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湘军与晚清中国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湘军论文,晚清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湘军的兴起，不应当仅仅从中国近代军事史和太平天国战史的角度来诠释。作为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种因素交汇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特别是作为一个势力集团，它对于晚清中国社会各层面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本文拟将湘军当作为一个群体，全面地研究它对晚清政治、现代化运动、军制变迁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以阐述湘军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地位，从而更好地理解湘军这一重要历史现象。
一 汉族地主政治势力崛起的契机
湘军对晚清政治的影响，乃在于它造成了汉族地主政治势力崛起的契机，从而改变了晚清中国的政治结构，也促使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清朝的政治统治，由于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政权，故具有满族贵族对汉族人民进行民族歧视与压迫的特征，这种对汉族的民族歧视，在清代的职官设置中均有明确的规定。据清会典、职官志等记载，清代在中央政权的各个部门的职官定额设置中，明确规定了满、汉及其他民族（主要是蒙古）的具体人数及各自的份额。从表面上看，在中央各部的长官中，一般是满、汉各半，人数对等，但在实际运作中，满族大臣是权位高于汉族大臣的。以军机处而言，军机大臣的员额最初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满、汉并用的规定，但在咸同以前，军机大臣事实上多为满人，只是到咸同以后，汉族官员作军机大臣的才逐渐增加①。另一方面，在中央政权的各个部门中，中下层官员满、汉的员额，则是满族占绝对优势。以清代中枢机构为例，前期为内阁，内阁人员的额数，规定是：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学士满六人汉四人，典籍满、汉、汉军（编入八旗之汉人）各二人，侍读学士满四人，蒙、汉各二人，侍读满十人，蒙、汉、汉军各二人，中书满七十人，蒙十六人，汉三十人，汉军八人②。军机处取代内阁成为中枢机构后，满族官员占优势的格局仍没有改变。再以中央六部为例，也是满族员额占优势。吏部：尚书满、汉各一人（初时品级满员为一品，汉员为二品），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堂主事满四人，汉一人，郎中满九人，蒙一人，汉五人，员外郎宗室一人，满八人，蒙一人，汉六人。户部：尚书满、汉各一人，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堂主事满四人，汉二人，郎中宗室一人，满十七人，蒙古一人，汉十四人，员外郎宗室二人，满五十六人，汉十四人。礼部、兵部、工部和刑部的情况也大致相同③。
在清政府地方政权中，总督、巡抚以及将军、都统等权位重大的封疆大吏，虽无满、汉员额的具体规定，但在咸同之前，汉族人士位居督抚的确属凤毛麟角。以将军、都统及副都统等握领兵权的清代高级将领来说，据章伯锋《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1796──1911)》一书统计，两百余年中，将军、都统、副都统等官职，基本上为满族贵族充任，只有到清末才有为数极少的汉人充任。
由此可见，在咸同之前，满族贵族对汉族士大夫的戒备与防范心理是相当严格的，猜疑汉人已成为清朝的“祖制”。直到咸丰四年，当湘军攻陷武汉，咸丰帝一时兴起，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在有人向咸丰帝进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之后④，咸丰帝急忙收回成命，在曾国藩假意奏辞署抚的奏折尚未到京之前，即下旨著其毋庸署理湖北巡抚。可见，咸丰帝是恪守清朝“祖制”，不愿轻授汉人权柄的。然而，到了咸丰末、同治初年以后，清政府一改旧制，任命了一大批以湘军将领为主的汉族封疆大吏，他们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的曾国藩，安徽巡抚李续宜，江苏巡抚李鸿章，浙江巡抚左宗棠，江西巡抚沈葆桢，两广总督刘长佑，四川总督骆秉章，湖南巡抚毛鸿宾，湖北巡抚严树森，山东巡抚阎敬铭等。可以说，东南半壁河山，尽入以湘军为主体的汉族士大夫手中。为什么一贯猜忌汉人、防范汉员的清廷在此时却一反“祖制”，将权力授于汉族地主阶级？毫无疑问，正是湘军造成了汉族地主阶级势力崛起的契机。
众所周知，在太平天国兴起之后，太平军即以秋风扫落叶般的气势，在短短的两年之内，横扫东南，奠都南京，形成了与清朝对峙的农民政权。这一成就，正是在清廷视为支柱的八旗、绿营以及大批满族官吏望风溃逃、腐败无能的形势下发生的。可以说，在太平军面前，八旗子弟们暴露了他们长期以来即已存在的腐朽、颟
的特性。而与之相反，以曾国藩的湘军将领为中心的大批汉族士大夫，却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表现出强悍有力的作用。随着战争的进程，即使是满族贵族也无法怀疑湘军是镇压太平军、使清廷免于“劫数”的关键了。另一方面，在咸丰末年，湘军已走出了初起时的艰难局面，陷武汉、克安庆、复九江，已将战线推进到了太平天国的心脏地带，表明了他们是清朝中兴的力量所在。同时，湘军也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数十万士兵、一大批将领的政治军事势力了。特别是湘军的将领，大都是出身于统治阶级中下层（以中小地主出身为多⑤），精研经世之学，有不同的科举功名且又对清廷忠心耿耿的真才真士，迥异于倚仗祖宗荫庇、昏聩无能的八旗子弟。尤其重要的是，这批汉族士大夫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已经具备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担负封疆大吏的理想人才。因此，在咸丰末年，以湘军为中心的汉族地主政治势力已经显示出没有他们，清朝统治将无法恢复和延续的明确定局。而这样一种倾向，也逐步为许多满族权贵所认识。历任道、咸两朝大臣的文庆说：“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⑥。而肃顺则更明确地说：“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⑦，“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⑧。这就明确地提出了向汉族地主政治势力开放政权的问题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虽然并非由衷，但却是下定决心起用汉族士大夫了。即使有人向清廷进言反对，甚而以“祖制”相威胁，也不为所动。咸丰十年，当清廷任李续宜为安徽巡抚后，一向对湘军势力崛起不满的胜保，乃向清廷上书，讥刺“近日官员非由两楚出身不能遽膺优荐，将帅非与楚军结纳不能予以嘉名”，提醒清廷“我朝自列圣以来，从不以重柄尽付汉臣，具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而远虑也”⑨。然而，已下决心起用汉族士大夫的清廷，不为所动，坚持成命，反而将胜保调离。同治更元，慈禧太后更进一步向汉族地主势力开放政权，虽然有人曾进言说“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⑩，但她坚持任命了一大批汉族士大夫，形成了以湘军将领为主的汉族大臣握有东南各省督抚大权的政治格局，并由此奠定了晚清政局中汉族地主政治势力位居中枢、左右政局的新局面。故此，湘军的兴起及其势力的发展，乃是晚清政局中汉族地主士大夫的政治势力崛起的契机。
二 晚清兵制变革的中介
湘军作为一种军事力量，它迥异于清朝制兵的独特军制，使它对晚清的军事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晚清兵制流变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影响表现在：湘军成为晚清兵制变革的中介。
晚清的兵制，经历了从八旗、绿营到新式陆军的转变。但从八旗、绿营的腐败溃散到清廷正式建立新军，中间尚有三十余年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充当中介的是湘军。这不仅表现为湘军及在湘军影响下的淮军一度是清朝军队的支柱，而且表现在清政府依据湘军制度对绿营进行改造而形成的“练军”以及“防军”也可以视为湘军的衍生物。
咸同之前，清朝的兵制主要是绿营兵制。太平天国的兴起，充分暴露了绿营兵制的弊端，如绿营的不讲编制，遇事抽调成军，造成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混乱局面；又如绿营的散漫无训练，造成战斗力的匮乏等；再如绿营兵饷薄令繁，乏长夫之制和帐棚之制等等，都严重影响了士兵的战斗力。而湘军之制，吸收宋岳家军和明戚家军的长处，讲求编制，厚给军饷，又别立长夫、帐棚之制，既重政治教育（“训”），又重军事操演（“练”），充分显现了生机勃勃的气象。正因为如此，湘军兴起之后，各省疆臣募勇作战，均加效尤，以致太平天国战争后清政府亦不得不依湘军之制整顿绿营，别练新军。
各省疆臣的募勇作战、效法湘军之制，首推淮军成效卓著与影响深远。淮军的兴起，一方面是在以绿营为主的江南、江北大营两次大溃败之后，清政府对绿营兵完全失望的形势下创建的；另一方面，从曾国藩来说，是计划以湘军的制度来创立淮军，并作为继承湘军、以淮代湘的一种步骤。早在1859年，李鸿章尚在湘军幕府之中，曾国藩就令其招募淮南勇500人，操练马队，以作试验。及至60年代初军情急迫，淮军的创立便成为现实。淮军创立，基本上沿袭着湘军营制。李鸿章长期随幕湘军，且以曾国藩的学生与传人自居，对湘军营制及其优异之处多所熟悉。同时，淮军初创之时，曾国藩曾调拨包括他自己的亲兵营、曾国荃一部共三千人转归淮军，作为淮军的基础，因此，淮军的营制、营规均承袭湘军，如罗尔纲所言：“淮军之于湘军，好似儿子之与母亲”(11)。当然，淮军在发展过程中对湘军制度也是有所损益的，但其基本原则则是保持湘军的(12)。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在一个时期内也曾想整顿绿营，作为国家的制兵，然而绿营兵积弊太深，积重难返，整顿均无成效。倒是在整顿的过程中，形成了与湘军有密切联系的“练军”。
“练军”实际上是借鉴湘军制度对绿营进行改造而形成的一种军队。始于同治二年（1863年），由直隶总督刘长佑开始，时刘长佑督直隶。刘长佑乃湘军出身的将领，故在编练直隶军队时，也是“照楚军章程”(12)加以训练的。同治四年，清政府兵部、户部会议选练直隶六军，遂有“练军”之称。刘长佑选练直隶军队，是清政府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作为改造绿营的一部分工作，清廷曾多次下诏要求懔遵绿营体制，故刘长佑基于绿营体制，尚不能大刀阔斧地以湘军制度改造直隶绿营。因而直隶练军在刘长佑时期尚未脱离绿营的窠臼，弊病甚多，如曾国藩所指出的那样，直隶练军仍然存在文法太繁、官气太重、事权不专、兵将隔阂的毛病。因此，同治八年，曾国藩督直隶后，接掌直隶练军的训练，他奏请以湘军制度整顿直隶练军，获得同意。从此，直隶练军割断了与绿营的联系，形成了与湘军的勇营制度无异的新型军队，其营制、营规与饷章完全一致。曾国藩编练直隶练军，是同、光年间清政府整顿军制的较好办法，故清廷谕令各省仿行，各省亦有自请效法的。自同治至光绪年间，山东、河南、云南、贵州、广西、山西等省，均依照曾国藩制定的直隶练军章程对各省的绿营及防军进行改造(13)，使练军成为当时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
练军之外，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后至甲午战后新军兴起之前，清政府还有一种军队称之为“防军”。防军，实际上是太平天国时期各省募集的勇营，包括裁撤之余的湘军、淮军以及各省的勇营。在这一时期，这些勇营大多分驻于江淮南北各通都大邑及险要地区。防军也成为与练军并立的重要武装。防军中的湘、淮军队不必说，其他各省的勇营也都是仿照湘军制度编练的。早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曾国藩先后在衡州、祁门，李鸿章在上海等三次刊刻湘军的营制、营规，以满足各省对此的需求。各省练勇，皆奉此为法式。所以说，防军也是湘军制度的产物。
从同、光年间清政府的军事制度即练军、防军的营制、营规来看，湘军确曾为晚清30多年军制的枢纽，是甲午战后新建陆军编练之前，传统制兵向近代化军队转变的中介。即使甲午战后兴起的新式陆军，也仍然受到湘军的影响。聂士成练北洋武毅军，采用的是淮军制度，张之洞练自强军，又仿武毅军制。即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营制、饷章方面，如编制、长夫的名额、士兵的月饷、将领的公费等，也仍然有参考湘军制度之处。正如罗尔纲先生所说：“有清一代的军制，咸丰前是绿营制度的时代，咸、同以至光绪甲午为湘军制度的时代，甲午战后为兴练新式陆军的时代，而论其转变，则以湘军为枢纽”(14)。湘军的制度的重要地位，不仅表现在它曾为清代军事制度一个时期的主流，更重要的是，它在近代中国军事制度的演变过程中，成为从传统兵制向近代兵制过渡中的一种媒介，充当了承前启后的角色。
三 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先河
近代中国以来的现代化运动，经历了从器物层次的现代化到制度层次的现代化，再到心理层次的现代化三个依次更替的发展阶段。在历史运动形式上依次表现为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历史事件的演进(15)。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始阶段，它主要是在器物的层次开始了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运动，在学习西方的近代工业制度和科学技术这一思想指导下，建立起中国的工业基础。洋务运动，从其思想渊源来说，是鸦片战争后魏源“师夷之长技”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的发展，最主要的是这种思想的实行。而在这一实行的过程中，湘军及其将领（或曰湘军人物）是导其先机，为之开先河的。
洋务运动之发韧，其直接原因在洋务派人士对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西方近代物质文明的先进性的认识。湘军本身，在促进洋务派人士获得这种认识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与淮军相比，湘军在兵器的近代化方面要逊色一些，使用洋枪洋炮的数量要少得多。据统计，从1862年起，李鸿章开始购买大量的前装洋枪洋炮装备淮军，到1865年，李鸿章指挥的五万淮军，已有洋枪三、四万杆，开花炮四个营，整个淮军在60年代则先后买洋枪十余万杆(16)。但是湘军在使用洋枪洋炮并认识其威力方面则是开先河的。曾国藩的湘军之强悍，主要在于其营制，但也赖于武器的精良，即洋枪洋炮的作用。曾国藩多次说过，湘军之能战胜太平军，“实赖洋炮之利”，而太平军则每“得我之战船洋炮，并不作水战之用，以洋炮搬于岸上扎营，而战船或凿沿江心，或自焚以逃，亦或收战船之用”(17)。正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认识到洋枪洋炮的作用，曾国藩萌生了引进西方先进器物首先是洋枪洋炮的思想。湘军的另一将领左宗棠也是如此。在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过程中，左宗棠采用西式武器，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即使在与太平天国进行激烈征战的时期，湘军也率先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从而开创了近代中国军事工业之先河。由此而发端，由引进洋枪洋炮到自造洋枪洋炮，由创办军事工业到发展民用工业，由办工厂到派遣留学生，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逐步地将中国现代化的初始阶段推向深入。
从引进洋枪洋炮到设厂自造，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运动历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众所周知，购买西洋枪炮，在明代以至清前期都曾有过，然而仿造西洋枪炮，却是始自于曾国藩及其湘军。这一转变所包含的文化涵义是深刻的。首先，是它冲破了“天朝无所不有”的“夷夏之辩”的闭关自大心理，开始承认西方的先进；其次，是它表现了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尝试建立自己民族的近代工业的思想。这两种观念的确立，乃是中国现代化运动滥觞与发展的前提。曾国藩在创办洋务企业的活动中，逐步认识到买枪炮雇洋船难免仰人鼻息的弊端，乃“不得不另求造船之方”，即“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如而演习，继而试造”，“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18)，这就是“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9)。左宗棠办洋务，“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20)，但他也逐步认识到购枪炮雇洋船，“调遣不能自如，久暂不能自主”，所以主张“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21)，遂有福州船政局之举。曾、左的这种认识，实质上是谋求建立民族工业的思想，而建立民族工业，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之所在。
由军用企业发展到民用企业，这标志着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对现代化进程的更进一步的认识，也是他们将中国现代化运动导向更深层次的表现。建立军事工业，其根本目的无疑是现实的军事、政治需要，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和一定程度的抵御外侮。而建立民用企业，则在于“求富”，即从经济的层面推进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这正是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兴办民用企业，既有源于军工企业诸多困难不能解决而需以民用工业补充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现代化进程认识的提高。左宗棠就是从中西比较的角度，认识到中国要“自强求富”，即必须创办民用企业的。他说：“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理义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这种状况，使中西相较，“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22)，中国之弱即在于此。故左宗棠主张：“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23)。而曾国藩在后期，也不满足于仿造洋炮洋器，希望探求西方先进技术的奥秘，故派容闳去西洋各国购买“制器之器”，以建立民族的工业基础(24)。左宗棠到后期，则进一步提出了商办企业和发挥商人作用的主张：“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力。”(25)诚然，与稍后的改良派提出“以工商立国”和“商战”的主张相比校，曾、左的这种思想不彻底也不系统，但是，作为开先河者，却具有深远的意义，尤其是他们倡导兴办的民用企业，乃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初物质基础。
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在中国现代化的初始阶段，还触及到文化的层次，推进了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就是传统教育、科学技术的近代转换：新式学堂的兴起，留学生的派遣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引进和在中国的发展。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的这一活动，同样是源于对西方文化以至西方现代化的认识。曾国藩在奏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时说：“西洋学术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具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授师，期于月异而发不同。”(26)这就从文化教育的角度，探索到了西方现代化的深层。基于此，他们提出：“中国欲取其长，此中奥
，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27)故而从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派人士开始探“本源”而立学校，兴办了语言文字、军事、技术诸种新式学堂，更派遣学生出洋留学，组织人才翻译科学技术著作，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进入了文化教育的层次。
由此可知，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在19世纪60年代起，因洋务而认识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自引进洋枪洋炮而开始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运动的历程，并在这一历程中，由引进而创办军工企业，由军工企业扩展到民用企业，又由工业进入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这一向上发展的过程，构成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对中国现代化的初步认识，也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初始阶段的内容和清晰的发展轨迹。因此，湘军开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先河，乃是确切的事实。
四 晚清锻造人才的渊薮
湘军之对晚清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影响，还在于它培养了大批人才，并因此而影响着晚清社会的各个方面。湘军人才之盛，在19世纪60年代即成不可忽视之局。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亦两百余年中所未见。”(29)王闿运也说：“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渡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30)据统计，湘军官员官至督抚者达27人（其中总督14人，巡抚13人）(31)，可以说，湘军的确是晚清锻造人才的渊薮。
湘军之成为晚清人才的渊薮，是与湘军将领尤其是曾国藩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曾国藩与湘军崛起于晚清王朝和社会双重危机的时代，选拔和作育人才，是曾国藩这批欲匡世经邦的“中兴之才”的思想特征之一。早在他任京官时，就向咸丰帝陈言要求转移风气，作育人才(32)。湘军之兴，曾氏更以此为作育人才的基地，把培养人才作为湘军的任务之一。他说：“若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则侍与公所藉以报国者也。”(33)因此，他特别讲求育人之道。如“取之欲广，用之欲慎”的原则(34)，“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的方法(35)，“知人善任”，“陶熔造就”的技巧(36)等等，形成了系统的人才思想和选拔人才的原则。正因为如此，湘军才成为人才的渊薮。
湘军培养和提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对军功进行保举，二是对特别人才的超擢。前者是通过战争来体现，主要是对军中人才的提拔；后者则是通过幕府的途径来提拔。按军功保举人才，是清朝的惯例。曾国藩通过这一途径选拔了一大批军功显著的人才。湘军最初的定例，每战百人中准保三人，此后逐年增加。湘军征战十余年，人数达数十万，可以想见保荐的人员之多。据罗尔纲先生估计，湘军保至武职三品以上的已数万人，保至三品以下的人数必远多于数万人(37)。《清史稿》说：“湘、淮、楚营士卒，徒步起家，多擢提、镇、参、游以下官，益累累然。”(38)但军功保举也有局限，主要的是对优秀人才不能超擢，于是曾国藩乃以幕府作为补充。
曾国藩之幕府，是他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清代封疆大吏招幕以培养人才蔚成风气，而曾氏之幕，其人文荟萃，堪称晚清之盛。李鸿章、郭嵩焘、李元度、左宗棠、俞樾、王闿运、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容闳、薛福成等等，都曾经出入曾幕，为曾国藩所用。据统计，往来于曾幕而有名于当时的，不在百人之下(39)。故罗尔纲先生说：“湘军的幕府简直可以说是晚清人才的渊薮”(40)。这是确切之语。
湘军通过军功与幕府两条途径培育出大批人才，并因此而影响着晚清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第一，湘军出身的督抚或州县官吏，以其重要的位置与建树，影响着晚清的政治、经济。以政治而论，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李翰章、彭玉麟、李兴锐、李宗羲、杨昌濬等等，都曾先后位居总督之职，是当时影响政局的重量级人物。以经济而论，晚清的洋务运动中，堪称重臣的大都是湘军人物。他们办企业、兴学堂、练军队，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进程。
第二，在外交领域，湘军出身的一批杰出人才，活跃于国际舞台上，开始了中国的新式外交（区别于古代的出使），其中也不乏为国争权益的爱国人士。如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出使西班牙、德国的黎庶昌，出使美国的陈兰彬，等等，都是出入曾国藩幕宾，并得到提拔的。他们对于加强中西文化的交流，推进中国的近代外交，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影响着晚清文化的发展。晚清众多的科学家，有不少是出自曾幕或曾游幕。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就在曾幕8年，不但为曾国藩经营的江南制造局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且译著了许多数学著作，为中国近代的数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华蘅芳也是如此，他译编的《代数术》、《三角数理》在当时颇有影响。徐寿、徐建寅父子作为近代著名的物理、化学家，也为近代中国的机械、化工的发展建立了功勋。在传统学术方面，以曾国藩为主体的“桐城派古文”的影响，乃是众所周知的，而湘军人物阐扬的“经世致用”思想，更成为晚清学术思潮变轨的一大契机。在文史方面，俞樾、吴汝纶、吴嘉宾、王闿运、王定安等人，也都是影响了晚清文史发展的著名学者。
由上观之，湘军人物在晚清社会各个领域的建树，使之堪称晚清培育人才的渊薮。而其与在晚清政治变革、军制转轨以及现代化运动的推进诸方面相结合，足以说明湘军对晚清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页。
②《清史稿·职官志一》；《光绪会典》卷二。
③据《光绪会典》，卷二四；《清史稿·职官志一》等。
④《庸庵文续编》，卷下，第7页。
⑤参阅拙作：《论湘军兴起的社会土壤》，《史学月刊》，1992年第3期。
⑥《庸庵文续编》，卷下。
⑦坐观山人：《清代野记》，卷下。
⑧尚秉和：《辛壬春秋》，卷26。
⑨转引自贾熟村：《太平天国时期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载《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
⑩《庸庵文续编》，卷下，第9页。
(11)罗尔纲：《湘军兵制》，第206页。
(12)王尔敏：《淮军志》，第二章。
(13)《刘长佑年谱》，卷二。
(14)罗尔纲：《绿营兵制》，第84-85页，注③。
(15)《湘军兵志》，第207-208页。
(16)关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本文非中国现代化问题专论，此处不拟讨论。
(17)《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兵器，第208页。
(18)《曾文正公家书》，卷四，咸丰四年润七月十四日信。
(19)(20)《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五；卷十四。
(21)《左宗棠年谱》，第125页。
(2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
(23)(24)《左宗棠年谱》，第127、125页。
(25)《曾国藩未刊信稿》，第188页。
(2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63。
(27)(28)《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63页。
(29)《道咸宦海闻见录》，第377页。
(30)《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
(31)罗尔纲：《湘军兵志》，第67页。
(32)(33)《曾文正公书札》，卷12，“复胡宫保”。
(34)《曾文正公奏稿》，卷一。
(35)《曾文正公书札》，卷12，“复李筱全”。
(36《曾文正公文集》，“原才论”。
(37)《湘军兵志》，第162页。
(38)《清史稿·职官志四》。
(39)(40)《湘军兵志》，第160、159-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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