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红[1]2004年在《河北省农户应用转Bt基因抗虫棉品种的现状、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通过对河北省主要棉区—衡水、邢台、沧州、邯郸地区植棉农户两年的问卷调查，对河北省农户应用转Bt基因抗虫棉品种的影响因素、现状及其效果进行了综合分析，以期对河北省农户应用转Bt基因抗虫棉品种的现状和效果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为相关的科研、生产和政策制定部门提供决策依据。结果表明： 目前，在生产条件不好的地区还有农户采用非抗虫棉品种的主要原因有当地害虫的危害程度相对不严重，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特别是不能进行灌溉，使农户在农业生产上面临的风险较大。在目前同时采用转Bt基因抗虫棉和非抗虫棉品种的地区，农户的耕地面积、户主的年龄、户主的教育水平和家庭的劳动力数量对转Bt基因抗虫棉的采用都没有显着影响。研究发现，农户之间存在的紧密的社会联系网络，转Bt基因抗虫棉种子和其它生产资料供应和棉花销售途径的多样化，我国政府关于转Bt基因抗虫棉推广的促进性政策，都促进了转Bt基因抗虫棉在我国的广泛采用。 通过对农户应用转Bt基因抗虫棉品种现状的分析，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农户对于转Bt基因抗虫棉的相关特征缺乏全面和正确的认识，农户自留种现象比较普遍，农户在转Bt基因抗虫棉病虫害防治上主要依赖化学防治措施，有相当一部分农产没有掌握正确防治病虫害的方法，农户没有任何防止棉铃虫对转Bt基因抗虫棉产生抗性的措施，这可能加速棉铃虫对转Bt基因抗虫棉产生抗性，对转Bt基因抗虫棉的持续利用也将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经济效果的分析结果表明，在调查所涉及的2002和2003年度，转Bt基因抗虫棉品种的单产和收益都明显高于非抗虫棉品种，但需要注意的是，单产和效益的提高不能完全归功于“抗虫”，还有其他因素如种子质量、管理、投入等的影响。2002年非抗虫棉品种的农药成本是转Bt基因抗虫棉品种的6.5倍，2003年转Bt基因抗虫棉品种的农药成本是非抗虫棉品种的3.2倍。两年间转Bt基因抗虫棉品种的农药成本的明显变化主要与两年间样本村的变化、样本村农产的栽培管理习惯和农户应用转Bt基因抗虫棉品种有关。两年间非抗虫棉品种的农药成本都比较少，分别为15.0元／公顷(2002)，27.4元／公顷(2003)。这主要与种植非抗虫棉品种的样本村病虫害危害不严重，同时也和农户的栽培管理习惯和重视程度有关。美国转Bt基因抗虫棉品种的产量和收益都高于国产转Bt基因抗虫棉品种。这主要是由于农产应用的国产转Bt基因抗虫棉品种种类很多，品种本身和种子的质量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总体上表现反而不如生态适应性稍差但严格执行国际高质量标准的美国转Bt基因抗虫棉品种。转Bt基因抗虫棉1代种子的产量高于转Bt基因抗虫棉2代或3代种子的，但是两者收益之间的差异在两个年度有不同的趋势。
王贵彦[2]2005年在《从FSD视角对农户水平上转基因抗虫棉技术应用过程和效果的系统分析》文中认为转基因作物大面积商业化种植以来,研究人员以转基因抗虫棉为例对该技术应用的经济效果和对生态环境以及人类健康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农民是技术的采用者,其应用效果除受技术本身特征的影响外,还受到技术外环境如市场、信息、政策等方面的影响。本文从农作制度研发(FSD)视角,在2002-2003年河北主产棉区通过正规问卷调查了345个农户和相关科研、推广人员访谈的基础上,运用农业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从转基因抗虫棉应用的技术、经济、社会、生态等多角度对农户采用该技术的过程和应用效果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发展我国转基因作物的政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转基因抗虫棉技术的应用扩大了棉花种植面积,增加了农户家庭收入。1997年以来67%的被调查农户的植棉面积呈持续增加状态,棉花种植面积已占农户总耕地面积的50.3%。1998-2002年棉花净产值一直高于小麦-玉米两熟的净产值,棉花收入占农户家庭种植业总收入的60.3%,是农户家庭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从经济意义上说,转基因抗虫棉技术的应用使农户增加了来自农业的经营收入。 (2) 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实践表明,Bt棉的应用降低了农户从事棉花生产的危险,尤其是促进了农村妇女的身体健康。转基因抗虫棉田棉铃虫压力和危害明显减轻,农户防治棉铃虫喷药次数两年平均5次,低于非抗虫棉种植时防治棉铃虫20-30次的防治次数。 (3) 棉花收入对农户家庭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支出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典型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棉花收入和家庭教育支出以及医疗保健支出相关系数较大。 (4) 转基因作物的应用不单单是技术特征的表现,它的整体效果的发挥需要科研、推广等部门与农民的共同参与。由于该技术的应用对昆虫种群系统的影响和推广、植保等部门对农民服务的不到位,使得抗虫棉田的主要害虫发生了变化,并影响了棉农的植棉效益,从这个角度上说农民还需要科研、推广等部门关于抗虫棉田主要害虫变化情况以及害虫综合治理等方面的培训和指导,以促进转基因抗虫棉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5) 转基因抗虫棉的应用是一个技术集成的平台,较好的种子质量、农民为了使高成本获得高回报而增加的投入等,都对应用转基因抗虫棉品种获得较高产量和较好效益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6) 农户在采用转基因抗虫棉技术过程中表现出规避风险、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行为。转基因抗虫棉种子的高价格使许多农户自留种子,2002-2003年平均42%的农户自留种子,这种现象的存在使种子成本大大降低,只占总生产成本的22%。另外,78%的农户对转基因技术不太了解或知之甚少,94.4%的农户不能从当地农业推广、植保等部门获得关于抗虫棉栽培、管理的技术和措施,使得农户在防治病虫害和生产投入中表现出一定得盲目性。 (7) 我国小规模农户应用转基因抗虫棉技术效果和其他地区或国家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大农场生产条件较好、农民素质较高情形下,转基因抗虫棉的应用取得了较高的产量和较好的效益;而在墨西哥、阿根廷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民素质较低国家,只有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采用该技术后才能获得较好的收益。我国小规模农户采用该技术也获得了较好的效益。 (8) 从转基因抗虫棉的应用实践提出了加强转基因作物种子管理、针对我国农户特有的小农户、小规模、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点采取针对性措施并最终以改善农户生计为目的的发展转基因作物的政策建议。
范存会[3]2002年在《我国采用Bt抗虫棉的经济和健康影响》文中认为转基因生物自涎生起，就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的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究竟它对经济、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下面或反面的影响持不同意见。在我国，转基因抗虫棉(Bt(Bacillus thuringiensis)棉)已经推广6年了，到2001年Bt棉在全国的推广面积已经达到近150万公顷，由此产生的经济、生态和人体健康的影响是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本文研究目的是分析抗虫棉的推广的经济影响及其对棉农身体健康的影响。 为此，我们从1999年开始，3年先后在河北、山东、河南、安徽和江苏调查了1052个种植棉花的农产，获得了1783个样本地块的数据。利用这些数据我们估计了种植棉花(包括转基因抗虫棉和非抗虫棉)农产农药施用方程和棉花损失控制生产函数(Damage Control Production Function)，估计了抗虫棉对棉花农药使用和棉花产量的影响，同时比较了种植Bt棉与非Bt棉农产在使用农药过程中中毒概率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利用抗虫棉在全国各地的推广面积以及以上的分析结果，测算了1997年以来抗虫棉的推广对全国棉花农药使用量、棉花产量以及棉农施农药中毒事件的影响，并对其经济影响的不同受益者作了分析分解。在分析生产的影响时，我们还侧重研究了Bt棉种子质量差异对农药使用及棉花单产的影响。 结果表明，转基因抗虫棉的推广大幅度减少了棉农的农药施用量，平均每公顷农药投入减少35公斤左右，相当于每公顷节约了棉农的生产成本875元。同时我们发现不同基因来源的抗虫棉抗虫效果基本一样。但是不同种子质量的抗虫棉抗虫效果相差较大，种植优质抗虫棉种子比种植劣质抗虫棉种子的棉农每公顷少投入农药5公斤，但劣质的抗虫棉种子也比非Bt棉每公顷少投入农药33公斤。 抗虫棉种子在产量上的影响有差别。虽然Bt抗虫棉总体可以提高棉花单产9.6％，但是通过非正式渠道获得中国农科院(CAAS)和孟山都(Monsanto)Bt基因并与当地品种复交后的不能确定基因来源的抗虫棉种子产量表现比CAAS和Monsanto的正规种子至少要低5.6％(虽然比常规的棉花品种还是高1.4％)。不同质量的Bt抗虫棉种子对产量的影响也不同，优质抗虫棉种子可以比劣质抗虫棉种子多提高棉花单产14％，虽然后者的单产也比非Bt棉花的单产高9％。 中冈农业和＋学院博卜学泣论文 中英义摘芙 山于农户大幅度减少了衣药投入，1999－2001年调查的种植Bt抗虫棉的农户发生农药中毒的概率分别要比种植非 Bt棉的农户低 17见 2肌和 4“ 叁年总平均要低 11以 同时按照样本所在棉区计算的 Bt棉种植农户相应节约的农药和误工费用分别为黄河流域棉区 48．4元／次，长江流域棉区 107．8元／次，样本总平均为68元／次。 利用以上研究结果以及1997－2001年全国Bt抗虫棉的播种面积，我们推算出Bt棉推广的总影响，由于该作物的推广，全国5年累计增加棉花产量79．8万吨，相当于增加棉花产值26．3亿元（籽棉价格按全国每年的平均价格计算）。五年间全国棉农由于采用了Bt抗虫棉分别减少了农药投入量0．of万吨、0．03万吨、1．47万吨，3．14万吨和 5．18万吨，合计节约 10．03万吨。如果农药价格按本研究样本的平均价格 25元／公斤计算，农户这五年可以分别节约农药投入成本0．02亿元，0．59亿元、3．68亿元、7．85亿元和 12．95亿元，五年节约农药成本共计25．09亿元。同时，由于棉花生产过程中农药投入的减少导致减少的农药中毒农户数每年至少分别为0．1万户、2．l万户、13．8万户、29．l万户和 49万户，合计至少有 94万户，相应地为农民节约的医疗和无误工费用累计至少有 529万元。 根据生产模型的分析结果估算，全国2001年的棉花产量由于该技术的推广可以增加45万吨；棉花生产增加产生的经济剩余达27亿元，如果国内棉花的需求价格弹性是1，供给价格弹性是0．5，生产者（农民）的生产者剩余将增加18亿元，占总经济剩余的67％，其余的33％是消费者剩余。 种于市场不完善，许多种子经营机构只图短期利益经营劣质种子，如果劣质抗虫棉种于占 Bt抗虫棉的比例按本研究 200年样本的 39O6计算，将导致全国抗虫棉农药投入比种植优质种子多0．29万吨，相当于少节约衣药成本0．7亿元；劣质 Bt抗虫棉的产量比种植正现优质抗虫棉的产量少增加 25．3万吨，如果籽棉价格按照 200年的平均价洛 3．05元／公斤计算，相当于少增加产值 7．7亿元，合计2001年劣质抗虫锦种子导致“应得’”的经济损失至少有8．4亿元。 用据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以下玫策建议：1．农业主物技术的经济效益巨大．政府应继续加速我国农业生物技－片的研发和产业化速度，利用这一有效手段，通过增收节支提高我国衣作物的比较优势．增强我国衣产品在国际市 11： 中国衣业科学院博卜学位论义 中英义摘笠场的竞争力：2．加强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的实施，实现对包括抗虫棉在内的转基因农作物品种推广和
张社梅[4]2007年在《国产转基因棉花科研与应用的经济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棉花的研发成功是我国转基因农作物技术进展的标志，其在生产实践中的大面积推广应用不仅为稳定棉花生产、增加植棉效益、保护生态环境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扭转了美国转基因棉花垄断中国转基因棉种市场的严峻局势，为防止我国的棉花生产受制于人，保障我国棉纺业持续、安全、健康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目前对转基因棉花科研投资收益及推广机制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国产转基因棉花的研究体系如何，科研投资数量、结构怎样，投资收益及其分配如何，推广应用的机制是否合理，等等，都是需要通过研究并做出回答的问题。本文正是从科研投入角度入手，通过问卷与实地调研的方式，收集到了大量有关转基因棉花从研究到推广的一手资料，并借助目前国际上先进的计量工具——DREAM模型系统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及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通过对全国涉及转基因棉花研究的29家单位的调研，初步搞清了国产转基因棉花的研究体系以及体系内各研究主体的功能定位与合作机制，并得出我国转基因棉花研究与产业化的组织体系与运行机制已经初步形成的结论。其次，以相关研究机构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对国产转基因棉花的科研投资总量，投资与使用结构及其变化状况进行了详细估计和分析。研究发现国产转基因棉花投资变动基本符合国际生物技术研究发展规律，这对我国农业高新技术研发投资结构的合理确定有重要参考价值。再次，应用DREAM模型，分黄河流域棉区和长江流域棉区、杂交种子和常规种子四种情况，对当前国产转基因棉花品种在整个技术寿命期(事后1997-2005年，事前2006-2015年)内科研投资的经济收益、内部收益率进行了测算，也对单产水平、农药使用量、品种寿命期等影响收益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另外，还以单价转基因杂交棉花鲁棉研15号和双价转基因常规棉花SGK321为例分别说明品种的不同性状对收益计量的影响。研究得出：转基因棉花科研投资回报率为60.57％；转基因杂交棉花投资回报则要高出转基因常规棉花近25个百分点；杂交棉的面积每提高1％，收益增加近1000万；单产水平的变动比农药和品种使用寿命对收益的影响更大。最后，本文对国产转基因棉花推广模式进行了研究，并与美棉的推广机制进行比较。美棉是集繁育推一体化的公司制，而我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棉是农业科研单位、政府推广部门和公司联合推广的模式。相比之下，国产棉在明确推广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关系、提高种子纯度和质量监督管理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1)政府应继续加大转基因棉花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的投资力度，鼓励私人投资，为国产转基因棉花技术的深入研究以及技术在实践中更好的发挥作用提供坚实的基础；(2)大力发展转基因杂交棉花，重视不同棉区转基因棉花品种的选育和栽培技术的研究，有针对性的促进转基因棉花品种的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转基因棉花的经济收益；(3)构建转基因棉花推广的长效利益联结机制，加强种子硬软件技术及其应用水平的不断改进和提高，努力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加快转基因棉花的产业化进程。
苏岳静[5]2002年在《农户抗虫棉技术采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物技术是20世纪末期，在现代分子生物学等生命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独立的研究领域，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医疗保健、农业生产、食品生产、生物加工、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远大而生深刻的影响。生物技术在农业上也得到广泛的应用，转基因动植物品种不断产生，转基因抗虫抗病植物在世界农业生产中被广泛推广，农民从采用这些新品种、新技术中获得了公认的利益。那么农户采用转基因生物技术的模式与一般技术的采用模式是否相同?哪些因素影响到农民采用转基因生物技术?本文将运用河北、山东、河南、安徽以及江苏省的抗虫棉农户调查数据对此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影响农户采用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因素，实现生物技术早日走进千家万户。 棉花是我国的主要经济作物，棉花也是病虫害种类最多、受害最为严重的作物之一，而棉铃虫又是其中最主要的虫害。传统的防治方法是大量施用农药，这不仅对环境、人类健康以及生物多样性有负面作用，而且导致棉铃虫对农药产生抗性。转基因抗虫棉是把能够产生杀死棉铃虫内毒素的Bt(Bacillus thuringiensis，简称Bt)基因导入棉株内，形成抗棉铃虫的棉花，大量减少防治棉铃虫的农药的施用量。 本文重点分析影响农户抗虫棉技术采用的因素。在大量参阅技术采用研究的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抗虫棉技术的实质和中国农村实际情况，选择农户特征、抗虫棉技术本身因素、制度因素、技术采用成本、采用风险以及技术信息的可获得性等与技术采用密切相关的指标来分析抗虫棉技术的采用。本论文以黄淮海流域棉区的河南省叁个县6个村2000和2001年以及长江中下游棉区的安徽和江苏两个省的5个县10个村2001年所调查的428户农民为样本数据，对农户抗虫棉技术采用进行实证研究。 数据定性分析的结果表明，抗虫棉与非抗虫棉相比，在单产以及农药和用工费用上存在明显的技术优势，而抗虫棉种子的价格显着的高于非抗虫棉，种子价格作为技术采用成本将影响技术采用。由于转基因作物的特殊性，政策将在技术采用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因素分析的结果，本文建立了技术采用概率模型和技术采用密度模型，并分别运 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影响抗虫棉技术采用的进行计量估计，分析影响方 向和影响程度。 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户主的教育水平、抗虫棉技术在单产和节约农药及用 工费用上的优势以及对转基因作物的政策与农户的技术采用存在显着的正相关 关系；一个村种植抗虫棉的年数作为表示农户获得技术信息的数量和质量的指标 也显着的正向影响抗虫棉技术的采用；抗虫棉种子的价格表明了购买技术的成本 高低，且较高的种子价格增加了技术采用的风险，其与技术采用成显着的负相关 关系，较高的种子价格减缓了农户采用抗虫棉的速度。 根据实证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即，增加农村的教 育和再教育投入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作为传播 技术和信息的机构，应该在技术扩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必须加强推广队 伍的建设，并改革低效率的推广机制；降低农民的技术采用成本，或者对采用新 技术给子信贷支持。所有这些都有利于现代生物技术更快的被农户采用。
郑亚丽[6]2007年在《河南周口市转基因抗虫棉扩散与农户采用逆转行为研究》文中认为转基因抗虫棉在我国实现商业化种植以来，短短十年间得到迅速推广。但随着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其推广进入波动期，部分棉农放弃抗虫棉品种转而重新采用非抗虫棉品种，本文将这种行为改变定义为采用逆转行为。研究新时期农户抗虫棉品种采用行为的变化及其发生采用逆转的影响因素，对促进转基因抗虫棉品种的进一步推广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周口市叁个县273户棉农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抗虫棉在周口地区的扩散模型，分析各扩散阶段的扩散速度及目前所处扩散阶段；针对近期抗虫棉在该地区扩散速度减缓，种植面积出现波动的现象，重点分析农户抗虫棉技术采用行为发生逆转的原因。首先描述了现阶段农户对抗虫棉的认知评价和采用状况；然后，对农户采用转基因抗虫棉行为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最后，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抗虫棉品种采用逆转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1)周口市转基因抗虫棉的扩散速度在2002年左右达到最大值，之后进入减速扩散阶段；抗虫棉面积占全市棉花总面积的比例于2004年达到最大，此后两年比例降低，并呈波动趋势。2003年起，农户对抗虫棉的采用出现逆转，至2006年39.3％的被调查农户发生过采用逆转行为。(2)被调查农户对抗虫棉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能抗棉铃虫这一最显着特征上。他们对其抗虫机理、生理特性上与非抗虫棉的区别几乎不了解，因此在栽培管理上大多仍沿用传统种植非抗虫棉的模式，缺乏相关技术指导与培训。在抗虫棉种植效果评价方面，有30.2％的农户表示不满意，他们认为抗虫棉存在抗虫性单一且呈下降趋势以及不高产和纤维品质差等缺点；有33.6％的农户表示满意，他们认为抗虫棉的优点主要集中在抗棉铃虫、省药省工两方面。(3)对影响抗虫棉技术采用逆转行为因素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户对抗虫棉满意程度、抗虫棉产量优势、节约农药成本优势、亲邻好友推荐等因素与抗虫棉技术采用逆转行为的发生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抗虫棉种子较高的价格增加了技术采用成本，与技术采用逆转行为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自留棉种习惯也显着地正向影响农户抗虫棉技术采用行为的逆转；政府支持程度也显着影响着农户采用逆转行为。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对进一步加强稳定抗虫棉在我国的推广利用，更好地发挥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利用所带来的效益，促进棉花产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赵新华[7]2005年在《棉花科技进步与种子产业化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棉花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提高棉花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化能力,对于提升我国棉花国际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稳定和发展棉纺业以及增加就业和稳定社会安全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以棉花科技与棉种产业化为分析对象,紧扣我国农作物种子产业化、种业竞争国际化、关键育种技术生物技术化、棉纺织出口贸易支柱化的方向和现实,结合作者多年从事种子产业化科学研究的积累,针对我国棉花生产面临结构调整的局面,对目前国内外棉花科技发展和种子产业状况进行对比分析,提出我国棉花科技产业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文章并探讨了棉花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模式,研究产业化运行中运行机制等问题,形成一套适合我国棉花科技成果产业化方案。研究的主要结论是: 在世界棉种发达国家,棉种技术创新核心主体与棉种市场核心主体相融合;在我国,二者则处于分离状态。我国棉种技术创新的重点应放在棉花种质资源的扩增、改良和创新利用,品质育种和抗逆性状(如抗虫、抗病、耐旱碱、抗除草剂等)转基因化等研究领域;转换棉种技术创新核心主体是我国棉种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 品种创新的源头带动战略和棉种企业集团带动战略是促进我国棉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棉种技术创新的上中下游单位以技术入股形式进行的“紧密型”技术体系应作为首选方案。为促进我国棉种技术创新核心主体与棉种市场核心主体的融合,提出了组建棉种企业集团核心企业的五种模式,即院所转制型、企业主导型、准官办型、中外合资型和产研一体型。通过比较分析,认为“产研一体型”模式可使棉种技术创新与产业化更好地结合而步入良性循环,并探讨了我国棉种技术创新及产业化一体运作的组织结构体系与运作机制。 为加快我国棉种产业化进程,除继续加强对棉种创新的源头支持,加快产研一体型重组外,还应注意棉种差异化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多角化经营战略、国际化经营战略、品牌战略等的应用。
郭玉芳[8]2003年在《棉花聚合不同转Bt基因材料的表达特征及转基因正常、突变株间的分子差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植物基因工程研究为培育作物优良新品种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在转基因植物中外源基因能否稳定表达是影响转基因植物应用前景的重要因素。许多情况下，外源基因整合进受体植物的基因组后，其表达和稳定性与外源基因的整合情况如拷贝数和整合位点等方面有关，而拷贝数对外源基因表达的影响，不同的文献报道结果不完全一致。它与外源基因的表达可以是正相关、也可以是负相关，或者拷贝数的多少对外源基因的表达并无明显影响。本研究利用我国培育的聚合不同的拷贝数Bt基因的抗虫棉材料组合，应用生物测定结合半定量RT-PCR的方法，试图分析不同时期、不同聚合剂量的转Bt基因抗虫棉在转录水平上的表达情况。 对聚合有4个Bt基因的不同自交世代抗虫材料苗期进行生物测定，可以看出这两套材料虽然都明显具有抗虫性，但却都不如其任何含有两个纯合Bt基因的亲本高，说明Bt基因的表达受到了抑制。在5个自交世代中，(中心94+山西94-24)组合随世代数的增加，幼虫的死亡率下降。 由(中心94+山西94-24)组合7月20日的RT-PCR的结果可看出，由于聚合基因数目的不同，在转录水平上表现出光密度值的不同，具体表现为2R＞3R＞1R。在另一套材料(中心94+R19)7月20日的RT-PCR结果中，Bt基因杂合植株相对表现为3R＜2R＜1R的趋势，所有正反交组合的表达水平都没有差异，说明雌雄配子中都含有外源抗虫基因，且均能通过有性繁殖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而没有表现出雌雄配子传递能力不同或含有转基因的雄配子传递能力弱或不传递的情况。 对南京农业大学棉花研究所发现的两对转基因抗虫棉突变体材料R20和南抗6号初步进行了形态和分子机制的研究。利用SSR引物对R20突变体进行检测，正常植株与突变体的扩增片段存在差异，对南抗6号突变体进行Southern杂交，没有发现有整合位点上的差异。
王贵彦, 吴玉红, 梁卫理, 高旺盛, Michel, Fok[9]2005年在《转基因抗虫棉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以河北主产棉区340个农户2002-2003年的问卷调查和关键人物访谈为依据,分析了转基 因抗虫棉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转基因抗虫棉的应用影响或改变了农户的植棉意向、抗 虫棉种子选择,棉田害虫防治及植棉技术需求等生产行为。
黄季焜, 米建伟, 林海, 王子军, 陈瑞剑[10]2010年在《中国10年抗虫棉大田生产:Bt抗虫棉技术采用的直接效应和间接外部效应评估》文中提出中国自1997年便开始大面积种植Bt抗虫棉.本研究试图分析中国种植抗虫棉10年后减少防治棉铃虫杀虫剂用量的可持续性.通过对1999~2007年4个省16个村农户大田Bt抗虫棉生产的跟踪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生产上控制棉铃虫的杀虫剂用量不仅未增加,反而呈下降趋势;虽然没有直接回答Bt抗虫棉能够维持并增加其生产率的机理,但本研究发现,10年来不仅抗虫棉,而且非抗虫棉防治棉铃虫的杀虫剂用量也显着减少,这与抗虫棉广泛种植后棉铃虫的种群总量下降有关.这些发现对于Bt技术效应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本文所采用的同时评估抗虫转基因技术生产的直接效应和间接外部性效应的方法,对于未来该领域的同类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河北省农户应用转Bt基因抗虫棉品种的现状、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吴玉红. 河北农业大学. 2004
[2]. 从FSD视角对农户水平上转基因抗虫棉技术应用过程和效果的系统分析[D]. 王贵彦. 中国农业大学. 2005
[3]. 我国采用Bt抗虫棉的经济和健康影响[D]. 范存会.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2
[4]. 国产转基因棉花科研与应用的经济分析[D]. 张社梅.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7
[5]. 农户抗虫棉技术采用研究[D]. 苏岳静.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2
[6]. 河南周口市转基因抗虫棉扩散与农户采用逆转行为研究[D]. 郑亚丽. 华中农业大学. 2007
[7]. 棉花科技进步与种子产业化若干问题研究[D]. 赵新华. 中国农业大学. 2005
[8]. 棉花聚合不同转Bt基因材料的表达特征及转基因正常、突变株间的分子差异研究[D]. 郭玉芳. 南京农业大学. 2003
[9]. 转基因抗虫棉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分析[J]. 王贵彦, 吴玉红, 梁卫理, 高旺盛, Michel, Fok. 中国农学通报. 2005
[10]. 中国10年抗虫棉大田生产:Bt抗虫棉技术采用的直接效应和间接外部效应评估[J]. 黄季焜, 米建伟, 林海, 王子军, 陈瑞剑.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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