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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6）02—0074—08
一、东西方政治制度的异同
这里所谓东方西方并非单纯地理概念，主要是政治概念。东方指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指资本主义政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也有资本主义国家，如韩、日、新加坡等，西方也有社会主义国家，如古巴。那么，何谓政治制度呢？“政治”指社会发展大局、全局和社会公共权力，它比“国家政权”的含义更广。“国家政权”只是指阶级社会的公共权力机关。在国家政权产生以前和国家政权消亡之后都还有政治。“制度”是指人们制定的行为的限度，它比“体制”含义更广。“体制”只是具体的制度。“制度”还包括根本的制度。这两个词在英文里也有分别：制度是system，体制是structure。政治制度从广义上讲包括国体、政体与具体体制（包括有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等）三方面内容。当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脱胎于苏联模式，有共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相比，可以简要概括为三句话：国体优越，政体独特，体制滞后。以下分别加以说明：
1.国体优越。国体，即国家的主体，指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与作用。自国家政权产生以来，历经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西方资产阶级认为，国家政权代表全民，尤其是近现代全民选举产生的国家政权是全民国家。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居统治地位的国家，但有全民选举的形式；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是劳动人民掌权的国家，但不采用全民选举形式。这是我们有待探索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国家。劳动人民要先掌握政治权力，后掌握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化，创建人民大众的科学的自由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国体而言，我国1954年第一部宪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民主代表广大工农群众和劳动知识分子，所以它比资本主义民主优越百万倍。列宁在1918年撰写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中说：“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1](P606) 可是为什么苏维埃政权只维持74年就垮台了呢？ 正因为它逐步失去了民主性，变成苏联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装饰品，这个深刻的教训后面还要论及。
但是西方搞全民选举，为什么占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代表总难以选上，或者占不了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又不搞全民选举？苏联东欧各国一搞全民选举为什么共产党都纷纷落选了呢？这也是我们下面要讲清楚的大问题。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是劳动人民掌权的国体，这种国体的优越性以往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甚至逐步丧失。而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由于它能逐步扩大民主，兼顾劳动者的某些权益，所以尽管国体存在局限性，但是仍能继续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2.政体独特。政体（form of government）指政权机关的体态，即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形式。自有国家政权以来，主要有两种政体：即君主制政体与共和制政体。我国从古代到近代只有前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是如此。君主专制即君主个人集权制，朕即国家，君主集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于一身。君主制政体与落后生产力的小农经济相适应。分散的小农经济需要高度集权的君主统治才能维护社会平稳发展。欧洲历史上还经历贵族君主制、等级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三个阶段。君主的称谓在中国自秦始皇起称皇帝，在欧洲历史上帝国称皇帝、王国称国王，公国称大公。共和制政体是古希腊、古罗马对人类政治文明做出的独特的贡献。共和制是英文Repblicanism意译，它从古拉丁文Respublica意为公共事务演化而来，原指公民为着公共的福祉所从事的一项共同事业[2](P106)，共和制、共和国是日本人于19世纪60年代用古汉语“共和”一词意译的，“民主”也是日本人先译出的，译得非常好。可是至今很多人不明其来源与含义。这已经与中文的原意不同，甚至相反。中文民主原意是国君为民作主。有人认为：“共和”中国古代早就有过，周朝在周厉王之后，召公与周公二公曾经联合执政，号曰共和。时间是公元前841—828年，共14年。其实在周朝，共和是年号并非政体，但是这个年号确实反映了二公联合执政。共和制即是民主共和制，意为在民主的基础上国家领导人共同合作，和谐执政，相互制约，防止专横。
民主共和制这种政体是什么样子呢？民主意即主权在民，国家大事公民作主，民主以法制、法治为保证和准则。主要包括公决制、选举制、代议制、表决制。公决制是直接民主，大事由全体公民表决定夺。选举制包括有直接选举、间接选举、提名、差额、竞选、投票、计票等。代议制指选举产生的代表民意的机关来行使国家权力，包括一院制或两院制。表决制指对各种主张是否获得多数人赞同要付诸表决，包括举手、投票等方式。
广义民主包括共和，狭义民主不包括共和。“共和”比“民主”更高一筹。民主是人民作主，人民之中主张有不一致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否则无法做出任何决定。“共和”进而强调多数尊重少数，善于听取少数意见，接受少数监督，防止多数专横，并强调平衡、和谐，消除多数与少数的对立与分裂。只有民主共和这种政体才能按照多数人意见又照顾少数人，处理好公共事务。可见共和制、共和国这个词意译得多么好。共和制在古代有两种形式：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共和制与古罗马共和国的贵族共和制。雅典最高权力机关是公民大会，行使立法权，每月举行二至四次，决定国家大事，大会产生执政官委员会与陪审法庭，具有三权分立雏形。罗马共和国（公元前6—1世纪）是贵族共和制典型，公民大会受制于贵族组成的元老院，元老院拥有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权，另设有执政官即行政长官二人，任期一年。古代共和国是爱琴海、地中海沿岸商品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特定政治产物。它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古代只是昙花一现，后来变为雅典帝国、罗马帝国。欧洲地中海沿岸在中世纪还保留有一些城市共和国。现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推翻封建君主制后，普遍建立民主共和制，这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市场经济大发展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有三种形式：议会制、总统制、委员会制（瑞士）。除君主制和共和制外，还有第三种政体，即君主立宪制，也称议会君主制。这种政体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与封建贵族妥协的产物，如英、德、日等国。这种政体可分为实君共和制和虚君共和制。虚君共和制已接近民主共和制。不论资产阶级共和制采取哪种形式，都是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政体。由于共和制符合民主原则又高于民主，所以恩格斯指出：“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3](P734)
那么社会主义共和国将采取什么具体形式呢？这要由实践来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前后思想观点有变化。1871年巴黎公社开创了社会共和国，这不是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国，而是议行合一的新形式。3月18日巴黎工人夺取政权后，3月28日分20个区，直接普选产生81人，组成巴黎公社委员会，这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执行机关，分十个委员会，即执行、军事、粮食、财政、司法、治安、劳动工作与交换、对外、教育、联络等。主席由最年长者担任，后改为任期一周。公社委员最高工资与熟练工人相等，高低相差五倍，直接选举与限制工资是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老爷的两大措施。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并非巴黎工人1871年新创造，而是继承1789年法国大革命传统。当年建立的巴黎公社是地方自治的市政机关，地方性政权议行合一，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既议决又执行，直接接受人民监督，避免机构庞大多头。现今，英、法、美等国地方政权仍然还是议行合一，省、州以上才是三权分立。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将1789年后建立的地方政权变为国家政权。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有了改变。有了1871年经验后，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胜利取得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后，要废除三权分立制，建立议行合一的社会共和国，因为这种社会共和国比之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国更便于广大劳动人民的直接政治参与，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但是恩格斯晚年在这个问题上思想出现了变化。他于1891年提出：“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4](P412) 可见三权分立的政体并不是不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形式。恩格斯反对德国党认为通过德意志帝国半专制制度也可通往社会主义，当时党内甚至有人要到德意志帝国政府去当大臣。这就是说恩格斯晚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采取议行合一的社会共和国形式，特殊也可采取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国形式。三权分立的政体可能是将来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所采取的形式。议行合一的政体并非权力没有分工与制约，而是也有分工与制约，统一受人民大众制约，更符合主权在民的民主原则。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巴黎公社委员，不称职者人民随时可以罢免撤换。
俄国人民在1905年革命中创造苏维埃新形式，苏维埃是音译，意为代表会议。苏维埃由领导罢工组织到领导起义组织，再到政权组织形式，前后经历了12年才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国家政权组织。列宁认为苏维埃是区别于巴黎公社的第二种形式。公社只是巴黎一市政权，苏维埃是全国性政权。因此苏维埃的议行合一就不只一个机构，而是三个机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相当于我国的人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我国人大常委会）与人民委员会（相当于我国国务院）。我国政体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就是继承巴黎公社与苏维埃而来的，它又是从我国实际出发，总结我国自1928年建立井冈山革命政权以来历史经验的新创造。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拥有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一府两院（中央人民政府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由它产生并对它负责。这种独特的政体应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更充分地显示自己的优越性。
3.体制滞后。体制滞后是指具体的政治体制弊病较多，而且相当严重。具体表现在个人集权制和职务终身制。苏维埃政权刚建立时，权力是有分工和制约的。列宁时期实行的是分权制，即四驾马车：党、政、军、国。斯大林任党中央总书记，列宁任政府总理，托洛茨基任共和国军委主席、加里宁任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可是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个人逐步独揽党政军三大权，总书记兼政府总理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使最高苏维埃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被架空了。斯大林不仅实行个人集权制，而且又开创了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他任职到1953年73岁脑溢血猝死，1952年指定曾担任过他秘书的马林科夫为接班人。他还强化从上到下的党政干部等级任命授职制和党政官员的高薪特权制。这完全背离了巴黎公社开创的领导干部由人民直选和限薪的两大原则。
政党是现代化政治的产物。政党区别于古代贵族政治集团的朋党和奴隶、农民、游民的秘密革命组织。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政党不仅是近现代阶级斗争的产物，而且是社会化大生产与商品市场经济竞争的政治产物。政党具有五个特性：阶级性、政治性（提出政治主张、参与政治活动、争取执政）、组织性、民主性、前沿性（站在政治斗争前沿）。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性。西方政党政治也有五个特性：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轮替性。当今政治学教科书和政治学辞典大都把资本主义的政党制度区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三种类型。这样划分不准确，没有讲到点子上。应该说通常的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是多党制，一党制只是特殊例外（法西斯专政国家和新独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多党制主要有三种形态：一党独大，一党长期执政，如日本自民党；两党双大，两党轮流执政，如美、英等国；多党都不大，多党联合执政，如意大利。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批判继承资本主义政党政治文明的成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社会主义多党制。《共产党宣言》提到共产党要联合其它工人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甚至资产阶级进步的部分。1871年第一个工人政权巴黎公社是四派联合执政，即蒲鲁东派、布朗基派、雅各宾派和共产主义派联合执政。俄国十月革命后也非一党专政。1917年12月——1918年3 月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随后，苏俄是三个政党、即俄共（布）与民粹主义共产党、革命共产党联合执政。列宁本来是实行社会主义多党制的。可是他于1919年7月31日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却明确宣布：“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5](P126) 这种说法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不是很准确的。实际上俄国革命胜利后是两党或三党联合执政，并非一党专政。从理论上说，政党制度要反映、适应社会各阶级状况，但共产党执政不应当等同于共产党一党专政。当时俄国存在广大农民阶级和农民政党，为什么都要取缔或者把它们合并到共产党中来？列宁开创的一党专政的体制实践证明后果不好。列宁时期还有党内民主，后来斯大林进而破坏党内民主，后果更加严重。
苏俄不仅实行一党专政，而且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列宁于1922年3 月提出要实行党政分开。可是后来却没有实行。这种以党代政体制被苏联学者阿·阿夫托尔汉诺夫称为“党治制”国家。他认为从政体的角度来讲，党治制是专制、寡头和民主之外的第四种政体，阿夫托尔汉诺夫为此创造了一个新ΠΑΡΤΟΚΡΑΤИЯ，英文称之为：Party apparatus。西方执政党党中央并不作出决策交给政府执行， 而由执政者代表该党在政府中独立进行决策。苏联却由党中央甚至政治局作出决策交给政府执行。从形式上看，在上个世纪20年代党中央与政府还是分别作出决议或发布指示。到30年代党中央与政府联合发布指示与决定。
经我查证史料，最早是1931年1月15 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联合发表关于铁路运输的公开信的号召书，接着有1932年3月3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在伏尔加河上建设水电站的决议，随后又有1939年5月27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关于侵占集体农庄土地的措施。[6](P271、P415、P782) 可见从1939年起又改变为把党中央排列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之前。这种以党代政制实际上使党中央政治局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苏联宪法规定的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变为“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变为党的领导人代表甚至代替人民作主，民主变为“党主”。这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最终被广大人民群众抛弃了。
苏联还实行控制选举制。本来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正是通过民主选举在苏维埃中赢得多数，进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把苏维埃变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是在1918年农村苏维埃选举中选进了一些“敌对分子”，从此就越来越严密地控制各种代表的选举，保证当选者都是与党的领导人保持一致者。这样民主选举制也变味变质了。
总之，以上政治体制使得苏联未能开创出更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列宁早已指出：“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7](P168) 后来，苏联的覆亡验证了列宁的预言。苏联开创的上述有严重弊端的政治体制对所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普遍、深远的影响。从深层历史根源来看，正是这种缺少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才导致苏联东欧东亚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
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通过比较东西方政治制度的异同，我们能够从中总结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以下三个总的方向：借鉴西方，纠“左”防右，兴利除弊。
1.借鉴西方。借鉴西方制度之长，然而并非简单照搬。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首先党和国家政权机关要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集权和寡头政治。党的权力中心应该转移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只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才是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不能把党中央委员会与党代表大会并列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代会既然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就必须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党建理论，实行党代会年会制。马来西亚的“巫统”（主要执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的简称）和埃及民族民主党都实行年会制。这些资产阶级政党都能实行党代会年会制，为什么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无产阶级政党反而不能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呢？再如职务任期制，现在党章、宪法不够完善。党章只写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但是并无年龄与任期限制。最难改革的就是以党代政。不少人担心党政分开会削弱党的领导，实际上只是改变、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即把党对政权机关直接、包办、指令性的领导变为间接、委托、指导性的领导。政权机关的工作应该委托给选派到政权机关工作的领导人独立自主地代表党按照民主程序进行决策并且贯彻执行，各级党委起监督和保证作用。各级党委应该集中全力抓党自身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以党代政这种体制使得党不该管的政权机关的工作管得太多、太细，党该管的自身建设的工作却管得太少、太粗。邓小平早在1980年总结历史经验时就已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8](P328) 到1986年邓小平强调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9](P177)。应该看到，由于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改革难以迈出大步，有人认为既然经济上已转向市场经济，政治上也要转向西方那种“多党竞争”和“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那样才能以权力来制约权力。殊不知，西方的多党竞争制和三权分立制不可简单照搬，而且如果以党代政原封不动，照搬三权分立制也会走样变形。捷克从1918年起就是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1948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依然实行总统制、保留议会民主。可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统一听命于捷共中央政治局，依然还是推行苏联模式的党治制。所以关键在于实行党政分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法西斯主义一党专
政时也是实行以党代政制，结果都是短命夭折。只有党政分开才能党政各司其责，各得其所，互相配合，长治久安。
2.纠“左”防右。“左”的观念在很多干部头脑中根深蒂固。他们认为我们党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党的领导人有马列主义武装头脑，掌握社会发展规律，不是资本主义政党中的那种政客，党是为解放全中国人民以至全人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虽然犯过错误，但是能够自己改正，中国人口多、国家大，国情复杂，文化素质低，缺少民主传统，如果急于发展民主，就会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会破坏社会政治稳定，苏联东欧就是先搞政治体制改革、急于发展民主而发生剧变的，我们应该先搞经济改革、大力发展经济，当前还需要高度集权才能保持社会主义政治稳定，民主是毒药，是社会动乱的催化剂。如果仔细考虑一下，我们是需要消极的稳定呢，还是化解矛盾的积极稳定呢？答案我想是不言自明的。现代的政治理论不反对在民主基础上的适当集权，但是，明确反对损害以至否定民主的过度集权，过度集权导致专制。如果说民主是毒药，那也是以毒攻毒、专治专制的毒药。当然要辨证施治，对症下药，适量用药，这样毒药就会成为消毒祛病的良药，如果过量用药或者用错了药，那是会害死人的。苏联东欧的剧变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苏共中央死抱住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改不动，使越来越多的党内外群众对社会主义改革越来越失望，这样就给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和多党竞争制的传播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最后迫使各国党的领导人不得不顺从多数人的民意转而去参与多党平等竞争。起初，他们以为共产党拥有多种政治资源，必能在平等竞争中取胜，结果却纷纷落选，随后社会制度逐步发生质变，社会主义成果丧失殆尽，资本主义回潮复辟。只有罗马尼亚共产党一“左”到底，坚持一党专政制，用武力镇压群众，结果武警部队哗变，党中央总书记齐尔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失败得更加悲惨。从苏联东欧剧变中我们应该领悟到，执政的共产党如果不能自觉地纠正根深蒂固的“左”的路线和观念，最后必然助长右的势力抬头，迫使党的领导人不得不转去照搬西方的多党竞争制和三权分立制。后期的右是对长期的“左”的惩罚和反动。物极必反，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所以欲要防止右，最根本的对策是主动、自觉、逐步、彻底纠正“左”，加快发展共产党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多党合作的党际民主，开拓一条体制内改革的成功之路。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右的势力抬头，防止迫使我们去搞体制外的改革。如果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多党竞争制和三权分立制简单照搬到东方国家来，那将是东方社会主义的灾难。
3.兴利除弊。如前所述，东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利”主要是国体优越和政体独特，“弊”主要是苏联开创的社会主义模式有普遍、深远的影响。政治制度改革欲要兴利必先除弊，不除弊无法兴利。除弊首先要对苏联模式弊端的性质、根源与危害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遗憾的是当今我国理论界还有不少人千方百计为苏联模式的这些积弊护短。如说“苏联模式是在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在党内外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逐步探索出的一种模式”，“面对帝国主义包围的恶劣国际处境，不搞中央集权不行”[10] 等等。其实在苏联之前已有1871年巴黎公社工人掌握政权开天辟地创新的诸多现成经验可资借鉴，列宁曾经非常重视这些历史经验，后来都被斯大林等人抛弃了。列宁面对帝国主义包围的更加恶劣的国际环境，为什么能够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能够允许反对派在党代表大会上作反对列宁观点的副报告，能够实行党、政、军、国四大权力分权？斯大林实行的不是一般的中央集权或高度中央集权，而是过度的中央集权、过度的个人集权。苏联模式就其弊病而言实际上是军事、极权社会主义，它继承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正是这种体制性的积弊长期无法革除，才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国体的优越性与政体的独特性难以充分显示辉煌，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严重变形，最终遭致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覆灭，其教训是极其沉痛而深刻的。要彻底根除这些积弊，关键在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如果缺少民主，制订的法律再多，依旧是人治，而难以实现法治。社会主义民主包括共产党党内民主、人民民主与多党合作的党际民主三个方面的内容。人民民主之中又可细分为国家民主、基层民主、企事业各单位的管理民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缺少民主传统的神州大地上理应以发展党内民主作为表率来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发展党内民主立即切实可行的第一步是在各级党委和基层组织选举中逐步改变传统的可控制选举的办法，真正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自下而上提名，反复民主协商，开展差额竞选，无记名民主选举产生领导人。在基层民主中，近几年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村民委员会都已通过“海选”产生新的领导班子。在条件成熟时，应当在乡镇这一级基层政权换届改选中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真正民主选举产生新的领导人。争取做到民意产生的两三个乡镇长候选人都是共产党员，这样就不必担心民主选举会丧失党的领导权。当今还有人以某些地方出现的贿选现象为根据，认为我国目前发展民主的条件还不成熟。其实民主选举中出现弊端是难免的，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只要有社会主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及时让丑闻曝光，还是能够消除弊病的。从发展党内外基层民主选举入手，进而达到中层民主选举、高层民主选举；由民主选举入手，进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人民代表构成方面做到三减、三增、一提高，即减少政府官员、共产党员和劳动模范的代表比重，增加工农大众平民百姓、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政治水平高、政治能力强的各届人士的代表比重，大力提高人民代表的素质。在这个基础上改革以党代政的体制，使人民代表大会能够独立自主地进行民主决策、民主任免、民主监督，这样社会主义民主就能逐步完善，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我们社会主义国体的优越性和政体的独特性就能大放异彩。
发展多党合作的党际民主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的苏联模式的一党制，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波、捷、德、保等国表面上曾经保留多党合作制，实际上各民主党派像是花瓶摆设，起的作用很小。基于这些经验教训，我国要加快、加大多党合作的速度与力度。毛泽东早在1956年8月21 日《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就已鲜明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党制或者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等等，“因为各国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会有所差别”。[11](P143) 可见我国共产党长期稳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理应定性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多党制，这既区别于苏联的一党制，又不同于西方那种多党制。当前八个民主党派成员总共才有60多万人，不及共产党的百分之一。应该让民主党派获得更快更多发展，同时进一步提高他们在参政议政、决策执行中的地位与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的完善是最有效抵制、消除西方三权分立制和多党竞争制对东方政治体制冲击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兴利除弊最能够显见成效的两大重点。应该看到，中国是最有可能取得政治体制改革成功并且作出示范的国家，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和政治保证。
总而言之，比较东西方政治制度，落实到改革我国的政治体制，本文高度概括并且扼要论述了六句话：国体优越，政体独特，体制滞后，借鉴西方，纠“左”防右，兴利除弊。
三、结语
环顾当今世界，全球化、现代化浪潮汹涌澎湃，其中在科技信息化带动下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全球化两大潮流并肩比翼，双管齐下，来势迅猛，专制独裁已无藏身之地。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顺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东西方的不同社会制度都应该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都应该实行民主共和制。然而在资本主义革命不彻底、保留封建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传统的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出现过资本主义专制和社会主义专制。
据我考察，当代资本主义专制从上而下改革转轨到资本主义民主，已有两个比较成功的先例，即西班牙、南非。西班牙经历佛朗哥法西斯主义长枪党一党专政36年之久，1975年佛朗哥83岁病死后，年仅37岁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他审时度势，当即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毅然宣布开始不流血的和平民主化进程，制定了《政治改革法》，开放党禁，流亡海外的社会党、共产党也都回国参与多党竞选，从此西班牙转向议会民主。近30年西班牙社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已跻进现代化民主化发达国家行列。南非自1652年以来饱受荷兰和英国殖民主义统治，1961年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共和国后，一直实行国民党专制统治，白人政府推行极端反动的种族歧视政策，残酷迫害、严重镇压黑人和有色人。1989年德克勒克担任国民党领袖和总统后开始政治改革，取消禁止黑人解放组织的法令，把长期坐牢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曼德拉等人释放出来并且允许参与政治活动。1991年国民党同“非国大”等19方举行政治谈判谋求和平解决南非问题，1993年达成政治过渡安排的协议，1994年举行不分种族的多党竞争选举。德克勒克先任总统，曼德拉为副总统，后德克勒克辞去总统，曼德拉出任南非首位黑人总统，1999年国民党退出民族团结政府，非国大基本上单独执政。1999年第二次大选后，“非国大”主席姆贝基接替曼德拉出任黑人总统。至此可以说南非已经从一党专制稳步转到多党民主议会政治。以上两个例子说明，在当代世界民主潮流激荡下，在有世界眼光和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胡安·卡洛斯、德克勒克等人的推动下，资本主义专制有可能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的体制内改革，从专制转向民主。
反观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出现从过度集权的体制转向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改革全面成功的先例。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就，政治体制改革也有较大进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只要善于借鉴人类的政治文明成果，纠“左”防右，兴利除弊，上下同心，互相推动，我国是最有可能取得体制内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成功、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国家。
只要社会主义国家都转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那么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就可能在民主汇通的基础上更好地和平共处、和平协商，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共同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和谐未来。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
收稿日期：2005—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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