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语境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03)06-0101-05
同中国版的后现代、后殖民一样，所谓的“全球化语境”，是我们的文论家们继“后现代”之后，为我们搭建的又一个浮华、空幻的理论模型。他们在让我们充分体验了“提前进入后现代社会”式的荒诞之后，于世纪之初，又让我们置身于一个子虚乌有的文化的“大同胜景”之中，以自言自语的方式开始了与世界潮流的同步、平等对话。
从表面上看，这场对话是嘈杂的、喋喋不休的，但语境却是虚拟的，对话方式是单向的，甚至是自言自语式的。因为在这场对话中，谈话对象始终是缄默的，甚至是不存在的。细究起来，我们的文论界之所以凭空杜撰出一个所谓的“全球化语境”，之所以将范围有限、数量不多的若干次国际学术交流称为“全球化语境”，之所以急不可耐地在文论学科头上戴上一顶大而无当的“全球化语境”的帽子，原因大致有四：第一，对“全球化语境”的追捧，反映出文论界的学人们期望在人文学科层面上尽早实现与国际接轨并展开与西方文化思潮同步、平等对话的迫切心态。第二，对“全球化语境”的鼓吹，有助于巩固文论界在人文学科领域的领军地位。使该学科始终处于学术前沿，始终成为学术时尚的引领者。第三，对“全球化语境”的营造，意在表明当代文论建设已告别了单纯借鉴、简单模仿的“拿来主义”时代，而进入到一个与世界潮流平等交流的新时代。文论家们希望籍此来提升该学科的学科地位及学术品位，改变文论界多年来留给人们的不良印象，实现“拿来主义”时代的文论的“软”着陆。第四，由文论界发起、众多人文学科领域共同参与实施的西方后现代文化形态与当代中国小康社会文化形态的文化对接工程失败后，不甘寂寞的文论界迫切需要开辟一个新的领域，以继续实践其西学东移、拿来主义的学术宗旨。
事实上，就在文论界因一哄而上追捧“全球化语境”所造成的紊乱的表征下，一些事关宏旨的问题被忽略了，或被有意掩盖了。即“全球化语境”的可行性及适用性问题。回想起来，对于文化或文论移植的可行性、适用性研究的欠缺，是文论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论的引进到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移植，再到世纪之交“全球化语境”的营造，文论界因忙于制造、追赶时尚，很少去关注文化引进的适用性、文化移植的可行性这类问题。在大量引进、移植的文论尚未经本土化改造之前，便急不可耐地推出“全球化语境”；在“全球化语境”的可行性尚未经充分论证之前，便急于开展与西方的同步、平等对话；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文论对话尚未真正开始之前，便奢谈起汉语文学及中国文化的输出问题。
同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译介、传播一样，我们的文论界在对于“全球化语境”的营造、追捧等方面同样也存在着经验前置、语境混淆、观念错位、价值迷失等问题。所谓“全球化语境”，是从“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全球化趋势”引申而来的一个术语。而“全球化趋势”则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向社会学、文化学领域的延伸。显现出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与文化互渗互通的一种趋势及国家、民族间文化同质化、同步化的一种趋向。文化学意义上的“全球化趋势”是否可行？怎样才能成为可能？将会导致什么后果？这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研讨的热点话题。我们的文论界在未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未对其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仅凭“经济全球化可能导致文化全球化”这样一个预期理由，便急不可耐地将一种或然的、不确定的趋势、趋向（将来时态的）转化为一种现实的语境（现在时态的），将人类未来可能遭遇的经验转化为现实经验，将一种西方的文明症候及西方式的反应视为带有普遍性的全球文明症候及文化心态，将西方语境混同于全球语境。进而在无差异表面上将经济与文化融合起来，片面强调民族——国家文化的同质性、同步性，抛开提供客观性论据的义务及特定的现实、历史基质，采用全球化之类的通用标签来进行现实、历史情景分析，营造浮华、空幻的文化的“大同胜境”、“文化庆典”，以满足一种学术的虚荣心。
所谓的“全球化语境”，其实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术语。既非不言自明，更经不起严格的“话语分析”。“全球化语境”究竟是一个政治、经济术语，还是一种文化描述？“全球化语境”的内涵是什么？外延如何界定？“全球化语境”是一个现实的语境，还是一个预期语境……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文论界的学人们在未对这个核心术语严格加以界定的情况下，便将其视为不言自明的东西加以运用，在后现代游戏式无差异表层上将文化与经济融合起来，采用全球化之类的通用标签来建立其符号、概念系统。这便使得“全球化语境”无论在概念层面上，还是在历史层面上均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空壳术语。或者说，它只是一个时尚文化产品的文化标签或流行标示。
其次，“全球化语境”是一个混乱的语境。概念的界定不清直接导致了语境的混乱。近些年来，文论界对于“全球化语境”的研讨是在一种混乱无序、缺乏规范的背景中层开的。学人们依照个人对其的主观化理解，在未立名言、未审意义、未辨虚实、不计后果的情况下，置各类学科的不同特点及学科自身建设的不同要求于不顾，将其强行纳入自己的知识结构及学科体系中，以一种想当然的方式，开始了喋喋不休的自由喧哗与“言语狂欢”。混乱无序的学术走向直接导致了语境的混乱，这便使得文论界对于“全球化语境”的研讨呈现出杂乱无章价值诉求。这其中既有“后现代性”诉求，亦有“现代性”诉求；有文论，乃至文化的一体化、同质化诉求，亦有本土化与自我认同的诉求；有重建人文精神、科学理性的诉求，亦有全面解构、彻底颠覆传统的诉求；有“拿来主义”、全盘西化的诉求，亦有汉语文学及中国文化输出的诉求……
需要说明的是，“全球化语境”作为一个有着特殊内涵和特定适用范围的意识形态话语，非一种开放式语境。其中所体现的是西方后现代背景下文化的同质性、全球认同的价值诉求。这种话语代表了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要求。文化干预，乃至文化霸权是实现这种诉求的主要手段。这种话语与其说是一种文论话语，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话语。准确地讲，是一种建立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干预主义”基础上的政治话语。后现代把经济变成了文化，把文化变成了经济；与此同时，后现代也把文化变成了政治，把政治变成了文化。就前者而言，其中显现出的是晚期资本主义形态下生产与消费扩张的诉求。就后者而言，其中凸现出的则是建立在文化干预基础上的“西方中心论”的政治、文化诉求。目前条件下的“全球化语境”只有在这样两个层面上才能成立。对其的研讨，也只有在这两个层面上才能呈现出相对清晰的学理。
第三，“全球化语境”是一个虚拟的语境。“全球化语境”由概念的存在转化为现实语境，需要这样一个前提——文化的同质化、同步化。或曰：同质化的“我们”。而这个前提只有在当人类社会成功超越了经济不平衡、政治不平等，以及在彻底化解了阶级、民族斗争之后才能获得。但在目前条件下，“对同质化的‘我们’概念的任何极权式建构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建基于一个虚假的、非历史的和不可企及的幻想之上：即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存在‘绝对安全，”。[1]“绝对安全”意味着没有任何形式的敌人或威胁的存在，意味着“不仅平等者是平等的，而且不平等者也将得到平等的对待。”（施米特语）意味着整个系统的彻底认同。虽然，人类社会正在试图摆脱各种现实的困境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虽然，这种前所未有的趋势是普遍的、不可逆转的。但在目前世界范围内霸权主义死灰复燃、恐怖主义甚嚣尘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地区冲突时有发生的背景下，对于由“同质化”所带来的“绝对安全”、“全球认同”、“全球化语境”的企盼，还只能搭建在人类的幻想世界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不过代表着构造同质概念的又一次尝试。这个概念并不用来再现人类状况，而是被用来驾驭人类状况。”[2]它只是一种自由主义式的幻想，而不是现实的、可行的运作方式。
全球化把经济变成了文化，把文化变成了经济。但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全球化非但不会削弱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威胁其核心价值层，相反，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剧国家、民族间的文化冲突。可以预见，经济的外向型和文化的内向型，将会成为各国在制定其本国社会发展模式和文化发展战略时的首选。全球化把文化变成了政治，把政治变成了文化。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意味着各国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的同质化、平等化。相反，却预示着各国间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将会更多、更主要地通过文化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政治多极化将会是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人类社会的基本格局。
第四，“后现代性全球化”是一个西方式、美国化的语境。“全球化”搭台，“后现代”唱戏。“全球化语境”实际上是文论界的一些“西化派”学者为进一步推广后现代文化所搭建的一个销售平台。旨在将当代中国文论，乃至文化全面纳入后现代帝国版图。在后现代层面上实现中西文论，乃至文化的对接，构建西方特色当代中国文化、文论体系。“全球化”、“全球化趋势”是一个有着特定历史内涵的命题。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至少出现过三次大的全球化历史进程：“西方殖民主义全球化”（15世纪－19世纪以大英帝国的扩张为代表），“社会主义全球化”（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现阶段的“后现代主义全球化”。由经济全球化所诱发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究其实质，是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后现代性全球化”。其准确的概念表述应为：“后现代全球性或全球化后现代性”。何谓“后现代全球性或全球化后现代性”？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学者张旭东先生曾对此有较为精准的概括：“我们所说的后现代全球性或全球化后现代性不过是指一种被彻底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系统的生活方式的普遍性、相同性和标准化。支撑着这个世界的是我们这些生活在第一世界中的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管理和服务的效率和便利。”[3]
在概念的层面上，“全球化”与“后现代性”在当下是两个互相限定、互补相生的联体概念。而在历史的层面上，则标志着人类正在经历（遭遇）一场新的“后现代性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全球化语境”其实就是“后现代性全球化语境”或“全球化后现代性语境”。很显然，这是一个西方式、美国化的语境。其中凸现出的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中，以西方大的跨国公司的经济扩张为形式，以追求西方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诉求，以及在晚期资本主义背景下，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以后现代社会形态为基准，以文化干预为手段，以文化的同质化、同一化（实质上是西方化、美国化）为目的的后现代文化、政治诉求。其中浸透着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和话语特征。是在西方早期殖民主义彻底瓦解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在一种文化优越感和霸权心态的驱使下，以取消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差异性，瓦解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为目的，所建立起的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话语霸权。或者说，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殂民主义。
从表面上看，“后现代性全球化”（或曰“全球化后现代性”）致力于营造一种建立在国家、民族以及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上的“全球认同”、“全球经验”。其实，这种表面形式上的一体化（经济）和同一化（文化、政治）的背后却掩盖着更深层次的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征服与被征服的非同质、不平等关系。从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来看，基于经济和技术的绝对优势及发达的传媒、文化输出的优势，使少数西方大国牢牢控制着文化的输出权和发言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发言权及他们的本土文化的生存权。他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正在或已经被外来文化所挤占、消解，甚至湮没。西方价值观被确定为普遍的价值标准，西方式的后现代景观被视为人类的文化宿命。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学意义上的全球化已不再可能是民族文化之间同步、平等的交流，而只能是西方社会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干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所谓的“文化全球化”，其实就是“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代名词。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全球化语境”的营造、追捧、推广，其实就是对“西方中心论”、西方话语霸权、文化殖民主义的全面认同和无条件接受。
经数年对“全球化语境”的研讨，目前，文论界的一些学人已就这一点达成了初步共识，并正在积极探索一种应对措施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可以说是一种学术上的进步。但这种学术上的进步虽有效避免了研究的平面化、简单化、空泛化，却使文论界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之境。如果就此终止对“全球化语境”的追捧，将会使文论界多年来的辛劳付诸东流。如果继续“全球化语境”的营造，将会使文论界扮演起文化殖民主义的“比照集团”（洋买办）这样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在这两难之间，我们的一些权威文论家们经权衡利弊，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为了给他们“拿来”的后现代理论、“全球化语境”寻找一安身立命之处，为了免于他们多年来的努力被人讥笑为“用竹篮打了十年的水”，我们的文论界的一些学人们采取一种“就”药下症、削足适履的方法，主观地、一厢情愿地把尚处在小康社会（前现代与现代转型期的社会形态）的中国定位于“现代与后现代”并置的社会形态，并就此搜罗了相关证据：既然后现代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的宿命，那么，它必将也会是中国文化的未来。经济全球化必将会使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化被纳入到后现代帝国的版图，这是大势所趋，中国也不能幸免。既然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与后现代并置的社会发展阶段，那么，对后现代文化的移植，就是在为中国探寻一条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型文化……
在“拿来主义”总的前提下，通过对西方当代文论的大面积引进与移植，构建西方特色当代中国文论体系，这是我们的文论界多年来孜孜追求的一个目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伴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们的文论建设也经历了一个特定的“拿来主义”时代。“拿来主义”带给当代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今天，当我们把“拿来主义”视为一个中性词来尽可能中立、客观地评价这种影响时，我们发现，其中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就像是一张纸的正反面，很难将它们截然分开。“拿来主义”使当代文论全面进入到一个解构与颠覆的时代。大量涌入的西方现当代文艺、文化思潮及相关的方法论，为二十世纪末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文化、文论观念的革命提供了极其锐利的思想武器。传统文论中那些严重束缚、阻碍文学艺术发展，无法对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作出科学解释的教条规定被彻底解构。建筑在“政治功利论”与“庸俗社会学”基础上的旧的文艺观及方法论被彻底颠覆。经多年的努力，文论终于摆脱了几十年来的政治管制，重新回归自身，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开始了自身学理的探索。“拿来”的文论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文论话语及言谈方式，充实了文论的库存，“多种文学话语和理论话语，可以相对自由的喧哗，以致达到前所未有的思想、话语狂欢的地步。”[4]
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文论建设终于实现了从极端他律论向自律论的历史性转变，这可以说是身处“拿来主义”时代的当代中国文论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转变在使我们的文论成功摆脱政治束缚及其他社会效果联系成为超乎其上的独立物的同时，却也使其落入极端自律论的泥沼。这种转变在成功实现了当代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接轨的同时，却导致了其与国情、与传统的脱轨。这种转变在使文论获得充分独立性的同时，却使之逐渐脱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逐渐走向边缘化、另类化。
若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审视，我们发现，这种转变直接导致了西方特色当代中国文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在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及发展战略上的互相悖离，导致了文论自身建设方向与全社会总体文化走向的背道而驰，导致了文论建设中全方位的观念错位与价值迷失。
当我们这个民族正在为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工业化社会）而奋斗之时，文论界却给我们“拿来”了西方后工业化时代的后现代文化形态。当我们的文化迫切需要科学理性来构建其现代性品格之时，文论界却给我们“拿来”了西方现代主义的非理性、违意志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反科学、文化消解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当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其社会成员以一种建设性心态投身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时，文论界却给我们“拿来”了颠覆与解构的文化心态。当我们的国家正致力于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时，文论界却给我们“拿来”了西方特色……深究起来，文论界出现的观念错位与价值迷失其实是由解构与颠覆这两种文化心态所致。解构与颠覆是二十世纪末中国知识界普遍存在着的两种文化心态。解构性是一种后现代话语，颠覆性则主要体现为当代新儒学的文化诉求。90年代的文论界虽然是派别林立、学说杂陈，但究其文化心态，则大体为解构性与颠覆性这样两种。解构与颠覆同属两种破坏性大于建设性的文化心态。这两种文化心态同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性特征及建设性价值取向的并置乃至对峙，是造成当代文论建设观念错位与价值迷失的根本原因。在这两种心态的驱动下，文论界充当起了主流文化的批评者、背叛者的角色。文论总体发展走向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一方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另一方则致力于建设西方特色当代中国文论体系；一方呈现为对于现代性、科学理性的诉求，另一方则呈现出对于后现代性的诉求；一方竭力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的纯粹性、合法性、权威性，另一方却极力消解中心、颠覆权威、贬抑现代文化精神、人文传统。
客观地讲，我们的一些文论家并未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其应有的贡献。建设，而不是解构或颠覆，这应成为我们的文论家的一种自觉追求，成为我们的文论发展的主导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