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发展观统筹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经济社会发展论文,矛盾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4）04-0029-06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的提出，本身就体现了“全面”的含义，不仅到2020年要在经济总量上翻两番，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一目标如何实现？是不是抓经济，特别是抓GDP指标就够了？是不是注重城市发展、注重发达地区的发展就够了？是不是可以不大考虑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不大考虑全球经济社会状况的制约？显然不是的。所以，当发展目标确定以后，必须回答选择何种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并不是所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都能够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例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相当高，有些技术在世界领先，但它们的工业化最终是不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结构受到严重扭曲，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全世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和地区至少有一百多个，但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并不占多数。我们说市场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条件，但市场化并不必然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实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受阻或出现重大波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和复杂的，但很多主要是因为内部经济社会严重失衡，或者受到外部世界的过强冲击等。这些经验教训对我们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我们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要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过程，以及本世纪中期实现建设中等发达国家目标的过程中，解决好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将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战略目标与新的发展观，有机地统一起来。下面从几个不同方面，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难点在农村
对工业化水平，既要看到产值结构的变化，工业和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看到就业结构的变化，即大多数农业人口进入非农产业，留在农业中的就业者，工作和生活方式也要有根本性的改变。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标准，应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分享工业化带来的成果。也就是说，对工业化的理解上，一定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如果存在着较大比重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无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到何种水平，都不能说工业化取得了成功。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所固有的，但我国改革开放前所实行的城乡隔离制度、以农业积累支持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使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异常突出。1952～1978年期间，我国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份额由45.4％下降到20.4％，而同期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只由83.5％下降到73.8％，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只能继续滞留在农业部门，农村实际上被排除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之外。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增长仅为57.5％，相当于同期非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的一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隔离体制受到很大冲击。城乡之间要素交流的范围和规模日趋扩大。经过二十年多年的时间，已有近二亿农村劳动力通过不同方式解决了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的问题。1978年到2000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由70％降到50％左右，城市化率达到36％，2002年再提高到39％。农业发展和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农民的收入和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从1978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4倍，年均递增7.2％。
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经历了一个缩小时期后又重新扩大。1978～1984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由2.37∶1缩小到1.71∶1（以农民收入为1，下同）。但此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呈逐步扩大趋势。199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扩大到2.54：1，超过了改革初期的差距。据粗略测算，若只考虑货币收入，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4∶1，若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5～6∶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有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因素，但在城乡之间人员有可能流动的情况下，差距拉大则表明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体制障碍。事实正是如此。目前，在农民就业、居住、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着歧视性政策。
近年来，人们逐步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形成共识：就“三农”谈“三农”，解决问题的余地不大。必须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把“三农”问题作为整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简而言之，要用“三化”，即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解决“三农”问题。非农产业和城市的发展，不仅要吸收城市人口的就业，更重要的是为农村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很大程度上要体现到通过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使大多数农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其次，要在城乡之间建立通畅的要素流动渠道和平等竞争环境。我们讲“以人为本”，讲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首先应在城乡关系上体现出来。再次，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防止农民贫困化的加剧，使农民分享工业化的成果，而不是受到这个过程的伤害，把农民这一头“稳住”，始终是政府政策非常重要的着力点之一。这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例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在哪里？在逻辑上可以设想，当城市化水平达到50～60％以上后，这个差距可能开始缩小，能否得到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支持？如何处理农民进城就业与城市居民就业之间的矛盾？农民进城后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达到何种状况较为符合现阶段的国情？如何减轻乃至避免农民进城后的贫困化问题？等等。
二、缩小区域差距，着眼点要放在缩小区域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
国际经验和经济理论都证明，在工业化进程开始以后，区域差距通常要经历先低一后高一再低的“倒U型”过程。区域差距一定程度上也是城乡差距的反映，因为发达地区是城市集中、城市人口比重高的地区，落后地区则是农村人口较多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区域发展的差距，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呈扩大趋势，正确处理区域发展关系，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对区域差距问题，要用动态的、发展的、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理解。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中，部分地区发展得更快一些，从而拉大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是一种典型的“发展中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会向效率高的地方流动，从而提高那个地方的增长速度。限制资源流动，机械地追求各个地区平衡增长，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将降低经济全局的增长速度和效率，对发达地区不利，最终对落后地区也不利。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近些年来，中央也强调东部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一个时期以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大产业带、大城市圈的发展趋势明显，资源、人口更多地向这些地区集中。这些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增长差距还可能拉大。同时要注意到，地区之间的总量差距与人均收入水平差距不是一回事。东部发展快了，日益增多的中西部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流动到东部就业，增加了收入，其中多数人可能在东部定居，成为“东部人”，还可能寄钱给中西部家乡的人，形成民间的“转移支付”。留在西部的人相对减少了，再发展一些有自己优势和特色的产业，人均收入水平就可能上升。
在正确认识区域差距的同时，也要把这种差距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如果差距过大，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区域之间要素流动存在严重障碍。在我国，地区保护、区域封锁现象依然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存在，全国统一市场建设任重而道远。这种状况与区域差距拉大直接相关。由此也可看出，不能把区域差距拉大简单地看成市场起作用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恰恰是市场不能充分起作用的结果。除了不利于经济发展外，区域发展差距过大也会在政治统一、民族团结、国防建设等方面产生消极影响。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广大、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的国家，与一般的小国相比，或与发展较平衡的中等国家相比，区域协调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现阶段对待区域差距问题，至少可以提出两个阶段性目标，一是在差距扩大阶段，使之被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二是积极创造条件，使差距由升转降的拐点较早到来。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市场、支持落后地区开发、调节地区收入差距等方面，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如区域差距缩小的条件和时机是什么？区域经济总量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在协调区域发展上，市场和政府各自应发挥何种作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应承担何种职能？
三、经济发展无疑是重要的，但不是惟一的，离开了相应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的重心转到了经济建设上。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子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国家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基础。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改变不了的。同样清楚的道理是，社会发展并不等同于经济增长，特别是物质产品的增长。人的生存和发展除了物质产品的需求外，还要有对服务产品的需求，对精神产品的需求，对安全、稳定、社会公正的追求。没有后面这些东西，或者提供得不充分，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国际上，也存在着“有增长无发展”的问题，说的是有些国家GDP增长了，但社会结构没有大的改变，社会成员无法普遍分享增长成果。这对我们是“前车之鉴”。
对社会发展的关注与2003年上半年的“非典”疫情直接有关。“非典”疫情蔓延，除了对这种疾病知之甚少外，也暴露了我们医疗卫生体系中的诸多问题。进一步看，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有着更为普遍、深刻的原因。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政府仍然起很大作用。不少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较大。在政府的考核指标中，首先和主要是经济发展指标，尤其是GDP指标。由此出现了“GDP政府”的说法。其实，在GDP指标中，也包含了对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文化等属于第三产业部门的考核，只是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在GDP中份额较大，看得比较清楚，政府将更多精力放在这些方面，而容易忽视其他方面。政府要出政绩，就要上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就要圈地搞开发区。社会发展方面比较“软”的、不大容易显示政绩的事情，做得就少一些。与此联系的另一种情况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能够做的、属于经济领域的事情，发展比较快，而社会发展事业大多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政府来提供；而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容易出现缺位。所以，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一定程度上是政府职能错位和缺位的表现。还有一种情况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人们的需求层次在提高，对社会发展较过去有了更多的需求，比如，人们比过去更加重视健康，重视生活品位，如此等等。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把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社会发展搞不好，经济发展也不具有可持续性。就业压力过大，失业人数多，社会将难以稳定，也会影响经济发展的环境。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就业不充分，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会保障提供的安全感，不仅对就业者的稳定是重要的，同时也影响到未来的投资、消费决策。前几年内需不足，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老百姓拿钱储蓄而减少了消费。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都是人力资源培育中的基本要素，而人力资源的质量改进是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之一。良好的社会治安、市场秩序、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等，对投资和发展环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经常讲经济发展的环境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发展就是在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所以，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是经济和社会两方面发展内在要求的体现。这方面需要探讨的问题少，比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应当考虑哪些重要因素，有无可能以及如何设计相关的指标体系；在不同的发展水平或发展阶段，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是否可以有所不同，差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一些社会事业，如社会保障保持在何种水平较为适当，等等。
四、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日趋增大，矛盾解决不好很可能严重影响甚至打断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从总体上看不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通常讲我国“地大物博”，但按人均水平计算，许多重要资源的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搞经济建设，我们在先天上并不占优势。我们用世界上6％的土地，养活了世界上25％的人口，而且在主要农产品的供给上基本过关，这一成就为世界所公认。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们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并没有减轻，相反，我们甚至可以引出这样一个判断：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压力还可能继续加大。
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经济总量的扩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主导的新一轮增长时期。我们原来对许多工业产品增长的潜力，事实证明大大低估了。比如，钢材达到1.5亿吨时，有人认为太多了，而2003年国内钢材产量达到2.4亿吨。电力原来估计“十五”期间年均增长5％左右，就可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但2003年电力增长已超过15％，还在闹“电荒”。汽车生产，原来国家有关部门计划“十五”末期总量达到320万辆，轿车达到110万辆，但这两个指标在2002年底都突破了，2003年汽车和轿车总量分别达到445万辆和200万辆。这些产品的大幅增长，已经使资源约束的瓶颈看得越来越清楚。据有关专家预测，今后一些年我国钢材的需求仍会上升，最大的制约因素是铁矿石供应，多数要靠进口，要动员主要矿石出口国的资源来满足我国的需求。2003年进口铁矿石1.5亿吨，按品位计算已达到国内需求量的一半左右。汽车是今后一二十年对国民经济带动力最强的产业，同时也是石油需求增长最快的产业。据有关研究，到2020年，汽车用油将占到总油类消费的60％左右，而到2030年，将接近90％。石油总消费量到2020年将在4.5亿～6亿之间，国内产量的峰值约为2亿吨，其余50～60％以上要靠进口。如果石油供应安全方面出现大的问题，汽车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就要受到直接影响。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资源和环境政策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在前些时候我们中心召开的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和政策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上世纪最后20年，中国GDP翻两番，而能源生产只翻了一番；在新世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过程中，能否重复这一“奇迹”？大家认为难度很大，但并非没有希望。关键是要较大幅度地调整现有政策，切实贯彻“节能优先，环境友好”的原则。开源固然重要，节能的潜力更大，也更具现实性。2001年，我国终端能源用户用在能源消费的支出为1.25万元，占GDP总量的比例为13％，而美国仅为7％。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我国单位产品的能耗水平较高（注：以能源强度（单位GDP能耗）进行国别间对比，由于存在货币换算的问题，带来结论有较大偏差。如按名义汇率计算，2000年中国的能源强度为日本的9.7倍，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中国能源强度被明显高估。若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的能源强度仅比日本高20％，比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低8％，显然又出现了明显的低估。故在此以单位产品能耗做为对比的标准。），目前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据估算，如果维持现有政策，2020年一次能源需求可能达到32亿吨标准煤；如果对现有政策做较大幅度调整，则有可能节约8亿吨标准煤，也就是说，节能的潜力可达到四分之一。
在环境方面，我们并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仅以大气污染情况为例，我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90年代中期酸雨区面积比80年代扩大了100多万平方公里，年均降水PH值低于5.6的区域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30％左右。由于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并对公众健康产生较明显的损害，国内研究机构的成果显示，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3～7％。一些排放物已经超过“环境小康”的最低要求，出现了环境“透支”。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的潜力看，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明显减少环境污染，满足小康社会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不是不可能的，但现实情况是面临的挑战已经十分严峻。
在人类历史中，人和自然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曾经在一个时期，我们对人的能力估计过高，提出“人定胜天”，不大尊重经济规律，也不大尊重自然规律，结果吃了不少苦头。其实，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更能体现人和自然之间的合理关系，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现在我们强调统筹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最终还是为了人的发展。善待自然也就是善待人类自身。这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有：按照我国目前的发展规模和趋势，资源的可支持程度究竟有多大？如何估计科技进步在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方面的意义和作用？如何用“绿色GDP”之类的概念来度量我们的经济增长？在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策重点应当有何不同？等等。
五、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经济贸易大国，在国际社会正面临着以前未曾有过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地位逐步提升。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在总量上，我国作为一个经贸大国的崛起，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际社会已经开始认可这个事实，有的国家、有些人出于不同动机，还夸大、渲染这个事实，例如“中国威胁论”之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
中国作为一个经贸大国的崛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情况”，必然会遇到新问题，用一句老话，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大。我们需要引进国内短缺、国际社会可以提供的要素，如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知识、营销渠道等等，日趋明显并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对国际资源依赖程度的提高。除了前面说到的铁矿石、石油等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外，据专家预测，我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现有的探明储量，到2010年可以保证需求的只有21种，到2020年则只有6种。例如，2002年，进口占国内消费总量的比重，木材为40％左右，铜为40％，氧化铝超过50％。
另一方面，我国对外贸易的强劲增长，劳动密集型和部分有一定技术含量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引发了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使我国开始进入国际贸易磨擦高发期。2002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5.2％，但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例数却占全球反倾销案例总数的16.5％，2003年上半年，对华反倾销又新立案12起，占同期全球反倾销立案总数的15.2％。对华进行反倾销立案的国家，从发达国家迅速向发展中国家蔓延，1995～2001年间，发展中国家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例数已经占到同期全部对华反倾销案的62.5％。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成为反倾销重点，前六位的涉案产品分别为贱金属制品、化工产品、机电和音像设备、杂项制品、纺织品、玻璃和陶瓷制品，这六类产品案件数合计占75.8％。有估计认为，反倾销造成的损失约合我一般贸易出口总额的5～10％。针对我国出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也在加强。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造成损失170亿美元，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54％。主要贸易伙伴加大了在政府层面对我国施压的力度。2002年10月以来，以美、日、欧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其氛围在某些方面类似“广场协议”前对日元升值的压力。美国总统、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等先后公开指责我人民币汇率及有关贸易政策，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了针对进口我国产品的“利伯曼法案”。
这些情况的出现不能被看成是短期和局部的，而是我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经贸大国所无法回避的。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这些矛盾和问题还会增加，还可能激化。我们需要了解和适应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和适应我们。如何在这种新格局中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趋利避害，在维护我们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世界的经济繁荣和进步，都需要有战略上的考虑和安排。要有必要的政策调整。例如，内需和外需的关系如何处理，我国是一个大国，要以内需为主，外需利用达到什么样的“度”较为合适？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应当采取何种政策取向，必要的贸易保护不能放弃，但是否更多地要强调贸易自由化政策？采取什么样的何种汇率机制和外汇政策，外汇规模保持在何种水平较为适当？在资源对外依赖加强的情况下，如何增强资源的供给安全，如何将“走出去”战略与利用国际资源有机结合，像国内企业到资源输出国投资开发？等等。
以上讲的几个方面都是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大矛盾、大问题，用不同的发展观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结果和前景都会大不一样。我们讲五个统筹，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些大的矛盾和问题有正确的理解，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观点来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找到一个能够面对问题、顺应潮流、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