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缺口外资之谜的制度经济学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谜论文,缺口论文,外资论文,经济学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4]07-040302-0106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H·Chenery)和斯特劳特(A·Strout)在“外国援助与经济发展”一文中建立了双缺口模型。该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大都存在着双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储蓄缺口指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投资的扩大，从而形成投资约束，影响经济的发展；外汇缺口是由于出口收入小于进口支出，有限的外汇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的进口，形成外汇约束，阻碍国内生产和出口。引进外资则可以同时弥补双缺口，动员和重置全部的生产资料，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从我国的实践来看，我国虽然一直以较高的速度引进外资，但并非一直处于“缺口”期。也就是说，我国有相当一段时期处于“非缺口”期，即国内存在剩余资金和剩余外汇的情况下同样大量引进外资（见表1）。显然，“非缺口型”的外资不符合“双缺口”模式的理论要求，这一问题也就成为八大金融谜团之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外资的大量涌入和内部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是最为关键的两个问题。本文拟从制度经济学方面对上述两点予以解释。
表1 单位：亿元
注释：①储蓄＝国内总支出－国内总消费。②外资为实际利用额，以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换算得出。③表中数据均由《中国境计年鉴》（1998-2002年）计算得出。④1979-1985年数据是几年的总额。⑤类型中G代表缺口型外资，UG代表非缺口外资。
一、文献回顾
国内外关于我国“非缺口”外资成因问题的研究颇多。卢汉林(1998,2000)较早地将双缺口理论引入到我国外资分析中，他认为中国错误的引资观念、外资的多头审批体制、地方政府的无序竞争和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障碍是非缺口产生的主要原因。宋惠勤(2002)则分别从内外部原因对非缺口进行剖析，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在综合比较了要素资源禀赋、资本生产效率和母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基础上决定向中国大规模地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用一系列数据佐证了外资比内资更有效率，而且认为由于大量的外资优惠政策而导致内资的出口转内销是非缺口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制度分析方面，有两篇重要文献。Yasheng Huang(2001)提出由于中国政府重国企轻私企的公司政治优序原则(political pecking order offirms)，私营企业的融资、进出口约束客观存在，FDI的进入能有效地解决私营企业的流动性约束；同时，由于外商投资企业享有的“超国民待遇”可能使其利用手中的特权设租，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外资的大量涌入自然不足为怪。鲁明泓(2000)则用实证分析得出制度因素在吸引外资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指出中国在利用外资的制度设计方面还存在着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
我们认为，上述文献的观点虽然能很好地解释我国的非缺口外资现象，但是在系统的运用现有的经济理论解释我国非缺口外资方面还有不足之处。这也是笔者试图将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引入到非缺口外资分析中的原因。制度无处不在，新制度经济学在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上成果卓著，这也为我们用它来解释外资问题奠定了基础。本文拟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分别从产权、交易费用等方面对我国出现的非缺口外资进行阐述。
二、基于产权的非缺口外资分析
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V3，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P110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制定外资政策可以被看作是国家政府的产权之一。这种产权是通过国家制定一系列的鼓励或者限制外资的政策、法律，实现外商投资企业对本国经济促进作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政府可以根据本国的需要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作用进行选择，如政府为了提高就业率可以选择鼓励引进劳动密集型的外商投资企业，为了保护民族工业选择限制相关产业外资的进入。
产权有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之分。共有产权是没有排他性的产权安排，其具体表现是集体产权、国家产权。当产权主体足够多时，共有产权实质是没有产权，因此它是一种低效率的产权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导致“共有产权悲剧”，即争夺经济资源的竞争加剧和外部性的产生。我国外资政策制定中具有明显的共有产权特性，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都享有制定外资政策的权利，形成了外资的多头管理体制。在中国，每一级地方政府都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制定吸引外资的政策。在外资的审批上，地方政府也拥有相当的权力，如1996年中央政府下放了外商投资的审批权限，投资金额低于3000万美元的项目由地方政府自行审批，而在此之前，地方政府只能审批投资金额低于1000万美元的项目。
产权的功能之一是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减少竞争，实现市场失灵情况下的资源配置，然而对于共有产权来说，它不仅不能减少竞争，反而会使竞争加剧。因为共有产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部性，即从共有资源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他为此付出的成本，这样经济主体就会为获得更多的稀缺资源展开激烈的竞争。外资政策属于各地方政府的共有产权，而且市场经济转变初期存在的“投资饥渴症”使外资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共有产权和稀缺资源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为争夺外资展开的竞争必然上演。20世纪90年代初期，各地纷纷推出自己的“开发区”，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5000多个开发区，在这些开发区中，只有232个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占4.64%，经省级政府批准的有1019家，占20.38%，其他4000家都是省级以下开发区。这些开发区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区内以更优惠的外资政策吸引外资。由于开发区数目过多，盲目的扩大规模，所以各开发区争夺外资竞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各开发区开出的优惠条件形成攀比之风，这就造成了外资的大量涌入，有些内资为了享受外资的待遇不惜绕道香港等地，以假外资的形式出现。
外资大量引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引资目的上出现不一致。对中央政府来说，引进外资是为了解决内资不足的问题和调整本国的产业结构，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它的目标相对来说比较宏观；各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提高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率，因此他们的目标存在相互冲突的地方。那么在外资的引进中，地方政府较之中央政府能得到更多的实惠，如解决本地的就业、增加本地的财政收入等。相反，地方政府为此而付出的很少。在通常的优惠政策中，土地和税收是惯用伎俩，因这两项优惠而遭受的损失主要由国家负担，也可以理解为其他省份共同负担，所以地方政府不用付出就可以获得因外资而带来的收益，他们必定会疯狂地引资。
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常常被理解为非缺口外资出现的原因，它也可以用产权经济学来解释。据统计，我国居民的国内储蓄率一直很高，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国内居民储蓄率一度高达40%（见表2）。
表2
年份 1980-1983年
1984-1990年
1991-1993年
1994-1997年
国内储蓄率
32.4% 36.7% 40.3% 40.6%
注释：表中的储蓄率为均值。
资料来源：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
如此高的国内储蓄为何难以转化为投资，国内诸多学者认为原因在于民间投资主体不足，而民间投资主体缺乏根源于私有产权不能得到合法保护。我国宪法还没有明确规定私有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因此投资的收益是否归自己所有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国家政策有变，私有财产的主体不能通过产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收益的归属不确定的情况下，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必然受到打压。
三、基于交易费用的非缺口外资分析
科斯—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节约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交易机制，它们可以相互替代；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当市场交易费用高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时，为减少交易费用，企业可以“内部化”市场交易，从而企业比市场更有效率。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巴克利(P.Buckley,1974,1985,1991,1998)和卡森(M.Casson,1979,1986)以及拉格曼(A.Rugman,1979,1980,1985,1987)将交易费用理论应用到国际直接投资领域，提出了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认为，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促使企业将中间产品在企业内部进行生产和交易，当这种行为跨越了国界，就表现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际市场中产生的交易费用，他们定义为：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所造成的成本、运输成本、市场交易谈判、签订国际货物买卖契约存在的成本。对于国际直接投资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他们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实现了最巩固的交易保障机制，即通过内部化减少了国际货物买卖契约的签订费用和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二是国际直接投资减少了原交易各方的投机主义倾向，实行内部化策略的跨国公司由于在经营信息上的精确化可以使其拥有获取信息及信息完善化方面的竞争优势，从而可以有效减少由外部市场信息不完善所导致的额外交易成本；三是通过内部化可以节约跨国公司的市场定价成本，内部化后的跨国公司不仅可以节约原交易各方讨价还价的成本，还可以通过转移定价规避税收成本。
我们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外贸市场的高额交易费用才促使大量的跨国公司放弃国际贸易的形式而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体化策略，在这种策略下，一方面是外资大量超规模的涌入，形成负的储蓄缺口；另一方面，外商投资在国内生产的产品取代进口，加大出口，从而进口减少，出口增大，外汇的负缺口也会出现。外贸的高额交易费用可以通过关税、非关税壁垒等体现出来。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奉行“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外贸理念，这体现在外贸政策上就是高额的关税和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这必然增加外贸的交易费用，外贸转外商直接投资成为跨国公司的最佳选择。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逐步深入，中国的关税税率略有下降，但平均关税税率仍然保持在17%左右，再加上因减少关税而加征的进口增值税（17%，对所有商品）和进口消费税（3%-4%，对部分商品），实际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税率高达34%。因规避进口关税税率过高而采取国际直接投资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汽车工业。在1986年以前，我国进口轿车的关税税率高达180%-220%。1994年根据不同车型的进口数量加权计算的关税率为：载货车中自卸车关税税率为15%，重型车为30%，中小型车为50%；客车中大、中、小型分别为60%、90%和110%；轿车为110%。这些尚不包括进口增值税(17%)和消费税（客车5%，轿车8%）（盛斌，2002）。如此高的关税税率一方面增加了汽车的销售价格，使进口汽车在国内市场缺乏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税率问题所展开的谈判成本也会有所增加。正是基于这两点考虑，跨国汽车集团纷纷采取与国内合资的直接投资形式。1989年以前，合资汽车公司只有不到20家，1992年以后跨国汽车公司进入的速度加快，1993年跃升到120家，1998年再上一个高峰，合资企业数为604家，投资总额209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吸引外商投资总额的40%（1998年外资数为521.02亿美元）。
外贸产生的交易费用高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贸易壁垒的存在，其表现之一是中国政府施行的外贸国家垄断经营的政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实行由国家控制的10-16家国营外贸专业总公司高度集中的垄断经营体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营外贸公司几乎垄断了国有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在这种高度垄断的外贸体制下，国营外贸公司获得了超额垄断利润，而这些垄断利润有很大一部分是产品生产成本之外的交易成本形成的，进口产品也会因为交易成本引起的价格上升而失去竞争优势。相反，如果跨国公司采用国际直接投资，由于外商投资企业享有进出口贸易权，所以他们不仅可以绕过国营外贸公司的羁绊，节约交易费用，而且可以利用手中的进出口外贸权疯狂设租，获取垄断租金。这是因为在中国还有一大批私营企业由于没有外贸权不能从事进出口业务，为了获得这种权利，他们必然寻找其他的途径，即求助于国营外贸公司或外商投资企业。国营外贸公司是专门为国有企业的进出口服务的，国家对其业务有严格的监管和控制，因而外商投资企业理所当然地成为私营企业进出口业务的最佳代理人。同样，外商投资企业可以根据国家给予的报关权、进出口权和人员进出入境权收购国内产品代理出口，在这种利益驱动之下，双方一拍即合，外资的大量涌入成为必然。甚至可以断言，有的外商投资企业就是靠手中拥有的外贸经营权而获利的，那么这样的外资流入就属于非正常，是非缺口外资产生的重要来源。
同样，由于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实行内外有别的外资政策导致了国内私营企业投资的交易成本过高，投资积极性受到严重削弱。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而私营企业长期以来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两者在税收优惠、外贸权力、审批制度和金融支持方面存在极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使得私人投资企业达到外资企业的目标要比外资企业多花费几倍甚至上十倍的交易费用。例如在金融支持上，外商投资企业贷款一直是国内各大银行争夺的焦点，但是对于土生土长的私营企业却少人问津，私营企业主为了获得融资支持，不惜代价向银行行贿或采取滚动发展策略，融资成本自然增加。在这种政策环境下，私营企业的发展步履唯艰，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积极性受到重创，负的储蓄缺口也就产生了。
四、结论
双缺口模型失灵所造成的非缺口外资有着极其深厚的制度根源。外资政策制定权的共有产权特性导致了地方政府争夺外资的过度竞争行为和外部性的产生，私有产权不明确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瓶颈所在；由于外贸体制、外资政策所造成的的巨额交易费用一方面诱发了跨国公司的内部化行为，一方面对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造成打压。这样，外资的大量涌入和国内资金的投资不足势必同时出现，非缺口外资就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