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论哲学：近代科学革命的新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哲学论文,化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0）10—0059—06
一般说来，：“科学革命”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近代科学的建构过程（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二是通指历史上各门科学的任何一次急剧变革（scientific revolution）。 对于后一种含义，我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已经从各自的领域探讨得相当深入，这里不再赘述。 本文聚焦于前一种含义， 试图从化学论哲学（Chemical Philosophy）——与机械论哲学（Mechanical Philosophy）迥然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以增进对这一时期科学革命复杂性的深入理解，并作出新的诠释。
化学论哲学：理论追求
化学论哲学（Chemical
Philosophy ，不同于现代人所说Philosophy of Chemistry，是指16、17世纪一种带有实用化学色彩， 与冶金、医学有直接联系，又具有哲学、宗教和政治蕴义的炼金术传统。这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它与在大学里讲授的亚里士多德的旧哲学截然不同。 这种新哲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自然法术（NaturalMagic），与传统的巫术或魔法（Black Magic）不同，它是通过某种神秘的经验或者直接的观察和实验对自然进行的探求，是一种必要的知识分支。它寻求对人、自然和造物主上帝进行一种全新的理解，认为只有通过对人体的研究、对自然的探求和对神的皈依才能获得知识，而且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才能达到终极真理。因此，研究人与自然与研究上帝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化学论哲学内容十分庞杂，含义极为广泛。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新哲学的基本理论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统一的自然观
16世纪，随着新柏拉图主义和赫尔墨斯主义的复兴，后期希腊哲学中的法术和神秘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柏拉图主义、赫尔墨斯主义以及基督教传统蕴含着对自然界的统一性的信仰。这种统一性把上帝和天使以及人和自然界包括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紧密相连的整体。在这种统一体中，包含了对大宇宙—小宇宙关系的真理性的信仰，对人是由造物主在想象中创造出来的观念的信仰，以及对人与大宇宙之间存在现实对应性的信仰。以帕拉塞尔苏斯为首的化学论者继承并发扬了这种传统，他们把这种自然理论作为医学和化学的理论基础，并用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
在化学论者看来，人这个小宇宙是其周围大宇宙的一件精美的缩制品。因此，作为大宇宙的自然与作为小宇宙的人极其相似，甚至是有对应关系。在人的身上体现了自然的所有部分，在自然中则体现了人的各个方面。对人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自然，对自然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人。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共通性与非通性是宇宙间相互作用的原因。寻求大宇宙与小宇宙之间的和谐一致也就是寻求对造物主的理解。
帕拉塞尔苏斯曾告诫自然哲学家们，必须从天空、地球及其所包含的事物中学习一切。他认为，人本身就是一个天空，亦伴随着行星与恒星的运动。因此，对日月星辰的研究有助于增加“体内天空”的知识，而一个缺乏天文学知识的人则不可能拥有医学知识。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地球只为提供果实满足人类匮乏之目的而存在的。按同样的逻辑，人体也只因同样的理由而存在。因此，从体内生长出来的所有“食物”只是供体内的器官享用，这正如地球上果实的生长一样。了解天空与地球也就是了解人自身；同时，了解人的“体内天空”，也就是研究天文学。
帕拉塞尔苏斯坚信，天上的星体通过一种神秘的精气影响到地上的人类，造物主给地上的一切都打下了印记，而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发现它们。人类是存在长链上的特别环节。人参与了神恩感化，因此，他不仅仅只是被动地接受星体的影响。而且，由于宇宙各部门之间存着一种普遍的共感，因而当人受到超自然的影响时，又反过来影响它。在帕拉塞尔苏斯那里，所谓“精气”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力，它与空气中的硝石有关，因而大小宇宙间的互感作用便具有了化学的新含义。而这种理论对于当时的医学则具有直接的价值，它是以化学为依据的全新医疗方法的理论基础。
的确，对于化学论者来说，宇宙是一个活生生的机体，到处充满了神秘的力。人自身是生命之链的一部分。他的任务是，不但要阅读《圣经》和古人的著作，而且还要寻找上帝种植于地球之上隐藏着的“礼物”。因为“全能的造物主在人类面前摆下了两部最基本的书，一部是大自然，另一部就是他的训谕《圣经》”。而这种知识只有通过皈依神或者直接通过某种神秘的经验或者通过对自然所作的观察才可获得。
可见，化学论哲学统一的自然理论是建立在人、自然和造物主和谐一致的基础上的。
（二）化学宇宙论
化学论者认为，创世是一个化学过程，造物不过就是一个“化学的凝炼、分离、纯化和结合”的过程。自然是用化学术语进行描述的，因此，化学是理解自然的真正钥匙。帕拉塞尔苏斯在其《雅典的哲学》中，就是用炼金术术语来讨论造物主的。在这里，上帝被看成是把一种东西与另一种东西分离开来的化学家。
帕拉塞尔苏斯把创世描绘成一个循环过程。首先是元素的形成，然后是天空从火中分离出来；进一步的分离则产生了精神与梦（从空气中）；水生植物、盐和海洋动物（从水中）；木头、石头、陆地生植物与动物（从地球中）。其他物质则从那些已经创造出的物质中分离出来，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再一次得到原初的物质。因此，创世概念的形成实际上就是一种分离的化学过程。在这里，“火”的概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太阳则被认为就是宇宙的“中心火”。
“宇宙的灵魂在太阳中，而太阳是一切的中心”是文艺复兴时期化学论哲学家们的普遍信念，也是当时许多人文主义者的普遍信念。的确，没有太阳生命将不会存在。但是，太阳光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作用于地球呢？化学论者是以化学的类比进行解释的。他们认为，自然中有无数的类似于蒸馏的化学循环，这些循环使得物质不停地运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物质得到提炼，最终达到完善。
化学论者以化学类比的方式描述了雨水形成的过程。他们认为，地球内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心太阳”，这个太阳与天上的太阳相对应。中心太阳将地球内部的水分蒸发到地表，然后天上的太阳再把地表的水蒸发到高空。他们把较低的空气层比做升华锅的锅颈。蒸汽沿着锅颈上升，并被带到顶端，遇冷而凝结变成水，由于其自身的重量而下落地表。在这一自然的操作过程中，地球就是接受的容器。因此，离地球较近的云层要比其上部离地球较远的云层更稠更不纯。大自然通过不断的蒸馏，将这种不纯的云层蒸发到高空，形成纯净的雨水。
因此，当雨水形成的时候便从空气中接受了生命之力，并与地球上的盐和硝石相结合，滋生万物。这样，天上的太阳光与地内的“太阳”光便通过蒸馏而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化学论者看来，地球是一个巨大的化学实验场所。地内的蒸馏可以用来解释火山的爆发、山泉的起源和金属生长。当蒸馏进行时，地表水沿着植物枝干上升，到达枝头时达到纯净、完善，于是鲜花盛开、谷物生长。而火山的形成则是由于地内的中心火（中心太阳）使得熔化的物质迸溢出地表裂缝所致。山泉的形成也是由于地内火的蒸馏作用。地下水被山体内的中心火的热量所蒸发，蒸发到达地表并沿着山体上升，当冷却时，便形成清澈完善的山泉。毫无疑问，在化学论者眼里，地球就是这样一只由上帝制作的永不衰竭的巨大的蒸馏器。事实上，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著作里，上帝被描述成是一个手拿蒸馏器的化学家。
在化学宇宙论中，火的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但用于解释自然过程，而且用于解释生命现象。帕拉塞尔苏斯将生命与燃烧相类比。他说，“火是整个哲学所关心的真正的人（即生命）”。对于生命和火来说，空气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空气，火就不能燃烧；没有空气，生命就不能呼吸。从帕拉塞尔苏斯的著作中可以得出结论说，生命和燃烧这两种表面上十分不同的过程其实质是相同的。当说某物不能燃烧时，也就是说它没有生命。因为空气中的生命性质被认为就是一种天空火。这种天空火不是别的，而是空气硝石。天空中的雷电就是空气中的硫磺和硝酸钾的化合，它与火枪筒里硫磺和硝石的爆炸相类似。在这里，天空火被赋予了化学的意义。
可见，化学宇宙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创世的化学解释的范围。在化学论者看来，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巨大的化学实验室，里面的万事万物都永不停息地发生着化学变化，而这些变化渗透着上界与下界的共同作用，渗透着一种神秘的上帝精神和永不衰竭的自然力。
（三）元素理论
化学论者对创世的化学诠释，必然使其将注意力集中到造物过程所需的第一批果实——元素上。长期以来，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水、火、土、气）构成了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宇宙体系的基础（炼金术士视之为一种能解释物质构成的手段，医生把它（通过体液）当作解释疾病的体系，自然哲学家则将其看成是全面理解自然运动的基础），所以，引进一种新的元素体系便是冒险地向古代医学和自然哲学的整个构架提出挑战。为此，帕拉塞尔苏斯引入了另一种元素体系——三要素：盐、硫和汞。
帕拉塞尔苏斯引入的三要素基本上是旧的金属硫—汞理论的发展，但却与这种理论极为不同。旧的硫—汞理论旨在解释金属的生长，而三要素却具有广泛的意义，可以用来解释一切。它既能解释与肉体、灵魂和精气三位一体相类比的概念，又能用来研究体液的变化。三要素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在化学理论家们看来，它代表了从未在现实中被分离出来的、哲学意义上的物质；而应用药学家则认为，这些东西正是他们在蒸馏工作中分离出来的实际产物。但事实上，三要素是在经验的意义上得到了更加普遍的讨论。
三要素具有各种性质，在不同的物体中性质各不相同，“有多少种物体就有多少种盐、硫、汞。”可见，盐、硫和汞并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具体的三种物质，它们是物质的灵魂，并与三种物态相对应。正因如此，化学论哲学家认为，通过化学操作就可以确定他们存在。
化学论者不时也涉及到四元素，但由于对实际的化学操作的真正兴趣，他们更经常地谈到三要素。因为三要素与火法分析的结果（蒸汽、火焰和灰烬），与蒸馏过程中的三种物态相对应。
三要素理论既是对早期金属硫—汞理论的补充，也是对亚里士多德四元素理论的修正。这种新的元素体系的引入，不但向古代医学和自然哲学的整个构架提出了挑战，而且极大地打击了保守的经院哲学，为新的宇宙论的建立提供了指南。尽管三要素的引入导致了明显的混乱，但正是如此才引进了长达一个多世纪有关元素问题的大论战。波义耳的元素理论正是在这场大论战的背景中产生的。这种理论虽然带有某种神秘色彩，但却与化学家们的实验事实极为合拍。它促进了蒸馏技术和火法分析的发展，从而为新医学的诞生指明了方向。因此，三要素的引入对近代科学的兴起具有特殊的意义。
（四）化学论医学
化学论者的医学理论是建立在大、小宇宙相类比的基础之上，并以化学的方式进行阐述的。
当时，盘踞在大学讲坛上的是传统的盖仑医学理论——体液理论。这种理论源自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水、火、土和空气。与此相对应，盖仑认为人体中分别存在着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疾病的产生是由于这四种体液的不平衡所致，而医生的职责就是要恢复这种体内的原初平衡。然而，按照这种解释，根据体内的特殊器官或者具体的病因来区分疾病则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反，帕拉塞尔苏斯强调疾病是由外部因素所致，并且存在于特殊器官的局部位置中。这种局部位置取决于内在生机（archei）的状况，而不是体液的不平衡。一些帕拉塞尔苏斯信徒们则试图用一个改革了的三体液体系来取代传统的四体液体系。实际上，这种体系与帕拉塞尔苏斯的三要素学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不同类型的疾病起因于三种基本要素的不同的相互作用，因而具有化学的含义。
帕拉塞尔苏斯相信，由于人体的功能可以还原为各种化学反应，那么必定就可以用化学方法制备的药物来治疗疾病。他注意到，用蒸馏和提纯的方法从金属和矿物中制得的化合物来取代传统的盖仑的草药，可以对新的疾病进行有效诊断。实际上，他用化学方法制备的药物治疗了当时最严重的一些疑难疾病，如梅毒、癫痫和麻风病等，并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帕拉塞尔苏斯是历史上第一个对疾病进行分类的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指出每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特殊实体的人。正因如此，帕拉塞尔苏斯才始终孜孜不倦地寻求用特殊药剂来治疗特种疾病。在他看来，疾病不过是人体内部的化学作用而已，自然中亦存在着类似的相互作用，这些作用便产生了能够治疗这些疾病的医用植物和矿物。而医生的职责则是模仿这些相互作用，从与此有关的植物或矿物中提取出对这些疾病具有抵抗作用的新产品。
由于疾病本身被认为是能够被特殊的变化和原因区别开来的实体，并且是能够用化学术语来定义的局部过程，因而人体生理学便有了崭新的意义。在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中，人在宇宙中居于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大宇宙是以化学的原则起作用的，因而人这个小宇宙必定亦如此。在地球中，金属矿脉的生长是由于金属的“种子”所致。同样，疾病的产生是由于疾病的“种子”所致。这些外在疾病的“种子”是通过空气或食物进入人体的，它们先扎下根来，然后在与某一特殊器官中的生命力或生机进行较量时成长起来。人体中的生理学是由生机所主宰，在健康的状况下，这些生机起着炼金术士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腹中的生机，它能将纯的物质和不纯的物质分离开来，将食物中无用物质和营养物质分离开来，并将有价值的部分输送到人体所需的地方，同时抛弃毒素。这一过程与蒸馏提纯十分相似，但是，一旦这种生机被损害，就不再起这样的分离作用。于是疾病的“种子”就强大起来，毒素即聚集在人体内得不到排泄，疾病就产生了。运用化学技巧将植物或矿物中的毒素与有价值的东西分离开来，使人体只吸收能增进健康的那一部分，成了化学论医学的最大特色之一。在化学论者的心目中，人体实际上就是一个化学实验场所，它与自然界这个更大的化学实验场所发生物质交换，当这种交换失调时，疾病就产生了。简言之，疾病不再被认为是体液的不平衡，它直接与自然有关，与自然中的化学过程有关。
总之，化学论医学是受到化学而不是古代医学（盖仑医学）的强烈影响，化学不但作为新医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作为医药配制的新来源，也是治疗疾病的新方法。无论在医学理论还是在医学实践上，化学论医学都与旧医学势不两立，化学则是这场新旧斗争的焦点和关键。
（五）数学的意义
化学论者的数学与我们今天的数学意义不同。在化学论者看来，真正的数学是一种名符其实的自然法术，而不是那种与传统的几何学学派相关联的“逻辑—数学方法”，数学家的任务就是运用这种工具来探究整个宇宙现象，而不应该去关心物体运动这样“微不足道”的现象。因此，他们反对在轨迹运动研究中的数学抽象，尤其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深感不满。因为在这里，亚里士多德通过对运动所进行的数学研究，论证了造物主上帝是静止不动的，而这正是宗教改革时代化学论哲学家们所极力反对的。化学论者坚信，全能的上帝是运动的、变化的，而对造物主的任何限制都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因此，那些经院化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亵渎了神灵，必须彻底抛弃。
如前所述，化学论者还强烈地反对盖仑医学。他们认为，古代医学衰落的重要原因，是因为盖仑在对其前人的著作进行整理并系统化时，使用了定律和证明来寻求一种统一的原理。盖仑曾广泛涉猎了几何学家的著作。由于受到这些著作精美论证的吸引，他自己则建立了一系列原理、公理和数学解释来论证他的医学，并试图使其医学成为几何学的一部分。然而，当把这些方法与规则用于治疗文艺复兴时期横扫欧洲大陆的疾病时，盖仑的医学被证明失败了。相反，以化学论哲学为基础的治疗方法则取得了胜利。而这种方法是以医学、化学家和药剂师们进行实际的称量和测量为基础的。因此，唯一正确的医学不是以古人的逻辑学、几何学以及数学抽象的方式为基础，而是以化学家的实际操作及在这一过程中的定量方法为根基。
化学论者在研究自然时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因而定量方法被看成是达到真理的方法，而他们对《圣经》的不断引证则是为了使这种方法得到一种普遍的神性认可。在这里，实验过程中最重要的工具“天平”，被认为是可对世界进行精确认识的完美手段。通过天平的称重和测量，人们可以对各种物质进行定量的分析研究，从而发现上帝隐藏在自然界的各种秘密。
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起着一把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对数学的兴趣推动了对自然的数学研究以及代数学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兴趣导致了各种与数秘主义有关的富有神秘色彩的研究。而化学论者认为人们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实际操作中，必须将化学方法和数学方法结合起来。因为上帝在使用化学方法创世时离不开称重和度量。因此，在化学论者的心目中，只有把数学作为自然法术的一种形式进行研究时，数学才是有价值的。数学知识提供了对万物进行适当理解的一把钥匙，数学研究体现了对神、对人以及对整个自然界的内在本质的认识。
化学论哲学：实践目标
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用化学方法制备的新药物治疗疾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使得化学论医生的数目不断增长。于是发生在亚里士多德和盖仑旧哲学支持者与帕拉塞尔苏斯新哲学支持者之间的一场激烈的大论战在欧洲各国爆了。这场论战长达一个多世纪，内容十分广泛，不但涉及到化学论哲学的理论追求，也涉及到化学论哲学的实践目标——社会改革。
化学论者的社会改革首先是从教育制度开始的。17世纪中期，英国共和政体的建立要求对社会现状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其中许多涉及到教育制度的改革。这一时期的化学论哲学家认为，为了适应政治改革而产生的宗教改革，迫切需要一种以对自然的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高水平的教育，为此应该完全改革设置在大学里的传统课程。在这些要求改革旧教育制度的化学论哲学家中，范·赫尔蒙特和约翰·韦伯斯特是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范·赫尔蒙特曾深受早期帕拉塞尔苏斯信徒的影响。他强烈要求对建立在数学和逻辑基础上的古代医学和科学进行改革，建议摧毁整个古代的自然哲学，并用新的化学论哲学取而代之。因为只有化学才为人们提供了寻求真理的最大机会。他十分重视实验中的定量研究，并认为在化学变化过程中物质是守恒的。他研究了疾病的地域性现象，认为疾病的产生与地球中那一区域金属的分布有关。他相信血液中有一种生命精神，并对消化的生理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化学研究。
范·赫尔蒙特号召必须对教育进行化学改革。他建议在大学里开设以化学为基础的新医学和自然哲学课程。学习这种化学论哲学的学生，不仅要研究元素理论、化学理论、地球的性质、金属的产生和生长，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教育改革、经济改革、农业改革以及社会改革，以使整个社会都普遍接受这种化学论哲学的影响。
范·赫尔蒙特的号召在英国得到了约翰·韦伯斯特以及其他许多激进学者们的强烈响应。韦伯斯特认为，必须废除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究气息，把观察和实验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并声称，在化学实验室里工作一年，会比对亚里士多德的原文争论几世纪更有益。因此，他呼吁，应把化学论哲学家们请上牛津和剑桥的神圣讲坛。
韦伯斯特青年时代受过炼金术的训练，而且具有足够的医学知识。他认为在共和政体的初年就应该完成必要的宗教改革，因而对大学中的神甫训练愈来愈不满意。韦伯斯特十分反感在大学中教授的亚里士多德和盖仑的那些枯燥乏味的著作，而对那些他认为具有高度启发意义的神秘主义教科书极感兴趣。在韦伯斯特看来，通过用火和蒸馏而习得的直观知识是传播给真正的基督徒的最好的自然知识。当用这种方法去寻求自然法术和犹太神秘哲学的秘术时，就可以懂得三要素的重要性。它们是全能的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体现。因此，作为真正的基督徒，既要认识自然，也要认识上帝。
此外，韦伯斯特还劝诫新哲学的实践者们要把目光从亚里士多德和盖仑转向赫尔墨斯、费奇诺、柏拉图和吉尔伯特；这种观点与帕拉塞尔苏斯的观点一样，实验化学后来成为解开自然之秘密的钥匙，化学论者的医学取代了传统的盖仑医学。
化学论哲学家们在新时代对改革的兴趣还表现在试图用这种新哲学造福人类上。追求一种“实用性”是化学论哲学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这种新哲学的显著特点。
对于化学论者来说，化学被看成是一个国家富强昌盛的潜在力量。这主要是通过使用化学药物发展农业和制造化学武器来实现的。使用化学肥料可以促使农业丰收，增强经济实力；使用新的化学武器则有利于在战争中取胜并且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
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化学家约翰·鲁道夫·格劳伯认为，要使德国成为“世界霸主”，就必须依靠经济繁荣和军事技术，而这两者都依赖于化学知识新的应用。
利用化学知识，农民们就会把多余的粮食酿制成酒。葡萄种植者也可以采用相同的办法，把葡萄汁蒸发到蜜一般浓醇。这样，葡萄酒商们不但可以节省运输费用，而且还可以将其保存很长时间，等待适当的时机兑水成酒，以便获取更大的利润，从而发展经济。
这样一来，农民们的繁荣和富有便有了可靠的保障，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事实证明，再先进的农业管理也抵不过战争的洗劫。国家必须要具备保护人民、保护他们的土地和财产的能力。因此，国家必须用化学方法发明的新式武器武装起来。格劳伯曾描述过一种新的化学武器，它可以喷射出酸雾或者酸雨来弄瞎敌人的眼睛，使敌人不战自败。
化学论哲学家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促进教育改革、农业改革、战争改革以及医学改革的。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用他们的化学知识来造福于他们的人民和他们的国家。
对于帕拉塞尔苏斯及其信徒们来说，科学和医学真理紧密地与他们的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仅是科学家和医生，而且是化学论自然哲学家，是观察方法和实验方法最强烈的倡导者，是新的教育改革的伟大先驱，是一系列社会改革的积极支持者，是新时代最具叛逆性格的精神象征，也是新科学运动中最具生气的革命力量。
科学革命：一种新视角
到了17世纪，随着帕拉塞尔苏斯著作的不断出版以及对化学论哲学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帕拉塞尔苏斯的名字享誉整个欧洲，化学论者的数量与日俱增。在那一时期，帕拉塞尔苏斯这个响亮的名字几乎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十分熟悉。许多人认为，他比哥白尼更值得获得“革命者”这个光荣称号。
的确，以帕拉塞尔苏斯为代表的化学论哲学家确实促进了对自然的新的研究和新的世界观的形成。对于他们来说，化学在两种意义上有益于人类。其一，化学是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宇宙的基础。他们认为，宇宙是以化学的方式创造的，并将继续以化学的方式起作用。通过化学的方式研究自然，不但可以理解这个造物主创造的宇宙，而且也可以理解造物主自身。其二，帕拉塞尔苏斯及其信徒们将这种化学的钥匙转向了对人体的理解。他们认为，对应着大宇宙的人体必须以化学的方式起作用。身体的功能就是化学的功能。疾病被看成是化学障碍，而用化学方式制备的药物就可以阻止并治疗它。
文艺复兴时期的化学论哲学对于近代科学兴起的重要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它抨击了古代传统和古代权威。其二，它通过化学来寻求自然界的普遍真理。其三，它倡导了认识自然的关键——观察方法和实验方法。这三种作用使得人们对传统科学和医学以及旧宇宙论的观点有了根本改变。
然而，化学论者的许多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他们的观点深深地打上了新柏拉图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以及赫尔墨斯主义的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烙印。其结果是，一方面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自主地探究自然之秘密，另一方面又必须借助神启的力量从大小宇宙相类比的这些预先的关系上开始他的研究。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有些矛盾，然而，这种倾向却正好反映了当时人们深受神秘主义与科学这种“混合物”的强烈影响。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矛盾的那些东西，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来说却是不存在的。
正因如此，要全面、公正地理解科学革命是困难的。
在科学史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习惯于用今天的标准来评价当时的科学，这种辉格史的倾向长期以来使人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误解，看不到科学革命的全貌。实际上，科学革命时期，各种思想观念竞相公开交锋，化学论哲学是最热烈争论的主题。也许，这些争论对现代科学作用不大，但对确立那时仍然幼稚的自然科学的地位来说，可能像实验事实一样重要。因为，这些争论已经涉及到与新学科的建立有关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如古代哲学家的价值、新的观察和实验的作用，涉及到推理、运动的研究以及数学方法的运用。化学论者的科学实践、哲学信念以及对整个宇宙新的理解，把人们的目光从繁杂的经院传统中引向了自然，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新的科学革命图景，使我们认识到，伽利略的还原主义和抽象研究模式，并不是那个时期研究自然的唯一方法。科学只能在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得到发展，具有更加广阔的背景。我们必须按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是用我们今天的目光去研究那个时代，必须在整个历史文化背景上把科学革命当成一个整体去理解。
乔治·萨顿曾提醒我们，不要忽视对帕拉塞尔苏斯主义的历史进行研究，因为它正是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整个16和18世纪的医学、化学、哲学以及人类文化的关键。而且，他还强调，应当使整个学术界都能够普遍利用这种研究成果。
随着学术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已经认识到，“化学论哲学”是科学革命的重要内容，它在科学史、哲学史、文化史及至社会史方面，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如果否定了这种历史作用，实质上就是否定了科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