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分配、金融结构与宏观经济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国民论文,稳定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分析框架：各宏观经济部门的资金流量关系
首先我们把中国经济划分为居民、企业、政府和银行四个部门。即在中国的资金环流中，可选择上述四个节点。正如在所有环流中一样，流入和流出给定节点的流量必须相等。
居民部门的基本资金流量关系可用式（1）表示
W－CP＝△CU+△SD+△BOND （1）
其中W代表居民货币收入；CP代表居民消费支出（其中C为居民消费、P为价格水平）；△CU代表手持货币的增加量；△SD代表居民储蓄存款的增加量；△BOND代表居民持有的公债的增加量。该式表示，居民的储蓄表现为以手持货币、居民储蓄存款和公债为形式的金融资产的增量。
企业部门的基本资金流量关系可用式（2）表示
IP－（YP－W－TP）－S[，E]+△ED＝△BLE （2）
其中IP代表企业投资支出；YP代表名义收入；TP代表企业上缴的税收；S[，E]代表政府对企业的补贴；△ED代表新增企业存款；△BLE代表新增银行对企业贷款。该式表示，企业投资是通过企业留利（YP－W－TP）、政府补贴S[，E]、银行净贷款△BLE－△ED获得资金的。为简化分析，本文不考虑外部资金的流入和流出。
政府部门的基本资金流量关系可用式（3）表示
GP+S[，E]－TP＝△BOND+△BLG－△GD（3）
其中GP代表政府采购；△BLG代表新增银行对政府贷款；△GD代表新增政府存款。该式表示，政府财政赤字（GP+S[，E]－TP）是由增发公债和银行借款弥补的。新增政府存款△GD数额一般较小，在以后的分析中将忽略不记。
银行体系的基本资金流量关系可写为：
△BLE+△BLG＝△CU+△SD+△ED （4）
式（4）是一个简化了的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其中我们省略了政府在银行的存款、银行自有资产等项的增加值。
最后，从以上四式我们可以推导出宏观经济的基本恒等式：Y＝C+I+G（5）
在上述五个恒等式中，只有四个是独立的。第五个恒等式的得出表明：四个宏观经济部门资金流量的平衡意味着整个宏观经济的平衡。下面，我们便在由以上五个恒等式构成的分析框架内，分析改革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过程。
二、居民和企业间金融结构的变化及其宏观经济后果
改革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最明显特征之一是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急剧提高。从给定均衡状态出发，居民货币工资收入的上升对经济的原有均衡状态将产生什么影响，取决于各部门对这种上升的不同反应。先舍象政府部门，我们可得到四种组合：
Ⅰ.居民部门不改变消费水平，企业部门也不改变投资水平；Ⅱ.居民部门不改变消费水平，但企业部门相应降低投资水平；Ⅲ.居民部门增加消费，但企业部门不改变投资水平；Ⅳ.居民部门增加消费，企业部门相应降低投资水平。下面我们依次分析在上述四种组合下，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上升对金融结构和宏观经济平衡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1）组合Ⅰ反映了改革后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即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投资资金提供者和投资资金使用者的分离。从式（1）可以看出，若居民消费支出不变，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将导致居民储蓄存款（这里暂时忽略手持货币和债券的增加）的增加。居民储蓄存款的增加反过来又使银行增加了资金来源。事实上，与居民储蓄存款增加同时发生的是银行对企业贷款的增加。在中国，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企业对投资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企业对投资的有效需求完全受制于资金的可获得性。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居民货币收入的增加意味着企业留利的减少（为简化分析假设企业留利完全用来满足投资需求）。若想维持原有的投资水平，企业必须增加从银行的贷款（暂不考虑直接融资）。利用式（1）和式（2）不难验证，在组合Ⅰ中，企业对外部投资资金的新增需求恰好等于银行对投资资金的新增供给；银行对企业贷款额的增加量恰好等于居民储蓄存款额的增加量。应该注意的是，根据贷款创造存款的原理，可以认为，首先是银行增加了对企业的贷款，居民的工资收入，从而居民储蓄存款，才得以增加。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的较高储蓄倾向是导致货币供应量（M[，2]）急剧增加的最根本原因。在组合Ⅰ中，收入水平是给定的，M[，2]增加了，但物价却并未发生变化。换言之，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不一定会导致物价的上涨，因为M[，2]的增加不一定意味着流通手段的增加，它完全可以仅仅是经济中债务增加的结果。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居民储蓄存款（household savings deposits）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的国民经济的储蓄（saving）的增加。在组合Ⅰ中，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了，但居民消费并未减少，因而整个经济的储蓄不可能增加。以居民储蓄存款的多寡来判断可供企业使用的投资资金，即西方经济学中的可借贷资金（loanable funds）是否充裕是犯了概念错误。可借贷资金是一个实物概念，它等于实际国民收入减实际消费支出。换言之，它等于储蓄。而居民储蓄存款则是一个货币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货币当局可以不顾可用于投资的实际资源（即储蓄）的多寡来增发贷款，贷款的增加将导致储蓄存款的增加。但如此增加的居民储蓄存款完全不代表可借贷资金。它所代表的只不过是物价上涨的新增压力。
（2）在中国，由于企业的投资饥饿症，即便缺乏自有资金，企业也是不大会自动降低投资需求的。因而，组合Ⅱ主要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若居民部门不改变消费水平，但企业部门相应降低投资水平，从式（1）可以看出，居民储蓄存款将如在组合Ⅰ中那样增加；从式（2）可以看出，企业减少投资需求意味着尽管工资支出增加，企业留利减少，企业并不会增加从银行的借款。这样，在组合Ⅱ中将出现投资资金供给大于投资资金需求的局面。但是，总需求的减少将导致一部分产品无法实现，企业无法如期偿还旧债，企业欠银行的借款净额将会被动地增加。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银行贷款与居民储蓄之间的事后平衡是始终可以维持的。因而式（4）将得到满足。在组合Ⅱ中，由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物价水平将会下降，直至宏观经济在较低的产出水平上实现均衡。组合Ⅱ代表了一种极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和使用的格局，虽然避免了物价上涨，但却使经济陷入衰退。
（3）组合Ⅲ。随着货币收入的增加，居民部门的合理反应一般是增加消费。在企业部门不改变投资需求的条件下，这将导致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形成物价上涨压力。从金融结构的角度来看，由于自有资金的减少，为了维持原有投资水平，企业必须增加从银行的借款。但居民储蓄并未增加，这样便出现了投资资金需求大于投资资金供给（即储蓄的供给）的局面。根据贷款创造存款的原理，存款会因贷款的增加而自动增加，而不管这种贷款有无实物基础。但此时银行所增加的对企业贷款，并不代表可借贷资金。由此所创造出的货币将使物价上涨压力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物价上涨使居民的实际货币收入减少。而这又使得居民的实际消费减少。居民实际消费的减少意味着一部分实际资源脱离了居民的支配而让渡给了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使企业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原有的投资水平。由此可以看出，物价上涨只不过是实现资源的再配置的一种方便手段。当然，这种手段的效用将越来越低，副作用将越来越大。如不及时抑制将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4）组合Ⅳ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政府实行紧缩政策的时候。居民部门增加消费意味着居民储蓄不会增加。企业减少投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手段迫使或诱使企业减少投资需求）则使总需求得以保持不变。投资资金的供给并未因居民货币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企业对投资资金的需求并未因企业自有的投资资金的减少而增加。从金融结构的角度来看，居民的存款额和银行的贷款额都并未因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变化。换言之，居民和企业之间的债务关系并未发生变化。所发生的变化只是国民收入和使用的变化。从短期来看，宏观经济稳定将不会受到影响，物价不会上升。但是由于投资率的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受到影响。短期的稳定是以长期的不稳定为代价而实现的。应该指出，以压缩投资来抑制通货膨胀的办法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来解决眼前问题的。
以上四种组合是为了抓住国民收入分配、经济中各部门的行为和金融结构的变化三者之间关系的主线条而做的简化假设。在中国，现实情况是：由于国民收入的迅速增加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显著上升（这主要是改革政策的结果），居民消费迅速增加，但居民消费增加的速度低于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企业一般都保持着十分旺盛的投资需求（这主要是体制原因造成的）。这样，居民储蓄存款和银行对企业贷款都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所存在的问题是，贷款的增长速度往往超过可借贷资金的增长速度，这就造成了宏观经济的供不应求和物价上涨。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行过程中，贷款增长的速度之所以往往超过可借贷资金的增长速度的原因是，虽然从宏观经济稳定的需要出发，银行贷款的发放应视可借贷资金（即居民及其他部门的实际储蓄）的可获得性（availability）而定，但由于银行本身的货币创造能力以及对银行贷款的发放缺乏市场制约。银行贷款的发放往往脱离了可借贷资金量。因而，如何完善市场机制和加强宏观调控，使银行不愿意或不能够脱离可借贷资金的可获得性超量发放贷款始终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一个关键问题。
三、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地位变化及其宏观经济后果
改革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利于政府而向企业和居民部门倾斜。由于政府的让利政策，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由式（3）可以看出，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税收的减少必然导致政府向银行透支的增加或公债发行量的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政府减少了原来由财政支出的项目。这就迫使企业相应增加了（或无法减少）向银行的借款。银行多发的这部分贷款实际上是财政赤字的转移。在经济文献上这种赤字被称之为准财政赤字（quasi-budget deficit）。政府财政赤字若不能由增发公债来弥补，则必然导致银行贷款的增加。而银行贷款的增加必然导致货币供应的增加。为简化分析，可假定居民货币收入的增加恰好等于税收的减少。从式（2）可以看出，若居民货币收入的增加恰好等于税收的减少，企业将无须增加从银行的贷款（但银行对政府的贷款将会增加）。若考虑到准财政赤字，企业则将增加从银行的借款。不管是哪种情况，从式（1）可以看出，若居民消费支出不变，居民的储蓄存款将会增加。其增加量恰好等于居民货币收入的增加量。后者又等于政府税收的减少量和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量。由此可见，财政赤字的增加可导致居民储蓄存款的增加。反过来说，居民储蓄存款的增加可以与实际储蓄的增加无关而仅是财政或准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在一般经济中，通过向银行借款为财政或准财政赤字筹资，必然很快引起物价上涨。物价上涨使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这样，通过征收“通货膨胀税”，政府便部分取回了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失去的对资源的支配权。如果在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的同时，居民的储蓄倾向也在提高，居民则将吸收相当一部分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或准财政赤字而投入流通的货币，这种居民以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为形式所持有的货币实际上是居民所交纳的经济学文献所说的“铸币税（seigniorage）”。在正常征税时，居民明确出让实物的所有权或消费权，货币和货物同时减少，在征收铸币税时则是政府付钱购买（然后消耗掉）。居民将所得的货币收入储蓄起来，货物减少了但货币却以存款的形式保留下来。金融资产是实物及其价值创造力的占有凭证。居民储蓄存款应有实物对应。但如果财政赤字和准财政赤字是通过增发货币弥补的，则储蓄存款中必然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实物对应的。换言之，居民储蓄存款中所对应的一部分实物早已被消耗掉。
财政收入的减少是造成中国财政赤字或准财政赤字增加的主要原因。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政府用通货膨胀税和铸币税来为财政赤字和准财政赤字融资则是造成通货膨胀和居民储蓄存款急剧增加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似乎有必要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制定税收计划。国民收入向居民部门过度倾斜，似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各种形式的个人所得税（例如利息税）不能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呢？此外，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政府的债务负担还有进一步增加的余地。应逐步杜绝通货膨胀税和铸币税，应大胆改变居民的资产结构：在居民资产组合中，提高政府债券的比重，降低居民储蓄存款的比重。
四、作为一个动态过程的通货膨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改革初期。在这一阶段，尽管已发生国民收入向居民倾斜，企业留利减少，企业靠增加向银行贷款以维持投资的现象，但通货膨胀并未发生。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早已指出的，随着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国经济出现了大规模货币化过程。伴随银行贷款的增加，居民手持货币和储蓄存款以及企业存款（还有现金）都增加了。而所增加的一部分货币变成铺底资金而未进入流通以追逐商品。第二，在改革初期，由于几乎没有其他私人财富保有形式，居民需要积累以居民储蓄存款为形式的金融资产，对居民储蓄存款的需求就是对财富的需求、对储蓄的需求。储蓄存款是银行的负债；企业贷款是企业对银行的负债；银行作为中介建立了企业对居民的负债关系。而后者则建立了对前者的债权关系。在改革初期，货币供应量的急剧增加被急剧发展的债权、债务关系所吸收，而并未用作流通手段，因而并未导致物价的明显上涨。追随弗利德曼的货币数量公式，用货币流通速度的放慢来解释上述现象并未抓住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义反复。总之，在改革初期银行的资金来源（居民储蓄存款）与使用（对企业或各级政府的贷款），即银行资产与负债的平衡是与实际经济的均衡基本是相一致的。因而并未出现通货膨胀。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是，银行信贷的扩大，企业对投资资金的需求已超过居民对投资资金的供给。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居民储蓄存款随银行给企业所提供的贷款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居民储蓄存款的增加量已超出实际经济均衡所决定的可借贷资金量，通货膨胀形势开始恶化。不过，由于物价刚性及在控制价格方面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由银行的过度贷款所支持的过度投资需求并没有引起价格的急剧上涨。某些形式的短缺的存在（例如，居民家庭推迟消费，以便日后购买更先进的耐用品）使得企业在无须造成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就可以得到使用实际资源的优先权。与此同时，居民储蓄存款的积累急剧增加。居民部门所交纳的大量铸币税使政府在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急剧上升的同时，依然能使企业得到充分的投资资金，从而使国民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在这一时期的较后阶段，由于市场化的加深、短缺的逐步消失，物价上涨开始加速，铸币税开始被通货膨胀税所取代。物价上涨并不等于通货膨胀，前者是一次性的，后者是持续性的。在中国，一次性的物价上涨是如何变成轮番上涨，即如何转化为通货膨胀的呢？从理论上说，这是因为不同利益集团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博奕过程中没有达到均衡，或者没有一个有权威又公正的裁判去终止这一结局。涨价是实现资源再配置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货膨胀正是这种争夺战无休止进行下去的结果。
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过度向居民倾斜背景下所执行的事实上的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通过征收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成功地筹集到为维持高速经济增长所需的投资资金。这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的经济迅速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甚至可以想象，如果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贯建议的紧缩货币政策，所谓的“中国奇迹”可能根本不会出现。
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阶段。中国的居民储蓄存款已达3万亿，1990年以前储蓄存款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3.4%，90年代以来这一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1995年一度竟达40%以上。这种急剧增加对宏观经济稳定将造成什么影响是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
目前中国的M[，2]／GDP值早已超过100%。[①]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的M[，2]／GDP可与中国相比（日本和台湾）。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大大高于中国。应该说中国的M[，2]／GDP值是超常的。
M[，2]的过速增长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M[，2]的增加必将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消费。随着消费的增加（等于储蓄的减少），储蓄存款增长速度将越来越慢，最后稳定下来。但是若储蓄减少消费增加发生在供给没有相应增加（经济增长慢，效率低）的同时，通货膨胀必将进一步加速。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将越来越大，由于通货膨胀预期，居民可能不再愿意持有货币，从而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一旦恶性通货膨胀形成气候，M[，2]／GDP值将急剧下降。通货膨胀严重的拉美国家的M[，2]／GDP值是很低的。如阿根廷1988的M[，1]／GDP值仅为3.6%，其他拉美国家也只在10%左右。
总之，中国的超高M[，2]／GDP值标志着中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已造成一个相当危险的局面。如果我们不能主动抑制储蓄存款的过速增长，中国是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通货膨胀的威胁的。
五、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根本出路
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表面上是供求失衡问题，但从根本上说，通货膨胀是不同部门、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争夺经济增长蛋糕中更大份额的结果。就不同时期的由不同原因诱导所引发的通货膨胀来说，政府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特别是通过紧缩贷款的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随着在以往历次调整中所遗留下来的问题的累积，包括经济中主要表现为居民储蓄存款的货币存量的累积，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余地已越来越小。在中国以往的历次紧缩中，投资总是被列为紧缩的首要目标。而限制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则成为主要政策工具（这一政策已越来越失效）。压缩投资对于抑制通货膨胀确实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从中长期来看，资本积累速度的放慢将导致未来产品供给的减少，从而造成未来的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政府应主要抑制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需求，当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要抑制消费需求就必须鼓励居民尽可能增加储蓄。由于居民已持有巨额储蓄存款，要劝说居民增加储蓄存款就必须提高实际利息率。3万亿储蓄存款的利息归根到底是由企业支付的。由于资金成本越来越高、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缓慢，银行贷款变成呆帐、坏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得不由国家对银行注入资金来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其代价必然是通货膨胀形势恶化。降低存款利率，又可能立即导致居民减少对储蓄存款的需求或导致企业增加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其结果也必然是通货膨胀形势恶化。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保持高储蓄是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本出路。无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的正统经济学都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综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验，凡能维持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国家无不维持了非常高的储蓄率。凡长期处于滞胀状态的国家无不是储蓄率低下。当然，除维持高储蓄率外，还必须提高投资效率。但这些一般来说是微观问题而非宏观问题。在微观基础给定的前提下，宏观政策的根本目标应该是鼓励储蓄。在前面我们曾指出，居民储蓄存款增长过快是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威胁。这里是否有矛盾呢？否。我们所要作的恰恰是在维持或提高全社会储蓄水平的同时，降低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有多方面的努力。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1）深化税收改革，努力提高中央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2）深化金融改革，实现金融结构的多样化。
必须继续深化税收改革，其主要目标应是使各种形式的收入税（个人所得税、利息税等等）逐步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应大力发挥财政政策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功能。国家应通过正式的法定税收手段集中相当的财力，用于改善基础设施，用于潜力大，风险高的投资项目，从而提高社会投资资金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直接有助于遏止和纠正国民收入过分向居民倾斜的趋势，从而增加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必须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发展规范化的直接融资除将对微观经济发生巨大作用外，对宏观经济的稳定也会产生积极作用。第一，向居民提供各种金融工具以满足他们的不同需要。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直接融资有助于提高居民的储蓄倾向。不同消费品的出现可刺激消费，不同的金融投资品的出现同样可刺激储蓄。第二，把居民储蓄存款转化为更长期的金融资产，非银行金融机构将为投资提供更稳定的资金来源。反过来，这一方面会增进金融的稳定，另一方面稳定的长期投资也会促进经济的增长。第三，由于在各种投资领域的专业化，非银行金融机构比商业银行更有能力为企业筹资配资，通过改进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第四，由于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销售及承保方面的帮助，中央及地方政府会发现更容易向公众出售政府债券，避免了货币融资；第五，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长于企业的兼并与收购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将会在企业改革中发挥很大作用，而对长期增长及宏观经济稳定作出贡献。
目前，由于宏观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某些部门出现了需求不足的现象，一些同志提出要建立消费热点，刺激需求。对于这种主张我们断不敢苟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了举世瞩目的提高，中国城市居民的消费超前是世界少有的。现在已经是减缓城市居民消费增长速度的时候了。我们的有限资源应用到加强基础设施、加强科技和教育，缩小贫富差距上面。主张通过刺激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无异于主张走拉美道路。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刺激消费维持的经济增长是无法持续的。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目标应是提高全民储蓄率，在高储蓄的基础上实现高投资（包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就当前的情况而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加强对财政政策的运用，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抑制居民收入的过快增长。与此同时，还必须加快金融改革，改变居民的单一资产结构，鼓励居民储蓄、改善投资资金的配置。
注释：
① 低收入国家（＄500以下） 23.6%；中等收入国家（＄500—＄1300） 41.9%；中高收入国家（＄1300—＄6000） 49.8%；高收入国家（＄6000以上）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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