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利益观看邓小平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利益论文,外交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和根本因素，它既是各国外交政策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又是衡量外交政策得失成败的最根本标准，这一点已在国际战略学界形成了共识。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国家安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国家利益的原始内涵中又增加了新的内容，那就是经济层面的因素，即外交为经济服务，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力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本文立足于毛泽东、邓小平两位伟人国家利益观形成的渊源，在深入揭示两者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层面上的一致性的同时，透视邓小平国家利益观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开拓与发展。
一、毛泽东和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形成的渊源
1、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明和近代中国屈辱的境遇是毛泽东、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形成的历史渊源
我们的祖先用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才智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使我国跻身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列，为人类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鼎盛之时，疆域辽阔，四夷朝圣，更有八方使团争相与我国建立联系，而四大发明及航海罗盘的独创填补了人类文明的空白。那时，陆路四通八达，海上云帆直挂的对外交往，商贾云集而争先恐后的繁荣景象，更是使中国蜚声海外，响誉世界，诚可谓盛及一时。这一切都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产生提供了丰厚的历史积淀。“然而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主权遭到侵蚀，领土支离破碎，租界，治外法权、不平等条约像毒蛇一样缠绕在中华民族的身上。古代文明的辉煌和近代历史的屈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这种反差的心态中，中国人民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极为敏感。”[1]毛泽东和邓小平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国无权可言，民无生可计的时代，家国破败的惨痛景象和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喋血遗恨的事实为他们国家利益观的形成着上了厚重的颜色。继之便有了毛泽东以“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豪迈开始了求学报国之路和邓小平漂洋过海探寻救民于水火的真理的征程。
2、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和建国初期特定的历史背景是毛泽东、邓小平国家利益观形成的现实渊源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大革命的轰轰烈烈、土地革命的如火如荼、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和解放战争的惊心动魄，终于建立了新中国。这其中有与国内反动派的针锋相对，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激烈冲突，更有与为谋求自身利益而用心险恶的大国之间的斗法。这一切都为他们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尤其是在共和国刚刚建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在企图扑灭中国革命烽火未果的情况下，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等手段，妄图压服新生的人民政权，以满足其不可告人的霸权主义图谋。可以说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是相当严峻的。面对这种复杂的国际局势，毛泽东坚持“两大阵营”理论，实施“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正如他所说的“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2]而邓小平也是这一外交策略的支持者、拥护者和实践者。正是循着这样的外交策略，使我国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与安全。
二、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层面上的一致性和邓小平对毛泽东基于国家利益的独立自主原则的继承性
首先，毛泽东基于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在五十年代极力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思想和民族利己主义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一企图以牺牲中国国家利益满足苏联一己利益的行为遭到了毛泽东的断然拒绝。针对赫鲁晓夫提出的中国海军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做基地的交换条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3]自此，苏联想控制中国的企图破灭了。另外，七十年代初美国基于联合中国与苏联争夺对其有利的战略态势的图谋和早日脱离越战泥潭的考虑，急切地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对此可以说洞若观火，在后来与基辛格和尼克松的会谈中，完整地表明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即“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中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4]并最终在《上海公报》中确立了中美关系的第一个基本准则，即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此举既表现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鲜明态度，又为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在国际外交策略上占据了主动，进而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国独立自主地处理外交事务的坚决姿态。其次，邓小平承袭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放在国家利益的首要位置。他明确指出，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立足点，中国希望同各国发展关系，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与合作，但是“更珍视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任何国家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4]另外，我们还可从邓小平解决香港、澳门和海峡两岸统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了解他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处理方式。1982年9月当英国企图在1997年以后继续管制香港时，他斩钉截铁地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4]此外，针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表面上主张两岸和平统一，实际上设置重重障碍的做法，他坚定地指出，中国主张和平统一，但为了国家的统一，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他还指出，中国希望发展中美关系，“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只能正视现实。”[5]这些刚健有力的话语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处理对外关系时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立场。
基于以上，我们有理由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在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层面上有很大的一致性，同时，邓小平对毛泽东基于国家利益上的独立自主原则有一定的继承性。
三、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开拓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处于战争直接威胁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中，当时国际政治的基本特点也是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对立，战争与革命曾是当时时代的鲜明主题。与这一时代主题和中国国际环境相适应，中国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也长期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即通过结盟、建立军事战略关系等手段来维护世界和平，并制约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1]“一边倒”、“一条线”及无私援助兄弟国家等外交政策就是这一战略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邓小平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规划了中国的外交布局，成为新中国领导人中明确提出应以国家利益作为处理中国对外关系出发点的第一人。他在1989年10月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会谈时讲到：“我非常赞成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4]基于此外交理念，他对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以“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为特征的战略调整。在调整中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转变，对外交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实现了由“经济为外交服务”到“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过度。
首先，邓小平揭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实现了对国际局势的动态把握和全新认识，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切实的理论依据。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苏争夺的战略态势发生了变化，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邓小平及时捕捉到了这个变化，对国际社会战争与和平的态势做出了新的判断，那就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正如他所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5]1984年邓小平在两次会见外宾时指出：“现代世界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4]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对他的上述观点做了概括说明：“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4]邓小平之所以得出以上结论是基于他对美、苏、日、欧洲、第三世界以及中国的综合分析。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而言，他指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还都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败，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4]对第三世界为主的和平力量分析时，他又指出：“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4]另外，对日本和欧洲的分析同样显示出和平的希望，他说：“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4]正是在对国际局势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得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4]这一结论。另外，就发展问题，他指出：“当今世界南北问题十分突出，发达国家愈来愈富，发展中国家愈来愈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带来障碍。”[4]“南方要发展，北方也要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就没有市场。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就有限的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有可能没有出路。”[4]为此，他积极主张和呼吁国际社会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其次，邓小平提高了对经济与外交关系的认识，实现了由“经济为外交服务”到“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过渡。出于对积贫积弱旧中国外交屈辱历史的深悟和对国际舞台上霸权主义横行现实的考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在国际舞台上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邓小平全身心地投入到指导中国加速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如果说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是基于中华民族生存考虑的话，那么新时期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则是彻重于中国的发展着想。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他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5]在这里，他把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统一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1980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工作会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5]接着他又说：“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5]他在这里清晰地把外交统一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他还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5]尤其是1984年5月，他在同到访的巴西总统谈话时表示；“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充分表达出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思想。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渊源，并且二者的国家利益观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层面上表现出了很大的一致性，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开拓和发展，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开创了良好的局面，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