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鸿英[1]2000年在《论老舍小说的三重价值》文中认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老舍小说以俗白易懂的语言形式、幽默的审美风格和独特的文化视角著称。学术界关于老舍的研究多取一种思路、从一个侧面作深入的开掘,缺少整体性的概括和评价。本文试图立足于价值学角度,从三个层面──文体价值、审美价值、精神文化价值来探讨老舍小说的价值,希望能够从宏观上对老舍小说的本体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作出深入的分析和恰当的整合。 在文体价值、审美价值和精神文化价值的三层次中,文体价值体现为基础性的价值（尽管它本身也包含着审美因素和文化因素）。本文通过老舍对小说体裁的现代性体认和老舍小说语言形式的情感内涵两个方面的分析,确证了老舍小说在文体价值层面的独特价值:对小说体裁的发展与人的现代化程度、社会的进步之间关系的明确认识和出于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对人民的深切关爱而努力铸炼的融个性化与大众化为一体的独特语言风格。审美价值是小说作为文学艺术得以存在的根本因素,它是由作品直接产生体现着作品的艺术风貌并最终决定着作品艺术水准的重要因素,也是三重价值中的核心部分。本文的第二章着重探讨了老舍小说“幽默”的审美风格:首先对小说“幽默”风格的发展和内涵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其次,对其小说“幽默”风格进行了尝试性的心理分析和蠡测,确证了其“幽默”的强大心理动力和价值。与文体价值和审美价值相比,精神文化价值则是一种背景价值和超越性的价值,它是在整个作品形象体系中蕴蓄着的对人类生存和文化发展的关注,这一价值层面并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企及。老舍的小说执著于市民社会的刻画,以寻常百姓的辛酸遭际、喜怒哀乐构筑了一幅幅真实生动的市民生活画卷,在特定时代环境对传统文化性格的冲撞与挤压中展示小人物的悲剧人格和悲剧命运,并通过文化与现实生活的相互影响与双向建构来探索文化在历史流程中的波澜动荡,以及作为精神文化载体的“人”的历史命运。同时,老舍的小说还体现出了在与异域文化的相互参照中为中国建设一个既不失传统文化根底又适应时代要求的现代文化模式的文化选择,这些努力都使老舍的小说超越了纷繁芜杂的市民生活、生命形式的表象,上升到了精神文化价值的层面。 三层价值互相渗透、交映生辉,从整体上展露出了老舍小说的独特意义。
申明秀[2]2012年在《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流变及地域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将明清世情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对象,从雅俗及地域的视角,通过中国文学古今视角的换位与互动研究,立足于对作品文本的细致解读,以期深度还原明清世情小说深广的思想内涵与上乘的艺术水准,凸显明清世情小说的文化性与地域性,廓清清末小说的雅俗新变与现代转型,力求对明清世情小说的全新把握与深层建构,并大致梳理与展示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及地域分布的现当代嬗变。本文主体部分共计五章,另有绪论及余论。绪论部分主要是界定本文的三大基本概念：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批评、文化地图,为下面主体部分论述的展开铺平道路。第一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发生——齐鲁一枝独秀》。齐鲁是明清长篇世情小说的发祥地与重要源泉,明代就奉献有两部世情力作《金瓶梅》与《醒世姻缘传》。“第一奇书”《金瓶梅》首先“奇”在作品内容彻头彻尾的“俗”；其次更“奇”在作品主题甚深的“雅”；当然也“奇”在作品细节的生动、人物的鲜明、结构的缜密、语言的传神等方面,而“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成为一朵伟大而永恒的世情人性的“恶之花”。带有明显的明人口吻与实录风格的《醒世姻缘传》是一曲沉重的道德挽歌,祭起的却是佛教果报论大旗,有着浓厚的道德情结与儒家本位思想的西周生,面对着人心不古、世风浇漓的社会现实,只能以浓烈的因果叙事来挽救世道人心,希翼西周古风重临世间。第二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自觉与发展——吴越竞艳》。苏州是明末清初短篇世情小说创作大潮的滥觞,而冯梦龙则可谓短篇世情小说的教主,他提倡“奏雅”与“适俗”并重,大力提高小说的地位,并在其编撰的“三言”中成功地实现了雅俗整合,对其后中国世情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凌濛初的“二拍”可谓出于冯梦龙的“三言”而又胜于“三言”,一方面,其无处不在的天命论与因果报应的世情叙事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性,实现了作者“尚奇”、“尚俗”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凌濛初对作品劝惩主旨的高度重视,又体现了其一片赤诚的道学心肠。凌濛初“二拍”的创作实践把小说俗的内容与雅的主旨的有机整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冯梦龙一起,共同开启了明末清初世情性短篇拟话本小说创作高潮的序幕。杭州是明末清初短篇世情小说创作的重镇,先后出现了陆云龙兄弟、李渔、艾纳居士等小说名家。陆云龙兄弟以儒为宗,道释为翼,可谓真道学,其《型世言》发扬“三言”的劝诫主旨,而另辟蹊径,从正面直接树型,大力弘扬儒家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且强调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时效性,道学主旨与世情叙事融为一体,雅俗结合,而成为明清世情性拟话本小说中的一朵奇葩,当无愧于“三言二拍一型”这一现代定论。李渔心中始终有着高雅的名士情结,虽然他做了很多俗事,由于他把小说等同于传奇,而一味求“新奇”与“娱心”,其小说“寓教于乐”的雅俗整合之路,虽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与突破,但过度的“乐”、“俗”几乎掩盖了“教”、“雅”,且传奇的程式化、符号化又使他忽视小说非常重要的细节描写,虽有绝世的天才,也难以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品,而令人惋惜。而艾衲先生的《豆棚闲话》可谓明清短篇世情小说中的一朵奇葩,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不容许过于赤裸裸地辟佛老,所以他煞费苦心地施了很多障眼法,艾衲居士、紫髯狂客、天空啸鹤包括陈斋长其实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豆棚闲话》可以说就是小说版的韩愈的《原道》抑或《驱鳄鱼文》。第三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深化——南北争雄》。清中叶江南长篇世情小说的创作主要集中于南京,除了曹去晶的《姑妄言》、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世情小说精品,更重要的是收获了明清小说的巅峰之作曹雪芹的《红楼梦》。曹去晶有着与众不同的创作态度、趣味与理念,他与评者林钝翁实为一人,这是打开《姑妄言》之谜尤其是它满纸“淫语”的一把关键的钥匙。《姑妄言》以佛教的果报论来劝谕世人,特别是以种种恐怖的淫报来警醒读者,显示了作者的“一片菩提心”,其复杂的人物、深广的主题铸就了作品世情小说的高雅品质。《儒林外史》是一部有着强烈讽刺特色的世情小说,它“破”、“立”结合,即“反儒”又“尊儒”,反的是“俗儒”,尊的是“雅儒”,同时它又既“贬道释”,又“趋道释”,贬的是道释门中种种丑陋现象,趋的是道释的甚深义理,而构成了作品深广的雅俗内涵,体现了世情小说一贯的劝惩与醒世主旨。清中叶北方长篇世情小说的创作,也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北京有随缘下士的《林兰香》,齐鲁有李百川的《绿野仙踪》,中原有李绿园的《歧路灯》,而呈现“三国鼎立”的态势。“林兰香”有着三重意蕴,最表层是燕梦卿的个人悲剧,中间层是屈原的儒家精神,最里层则是尘梦苏醒之后的道家追求,所以《林兰香》虽有大量的儒家叙事,但其根本的意旨却是道家思想,具体表现为耿朗的由儒及道、燕梦卿的临终悟道、田春畹的儒道兼备以及宣爱娘、平彩云的道家本色等,其虽有过于文人化之嫌,而在雅俗结合上差强人意,但它依然是出色的明清世情小说之一。《绿野仙踪》的“绿野”象征着现实、世情,“仙踪”象征着道教,其“绿野”占了全书的大半篇幅,包括五大世情叙事板块,通过冷于冰的“仙踪”拼接而成。作品于“绿野”之上点缀的“仙踪”叙事是为了导引、提升“绿野”,而铸就了《绿野仙踪》世情小说的品格。《绿野仙踪》与《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绿野佛影”类世情杰作以及“绿野儒魂”的代表作《歧路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李绿园高擎的这盏“歧路灯”首先是儒家的理学之“灯”,中庸之“灯”,同时也是一盏汲取了佛老意蕴的道释之“灯”。《歧路灯》着力塑造了三组“雅人”形象,主人公谭绍闻周围的一批“俗人”形象也刻画得比较成功,谭绍闻自身的雅俗演变更是形象地证明了高雅精神文化之“灯”的极端重要性。第四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巅峰——南北兼容的<红楼梦>》。雅俗共赏有两种实现途径：一是朱自清所讲的“屈雅就俗”,一是本文所讲的“雅俗兼备”,就是面对同一部作品,雅者赏雅,俗者赏俗,互不冲突,均有收获,《红楼梦》就是这样的典范之作,在其雅、俗两极之间有一个过渡层次的“情”,这是《红楼梦》雅俗共赏的关键与分水岭,真正《红楼梦》雅俗共赏的时代还远未到来。《红楼梦》固然是曹雪芹的独创,可同时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化与文学精华的大力继承与弘扬。《红楼梦》一方面发扬了《金瓶梅》开创的世情小说的写实传统,一方面又吸收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作风与中国文化的儒道释精髓,而融历史叙事、世情叙事、诗性叙事、文化叙事于一炉。《红楼梦》是真正的灵魂写作、生命写作,凝聚了作者无比深广的人生感受与思想内涵,而至小说的至高境界,影响巨大。第五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转型——上海独领风骚》。由于晚清时期上海独特的地缘与政治环境,再加之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在清末上海出现了明清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小说创作大潮,而以谴责小说成就最高,完成了中国古典小说雅俗整合的现代转型。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有着四重阅读障碍,首先是语言,其次是题材与内容之俗,再次是主旨之雅,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作品对人性的细腻刻画与细节写实的平淡风格。《海上花》接近曹雪芹八十回版《红楼梦》的艺术品质,这注定了其曲高和寡的命运,而难以像高鹗版《红楼梦》那样雅俗共赏,风行天下。李伯元既反对一味崇洋的维新,也不赞成彻底否定传统的革命,而是偏向于中西文明结合的中庸维新之道,其《官场现形记》固然触到了晚清的痛处,可聚焦维新这一晚清最大国情的《文明小史》因其史诗意味,显得更为厚重、深刻,而成功实现了明清世情小说主旨的现代转型与雅俗新变,堪为晚清小说的杰作,其浓郁的上海叙事更是别出心裁,意蕴深远。吴趼人对鬼神及佛老态度的前后变化,反映了其对传统文化从背离到回归的精神走向,而体现为其身上越来越浓的道德情结,他投身小说创作受到梁启超与家乡“木鱼书”的双重影响,其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写情小说等都是包装不同的道德叙事,而带有鲜明的“木鱼书”醒世色彩,特别是其写情小说又与明末冯梦龙的“情教说”遥相呼应,谱写了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新篇章。太谷学派兼取道释而归于儒,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成就中国古典文化最后的绝响,而刘鹗与太谷学派却有着不解之缘,其一生就是太谷学派思想的精彩演绎,《老残游记》作为刘鹗心灵的哭泣与自辩之作,自然充溢着浓郁的太谷学派叙事,同时作品又以小说的形式、寓言的手法,来实现让国人接受实业救国思想的醒世主旨,而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描写的工笔化以及对现实的直击性又无疑增强了小说内容的现实性、真实性,二者共同促成了《老残游记》的雅俗新变,使其既展现了中国古典小说最后的辉煌,同时也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端。曾朴天生浪漫的气质,与法国现代浪漫主义可谓一拍即合,而强化了其思想的现代性色彩,其创作自然也洋溢着强烈的现代精神,如果说《孽海花》主要是展现了作者一腔积极入世的报国之心,那么《鲁男子》则袒露了曾朴矢志追求真善美的浪漫情怀,这两本小说虽都是未竟之作,但已足以表现曾朴那非凡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才能,而使得曾朴成为中国现代小说最重要的奠基者。余论部分着重简要梳理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现当代嬗变,并例举了老舍、张爱玲两位现当代作家小说创作的雅俗探索与得失成败。从《金瓶梅》算起,世情小说正式登场亮相已500多年,几度起伏,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繁荣、晚清短暂的中兴和现当代的再度兴盛的演变过程,现当代的高雅小说可看作是明清世情小说的不断升级版,而凸显了世情小说永恒的活力与魅力。世情小说既有《红楼梦》那样的巍峨高峰,也有《林兰香》、《四世同堂》、《白鹿原》那样的旷世之作,更有为数众多的《石点头》、《豆棚闲话》、《美食家》那样的小家碧玉,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盛况空前,成就斐然。社会的发展必然赋予了现当代世情小说新的雅俗内涵,且出现了不少雅俗结合得比较完美的上乘之作,只是真正能与《红楼梦》相媲美的作品还是罕见的。
杨潇[3]2017年在《“末日危城”的想象书写—老舍《猫城记》新探》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总结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末日想象的角度去讨论老舍长篇小说《猫城记》,并以此为契机梳理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末日题材创作。第一章,首先关注老舍创作《猫城记》之前的曲折身世,作为末日想象的现实动机,并认为清末的坎坷童年、青年时期接触基督教以及留英期间接触英美作家这三个重要阶段为老舍的末日想象做了铺垫。并由此追溯文化层面的末日想象,从宗教、文学、哲学的角度分析末日想象的源头,并比较中外的差异性,作为《猫城记》的想象源流。第二章,集中分析《猫城记》中老舍是如何来具体表现末日景象的。我们认为是通过一系列形象构筑起来的,首先是人的堕落,在这之中是形体的变异、思想的扭曲以及启蒙者的迷失。其次是刻画了一座毁灭之城,“灰色”、“人群”、“毁灭的巨指”这些意象来进行渲染末日气氛。最后探讨老舍在这种绝望与焦虑下的思想和创作寻求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对理想人物的刻画和家国意识的觉醒。第三章,探讨老舍《猫城记》这样的末日想象的意义,主要是将之放入中国科幻小说史中去评价,发现它是对梁启超、包天笑等清末末日题材科幻小说的继承和发扬。而其中对本民族的忧虑和反思,也被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家所继承。同时也为《猫城记》是否是一部科幻小说提供了新的看法。
王明科[4]2006年在《怨恨：中国现代十位小说家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体验》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中发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体验。通过整合中外古今文学评论、哲学思想、伦理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怨恨理论,在全球现代性视域中提出并界定了适用于中国现代性文化语境中的“新怨恨”理论,运用这一理论并借鉴西方现象学、新批评、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阐释方法,通过对中国现代十位小说家小说文本的全面细读与重新思考,论证并得出了怨恨是中国现代小说家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端木蕻良、无名氏、赵树理等人小说创作的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体验的结论,进而提出怨恨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体验的观点。全文共八大部分。导言部分指出本文从“新怨恨”视角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独创与开拓。第一节首先强调笔者是在作品阅读中发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体验,然后指出怨恨体验不仅存在于中国现代小说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诗歌,戏剧,散文等其它各种体裁之中;接着驳斥了不承认与不愿正视中国现代文学怨恨体验的代表观点,最后通过对研究历史与现状的梳理分析,指出笔者作为中国当下现代性语境中继刘小枫与王一川之后的第三位怨恨体验论域的推进者,与前两位学者相比所具有的各种不同与研究创新。第二节提出并界定了作为一种中国文学现代性体验之批评的“新怨恨”理论,通过对中外古今怨恨理论的深刻剖析与整合扬弃,主要结合中国现代性语境的特殊性,详细论述了“新怨恨”理论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怨恨理论的独特内容与理论特质,认为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纳入“怨恨”的新视角,可以避免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从而开拓出新的问题域与发现域。第三节从以点带面的可行性、质疑本质决定论、质疑思潮流派论、质疑传统逻辑思维中包含与被包含的僵硬分类等四个方面说明本文选题的原由与所用的方法论。第四节指出中国现代小说最基本最主要的怨恨体验模式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怨恨体验从向度上看主要有内向与外向两个方面:内向怨恨主要代表作家如钱钟书、赵树理等;而外向怨恨主要有三大基本体验模式——反抗中的怨恨以鲁迅、巴金、张爱玲等为典型代表,建构中的怨恨以茅盾、无名氏、端木蕻良等为主要代表,回瞥中的怨恨以沈从文、老舍等为代表。同时强调这些代表主要是就其最主要的文化倾向而言,其实就他们的文化事实与具体文本内容来说,往往同一个作家在不同场合与时空甚至有时同时具有不同的怨恨。因此外向怨恨与内向怨恨以及外向怨恨中的三大体验模式之间不是互相孤立而是相互纠缠,不同怨恨体验往往同时存在于同一篇小说里,同一作家与作品中的同一人物也会同时或不同时地具有不同模式的怨恨。正文部分共六章。第一章探讨了中国现代小说怨恨体验母题生成的多维原由:第一节考察中国现代小
郑雪君[5]2018年在《老舍戏剧创作“变”与“不变”探因》文中研究说明老舍的戏剧创作之路始于抗战。从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戏剧成为老舍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并取得了重要艺术成就。但从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对于老舍的戏剧研究仍然重视不够,即使不提与小说研究相比存在的比例严重失衡,单就戏剧本身而言,也还是不够充分的。这主要表现在,学术界对老舍的戏剧研究主要集中在《茶馆》等个别剧作,对于其他剧作缺乏应有的重视。与此同时,很多学者将老舍抗战时期的戏剧作品视为不成熟的试验之作,认为老舍建国后戏剧创作取得的艺术成就远高于建国前,由此导致了对老舍戏剧研究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割裂式”研究,即只研究老舍建国后的戏剧创作或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且对前者的研究成果远超过后者。在这种研究态势下,对老舍的戏剧创作进行整体性的把握显得尤为必要。论文试图将老舍从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戏剧创作视作一个整体加以观照,探讨老舍的戏剧之路在迎合时代走向和需要的过程中有着哪些妥协和退让,又有着哪些未被充分察觉的作家主体性坚守,并且以此为切入点,探索其背后的潜在原因,以此还原一个在时代召唤和主体坚守之间两难的、真实的剧作家老舍。本论文分为三章进行论述:第一章:老舍戏剧创作的“因时制宜”。老舍的戏剧创作在时代的召唤和需求下有着明显的变化,此前的研究或囿于某一时期而缺乏整体性的考察,或单以戏剧创作水平的高下进行折线式梳理,未能对老舍戏剧创作的整体走向作出全面的具体的研究。本章旨在弥补这一不足,从作家自我身份定位、创作重心的转移以及题材的选取角度进行探讨,论述老舍戏剧创作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有妥协亦有回归的趋时性走向。第一节通过梳理老舍抗战以来的戏剧作品,探讨作为戏剧家的老舍其创作目的的变化,本节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方面延续了将老舍的戏剧创作划分为抗战期间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两个时期,前者以服务抗战为中心,后者以歌颂新生为重。另一方面又以《龙须沟》一剧为分界点,将新中国成立后的老舍剧作进一步细化为“理性之赞美”与“狂喜式歌德”两个阶段。第二节从戏剧创作本身入手,探讨老舍建国后由“事随人走”到“有事无人”的创作重心位移,旨在论述自《龙须沟》一剧之后,老舍戏剧中的人物塑造逐渐在跟风政治的创作模式中失去现实的土壤和生活的底蕴,走向符号化。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直线下降的过程,其中有过两次峰回路转的“意外”,而这正是第三节所要论述的内容。第三节探讨的是老舍整体以火热的当下现实为题材的戏剧创作中出现的两次转向,即向历史题材回溯。既是机缘巧合的气候适宜,也是老舍内在思索的自然流露,成就了老舍戏剧创作之路上不一样的风景。第二章:老舍戏剧创作的主体坚守。老舍在时代前进或回转中的走向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不意味着老舍因服膺于抗战和歌颂而全然妥协,相反,作家主体的精神坚守在其戏剧创作中是有迹可循的。但学术界对此的研究较少,且多停留在《茶馆》等剧体现出来的讽刺与批判意识,既不全面,也不够深入。本章即是以此为出发点,从底层书写、国民性批判与启蒙、朴素的道德批判以及文学主体性坚持四方面对老舍戏剧创作中呈现的思想和精神坚守作进一步的发掘和探索。第一节主要围绕老舍戏剧的底层书写入手,旨在论述老舍的底层意识在其戏剧创作中的一贯延续和独特性认知,即以底层人的境遇作为剧作呈现的主要对象,以此追踪不同社会背景下底层贫民的生活变化,同时体现了老舍对底层平民的坚毅自持、有情有义的理解之肯定。第二节探讨老舍在戏剧作品中体现出的国民性批判与启蒙意识的延续,以此来纠正认为自抗战开始老舍便“由启蒙者转向迎合者”的观点,旨在论述老舍并未在救亡与歌颂的大时代中放弃国民性批判的精神和立场,而是在新的时代和环境中对启蒙进行继承和发展。第三节探讨老舍一贯坚守的朴素的道德批判立场。围绕“钱本位”、“官本位”等老舍小说中展现出的朴素的道德批判视角,旨在论述老舍的戏剧对道德批判精神的延续,以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拓宽的批判深度和讽刺内涵。第四节从老舍“民主剧本”的集体化创作模式入手,探讨“改”与“不改”背后常常被忽略的或隐或显的主体性文学坚守。第三章:“去从”与“取舍”之间的复杂动因。本章旨在从文学环境、主体意识、历史文化等角度探讨老舍在趋时性选择与主体性坚守之间两难的复杂原因。第一节围绕“文学场”的历史转变,探讨抗战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历史时期“生态环境”本质的转换和差别对老舍的戏剧创作产生的必然影响。第二节从“感恩情结”入手,对老舍建国后流露出的感恩意识进行补充式研究,探讨其感恩情结的多维度复杂内涵对其戏剧创作产生的必然性影响。第三节探讨老舍戏剧创作中流露出的“新”与“旧”之间的迷惘和困惑,并由此进一步考察老舍思想观念中隐含的浓厚的传统意识对其创作的影响。第四节围绕老舍身上体现出的浓重的“士”意识展开,旨在论述建国后老舍创作发生的一系列转变与传统的士大夫观念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并由此引出笔者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上难以摆脱的困境的思考。
张惠媛[6]2017年在《老舍小说中的外国人形象及其文化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老舍小说中作为“他者”的外国人形象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形象谱系,有英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新加坡华人、印度人和马来西亚人。老舍塑造这些人物形象,寄寓着国民性反思和民族文化的深刻思考。本文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以老舍长篇小说中塑造的外国人形象为研究内容,从外国人形象书写的文化背景、异域文化的凝视与审思、构建映照母国文化的镜像和外国人形象书写的文学意义四个方面来展开论述。老舍小说中之所以书写众多外国人形象,乃是作家的海外经历、所处的时代历史语境、独特的个人情感体验诸多因素共同“合力”作用下的创作选择。这些异国人形象,旨在对异国文化予以审视和凝思。作家客观冷静地透过外国人形象,理性剖析了异族文化中殖民主义者的傲慢、金钱崇拜等缺陷及其背后的原因。在审视异国文化的同时,老舍试图探掘“他者”文化中理性务实、意志品质等优秀成分,并予以激赏,以此建构观察中国文化的一种参照系统,以期改造中国之国民性。老舍小说中外国人形象的塑造具有多方面的文学意义。他塑造的一些外国人形象,有的是现代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亦有着“这一个”意义;书写“他者”形象,也为国民性书写拓展了新的创作路向;在与异域文化的映照中,也挖掘出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力量和民族气节。
马宁[7]2009年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日本形象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现代小说中出现的日本形象,是中国现代作家对日本社会、人物以及生活等各方面认知的艺术表现。可以说,在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小说作品中所进行的日本形象描写,呈现出了较为复杂矛盾的特点,其中既有着对日本难以割舍的异乡情怀,又有着对其藐视中国的极度愤恨之情,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剧变,则相对集中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恶行径的强烈控诉。这些作品表现了中国现代作家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对日本人与日本国的不同感知,也表达了作者不同的文学意识及与个人体验相关的异国情怀。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在于以文本研究作为出发点,将个案分析作为研究中心,在各具时代特性的“点”的基础上剖析“面”的整体发展变化,也就是通过对中国现代小说中日本形象创造的三个不同阶段中代表性作家作品之“点”的研究,剖析这些作家作品在构造相关情节、描写日本状况、塑造人物形象——包括日本社会、日本民俗以及日本人形象——时的特点及其变化,并以此来反观作为写作主体的中国人的思想变化,力求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以及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有所贡献。论文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中中日关系发生剧变的两件大事,即“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为界限,分上、中、下三编,对中国现代小说作品中的“日本形象”进行梳理。上编以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为中心,研究的作品大致是从1918年新文学诞生开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个时间段中的;中编以“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数年为中心,研究的作品大致是从1931年开始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个时间段中的;下编以全面抗战时期为中心,研究的作品是从1937年开始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现代文学史告一段落为止这个时间段中的。总体来说,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日本形象,与中国作家的日本体验和中日两国关系的变化紧密相联,随这两者的变化而变化。在比较文学的视野中,第一个时期的日本形象可以在“留学生文学”这个领域里研究,其突出的特点是“弱国自觉”和“大国意识”;第二和第三个时期的日本形象则可以称为“敌国文学”,其突出的特点是“被侵略国的尊严”与“人类情怀”。
汤景泰[8]2006年在《老舍研究述评(1994-2005)》文中研究说明1994年以来,通过具体作品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在文化学大视野下,老舍研究在启蒙精神、地域、市民、旗人身份、女性主义等多个层面展开,老舍个性、心理及其文化内涵的复杂性日益凸现。关于老舍具体作品的研究在经典重读中获得了很多新颖的见解,散文、戏曲、文艺理论等研究较少的领域也逐渐被重视。而以心理学、语言学等视角切入和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促进了老舍研究不断深化。对于创见贫乏、论题重复等缺陷,需要研究者摆正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既能走近老舍营造的文本世界与老舍对话,又能以严肃的态度正视历史真实。
吴小美, 古世仓[9]2003年在《对近十年老舍研究的反思》文中研究说明近 10年老舍研究的成就有目共睹 ,但论题重复、视角单一和创见贫乏所形成的沉寂状况也日益明显。老舍研究需要在多维视野中进一步整合研究内容 ,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并在更大视野中进一步拓展。
陶丽萍[10]2013年在《1917-1929留学欧美作家笔下的西方形象》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立足于跨文化对话、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宏观视野,从比较文学形象学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入手,研究了秦汉以来中国西方形象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追索不同时代不同主题视野下的西方形象的历史嬗变过程及形象谱系特点。在此基础上,对1917—1929年代表性留学欧美作家作品进行形象学的文本细读与对比分析,考察欧美留学生西方形象建构的文本特征,分析其西方形象塑造与社会文化和创作主体的内在互动关系,揭示西方叙事的思维方式、意象传统、话语体制的策略,并在现代性问题的宏观背景上,把握中国与创作主体的自我形象,以及作家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民族文化与身份的思考,探讨本土语境中西方形象建构的文化史意义及其博奕问题。文章共分为八个部分。绪论：本部分主要提出研究对象即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游记等在内的五四前后(1917---1929)创作中的“西方形象”描写,并对“西方”,“西方形象、他者与身份认同”等几个概念进行清理和界定,阐明跨文化传播视野下进行西方形象研究的意义、方法与策略。第一章：本部分以形象学理论、文化身份理论、文化人类学、新历史主义批评等作为理论资源,梳理先秦至五四时期,西方形象从西方的地理视野进入哲学视野,从物质欲望进入文化向往的发展嬗变过程及其特征,讨论形象构筑中的文化权力与想象问题,分析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与文化权力对西方形象塑造的影响。第二章：本部分主要讨论现代留学欧美作家群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及其分布格局,分析他们共时性的族群特征,从不同层面探索其西方形象书写的普泛性的社会文化心理。第三章：本部分主要研究留学欧美作家笔下的美国形象。对胡适、闻一多的部分文学文本进行细读,分析他们笔下的多面美国形象及其成因。从倾慕心理出发,胡适建构起“正面”美国形象,美国被想象为先进文明的民主国家,美国人被描述成慈善博爱的优秀民族。闻一多则基于文化爱国主义思考,以批判姿态审视美国“他者”,呈现出立体、复杂的美国形象。第四章：本部分主要对于徐志摩、老舍的部分文本进行细读分析。基于自身英国经验、历史背景和文化视角,徐志摩对英国式自由和保守进行调和,构筑起理想、浪漫的英国形象,并成为其永久的“精神依恋之乡”。老舍在扭曲的文本与东方主义话语之间,书写复杂立体化的英国形象,力图用民族情怀与世界眼光,突破前设的“自我东方主义”。在中国的现实之中寻求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第五章：本部分主要研究留法学人的法国形象。通过对李金发诗歌和巴金小说等几方面文本的细读分析,分析李金发现代城市体验下建构的法国形象,他对法国象征派的推崇、模仿、变异,最终也完成了对法国文化的另一种“致敬”。而巴金的青年气质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域外小说创作,其法国形象充满了强烈的激进主义情绪与底层情结,在自我与他者的交织中完成了从无政府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向。第六章：本部分主要研究留德学人的德国形象。通过分析创作主体自身思想与创作的特征,深入分析他们对德国文学、文化形象的认知与理解,追索其特定背景下对德国文学、文化的独特接受。借助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和新人文主义思想,蔡元培开始了强国强民立意下的“大学观”的构想。其中,蔡氏对于康德美学更是进行了符合中国特色的创造性解读。孱弱的本民族症候下,宗白华对于德国强健的民族自信力抱有极大的兴趣,并对之进行美学的渗透。而歌德的至善人格与对生命价值的热烈追求,宗白华更是推崇备至。第七章：本部分主要结合作家作品个案的分析,透视跨文化语境下,不同西方形象的文化利用及其变异问题,探讨西方形象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转型中是被如何运作的。一方面,这些西方形象映射了作家们对“现代中国”的自我诠释,推动并促进了现代中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构建；另一方面,这些西方形象在种种细微处体现着五四启蒙思想在文本中的渗透,从理性主义的爱国反思,到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启蒙叙事,再到透彻自省的国民性批判,作家笔下的西方形象折射出五四知识分子启蒙理性主义逻辑话语的强势建立。此外,在由日常生活叙事语言构筑的西方家庭、广场与城市等公共空间中,作家们继续着这些西方形象所隐含的启蒙叙事,试图在其中发现关于平等、解放、公共民主生活与现代性的表述空间,并以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化史增添多重观照维度。结语：提出西方形象经历了从西方的地理视野进入哲学视野,从物质欲望进入文化向往的发展嬗变过程。五四前后的西方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对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建设具有规训化、体制化作用,构成了民主主义、启蒙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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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老舍研究述评(1994-2005)[J]. 汤景泰. 满族研究. 2006
[9]. 对近十年老舍研究的反思[J]. 吴小美, 古世仓. 北京社会科学. 2003
[10]. 1917-1929留学欧美作家笔下的西方形象[D]. 陶丽萍. 武汉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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