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协调关系
——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社会价值观比较 *
张学广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在社会价值观的探求上既有比较大的区别，又因现代性展开的相同背景而具有某些相似性，他们都强调要保持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协调关系。因而通过对他们各自社会价值主体的认定、社会价值目标的确立、社会价值手段选择的详细比较分析，可以发掘其对于解决我们时代价值问题的某种互补性。
关键词 马克思 维特根斯坦 群体 个体 社会价值观
后期维特根斯坦受到马克思的影响而转向“人类学”方向，因而在社会价值观探寻方面，他们都强调自然史与社会史、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协调关系。总体上看，虽然两人的某些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由于他们所处的现代性展开的共同背景，以及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关系，因此其之间仍有专注社会性、协调群己关系的共同诉求，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解决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问题，可以形成互补关系。
一 、社会价值主体的认定
在社会价值主体的认定上，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尽管基于不同的话语体系而关注点有所区别，但都注意保持群体和个体的同时兼顾。马克思既肯定古典哲学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又批判市民社会中原子主义的利己个人；既否定“群众”概念的空洞和不确定，又坚持“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维特根斯坦以个人为语言游戏的自然起点，但同时强调语言使用的人际效应，一边看重语言游戏中个人对群体规则的遵循，另一边又肯定语言游戏的每一步骤中个人的创造性应用。
马克思有过一个从没有明确区分甚或相对摇摆到更多地偏向群体的转变过程。从《博士论文》到《莱茵报》的系列评论中，马克思尚未明确自己社会追求的价值主体，即没有在概念上明确区分自己社会改造主张的价值主体。尽管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批判意识明确而强烈，启蒙精神和理性思考深入而持久，但他所使用的“人民”“个人”“农民”等一系列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却在哲学上并不固定，要么只是普通用词，要么只是政治语汇。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他所面对的是具体的社会问题，还没有将这些社会现实问题提升为自己明确的哲学主张，没有从当时所争论的哲学论题中做出自己的选择，从而指导解决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马克思在价值主体上更多地倾向于费尔巴哈，不仅大量使用“个人”“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体的人”等概念，而且是在相当专业的意义上使用的，尽管他因逐渐熟悉和了解经济活动和历史过程而使用其他的群体概念。他所使用的“工人”“资本家”“农民”既指群体也指个体，而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他也使用“有产者阶级”和“工人阶级”等等概念。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谈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劳动异化时指向工人个体和工人阶级两个层面，即便谈到人的类本质时亦复如此。人类长期以来只在理论意义上是主体单位，而在现实性上到马克思时代为止还远不是一个主体单位。所以，《手稿》中所指的价值主体并未在群体和个体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只有到《神圣家族》，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及其兄弟时才在使用 “群众”“人民”“工人阶级”“有产阶级”等群体概念的同时，明确而大量地强调“个人”。他在积极意义上强调个人自由、个人财产权，但他在强调人的社会性时更多地批判市民社会中原子主义的利己个人。[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5、197页。 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不再一般地使用“群众”一词说明社会价值承载者，而是要么明确地使用和界定“个人”，要么使用更专业的群体概念，因为“群众是不确定的对象，因而它不可能完成任何确定的行为，也不可能同任何事物发生确定的关系。……真正的群众自己在内部和相互之间形成最为群众的对立。”[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5、197页。
尽管费尔巴哈帮助马克思从新黑格尔派哲学中走出来，从抽象的宗教概念走向现实的人，从迷惑人的神秘说教走向令人刺目的社会现实，但费尔巴哈没有充分关注人的社会性，更多地强调自然人。这一点便成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要着力指出的地方，也成为两人分裂的关键点。马克思强调社会关系中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个人，强调走向人类社会而不是停留于市民社会。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也使用“现实的个人”“现实中的个人”“有生命的个人”等提法，但马克思很快就强调，作为前提的现实的人“不是某种处于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页。 这样，马克思就从“现实的个人”的提法走向对“无产阶级”的关注，并最终走向《共产党宣言》对两个阶级的分析和定位。
马克思对人的社会性的强调是导致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向的重要原因之一。前期维特根斯坦不大关注语言的社会性，他眼中的价值主体是“我”。尽管这个“我”不能从经验论的意义上限定为经验的个体，而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界定，其中不包含也不考虑人的社会性。“世界是我的世界，这一点就显示在语言(唯一能为我所理解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个作为形而上学主体的“我”是世界的界限，因为它不属于世界。“主体不属于世界，但是它是世界的一个界限。”[注]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陈启伟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5～246页。 经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拉法的反复辩驳，也许在阅读了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维特根斯坦的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他意识到，逻辑不应该是高高在上、悬于空中的晶体，语言不应该是人们无法在上面行走的光滑地面；与此相关，价值也不再是世界之外、无关社会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神秘之物”，而是需要学习和训练的人间文化、习俗和制度。
强对流天气会引起冰雹这种剧烈性的灾害。暴风雨、泥石流等是会与冰雹相伴的自然灾害。冰雹破坏力极强，对农作物来说非常致命，能在短时间内给农业生产造成非常大的经济损失［1］。
但是，另一方面，之所以说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坚定的社会政治目标，是因为他对人类社会进行了深刻的科学研究，力图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将共产主义社会看作人类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结果。马克思坚信科学方法，力图将社会历史现象纳入科学研究范围，探寻其中的运行规律。因而对他来说，共产主义不应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道义上所设想的理想社会，而是经过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揭示和理论论证的现实运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大加赞赏，认为现代唯物主义方法是自然科学的必然延伸，认可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肯定西哀士的著作《什么是第三等级？》对于现代政治学的科学意义，认为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的学说具有科学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看作马克思自己科学地解答社会历史问题的系统答案，马克思在这里的基本立场是，“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30～31页。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认为，走向未来价值目标的道路必定完成于“实实在在的实践”，就像法国改造社会理论所要求的那样，这些“真正的运动不仅没有日暮途穷，而且只是在现在才真正开始”。[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页。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加坚定了自己关于革命运动以及用哲学改造世界的主张，强调要进行“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要开展“革命的实践”，对于不合理的世俗基础要“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40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仅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而且“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40页。 既然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时代，人类的解放就将是真正世界范围内整体进行的事情。《共产党宣言》对人类历史进行简洁地概括，认为以往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历史上阶级斗争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鲜明特征是无产阶级可以通过革命夺得统治权，不仅消灭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可以结束一切阶级统治的历史。这种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一个国家发生，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起码是在主要文明国家同时发生，因为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9、477、487页。 而现代工业劳动和资本压迫同样“使无产者失去任何民族性”，[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9、477、487页。 使得“工人没有祖国”。[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9、477、487页。 因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不仅消灭一国的资产阶级，而且消灭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从而实现人类的解放。
应该说，不管马克思还是维特根斯坦都没有将社会价值主体完全归于群体或个体。尽管马克思看上去专注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使命，但他即便在最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使命的《共产党宣言》中也仍然为个体留下价值空间。马克思所渴望实现的是消灭剥削人的中间群体(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而代之以“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1页。 维特根斯坦看上去专注于个人的教育、训练和语言使用，但他无处不强调(群体)规则的约束和限制，并最终将我们的价值主体归结为那些具有不可怀疑的确实性的群体。在语言游戏的确立、实施和更改过程中，个体首先必须接受训练、遵从规则，成为有能力参与语言游戏的群体一份子，然后才有可能同时是语言游戏的每一实践、规则落地的每一应用中创造性地应对具体情境的主体。
二 、社会价值目标的确立
在社会价值目标的确立上，马克思逐渐将其定位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远大的人道主义理想，也是坚定的社会政治目标。维特根斯坦没有这样的社会政治目标，但在文化价值的目标上却也同样宏大，他期望人们能够进入一个哲学问题消失的社会状态，而这同样是相当理想化的目标。
二、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要达至上述目标，就必须要调动村民和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深度参与，在文本中彰显民间立场，赋予村落民俗志书写以多层级的文化意义。真正的村落民俗志，既应以写实笔法呈现真实村落生活，向社会提供一份可信的国情资料，其书写过程本身又构成一种社会实践，促进村民在当代乡村文化传承乃至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自觉行动，探索在政府和民间搭建起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磋商平台。
出于自己的研究取向，维特根斯坦当然首先将个体看作价值的承担者，毕竟需要学习、训练的首先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在日常语言使用时，也是个人在说、在做，在将自己的言与行结合起来构成简单的语言游戏。但是，维特根斯坦只是将个体当作语言游戏的自然起点，而不是语言游戏的实际支点，因为他在《哲学研究》中从一开始就强调，语言是在人际之间使用，哪怕最简单、最原始的语言游戏也是在人际之间经受训练而开始、进行、完成。语言是人类漫长自然史的产物，是人的生活形式的一部分。所以，单个语词的使用、意义、理解都来自于学习和训练，名称是一堆事物分类中的一种，命名是一定语言基础上才有效的行为，一个词究竟有什么功能依赖于句子中其他词的定位，学习、使用、理解语言从而是掌握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这样，个体就被完全置入群体、社会之中，“只有一个人只那么一次遵从一条规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只那么一次只作了一个报告、只下达了或只理解了一个命令，等等。——遵从一条规则，作一个报告，下一个命令，下一盘棋，这些都是习惯(风俗、建制)”。[注]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
因而社会价值的实际承担者和社会文化(或亚文化)的实际载体是各种群体、族群、人类(包括氏族、民族、宗教社团等)。相对于个体来说，他们是绝对优先的价值主体，他们为生存于其中的我(个体)提供价值标准、价值目标。生活形式是被给予我们的，习惯、习俗、建制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各种信条、框架是我们轻易无法、不敢、不愿意、不能怀疑的。它们是我们的其他行为和话语由以展开的枢轴、河床、世界图景、参照系和逻辑底座，是我们不能轻易说“我知道”的那一类知识。在这一或这些相对封闭的体系内，我才可以有意义地说“我知道……”或询问“你知道……吗？”，并为我知道或你知道提供理由、论证和反驳。
马克思处于近现代的科学上升时期，尤其是自然科学方法当时已运用到社会科学，所以人们对自然学科的推崇与其说在于特定的方法，倒不如说在于欣赏和追随的一般态度。自然科学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一直在持续。直到20世纪初，用科学方法改造哲学的愿望如此强烈，以致于一方面一些极端的潮流在企图摈弃哲学，另一方面哲学不得不竭力将自己与科学划分开来。维特根斯坦哲学便是这两股力量混合的产物，他一生以区分哲学与科学为己任，因而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对科学和科学方法极力推崇。从社会层面看，维特根斯坦所确立的价值目标是达到一个哲学问题消失、我们的语言不再蛊惑我们、我们的内心得到安宁的理想社会。在他看来，这样一个价值目标不可能是理论假设和科学发现的结果，也不存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因为维特根斯坦眼中的哲学研究跟科学考察没有一点关系，“说我们的考察不可能是科学考察，这是对的……我们不可提出任何一种理论。我们的思考中不可有任何假设的东西。必须丢开一切解释而只用描述来取而代之。”[注]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1～72页。
说马克思的价值目标是远大的人道主义理想，是因为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不仅总体上是启蒙时代的精神延续，而且他自己从《博士论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甚至更远都一直包含着人道主义情怀。他在《博士论文》中强调“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18页。 这足见马克思年轻时期对人的自由所给予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定位。他在《莱茵报》期间对摩泽尔农民生活状况的关注和呼吁，对普鲁士报刊检查令的抨击，都无不饱含着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极力维护“自由的理性”，认为它是“国家的支柱”。[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18页。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的巅峰之作，长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崇，其中有关异化劳动和工人生活状况的揭示，不仅富于哲理而且充满义愤。他说，“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46页。 在《神圣家族》的序言中，马克思一开始就强调自己要维护的“真正的人道主义”立场，以此反驳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这一最危险的敌人。《德意志意识形态》将“现实的个人”当作自己对人类历史进行唯物主义考察的起点，强调“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30～31页。 所有这些都表明，青年马克思是饱含人道主义情怀的理想主义者，他追求解放人类、建立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是他人道主义的必然归宿。
坝基基岩强风化层承载力低，不能满足坝基持力层要求，坝基基岩强风化层厚1.5～3.5 m，弱风化层厚2～3 m。建议将坝体置于基岩微风化层。
尽管维特根斯坦所确立的价值目标跟马克思不一样，不是经由科学论证而得来，但这并不妨碍它同样是宏大的。他看上去在追求个人的内心平静，其实是在为逐渐被现代科技和社会进步所淡化的文化价值哀鸣。他所确立的价值目标处于现代性展开的更深处，在科学和理性所难以触及更无法建立的精神彼岸。他的前期哲学将这一价值目标放在世界之外，因为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而价值与事实无关。“世界的意义必在世界之外。在世界中一切都如其所是地是，一切都如其发生地发生；在世界中不存在任何价值——如果在世界中存在价值，那么这种价值也不会有任何价值。”[注]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陈启伟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0～261页。 因而美、伦理、宗教、人生意义都在世界之外，是超验的、不可说的。维特根斯坦后期虽然不再在可说与不可说之间划一条固定而坚硬的界限，但他对伦理价值的看重却并没有改变。他看重艺术修养，情不自禁地从宗教的观点看待一切，崇尚信仰的激情，相信爱能使人复活，相反并不看好科技和理性所引领的现代社会，因为它们正在让我们沉睡、冰冷、格式化。
如果把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放在现代性展开的链条上看，那么他们所面对的就是展开程度不同的时代。马克思尚处于现代性展开的初、中期，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横向落差正在激烈地拉大，因而导致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建构目标主要着重于经济政治方面，并相信通过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就可以建构一个更公平合理的未来社会。维特根斯坦却已处于现代性展开的更为深刻的中后期，社会文化价值的纵向落差变得更加尖锐，因而维特根斯坦选择站在精神文化的深处去反对科学和理性的侵蚀，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精神的独特性。他们由此便在社会价值目标的确立上相当不同，却也显示着各自的重要性。
三 、社会价值手段的选择
要实现所确立的社会价值目标，就必须对价值手段进行相应的选择。马克思基于自己对无产阶级价值主体的认定和共产主义价值目标的确立，将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选择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价值目标的价值手段。维特根斯坦不认为可以通过使用政治手段、理论教育和社会运动，实现他所设想的哲学问题从中消失的理想社会价值目标，而是选择微观的、渐进的社会改造方式，当然其改造结果倒是既关涉个人提升也涉及群体改进。
2009年修订版的指令明确规定，对2012年后启动的CDM项目的减排指标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果来自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则原则上照单收下，而如果不是来自这些国家，则需要签署多边或者双边的协定。也就是说，如果南非德班新一轮气候谈判甚至2012年年底卡塔尔谈判无法达成全球关于2012年后京都第二承诺期减排协议，我国2012年年底之后注册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将无法在国际市场进行交易。
维特根斯坦对现代社会过于注重科学方法、过于重视外在建构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他所看重的是社会的内在价值、文化价值，而不是物质构造、外在的宏大。他重返剑桥之后不久便意识到自己对主要由现代科技所引领的进步的反感。他指出：“我们的文明以‘进步’这个词为特征。进步是文明的形态，而不是文明赖以取得进步的那一种特征。文明的特征在于构造。它的活动在于构造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结构……我对建造一座大厦毫无兴趣，而有志于获得一种对这座可能的大厦的基础的清晰认识。因此我的目标不同于科学家的目标。我的思想方式不同于他们的思想方式。”[注]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1卷，涂纪亮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77页。 多年以后，他又指出：“相信下面这些说法并不荒谬：科学技术时代是人类末日的开端；关于巨大进步的想法也如真理最终将被认识这种想法一样，都是幻想；科学知识中没有任何美好的或者值得期盼的东西；追求科学知识的人类将会落入陷阱。”[注]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1卷，涂纪亮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77页。 他对于人类未来的设想由此被人们认定为悲观和保守当然是不无道理的。
当然，对于被群体给定的语言规则和生活形式，个体并不是亦步亦趋地遵守而没有一点灵活性和创造力。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在一个人遵从规则的实践中，尽管不能私自地遵从，却也不是机械地遵守。一方面规则规定了语言的实践，但另一方面规则又没有规定语言的所有实践或实践的任何情况。规则还需要人们的理解和应用，规则的每一次运用都包含着创造性的结合，实践才是检验一个人是否正确应用规则的唯一标准，而“应用始终是理解的一个标准”。[注]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9页。 个体在价值运行中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要有能力去学习、理解、实践、应用，甚至会在某种意义上和某种程度上修改规则、重新制定规则。
全国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工作会召开。3月19日，全国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工作会在京召开。水利部部长陈雷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强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的重要意义，全面落实各项建设与管理措施，努力开创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新局面。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水利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陈小江宣读了第九批国家水利风景区名单。水利部总工程师汪洪出席会议。
马克思在确立实现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时，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选择了群体的运动作为自己的价值手段，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阶级斗争的革命手段，这很大程度上来自法国大革命对他的深刻影响。他基于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提出的社会改造路径具有自己的合理性，不仅对欧美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多所助益，而且为经济社会发展远远落后的东欧和远东世界指出超越常规地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子。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确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过程中的重要价值手段，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这些价值手段继续发挥怎样的作用，马克思并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这就要求后来的各国共产党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不能教条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所有结论。马克思的思想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应历史性地加以对待，那些教条地应用马克思的思想所带来的危害不应由马克思本人负责，所以如何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所确立的价值手段，绝对是一件既需要理想的历史条件又需要高超的制度艺术的艰难事情，有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者不断地加以校正。
尽管其所确立的价值目标也是社会整体的宏观变化，但维特根斯坦并没有选择将群体性地改造社会作为价值手段。他不认为可以通过设计一套完整系统的统一方案，对社会进行宏观而彻底的改造，并以此建立起理想的未来社会。他宁愿通过对深层问题的揭示，通过缓慢的教育和引导，通过思维方式的转变，逐渐引导一个社会走向更为平和、幸福的状态。因为这种进步(如果能用这个词的话)不是外在的宏伟建筑的建造，而是人的内心的纯净和强大。在他看来，这类进步未必能够甚至不可能通过外在的建造而达到，而且外在的建造还很有可能毁灭人的精神赖以存在的根基。维特根斯坦强调“哲学不可用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它让一切如其所是”。[注]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5、76页。 他认定，“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到那里，不解释也不推论”，因为他对隐藏起来的东西不感兴趣。[注]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5、76页。 当然，维特根斯坦这里所说的“隐藏起来的东西”是他就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而言，哲学不应像科学那样力图去探寻现象背后隐藏的本质，或者通过建立理论和提出假说去逐渐接近这种本质。尽管哲学对隐藏起来的东西不感兴趣，但并不是说哲学问题显而易见、了如常识，因而不需要去挖掘它们的深刻根源。由此，维特根斯坦对哲学作用低调而缓释的安置与马克思强调哲学“改造世界”的高调宣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一些人看作保守便是难以避免的。
父亲说，祖父早年离开家乡，远赴南洋经商，但他一直保持着中国的传统，时时告诫子女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对于祖父的遗训，父亲似乎一点也不敢怠慢，终其一生，他都奉为圭臬。
但是，说维特根斯坦对价值手段的选择趋于保守，那只是从相对意义而言，其实他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理想价值目标的期待一点也不低。他选择的改变手段是缓慢的，却是深刻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在不停地蛊惑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在思维的源头发生问题，然后逐渐演变为人际之间的甚至社会性的问题。所以，很多宏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从语词上、从思维源头上进行仔细描述和认真辨析。必须尊重生命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生活形式的多样性，才能为解决我们持久以来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所以，在他看来，我们(最终)需要的不是统一的、外在的解决方案，而是思想方式的内在改变。“一旦新的思想方式被建立起来，许多旧的问题就会消失。的确，这些问题又会变得难于理解。因为，这些问题处于其表达方式之中；如果我们采用新的表达方式，旧的问题就会与旧的外衣一道被抛弃。”[注]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1卷，涂纪亮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然而，历史积淀、文化习惯和思维方式的改变谈何容易，我们可以轻易地拆毁一座建筑物，但难以消除这一建筑物在人们心中的情感印记。形而上学的语言、逻辑的崇高性习惯、历史运动的惯性以及政治利益的交织，都会沉淀为一种生活形式，久久地强制着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体。所以，需要我们谨记的是，生活形式的重塑和提升是一件需要耐力的历史工程，往往欲速而不达。
正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的某种互补作用。人们既有经济、政治需要，也有文化、精神需要，既要结成群体进行宏大的社会改造，也要分化为个体进行深入的精神建构。马克思提倡的那种通过“革命实践”的群体运动如果能辅之以维特根斯坦强调的觉悟起来的个体的积极配合，社会改造的伟大事业会更有成效。在社会价值观的认识和建构中，群体和个体之间需要保持协调关系，当然具体在哪些方面和如何以群体为主，在哪些方面和如何以个体为主，彼此通过怎样的方式相互协调，仍需要借助对马克思哲学和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更深入挖掘，同时借助对现代社会的各种深入研究才能看出。
〔中图分类号 〕B561.6;B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2019)02-0051-06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维特根斯坦哲学解释史研究”(15XZX011)
作者单位 ：西北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 ：王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