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机构及管理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意识形态论文,管理模式论文,时期论文,机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S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1-0139-05
一、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机构概述
对勃列日涅夫时期为数众多的意识形态工作机构，可以从“条条”和“块块”两个方面加以分析。所谓“条条”，就是指从中央到地方苏共党的各级委员会、各级部门。它构成一个金字塔形状，共分四个层面。
最高层是苏共党的中央委员会、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人数不多，但位高权重、责任重大，负责制定大政方针、路线和政策，从宏观上指导意识形态工作，苏共中央总书记虽不是一种机构，但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领导着包括意识形态工作在内的苏联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处于金字塔的最顶端。
中间层面是各共和国、州及边疆区一级的党委会，其主要任务是根据中央的精神，制定实施意见。除此之外，对中央的决策还有一定的建议权。
第三个层面是执行层，就是数量众多的市、区一级的党委会。这个层面的主要任务是将苏共中央及上级(即共和国、州及边疆区)党委的决策具体化。
第四个层面亦即最基础的层面是各种基层党组织，比如学校、各种单位、集体农庄的党组织等。它们通过思想教育工作及各种组织活动落实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从决策到最后执行、从部署到最后操作，就是通过上述四个层面来完成的。
所谓“块块”，指的是各种与意识形态工作紧密相连的具体机构与部门。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官僚机构已非常庞大，虽然都是在做意识形态工作。但各种机构分属于不同的序列，机构的性质也不尽一致，大体上分为苏共中央组成部门、苏联部长会议(即苏联政府)组成部门、苏共科研和教育机构、舆论宣传机构、半官方组织五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为隶属于苏共中央的意识形态机构。在苏共中央组成部门中，与意识形态工作相关的主要有：军事部(与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合署办公)、国际部、文化部、国际信息部、科学和学校部、宣传鼓动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对外政治宣传部等，这些机构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各种大政方针都由它们起草、制定。
第二种类型属于苏联部长会议，后来改为隶属苏联政府的意识形态工作部门，主要有苏联文化部、国家新闻保密局、出版委员会、广播电视委员会、电影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等。它们直接领导业务工作，虽然在属性上是政府工作部门，但实际上苏联部长会议对这些机构的管辖权并不大。
第三种类型主要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机构。苏共中央设有四个中央级的科研和教育机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苏共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和苏共中央社科院。此外，还有党政领导干部进修学院等等，这些机构承担着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和培训苏共高级干部的重任。
第四种类型则是一些舆论宣传单位。实际上，作为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喉舌的一些大的新闻单位，比如说真理报社、消息报社、塔斯社、新闻出版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承担着向苏联国内外宣传苏共官方的路线、政策、方针的重要任务。
第五种类型就是一些官方色彩很重的团体、协会，比如说共青团系统、工会系统、妇女组织、合作社系统、苏联作家协会、苏联记者协会、苏联作曲家协会、苏联电影工作者协会、苏联美术家协会、苏联对外交流协会等。它们通过这些系统和协会对成员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教育和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履行着对行业从业人员的管理与引导。上述几种类型的机构大多在各加盟共和国、州、边疆区设有分支机构。比如说工会系统，有效利用遍布全苏的机构和场所履行宣传教育职能。共有2.2万个俱乐部、文化馆和文化宫，31.4万多个“红角”，12700所人民大学，22400多个工会图书馆(总藏书量3亿册)，从1971年起又接管了原属于苏联国家电影事业委员会系统的650个电影放映站，归苏联工会管辖的电影放映站达51000个。①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机构，从设置上大概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将赫鲁晓夫时期的某些机构进行拆分。1962年12月20日，赫鲁晓夫将联盟共和国宣传鼓动部，科学、高等教育和学校部，文化部这三个部门合并为统一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又重新把这个部拆分为三个部门：苏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科学与院校部，并强化了这三个部门的任务。
第二，将以往独立存在、职能相近的机构进行合并。比如说苏联部长会议宗教事务委员会，就是1965年12月在斯大林时期于1943年9月成立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委员会、1944年5月成立的宗教礼仪事务委员会的基础上合并而成的。
第三，新增了一些机构。为适应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形势，强化某些方面的工作，勃列日涅夫时期新增了一些新的机构和部门。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家管理机构不断膨胀，十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只有13个部长，斯大林去世前达到68个；赫鲁晓夫时期即使进行了合并改组，中央机构的部委也达70个之多；勃列日涅夫时期，全苏部级单位已达110个以上。②仅苏共中央的组成部门就在15年间增加了7个，1966年5月3日，苏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苏共中央组织结构部级机构更多达20个。③到了1980年，苏共中央部级机构共有27个，在新增加的部门中，与意识形态工作相关的就有苏共中央对外政治宣传部等。④而最典型的、对意识形态工作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67年开始在克格勃成立的第五局(与意识形态的破坏活动作斗争管理总局)。
第四，意识形态工作人员大为增加。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各种机构的管理人员由苏俄建国初期的20多万增加到1860万人，占国民经济总就业人口的15％。⑤从中央到地方，中央委员会、州委和区委的意识形态部门力量明显得到加强，各种意识形态干部数量也呈增长趋势，在苏共各级委员会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1966年7月21日奥伦堡州委关于意识形态干部的报告中的一组数据就说明了这一点，“最近10年来党的宣传系统工作人员由157人增加到223人，占整个党务工作人员的比重由21.2％增加到33.4％”⑥。
二、几个主要的意识形态机构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机构空前膨胀，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具体的工作部门。在众多的机构中，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苏共中央文化部、国家新闻保密局和克格勃第五局这几个机构地位极其特殊。
1.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
按照1966年5月苏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苏共中央组织结构，苏共中央宣传部下设13个局：俄罗斯联邦局、加盟共和国局、党务宣传局、群众性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局、报刊局、广播电视局、出版局、杂志局、出版物和印刷品发行局、体育文化和运动局、讲师团、专家咨询组、办公厅。这13个职能局的工作范畴，基本涵盖了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各个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机构，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承担着领导作用。其所确定的工作路线、方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苏共中央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决策与动向。
与其他意识形态机构领导人很少变动不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经常更换，在1970年斯捷帕科夫被撤职后，这个重要的部门甚至长期没有部长，只是由第一副部长主持工作。相对频繁地变动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人，说明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苏共领导人极不满意宣传鼓动部的工作。而对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大多数宣传部的部长们没有给他们留下好的印象。
2.苏共中央文化部
苏共中央文化部最初由四个局组成：创作文艺局、艺术局、电影局和办公厅。从四个组成部门的名称可以看出，苏共中央文化部的职能主要就是负责执行党的文艺路线，和创作知识分子打交道，同知识分子的各种“离经叛道”作斗争。与中央宣传部部长频繁更换不同，苏共中央文化部的部长人选一直比较稳定。在前任波利卡尔波夫逝世后，1965年绍罗接任苏共中央文化部长(在此之前担任过五年的白俄罗斯主管意识形态的第二书记)，一直任职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与苏共中央宣传部的相关工作出现某种程度的波动不同，苏共中央文化部在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波澜不惊，一定程度上成了保守的代名词。
3.国家新闻保密局
国家新闻保密局作为书报检查机关，是最重要的新闻检查机构。列宁时期，最开始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承担书报检查的职能；到1917年12月，司法人民委员部强化了书报检查工作；1918年6月，隶属于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的战时书报检查局开始实施对书刊出版的军事检查；1919年，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出版局开始履行书报检查职能。为改变政出多门的状况，1922年6月，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新成立了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属人民委员会系统管辖，承担了对所有印刷品进行书报检查的职能。
总体上说，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对各种要出版的作品进行预审，确定出版方面应遵循的规则和实施细则，编制出版清单和禁止作品的出版等。它是勃列日涅夫极为倚重的意识形态机构之一。
4.克格勃第五局
克格勃第五局成立于1967年7月17日，是根据当时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建议，由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的。
克格勃第五局虽然不直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但苏联意识形态各项工作的开展与工作的具体内容大多与这个机构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克格勃第五局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地位逐渐凸现，而且异常特殊，不仅为苏联党和国家及其他意识形态机构提供大量信息与情报，还包括拟定处理意见，负责一些重大事件的处理。
具体来说，克格勃第五局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反间谍工作与境内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作斗争”，共有以下四个功能：一是组织揭露和研究可能被敌人用于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工作；二是揭露和镇压反苏、民族主义和宗教教派分子的敌对活动以及预防群众性无序现象；三是研究并侦察敌人、国外反苏移民和民族组织的意识形态进攻；四是在苏联外国留学生中开展反侦察工作，以及监控根据苏联文化部和创作组织协议来苏的外国代表团和组织。⑦从当事人的回忆录和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设立第五局的最初设想主要还是为了反对敌人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虽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但意识形态工作在整个克格勃的工作大局中并不占据非常突出的位置。前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侦查局)局长列昂尼德·舍巴尔申就认为，克格勃只有不到1％的工作人员负责持不同政见者案件，安德罗波夫的儿子也觉得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不是主要或唯一的工作，安德罗波夫90％的时间要去处理更为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麦德维杰夫同意这两人的观点，认为侦查与反侦查、国防和边防事务都是世界各国安全部门工作的共同特点，只不过在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和艺术领域，在历史研究或政治观点方面采取惩戒行为则是专制和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制度所独有的特点。⑧
克格勃第五局成立以后，特别是随着苏联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第五局的职能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工作的重心与主要任务也在逐渐发生转移，其内部结构的变化(见下表)就说明了这一点。⑨
从上表可以看出，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克格勃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作用凸现。第一，克格勃第五局的职能逐步扩充，机构不断壮大，人员也不断增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第二，克格勃第五局的工作范围从主要面向西方国家，扩展到西方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兼顾；从主要面向国外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扩展到国外与国内兼顾；从部分领域的工作，扩展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方面面。第三，克格勃在意识形态工作决策中地位独特。虽然本质上是国家安全机关，不属于意识形态机构，但克格勃第五局在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地位非常独特，它们提供的情报在实际决策中作用很大。克格勃严格按照苏共中央的旨意行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工作，所获取的情报、提出的建议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对涉及到侦查与反侦查类的大多数问题，克格勃可单独策划并行动，对涉及到那些几乎所有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命运的决定，都需要获得苏共中央的批准同意或者是提交苏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当然，也存在克格勃对中央的反影响，因为向有关部门报送相关情报时，国家安全部门都在推动着某些决定的通过。”⑩
三、意识形态机构的管理模式
经过苏联长期的实践，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模式大体上趋于成熟。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在名义上分属于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等不同的序列，但各种意识形态机构都受苏共中央控制和领导，受苏共中央的调控指挥，实际上是高度集中的。各个意识形态机构也自觉与苏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按照党的旨意行事。
综合起来，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意识形态机构的管理模式方面，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把坚持党性作为衡量工作的重要方面。各种意识形态机构，从苏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这些党的重要部门，到各种协会、苏联科学院、各个大学等所有的意识形态机构，都反复强调党性的重要含义。党性成为苏共中央、勃列日涅夫对各种意识形态机构的首要要求。即使在克格勃这个名义上属于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意识形态机构，工作的首要原则也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在实践工作中，坚持党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就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些重要方面，特别是涉及面很广、影响巨大的新闻、印刷、出版等行业，苏联一直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意识形态工作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意识形态各项工作的准绳与评判的标准不是来自法律法规，而是出自苏共的各种文件及会议决议、党的主要领导人有关意识形态工作的讲话、表态与要求等。党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领导权主要体现在：通过党组织的大会、决议决定大政方针，通过各级党组织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通过干部任免、财政拨款达到控制的目的，通过加强检查和审查确保落实。
第二，牢牢控制人事权。苏共一直遵循着“党管干部”的原则，通过选拔、任用干部来指导相关工作。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从中央到地方的意识形态机构，大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中央宣传鼓动部、中央文化部等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小到一个报社、出版社、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等半官方社团的主要负责人的任免都由党委负责，苏共各级党委都可以直接决定下级单位的人事任免。
第三，通过控制经费控制意识形态机构。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机构，正常开展工作都需要必要的经费支持。在苏联高度集权的体制中，经费来源渠道相对固定，各意识形态机构的活动经费都是由苏联计划财政部门拨付；如需特殊支出，需要向上级主管部门或者向苏共中央打报告审批。通过划拨经费、各种费用与开支，苏共中
央就能够牢牢控制住各种意识形态机构，完全掌握主动权。
第四，业务管理中事无巨细。苏共党的领导，还体现在对日常工作和具体业务的管理与指导上。各个意识形态机构的自主性相对较弱，真正能够自己作主、说了算的工作非常少，大多数工作都要向苏共中央及其各主管部门请示、汇报。苏共主要领导人甚至还会干涉某些部门的工作。勃列日涅夫对新闻宣传工作非常重视，尤其是对主要媒体，比如《真理报》、《消息报》、塔斯社的报道等，不仅经常参阅，还会对具体内容发表自己的观点。比如1965年12月，柯西金在塔什干准备协调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首脑会晤，《真理报》在显著位置报导了此事。这引起勃列日涅夫的极大不满，他专门打电话给当时《真理报》的主编，“怎么会把塔什干会晤的消息放在头版呢”(11)。苏斯洛夫管得更细，插手很多具体工作。苏联时期著名的剧作家拉津斯基回忆了20世纪70年代苏共的意识形态机构如何领导自己的话剧排练的。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在这个时候，玛雅科夫斯基剧院正在排练我的话剧《和苏格拉底的对话》，已经排了六年，但就是不允许演出。开始是因为，全民谴责苏格拉底的历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全民反对索尔仁尼琴的运动；后来，驱逐索尔仁尼琴出境后，又容易让人联想到萨哈罗夫的事情……不过六年来人们逐渐对剧本开始习惯了。著名的剧院也开始排演。我被叫到当时的莫斯科文化管理局，他们把剧本给了我，管理局的领导告之，剧本通过了，但是有删改，您可以看到有两处删改的地方。蓝色铅笔处，您可以再斟酌斟酌；红色铅笔删改的地方，不能去争辩，就这么执行。然后那领导低声道，这是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的意思，那时候全国都熟悉这个名字和父称，这个人就是苏斯洛夫。回家时我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被称为‘灰衣主教’的国家二号人物，还亲自改写某个剧本，并且还那么严肃认真地改写，因为我的整个剧本都有很多细微的改动。”(12)
总之，各种意识形态机构都是在苏共各级委员会的领导下发挥职能、开展工作的，机构的负责人都是由苏共各级委员会选拔和任命的，这些机关的存在与否、职能的淡化与加强，都由苏共中央决定。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手段，苏共中央牢牢控制住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
注释：
①②⑤参见中国苏联东欧学会《苏联政治制度问题》安徽省人民政府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1985年版第162页，第219页，第219页。
③据РГАНИ 1966年度苏共中央组成部门档案卷宗清单统计。
④Cм.A.П.Шевякин：Разгром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жавы.От"оттепели" до "перестройки".М,"Вече",2004,c.33-34.
⑥РГАНИ.Ф.5.оп.3.д.18.л.21.
⑦См.Лубянка：Органы ВЧК-ОГПУ-НКВД-НКГВ-МГб-МВД-КГБ 1917-1991.Справочник.(Россия.ХХ век.Документы).М.,2003,с.713.
⑧Рой Медведев：Юрий Андропов：неизвестное об известном.М.,2004,с.144-145,146.
⑨Лубянка：Органы ВЧК-ОГПУ-НКВД-НКГБ-МГБ-МВД-КГБ 1917-1991.Справочник.(Россия.ХХ век.Документы).М.,2003,с.166-167.
⑩Рой Медведев：Юрий Андропов：неизвестное об известном.М.,2004,с.146.
(11)Л.И.Млечин：Брежнев.М.,2005,с.398.
(12)О"народишке"неподумали,"Новая Газета"/№84 от 15.11.2004.
标签：政治论文;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论文; 真理报论文; 中央机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