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奠基民族素质——访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教委论文,副主任论文,基础教育论文,素质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恰在这一年，教育部撤部建委，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柳斌同志调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分管基础教育等工作。从此，他便与这一事关民族素质与国家兴旺的大事结下了不解之缘。
柳斌自1961年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谈起几十年焚膏继晷为之奋斗的事业，柳斌感慨不已。他说，办教育难，办基础教育更难，在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办以提高民族素质为目的的普及性基础教育尤其难。
然而，惟其难，也惟其责任重大，柳斌自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那一刻起，便开始了为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殚精竭虑的工作。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起草领导小组组长，柳斌与同事们一道进行了大量艰辛的劳动。1986年4月， 《义务教育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同年7月正式实施。在一些人眼里， 《义务教育法》是个“软法”，但柳斌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回顾基础教育这十几年的巨大发展，应当说《义务教育法》是起了巨大作用的。从1985年小学教育尚未在全国普及，到目前全国2242个县（区）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到73%左右，没有《义务教育法》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柳斌认为，一个人或一个典型的影响力再大，也毕竟有限；像我国这么大的国家，光靠抓点来带动工作显然十分困难，只有有法可依，并且依法办事，才能将一项工作深入到中国的县、乡以至村级单位，这才是事业发展的根本。
为此，多年来，基础教育主要抓了各项法律法规建设。譬如《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教师法》、《德育纲要》、《职业道德规范》、《小学管理规程》、《普通中小学督导评估指导纲要》等。应当说，基础教育在这十几年的发展中，法律法规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建立法律法规的同时，基础教育不失时机地抓了几项重大措施的具体落实。
首先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措施的实施。此项措施对基础教育尤其是“普九”的发展产生的巨大推动力，不可低估。在教育观念上，它明确了教育不只是教育部门一家之事，而是全社会的事、政府的事，变过去的“要我办学”为现在的“我要办学”，调动了社会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在中国大地形成了一股你追我赶，争相改善办学条件的热潮。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发展，中小学办学条件得到了全面改善，消灭危房、新建校舍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为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顺利实施素质教育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次，大力推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体制”的形成和落实。发展中国家办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最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在实践中逐步总结形成了“财、税、费、产、社、基”多方筹资的办法，即依靠财政拨款、征收城乡教育费附加、收取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发展校办产业、动员社会集资、建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办法，来维持基础教育的运转，使教育由单纯依靠政府拨款，走上了投资多元化的道路。这项改革为“普九”增加了强大动力。
第三，一直重视教师队伍建设问题。80年代中期，面对当时小学教师多为民办，待遇低、同工不同酬等问题，柳斌力主把民办教师作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予以彻底解决。1986年国家教委会同四部委进行调查，达成共识，报国务院批准，决定用10年左右时间，通过转正、离退休、培训转岗等多种形式解决300多万民师问题。如今这项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实现到本世纪末解决民师问题的目标已指日可待。为改善教师生活、工作待遇，柳斌和他的同事们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论证工作，为国家出台提高教师工资标准、解决教师职称问题、建立中小学职务制度、设立班主任津贴、解决中小学教师住房问题等重要政策打下了工作基础。
应该说，柳斌在任这段时间，是基础教育发展的较好时期。教育得到了全党全社会的重视、关注，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制定落实为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保证。
1986年前后，针对当时教育界存在的“应试教育”倾向，柳斌在教委党组领导下开始了扎扎实实推动素质教育的工作。他认为，时代发展到今天，基础教育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要向素质教育转变。为此，柳斌和他的同事们经历了从1985年至1994年的素质教育酝酿准备阶段、1994年至1998年的素质教育起步阶段，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了构建素质教育体系，他深入调查，扶植各种教改实验，树立了愉快教育、成功教育、情境教育等一批典型。在汨罗、烟台、大连等地开展了区域性大面积的素质教育试验，使得素质教育逐步在全国蓬蓬勃勃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如今，柳斌关注基础教育的豪情仍未了。作为教育部总督学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他仍在为本世纪末“普九”任务的完成和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进努力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