95人回答了问题。其中，相信政府“肯定会”热情帮助解决问题的有28人，占回答者的29.5%；认为“一般会”的有21人，占22.1%；认为“有时会”的有34人，占35.8%；认为“肯定不会”的有3人，占3.2%；回答“不知道”的有9人，占9.5%。这个结果说明，大多数人相信或基本相信政府，对找政府帮助自己解决问题持乐观的态度。这是同官员接触必要的一种心理基础。那么，他们会同哪一级官员接触呢？72人回答了这一问题，其中，表示找县一级官员的有35人，占48.6%；找地区一级官员的1人，占1.4%；表示找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的有36人，占50%。这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藏民更乐意于同与自己的事情直接相关的官员接触，也就是同县乡镇以及村的干部接触。
问题2.当您遇到困难或纠纷时，您一般找谁帮忙解决？
回答情况：100位回答者中，55人表示找政府干部解决，占55%；4人表示找党组织解决，占4%；4人表示找熟人关系，占4%；40人表示找亲戚朋友，占40%；表示自己私下解决的4人，占4%。如果把找政府干部和找党组织解决的人两项相加，可以得出结论：大多数人在面临困难或纠纷时，愿意同党政官员接触，请他们帮助解决问题。
问题3.如果您对社会上某些事情有意见或看法，您有没有采取下列行动？①向党组织反映；②向政府部门反映；③到人大上访；④到法院打官司；⑤写信给报社、电台等等。
回答情况：100名回答者中，3个表示向党组织反映，占3%；24人表示向政府部门反映，占24%；2人表示到法院告状打官司，占2%；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的70人，占70%。这一结果表明，在对一些同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上，大多数藏民不愿意采取积极行动。而愿意进行反映、举报、控告之类活动的，占29%。当然，在“事不关己”的情况下，仍有29%的人愿意积极行动，同有关政府部门的官员接触，反映情况，这也是值得肯定的，这个比例并不算低。
综合上述3个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山南地区藏民在一定要借助政府解决的问题上，大多数能够同官员接触特别是同基层官员接触；在问题本身有多种解决途径时，较多的还是选择找党政官员出面解决；在对自己的利益影响不大或“事不关己”的问题上，大多数人不会采取行动。而有少数人仍会采取积极行动，同官员接触。他们是否同官员接触，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问题本身同自己的利益的关系程度；二是问题的解决有哪些可能的途径。
4.参加政治活动的其他方式
除参加选举、来信来访、同官员接触等方式之外，山南地区藏民还以其他的方式参加政治活动。例如，泽当镇结莎村有6.1%的人承认“经常同朋友或家人讨论有关国家、政府的事情”；40.8%的人承认“有时同朋友或家人讨论有关国家、政府的事情”。这种讨论可视为小型的政治活动。另外，还有一些农村文艺班子、民间艺人的政治宣传活动。这些文艺班子、民间艺人在走村串乡的巡回表演中，结合有关政策、法律，改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小品，涉及的内容包括：宣传选举法、民族团结、赡养老人、保护自然资源等等，对群众有一定的教育作用。
（二）参与社会活动
山南地区的社会生活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各种社会活动为人们提供了社会交往、社会联系的有利条件。本文所讲的社会活动，是指世俗性的各种社会交往、社会联系活动，包括传统性的与现代性的，但不包括明显以宗教内容为主的宗教活动。
1.传统性的社会活动
山南地区传统性的社会活动以传统节日为主要内容，包括：
过新年 （藏历元月一日）这是一年中最为隆重的节日。过新年这一天，天刚亮，人们就穿上节日的盛装，手捧青稞酒，相互祝愿，见面说一句“扎西德勒”（吉祥如意）。然后，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去寺庙烧香拜佛，或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热闹非凡。
望果节 在藏历七月举行。具体日期由各村庄根据庄稼成熟的情况决定。望果节是一年一度庆丰收的节日。当田野里的小麦、青稞进入收割时节，丰收在望的时候，节日便开始了。各村群众穿上盛装，背上经书，带上青稞酒、酥油茶和各种食品，围绕田野巡游，然后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表达丰收的喜悦。有的村还要请喇嘛念经、吹法号，以求天神保佑，在收割季节不要降雨、下冰雹，并祈求来年赐予更好的收成。
如今，山南地区的传统活动中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8月2日，在扎朗县桑耶乡，笔者参加了当地群众举行的望果节。这天上午8点钟，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著名的桑耶寺大殿前，在喇嘛举行完宗教仪式之后，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们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沿雅鲁藏布江的堤岸向东而行，绕过一片开阔的田地，在一片平缓的坝子上停下来。大约10点钟，坝子上会集了500人。藏民们以村为单位进行歌舞表演。12点钟，村民们围坐在地上，摆出青稞酒、酥油茶，拿出自家做好的食品，互相交换着品尝。村民之间显得非常亲密、融洽。他们谈生产，拉家常，也听在城镇里工作回家同乡亲过节的人讲城里的事情。一位年约30多岁的小学女教师深受众人尊重，家长们听她讲孩子们的情况。精明的小商贩们抓住机会，用马车、手扶拖拉机运来了饼干、啤酒、花生、香烟、饮料，这样的时机，他们的收入相当可观。
望果节成了人们交流工作、交流生活、交流感情的渠道，成了商品销售的一次机会，它原有的宗教意义更多地被世俗化的内容所冲淡，真正成了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增强社区凝聚力的重要仪式。
2.现代性的社会活动
在山南地区，具有现代色彩的社会活动正在兴起，并逐步被人们所接受。例如，卡拉OK歌手赛，交谊舞比赛，时事、法律知识竞赛等等。当然，这类活动目前仍局限于泽当镇，参与者大多数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但是，一些大型的社会活动，也能够吸引广大农村群众的积极参与。例如，一年一度的山南地区雅砻文化艺术节便是一个盛大的群众性社会活动。
雅砻文化艺术节是由山南地委、地区行署组织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藏戏表演、民族歌舞表演、民族服饰表演、民族体育比赛、商品物资交流等等。“96山南雅砻文化艺术节”于7月24日至28日在泽当镇举行，主会场设在泽当西北面5公里处的一片辽阔的草场上。艺术节期间，来自山南地区各县的群众6000人聚集在一起，进行各种文艺表演和体育比赛。草场上张灯结彩，搭着华丽的巨型帐蓬，男女老少穿着节日盛装，洋溢着喜悦的神情。夜幕降临以后，人们燃起篝火，载歌载舞，饮酒狂欢，有的甚至通宵达旦。
山南地区行署的一位官员告诉笔者，“雅砻文化艺术节”年年盛况空前，已成为山南地区群众文化精神生活的一件大事，今后还将继续办下去。
四、结论
通过对山南地区社会组织、社会开放性以及社会政治参与三个方面的实证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山南地区的农村基层组织已经走向了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正式组织同非正式组织的社会分工日渐明晰；现代新兴社团组织的涌现表明，传统上的血缘关系和狭隘的地缘关系的重要性正在减少，建立在业缘等新型关系基础上的事本主义正在普及壮大，形成潮流。山南地区社会开放性的诸特征，不仅有一般物质生活层面的外在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适应变迁的文化心理方面的深层变化。山南藏族人民在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方面，已具有了丰富多样的形式和内容，而且群众的参与热情与主体性不断增强。总之，一个自主化、世俗化、普遍化的社会已经出现。山南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表明，山南已经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现代化并非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 本文系中国藏学中心格勒博士主持的国家“九五”规划项目“藏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课题之阶段成果。“藏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课题组成立于1996年6月，其主要负责人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勒博士和香港浸会大学余振博士。主要成员有郭正林、周大鸣、张建世等20人。1996年7—8月，该课题组分为4个小组分赴西藏拉萨、山南地区以及甘孜、甘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山南组的主要成员是王金洪、何国强、李涛、李雪春、龙西江。除特别注明以外，本文所引用资料及数据均出自山南调查。
注释：
[1] [以]艾森斯塔特：《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第11—12页。
[2] 参阅《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之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3] 参阅肖怀远《西藏农牧区改革与发展》，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