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泽民奠定和坚守革命初心述论
曾成贵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
【摘 要】 沈泽民是中共创建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他学习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由于偏重于从书本上理解中国革命，结合实际不够，曾经落入教条主义窠臼。他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是鄂豫皖苏区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的大背景下，犯了“左”的错误。在严重的挫折和错误面前，他幡然憬悟，不惜刀刃向内、严肃解剖、深刻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留下自我革命的光辉形象。他被誉为“中国的红星”，始终不忘初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人生的天空中划出了一道壮丽彩虹，光照后人。
【关键词】 沈泽民；不忘初心；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导 言
2015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测量队6位老队员、老党员回信，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激励全党同志牢记使命，继续前进。自那以来，“初心”便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热词。这个词语出自《华严经》，涵义通俗易懂，极易在社会大众中产生共鸣。人有初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1］1抚今追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力奋斗，构成了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瑰丽长卷。这其中，就有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写下的厚重一笔。20世纪80年代，沈泽民研究开始破题，①但关注度一直不高。其原因之一，是他在苏维埃革命中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经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然而，我们知道，中国革命的极其艰巨性和极其复杂性，使得在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不付出这样那样的努力甚至是极其沉重的代价，几乎是不可能的。百炼成钢，党的成熟就包含了在坚持真理、纠正错误中的砥砺奋进。因此，在当下正在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背景下，聚焦初心，进一步研究沈泽民，虽属个案，一定程度上倒也不失普遍意义。
一、加入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奠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初心
1921年4月，沈泽民加入中共上海早期组织，誓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成为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全国最早的五十几名党员之一。
上海早期党组织由陈独秀等人于1920年6月创建，在中共创建史上具有发起组的地位。陈独秀此前曾与李大钊商谈，相约建党。上海早期党组织的创建，还得到了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同年11月，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首次阐明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2]486。追根溯源，《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在此，中国共产党人之初心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源头，亦清晰可见。
沈泽民二十出头，初出校门，就参加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早期组织之中，新文化运动的浸润、马克思主义的感召、俄国十月革命的刺激、周边人文环境的影响，加之沈泽民本人具有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特质，因此他的远大目标指向共产主义，决非偶然，而是诸因素互相作用的必然结果。
1900年6月23日②，沈泽民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乌镇，原名沈德济。少时，父亲早逝，家道中落，母亲仍勉力维持了他与哥哥沈德鸿（字雁冰）二人的教育费用。1916年夏，沈泽民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河海工程，准备走“实业救国”之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沈泽民积极投入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不仅参加本校的学生会，还参加了南京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参与编辑《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他以“则人”为笔名，发表言论《时髦爱国》，提醒青年学生谨防混入学生队伍的坏人。当时投身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大都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沈泽民同样如此。他对《新青年》等新刊物欣赏有加，深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
1919年7月1日，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当时中国历时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全国性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该会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10月，沈泽民即成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其时，在南京的会员有12人之多，根据学会章程，于11月1日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杨贤江、蒋锡昌被选为书记。少年中国学会总会出刊《少年中国》，其姊妹刊《少年世界》的编辑工作则由南京分会会员分期轮流担任。《少年世界》于1920年1月1日创刊，以学生、劳动者为对象，特别注意华工消息、工厂调查、农村生活，其目的是要开阔人们的视野，“要把中国人村落的眼光，改变方向直射到世界上去”［3］。沈泽民不仅参与编辑工作，还在《少年世界》第1卷第4期发表关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调研报告，在第7期发表《妇女主义的发展》的文章。他既把眼光从校园投射到了社会，注意到劳动者改造社会的作用，就不免利用假期回乡活动，在家乡组织桐乡青年社，出版《新乡人》杂志，传播新思想。
由于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沈泽民日益对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在给母亲和哥哥的信中袒露心声，说：“思想波动，竭欲研究政治，越来越觉得桥梁建筑、公路工程等功课，枯燥乏味，听不进去了”，“想中途辍学”。沈雁冰问到沈泽民去日本的目的，沈泽民说：“英文的社会主义书很难买到，而日文的，却很多，到日本去是为了掌握日文以便研究社会主义。”［4］173-174虽然即将到手的学业文凭将要放弃，人生之路或许就此发生转折，沈泽民的母亲依然果断决定支持儿子的选择，将原为他娶亲准备的1000元钱转为赴日求学之资。1920年5月，沈泽民由南京到上海，自学日语。7月14日，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好友、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张闻天一起，东渡扶桑。
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沈泽民半工半读，度过半年时间。他以只争朝夕、勤奋好学的精神，自学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英文版进步小说，撰写通俗科学短文。还结识了田汉等人，一起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初步形成了仿效苏俄开展中国革命的认识。
1930年下半年，随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共产国际提出“立刻团结真正的工农红军”“立刻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进行真正的革命的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形成了有别于“城市中心论”的中国苏维埃革命新构想。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决定在各大苏区成立中央局，以加强对各苏区的全面领导，推进“三位一体”任务的落实。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以沈泽民为书记。不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商定由张国焘任中央分局书记、沈泽民任副书记。5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省委，指定张国焘、沈泽民和陈昌浩为中央分局委员，张国焘为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沈泽民兼鄂豫皖省委书记。⑤
二、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
共产党人不忘初心，是理论上自觉和清醒的结果。中共创立之时，客观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但在主观上，建党伊始，就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传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分析国情，领导革命运动。
李大钊最早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1919年5月，他在《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率先整体性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唯物史观是重要内容。1921年5月，李达翻译的专著《唯物史观解说》由中华书局出版。原著作者郭泰，今译“哥尔特”，即赫尔曼·哥尔特（Herman Gorter，1864—1927），系荷兰社会主义者，国际法专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是当时我国第一部专门介绍和解读唯物史观的译著。沈泽民回到上海后，在中华书局任“新文化丛书”编辑，与李达、张闻天、田汉共事。他看了这本译著，很快就发表了评论文章。
沈泽民是中山大学首批学生之一。他在名义上由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实际上由中共上海地委选派。1925年10月28日启程，11月23日抵达莫斯科。同船赴苏学习的有103人，另有赴莫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的蔡和森、李立三等人，沈泽民的妻子张琴秋和张闻天、俞秀松等都在这一批。③
当下，打的是百姓生活出行的一道风景，那么唐宋年间，像长安、开封、杭州等人口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城市，那时的市民是如何出行的呢？他们是否如当下一样，招手就能拦到“的士”呢？
处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初步时期的沈泽民，似乎语带保留，但其基本观点却是很明确的，他批评“不信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明确承认唯物史观的真理性，肯定唯物史观对于指导和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的价值。了解并掌握唯物史观，就使他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开展革命活动有了思想指南。
中共一大以后，党的中央局宣传部在李达主持下着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计划在一年内出版关于共产主义宣传的图书20种以上。为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以及其他相关图书，新青年社编辑了“新青年丛书”。沈泽民以其良好的外语功底，承担并完成了翻译任务，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1921年12月，沈泽民翻译的列宁著作《讨论进行计划书》，以笔名“成则人”署名，列入“列宁全书”第二种，由人民出版社在广州出版。同时，他还承担着《现在的重要工作》《劳工专政与宪法会议选举》两份列宁文献的翻译。《讨论进行计划书》收录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和《论策略》两份文献。这是一本俄共（布）关于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策略、方针等问题的文献，列宁在文中所强调的理论观点，具有普遍意义。沈泽民作了这样的翻译：“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把最精准而且客观的分析，应用于阶级间的关系，以及每一历史的运动底具体的特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不可离开那分析阶级间关系的坚固立脚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考量的时候，必不可考量那些或能的事，却要考量那些已然的事实。”列宁所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名言“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的译文是“我们的主义不是武断，却是到行动的引导”［6］320，326。1922年4月，沈泽民翻译的《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以笔名“成则人”的署名，列入“康民尼斯特丛书”第四种，由人民出版社在广州出版。该书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汇集，其中《关于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和附加议案（即《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是这次大会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体现了列宁主义关于东方革命的理论精髓，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来源。《加入国际共产党的诸条件》，规定了各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及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1922年7月间中共二大召开前，关于共产国际二大文献最系统最完整的文本，全书正文长达204页。这部文献，与中共二大的召开、党的当前纲领和党的章程的制定，发生了密切联系，并且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
1925年2月，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以《帝国主义浅说》为书名公开出版，新文化书社印行。该书由李春蕃翻译，沈泽民负责校订。这本著作阐述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剖析了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帝国主义浅说》的出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各革命阶级开展国民革命、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锐利思想武器。
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与实际工作相分离，不能纸上谈兵。入党后，沈泽民积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活动，推动它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1921年7月1日至4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举行大会，讨论学会的宗旨及主义问题，未形成决议，闭会后继续就此展开讨论。沈泽民认为，少年中国学会可以是专门研究学术的团体，也可以是从事实际行动的团体，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是，即使变成纯粹的学术团体，也要尽到积极介绍先进文化于社会大众的责任，应当以各种不同方式尽量参加社会事业，总的目的应是“促进社会的觉悟”，学会要在“同时包容一切冲突的观念而在这纷乱之中找出一条向上的道路”［7］。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继续讨论学会宗旨问题，改变学会原定“不谈政治”的倾向，确定了“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打倒军阀肃清政局”等9条纲领。沈泽民因事未出席，但同意在大会宣言上署名。
沈泽民积极参加党、青年团、统一战线的活动，积极参加国民革命运动。1922年5月，他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春，到南京建业大学任教。1924年初，任中共上海地委委员，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宣传部干事。12月，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创办《热血日报》，沈泽民担任编辑。这些工作，使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方面，有了初步的实践。
对120例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实施检验分析(统计学软件:SPSS17.0)。t检验时,将肿瘤患者的白蛋白、前白蛋白、总蛋白以及血红蛋白营养指标(计量资料)描述成均数±标准差(±s±s)的形式。P<0.05时,差异显著,符合统计学意义。
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是沈泽民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最重要的经历。1925年10月，联共（布）决定设立专门为国共两党发展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为纪念孙中山，命名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通称“莫斯科中山大学”，简称“中大”。1928年9月，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学员全部转入中山大学，校名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劳大”，习惯上仍以“中大”称之。
其时，中国思想界对于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乃至西方其他的新思想、新学说，有不少人采取怀疑、排拒的态度。针对这种情形，沈泽民除了赞赏李达翻译该书做成一件大事以外，更指出：“有人根本怀疑物质左右精神的主张，对于唯物史观是先抱着观望的态度因而对于根据唯物史观的马克司主义根本的不信任；但是我总以为唯物史观虽不免‘硬性’一点，而大部分的真理是一定有的。”由唯物史观而“产生了世界劳动运动的哲学，迸出了赤俄共产党的革命之花，把潮流卷入素不相干的中国”，它“对于物质方面的中国社会问题，是至少含有几分真理，而且至少能贡献几许解决方法的”［5］。
当前建筑企业管理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并没有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文件的指导来开展坏账准备工作。建筑企业过度追求产品销售的利益，在进行赊销销售款收回过程中，其清算工作并没有按时开展，对应的资金收回工作也受到影响。同时，工作人员并没有及时与供货方取得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筑企业收回资金的可能性逐渐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购货单位对还款工作的重视程度也会逐渐下降，不断地延迟还款，导致建筑企业的坏账率逐渐提高。
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起初编成7个班，不久扩编为11个班。沈泽民取了俄文名字古德科夫，被编入第八班，该班为翻译班，共39人，张闻天、王稼祥、俞秀松、董亦湘、任卓宣等都在这个班。到二年级，编成11个班，沈泽民被编入第一班，系英文班、翻译班，全班16人，沈泽民是5名中共党员之一，并兼第二班指导员，后调整为一年级五班副指导员。1928年9月开学后，校内成立研究员、研究生和教员班，沈泽民被确定为经济学研究员。12月，沈泽民与张闻天、王稼祥、卜世奇一起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旁听学习，他同时还在劳动大学兼任教员。［8］56，57，69，75
中山大学既为培养干部而设，其课程设置必然突出政治性、理论性、思想性。历史课程，主要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其共同的指导原则是教育学生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世界革命的观点。哲学课程，主要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以马克思《资本论》为主要教学内容。列宁主义课程，以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为基本教材。此外，还有经济地理课程，语言课程，以及军事学等。
沈泽民还承担了一些重大会议的翻译任务。入学之初，他为蔡和森、李立三等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作翻译。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向中山大学学生作报告阐述中国革命问题，沈泽民与张闻天、王稼祥、沈联春轮流为斯大林作翻译。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沈泽民以“指定及旁听”身份参加会议，在大会秘书处翻译科任翻译，翻译科主任是王明。1929年7月，沈泽民被借调至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期间担任中国代表团的翻译。
通过校内学习，参与教学，从事高层会议的翻译工作，沈泽民迅速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后来，周恩来回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中山大学校长米夫曾在中共六大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上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8］184这是在延安整风期间讲的，在当时的语境下带有否定的味道，但不管怎么说，沈泽民在理论上“较强”，则是客观事实。这是他不忘初心，信仰坚定的深层原因。
与沈雁冰讨论小说《幻灭》，是体现沈泽民信仰坚定的一个实例。1927年8月南昌起义以后，沈雁冰被迫隐居上海，期间创作小说《幻灭》，以“茅盾”为笔名发表。这部小说，是作者在革命落入低潮的情势下，对于自身情感的宣泄。沈泽民在苏联读了，立即致信沈雁冰，从小说的体裁、题材、人物设置谈到现时政治，认为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失败后的低沉状态决不能满意，虽然常常感觉到“幻灭”的悲哀，但革命性还是存在的，必然还要一而再地闯入群众斗争的队伍。因此，“忠实的去反映他们的心理，而指示他们以出路，这绝不仅仅是政治宣传品的任务”。在此革命形势变化飞快的当下，“应当赶快追踪目前在群众心理生活中所起的巨大变迁而加以相当的反映了；谁能正确地认识它，分析它而指示它的趋势来的，就是时代的先驱，发聋震蛰的惊雷”。在这之中，“要将耳朵贴在地上，静听那大地最深的呼吸”［10］。沈泽民是文学研究会会员，钟情于文学。这封信是谈小说创作，但更袒露出一个青年政治家坚信革命、依靠群众、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胸怀。
做好路面排水及养护工作，也是道路路面施工质量能够得以保障的重要措施，此期间应对公路路面存在破损、缺陷现象，进行第一时间处理；针对路面排水在道路铺设面层前先开展防水施工，配合天气信息防止降雨引发渗透现象，道路面层彻底铺设完成后对道路两边进行反复碾压，继而达到有效规避路面漏水的问题，使道路路面施工质量完全满足公路工程标准要求。
意象美术常常以象征寓意的手法、夸张奇特的形象、简朴豪放的笔墨、孤傲雄奇的格调，形成一种光怪陆离、出人意表的艺术效果，达到言简意赅、形神毕具的胜境。
三、自我革命，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泥淖
留苏5年，沈泽民显著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落下了“左”倾教条的毛病。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共产国际体制下，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俄国革命经验凝固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产物。早在1929年，瞿秋白就感受到中山大学的教学“不够中国化”，向共产国际提出要“实行‘中国化’，即研究中国问题”［11］322。但是，直到中山大学停办，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并且它并不限于干部教育而带有普遍性。不仅如此，中山大学自建立以来，就陷入无休止的派别斗争，并与联共（布）党内“反托”“清党”纠缠不清。主要由这两个因素，形成“左”倾教条宗派，沈泽民名列其中。
1930年10月17日以前，沈泽民化名李明扬，回到了上海。④这时，一场党内政治斗争风暴蓄势待发。以1931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为标志，“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共产国际获悉这个情况，于7月间发出指示信进行干预，并责成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和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瞿秋白回国纠偏。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主导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共产国际七月指示信指出了中共中央前述决议的诸多错误，也肯定中共中央总的说来执行了正确方针。然而，不久，斯大林获悉中共固执于6月11日决议，大动雷霆之怒。东方书记处也陆续了解到中共叫板、越轨的信息，以及周恩来、瞿秋白纠错不彻底的情况，立即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作了通报。10月13日，共产国际发出新的指示信，强烈指责李立三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分歧，是两条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的分歧，李立三制定了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类似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机会主义方针。派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主任、中山大学原校长米夫到中国主持远东局工作，就地指导中共中央，以改造组织，使之完全符合国际路线。
刚刚回国的沈泽民支持并参加了王明等人反对李立三的错误和三中全会的行动。远东局不久后报告共产国际，说中共党内同李立三路线的斗争形成了派别，第一个派别“号称‘共产国际派’”，并列出王明、王稼祥、沈泽民、夏曦、陈原道的名字。［12］117
沈泽民和王明、博古等人在中央政治局正式研究和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精神之前，就“在会议上发言，向中央递交声明，批判李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13］503。11月18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认为沈泽民在中央宣传部会议上的发言，“背离了三中全会决议”。政治局需要召集王明等人包括沈泽民在内的同志开会，“向他们指出：他们既然在党的组织内就应该帮助党而不应该破坏党”［13］458；应该指出王明的错误，应该召集所有受到王明影响的同志谈话，“通过进行思想斗争来关心领导”［13］459。当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召集王明、沈泽民、陈原道及另外两人作一次集中谈话，对新近从莫斯科回来的陈昌浩等8人也作一次谈话。［13］463但是，这次谈话没有产生正面效果。在陈原道看来，党中央“根本不接受下层职员和工作人员的正确批评和意见”，其中包括陈原道本人和沈泽民、王明，以及“那些不久前到达这里的同志和其他人的批评和意见”［13］464。
首先，本文用等均值假设检验方法对股票与现金支付方式下的并购绩效进行分析。将样本分为“现金支付方式和非现金支付方式”“股票支付方式和非股票支付方式”以及“混合支付方式和非混合支付方式”三类。在这三个分类之下分别运用t检验，检验样本均值是否有显著差异。
在四中全会上，沈泽民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列席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会议，编辑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
在米夫的主导下，1931年1月7日，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远东局十分兴奋地评价了这次会议的成果，认为“四中全会基本上决定性地完成了摆在它面前的任务”“纠正党的政治路线”，把“无条件地忠实于共产国际”的“青年人”“党内的优秀分子”推上了领导岗位。［12］119-120延安整风结束后，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彻底否定了四中全会。
沈泽民在《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1期发表《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与反对李立三路线》《三中全会的错误与国际路线》，这是为贯彻四中全会路线精神服务的。文中指出了李立三在政治上犯了混淆中国革命阶段的错误，将目前阶段的胜利作为“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在策略上犯了脱离群众的错误，“走到军事冒险的布朗基主义”。这是正确的一面。另一面，其指导思想、理论框架还是共产国际的“左”的东西，强调“反对李立三路线仍然是反右倾斗争的主要的内容”［14］。在《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2期发表的《第三时期的中国经济》《关于“金贵银贱”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几个问题》，沈泽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功底，分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阐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指出“只有苏维埃革命可以中止中国国民经济总崩溃的路程”［15］，其理论框架也来自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的理论。以“左”的理论批判“左”的错误，结果把“左”的错误视为右倾错误，当然会越批越左。
1921年1月，沈泽民与张闻天一起，从日本东京返归上海。鉴于五四运动以来的实践活动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现，先期已成为中共早期党员的沈雁冰，介绍沈泽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沈泽民的政治生涯揭开新篇章，他与党同心，与党同行，努力工作，奋斗了毕生。
1931年3月下旬，沈泽民与妻子张琴秋秘密离沪，经浦口到蚌埠，改乘轮船到正阳关，转道进入安徽西北苏区地界。3月22日前后到达六安的二天门，几天后到达金寨。就地参加皖西特委会议，沿途调查当地的党建、红军、根据地和土地革命情况。4月17日，在商城亲区与不久前到达苏区的张国焘会合。5月12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在光山县新集成立，5月16日，正式对外宣布。沈泽民任中央分局委员，后称常委。1932年1月10日至20日，经沈泽民一手筹备，中共鄂豫皖全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举行，张国焘出席指导，大会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制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部署了工作任务，选举产生了省委会，沈泽民任书记。
之后，威特金又将肢解的尸块加入了他的兴趣清单，以其创造十七世纪佛兰德静物风格影像——即使在更具容忍度的现代人看来，这种手法也令人难以置信——在美国，他的做法屡屡激怒地方律师与那些文化审查志愿者们。
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主力红军连续取得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的胜利，在黄安大捷后成立红四方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国民党第三次“围剿”被粉碎，苏区进入鼎盛时期，总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万，拥有5座县城，建立了26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红色区域。沈泽民是这场伟大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指的是大学教师兼任企业的顾问，或者企业的技术人员、专家兼任大学的讲师。这种交流使企业和学校互相沟通，共同研究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但是，在四中全会后新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鄂豫皖区内张国焘领导下所犯的错误，沈泽民也是有份的。主要有二：
其中为fε(Fε-1)的一致估计量。在原假设(14)成立下，Wn(τ)渐近服从自由度为q的卡方分布。在分位数协整模型中，另一个重要的统计推断问题是各分位数下的协整系数是否相等，如果各分位数下的协整系数相等，则分位数协整模型转化为线性协整模型。基于此，Xiao(2009)提出如下假设检验问题：
沈泽民承认：在军事上，“在主观力量相差太远的条件下勉强包围七里坪，是机械执行了中央军事指令”；在政治上，“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方式恶化”“肃反工作的方式不正确，少挽救许多工农分子和干部，和使下级干部不安心工作”；党群关系上，“今日之状况，乃党的路线一贯脱离群众所造成”“这些严重错误，使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确实是由于没有彻底了解四次‘包剿’以前省委的‘左’倾错误所形成的”。
沈泽民热爱苏区这片红土地，坚决主张保卫鄂豫皖苏区特别是黄麻核心区，反对红军主力撤走。有的论文、著作、回忆录认为沈泽民在黄柴畈会议上坚决反对张国焘右倾逃跑。沈泽民视张国焘率部撤离苏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这是事实，但认为他曾在黄柴畈会议上力排众议，则没有文献依据。据沈泽民签署的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沈泽民和省委、鄂东北道委成员没有随军行动，直到红军主力转战到皖西金寨、燕子河，他才接到通知前往出席中央分局会议。在英山会议上，沈泽民与王平章、甘济时、蔡申熙等坚决主张红军行动应以巩固苏区根据地为原则，迫使张国焘放弃袭取英山、出潜山太湖打游击的主意。返回黄麻地区以后，沈泽民、郑位三、成仿吾前往红安找鄂东北道委同志，“临行时国焘同志犹说，今后红军总不放弃巩固苏区根据地的任务，总在苏区及苏区四周与敌军兜圈子，那时使我们还不曾料到红四方面军终于脱离苏区，但从此一别，红军主力在河口打了一仗，即往京汉路一去不回”［18］247-248。黄柴畈会议是在仓促中临时召开的，沈泽民并未参加，自然就不可能力排众议。
沈泽民向党中央反映张国焘率部脱离苏区，是违背国际指示和中央电令所指示的正确路线，“走入了逃跑右倾机会主义”。这是一个政治评判，“右倾”“逃跑”“机会主义”也是“左”倾教条主义思维定式下惯常使用的字眼。沈泽民如他本人所说并不懂军事，红四方面军西征有其军事上的必然性，离开鄂豫皖苏区而建立了川陕苏区，便是它西征的正当性，冠以“右倾”“逃跑”和“机会主义”不符合实际。
坚守革命初心，必当肩负历史重任。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使坚持苏区的革命斗争面临更加严峻的处境，中央分局所有成员唯有沈泽民留了下来。当此之际，身为省委书记的沈泽民，没有惊慌失措，没有退缩动摇，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和领导者革命理想高于天，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坚定信念和英雄气概。
沈泽民领导省委，加强了党的建设。1932年11月12日，主持召开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了改造组织，训练群众，扩大红军，扩大游击战争，恢复苏区的各项方针。11月29日，再次召开会议调整充实省委成员，加强鄂东北、皖西北两个道委，着力恢复县委的组织，加强了红军建设。以红二十七军和鄂东北红军独立团为基础，重建红二十五军，后将红二十八军主力编入，全军辖3个师共1.3万人，成为完成长征迎接中央红军到陕北的部队。同时，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并加强各地游击武装建设。
1933年4月，红二十五军先后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战斗的胜利，根据地形势初步好转。由于总路线没有转变，省委不正确地估量了形势，认为苏区反“围剿”进入反攻时期，确定了夺回新集、七里坪、红安县、宣化店、商城、金寨，收复整片苏区鄂豫皖和扩大新苏区的任务。
5月2日，发起七里坪战役。不久，部队开始断粮，至6月上旬减员一半，剩下约6000人。沈泽民听不进暂时撤围的意见，斥之为“右倾思想”。直到6月13日，才被迫下令撤离战场。七里坪战役期间和在此前后，省委继续“肃反”，甚至连窑工出身的虎将、副军长徐海东一度都被怀疑为改组派。一大批军队和地方党政干部被无辜加害，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七里坪战役的失败是一个转折，沈泽民从中得到极大的教训和警醒，开始初步认识“左”倾错误。7月底8月初，接到中共中央3月间发出的军事指令和对鄂豫皖全部工作的指示，9月间举行了省委常委会及扩大会，传达贯彻中央精神，在领导集体中深入了解以往的错误。10月16日，召开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中央的指示信。8月2日、10月4日、11月10日，沈泽民以省委或他本人的名义给中央写报告，一再检讨所犯的“左”倾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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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军事上胜利后轻敌。1932年6月，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实施了规模更大、计划周密、改变战术的第四次“围剿”。由于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沈泽民高估了革命力量，产生了轻敌情绪。他所起草的省委决议视南京政府决定迁都洛阳，为国民党中央政权“实际在瓦解着，变成偏安西北的局面”，红军“快要和帝国主义者直接战争”，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进攻苏区的战场上“只担任偏师的职务”［18］220-221。当然，不独沈泽民如此轻敌，当时胜利后的“发狂倾向”也有普遍性，张国焘对这个形势估量毫无异议，在省委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说什么“估计国民党主力只有七师人，其余的都是杂色部队，又说红军有这样力（量）已经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18］248。战争的结果，大大超出了沈泽民、张国焘等的预想，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根据地内由于没有回旋余地，不得不跳出包围圈，越过京汉线，且战且走，直至落脚川陕边区。
一是政治上狂热肃反。张国焘进根据地之初，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示，即准备清洗党组织；由于发生与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许继慎等的重大分歧，张国焘引申到路线斗争；再加上敌方营垒制造的信息真假莫辨，张国焘便主观上断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中潜藏了大量改组派和第三党，肃反已成当务之急。于是，亲自坐镇主持，在将近3个月的时间中，“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⑥。沈泽民支持并参与了肃反，其对形势分析、性质判断、肃反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定，与张国焘、陈昌浩观点一致。他强调“党要战胜改组派、AB团、第三党、托陈取消派和罗章龙新右派等等派别，只有加紧肃清党内异己分子和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16］。他强调淘汰党内异己分子是党的经常性工作，这些人“出身地主、富农、资产阶级而没有真正无产阶级化”；“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口头上学会了假革命的话，实际对于革命是站在旁观的地位，甚或是时常站在捣乱地位的。这些分子在工作上消极怠工、老大、腐化，障碍工农干部的引进和党的路线的执行”；“这些分子不是我们的同类，他们代表仇敌阶级的利益”［17］。
纳入标准：经颅多普勒超声（TCD）检查诊断为锁骨下动脉狭窄，并经DSA或头颈CTA/MRA证实（狭窄程度大于70%）的患者。合并单侧或双侧椎动脉狭窄（狭窄程度大于50%）或闭塞患者为合并椎动脉狭窄性病变组。
实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需要至大至刚的勇气，需要对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无比坚定。对于由“左”倾路线错误导致的损失，沈泽民深表自责和痛心，坦诚“读到中央指示信后，更加痛自追悔，我们真成了工农的罪人”。他代表省委坚定表示，“我们自从接到中央的指示信后，企图洗心革面，从头做起”“今后准备惟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
沈泽民勇于承担责任并无情地解剖自己，表示“这些错误主要的是应当由我来负责的”。承认“过去常犯错误，经验理论两者都是薄弱”“犯这些错误的重要原因，第一是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幼稚病”。他甚至认为自己“实在还是一个书生，在政治知识上是一个杂货店，但不够好好的领导实际工作，并且身体太弱，也不能领导积极工作”⑦。他对“左”倾错误的认识，虽然还说不上彻底，但态度是真诚的。完完全全从思想上、理论上和灵魂深处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那还是从遵义会议开始，到延安整风结束才完成的。沈泽民没有这个时间条件。
在表决稿中刘剑文的意见得到了体现，允许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三类收入在扣除20%的费用后计算纳税，特别是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70%计算，也就是说100元稿酬收入，按照56元计算纳税。据财政部测算，通过20%扣除，月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纳税人税负可降低50%以上。
四、鞠躬尽瘁，用生命诠释信仰和忠诚
在坚持鄂豫皖斗争的最后阶段，沈泽民多次犯病，越来越严重。他鞠躬尽瘁，用生命诠释信仰和忠诚。
1933年10月16日的省委扩大会议，沈泽民抱病主持；11月10日省委常委会所通过的给中央的报告，是他最后的墨迹。他不惜解剖自己，勇于直面错误，敢于承担责任。对今后的工作，慎重作了安排：要求主力红军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采取游击方式牵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苏区；各游击队要联合红军深入到敌占区活动；要建立白旗下的群众工作与秘密组织工作，以发展便衣队组织为首要任务。他深刻认识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有赖于与群众的血肉关系，今后要“真真面向群众、团结群众”。
沈泽民有肺病。他的妻子张琴秋调任红四方面军73师政治部主任时，想说服他去上海治病。沈泽民有些生气，说：“我不能为个人的健康而离开苏区。”后来，他肺病发作，时常吐血，战友们劝他退到外线，他回答说：“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不能离开苏区。我的岗位是和军民一起保卫鄂豫皖苏区，坚持武装斗争。”［18］沈泽民和其他人一样吃葛根、树皮、草根，住茅草屋，历尽艰辛，志不稍改。
10月间，当部队从皖西回到鄂东北黄麻地区，沈泽民肺病复发并染上疟疾。为了不拖累大家，他决定离开部队留在山区养病。临行前，将瞿秋白送他的钢表赠送给徐海东。沈泽民住在背靠天台山，面向老君山的芦花冲。在病重的日子里，他将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叫到面前，一边吐血，一边用药水在成仿吾的衬衫上，用颤抖的手写下：“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用俄文署上自己的名字。写完给中央的报告后的第十天，即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病逝在芦花冲。由于老百姓“跑反”去了，整个湾子没什么人，吃饭十分困难，警卫员上山找到3个快烂了的野柿子，沈泽民没有吃完就停止了呼吸。他死后，找不到棺材，只好用住户家两副门板作棺材，草草埋葬。［19］
沈泽民逝世后，1934年4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定，将苏维埃大学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瞿秋白任校长，以为永久之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63年4月15日，沈泽民的遗骨迁葬于红安烈士陵园，董必武为墓碑题字“沈泽民同志之墓”，红安人民举行了隆重的迁葬追悼仪式。
结 语
沈泽民家境不坏，可以过清闲日子；他学理工科，可以当工程师；他热爱文学，也可以在大城市里作一个文学家。但是，他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党同心、同行，走上一条理想之光照耀、前途艰难曲折的路。他学习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由于偏重于从书本上理解中国革命，结合实际不够，曾经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他在四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成为鄂豫皖苏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的大背景下，犯了“左”的错误。在严重的挫折和错误面前，他幡然憬悟，不惜刀刃向内，严肃解剖，深刻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留下自我革命的光辉形象。他病逝在苏区，病逝在岗位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被誉为“中国的红星”，始终不忘初心，在人生的天空中划出了一道壮丽彩虹，光照后人。
注释：
①代表性成果：武英林、李良明合写的《沈泽民传略》在《华中师院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2期发表，收入同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2卷；鈡桂松所著的长篇传记《沈泽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②关于沈泽民的生年，研究文章中另有1901年、1902年两种说法，均不准确。
③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41）》（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有回忆资料和论文称：1926年春，刘少奇率中国职工代表团赴苏参加国际会议，沈泽民作为随团翻译同行，而后进中山大学学习。这与事实不符。
④关于沈泽民回到上海的具体时间，尚需考证。现有论文、书籍记载不一：如1930年10月离开莫斯科；1930年10月回国；1931年11月13日抵达上海等等。1930年10月17日，王明给米夫等人的信提到“我和其他人（以及古多克），无法真正地工作”，该资料的注释指古多克即古多科夫，亦即沈泽民，可见他此时已经回到了国内。（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页）有资料认为沈泽民回国后，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先向王明、博古等人作了透露；也有回忆资料说向王明等传递信息的是陈昌浩和王盛荣。（参见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160页）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11月18日，政治局专门作了研究和讨论。沈泽民既于10月17日之前回到上海，不久就在中宣部工作，如果受命携带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回国，必不至于使中共中央11月16日才收到这份文件。（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455、468页）可知沈泽民并未携带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回国，自然也就不存在向王明等透露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一事。
⑤《中共中央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1931年3月10日中央通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盖利斯同周恩来、向忠发和张国焘谈话记录》（1931年3月31日和4月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中共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1931年5月6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⑥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页。1931年11月，陈昌浩说红军肃反逮捕了800个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淘汰了反革命分子——富农约2000人，见《鄂豫皖苏区肃反材料》乙之四。
⑦《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3年8月2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3年11月10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编委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313页；《沈泽民关于自己“左”倾错误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0月4日），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1934）甲2，第377、378、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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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孔海珠.我所知道的沈泽民［J］.档案春秋，2008（6）.
A Review of Shen Zemin’s Shaping of and Conviction to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for the Revolution
ZENG Chenggui
（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Wuhan，Hubei 430077）
Abstract： Shen Zemin，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CPC，studied and spread Marxism，and held firm faith in it.However，due to his narrow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Marxist textbooks instead of combining theory with Chinese context，he fell into the trap of dogmatism.He was elected to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Party’s Sixth Central Committee.Being one of the main leaders of the Soviet Area of Hubei，Henan，and Anhui provinces，he made some“left”mistakes in a context where the“left”doctrine prevailed amid the Party.Faced with serious setbacks，he eventually realized his mistakes and did not hesitate to correct the wrongs.He introspected and examined himself in-depths，getting himself out of the shackles of“left”dogmatism，setting a model of self-revolution.Known as“the red star of China”，he remained true to his original aspiration as a communist all his life，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revolution till his death，offering a shining example for the later generations.
Key Words： Shen Zemin;remain true to the original aspiration;Party building;adaption of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中图分类号】 D231；K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码 号】 1674-0351（2019）04-0051-10
【收稿日期】 2019-07-01
【作者简介】 曾成贵，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17JZD01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赵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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