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德”看金山建国时期_唐朝年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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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4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15)12-0114-06

      1 关于金山国的立国时间,学者多有争议,至今尚未定论。金山国的历史,正史云:“至世宗时,师厚留其子而逃归,凉州遂绝于中国。独瓜、沙二州,终五代常来。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①敦煌文书出土后,关于金山国的历史渐渐清晰起来。1935年,王重民先生撰写《金山国坠事零拾》,正史中语焉不详的金山国正式出现在史地学者研究视域,从王先生对金山国的大体描述中,其建国时间当在905年,终国时间在919或920年。金山国905年建国之说成为学者不二之选。②直到1982年,王冀青先生发表《有关金山国史的几个问题》,主要依据正史中所云“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认为张承奉“终唐之世都忠于唐朝”,因此,金山国的建国时间应在908年。③但是,后梁开平有四年,正史记载也尚不能用确定年限,因此,金山国908年建国一说,有待商榷。王重民先生关于金山国的立国依据是《白雀歌》尾部的“乙丑年二月”,唐哀帝天佑二年(905)就是乙丑年,但是李正宇先生考察尾部书写笔迹,发现其与《白雀歌》正文书写文笔不同,1987年李先生发表《关于金山国和燉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和《谈〈白雀歌〉尾部杂写与金山国建国年月》两篇文章,认为“乙丑年”等字样,是后人所加,并不是《白雀歌》抄写的确切年代,另外P.3633v《龙泉神剑歌》载“改年号,挂龙衣”,就是指唐哀帝天佑三年改为天复六年。④杨秀清先生《敦煌西汉金山国史》也支持906年一说,因为《龙泉神剑歌》中有抹去的一句“自从登祚十三年”,张承奉是乾宁元年(894)继张淮鼎出任节度使,因此,13年后正好是唐哀帝天佑三年(906)。⑤然金山国906年建国一说很快被荣新江先生否定。

      2 1992年荣新江在其《金山国史辨正》一文中,对李正宇先生提出的天佑三年改为天复六年进行反驳,据文书S.5534题记云:“时天复五年岁次乙丑三月一日写竟,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二。”S.5444题为:“天佑二年岁次乙丑十二月廿日,八十二老人手写流传。”S.5451题记又云:“天佑三年丙寅二月二日,八十三老人手自刺血写之。”S.5669题记为:“天佑三年丙寅二月三日,八十三老人刺左手中指出血,以香墨写此金(经),流传信心人。”如此看来,这位老人在天佑二年即已得知改元,并在写经过程中使用了天佑年号,所以,李正宇先生的“天佑三年改为天复六年”并不能成立。此外,在敦煌地区,天佑与天复年号是同时使用的,并没有“改元”一说。与老人抄写经文同时,S.2575(2)为:“《天复五年八月灵图寺众请大行充寺主状》”。P.3381《秦妇吟》的题记为:“天复五年乙丑岁十二月十五日敦煌郡金光明寺学社张龟记”。此外,天复纪年的文书一直到天复十年,斯坦因所攫取的《观音像》题记就写道:“时天复拾载庚午岁七月十五日毕功记”。此外,《龙泉神剑歌》写于《辛未年(911)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的背面,荣先生认为,《神剑歌》也大致写于辛未年七月末,而《神剑歌》中云“一从登极未逾年”,因此,金山国的立国年代当在开平四年(910)七月末后不久。⑥卢向前先生《金山国立国之我见》中据金山国与前蜀关系,以及对《龙泉神剑歌》的分析,推断金山国建国在庚午年(910)。⑦阎廷亮先生在其2009年出版的《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中也认可了金山国910年建国一说。⑧

      杨秀清先生在印证金山国906年立国之说时,提到李正宇提及的《皇极经世书》卷六下《经世之申二千二百六十五》中载:“己巳(909),梁自汴徙都洛阳,交(郊)祀天地。赵光逢、杜晓为相。张奉以沙州乱。”⑨然杨先生认为,此事是邵雍依据梁史臣记述而记此事于己巳年,而梁史臣很可能是在己巳年得知张承奉建立金山国之事,并不代表己巳年就为金山国的立国年代。2007年杨宝玉、吴丽娱发表《归义军朝贡使张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认为张保山曾于908年出使后梁,并带回了中原改朝换代的消息,于是节度使张承奉也学之自立,建立金山国。对于之前被杨秀清先生否定的《皇极经世图》予以肯定,认为金山国的建国年代就是“己巳年,张奉以沙州乱”所云的909年。⑩而对于年号混乱的问题,杨宝玉云:“五代时期立国而用前代年号的现象并不罕见,甚至可以说是带有共性的问题,这乃是当时割据政权狐疑权变的真实写照。”(11)冯培红先生也赞同金山国909年建国一说,对于906年、910年以年号确立金山国建国时间,冯先生认为,金山国一直没有自己的年号,初期采用唐之年号纪年,随后采用干支纪年,而没有用后梁的年号,对于后梁而言就是“乱”。而传世史籍中记载的金山国立国时间也不应被忽视。至于905、906年立国之说,冯先生认为王重民与李正宇两位先生的论据不足,此外,张承奉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于唐末建立金山国。(12)

      荣新江先生云:“从宗教信仰来看,张承奉不能算是一位佛教徒,他大概更迷信阴阳五行谶纬之说。”(13)如上文所云,张保山在后梁建国开平二年(908)年出使中原,“上悦帝心”并被授予“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西还敦煌后“荐兹劳绩,当佥(迁)左马步都虞侯(候)”(14),此次张保山西还,应当也带回了唐被后梁取代,且唐哀宗被鸩杀之消息。之后张承奉建立金山国,一来以应五凉时流传的谣谶“白衣自立为王”,再者就是应中原地区朝代更迭所遵循的“五德相生”之说。

      正如史臣所言唐之亡:“土运之将亡也,五常殆尽,百怪斯呈,宇县瓜分,皇图瓦解。”(15)唐朝五德属土,因此,在梁代唐之后,曾云“顾惟凉德,曷副乐推,栗若覆冰,懔如驭朽。金行启祚,玉历建元,方宏经治之规,宜布惟新之令”(16),梁太祖为应金德也做了一番文章,在开平元年(907)四月“制宫殿门及都门名额:正殿为崇元殿,东殿为元德殿,内殿为金祥殿,万岁堂为万岁殿,门如殿门。帝自谓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献鹦鹉,诸州相继上白乌、白兔泊白莲之合蒂者,以为金行应运之兆,故名殿曰金祥”(17)。按五行相生,土生金,故梁为金德,然最初之五德终始,并不是五行相生,而是五行相克来依次循环。五德终始源于邹子之徒,所谓“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18)。秦始皇始推五德之说,据《吕氏春秋》云:“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19)因此,秦始皇并天下后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20)西汉初,有水德、土德之争,然后依据五德相盛,定为土德。

      五德相胜何时转为五德相生,现已不得而知,早在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里就有云:“东方者木,农之本……司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南方者火也,本朝……司营者土也,故曰火生土。中央者土,君官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农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21)

      由上观之,五行之次序已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生用为五德相生是在王莽之时。据《汉书·元后传》载,王氏有其《自本》,本中云王氏祖为:“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汭,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二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22)王氏源于虞舜,在王莽称帝之初也大肆利用,如其所云:“惟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喾;刘氏,尧之后也,出自颛顼”。又云:“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黄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于祖宗之亲庙。”(23)若刘氏为尧之后,王氏为舜之后,那么对于王莽而言“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24)。但是,若按邹子之徒五德终始,五德始自黄帝(土德),以后依次禹夏(木德),商(金德),周(火德)。因此,到秦始皇时,顺之以(水德),汉高祖(土德)。然五帝时,王位禅让,并无攻伐嬗代之言,都被似为土德,是故王莽之祖虞舜抑或汉之祖唐尧均为以土德王。然王莽若要受天命而代汉,势必就要创造一套新的五德之说,以使自身政权合理化。

      又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原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25)汉初有水德、土德之争,古之常以五色配五德,秦始皇得天下后,首推五德“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汉武帝时定为土德,因此“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26)。五色配五德便是:金德(白),木德(青),土德(黄),火德(赤),水德(黑)。但如前所述,汉高祖时有赤帝子斩白帝子一说,五色中,赤对火德,白对金德,所以,汉为土德一说仍不尽合理。秦献公时,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七十年而霸王出焉。”之后“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27)。若以天授符命来看,秦为金德,那汉高祖赤帝子斩白帝子一说,尚可有据可循。汉为火德一说,西汉帝王并未予以更改,但是,火德一说,在世间却早已流传。王莽篡位之前,为极力验证权力的合法性,“汉为火德”也是其更正帝王谱的一大举措。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王莽的拥护者,刘歆就成为制造全新帝王谱的推手。《汉书》载,刘向、刘歆父子,依据《易经》所谓“帝出于震”,而推《世经》。但是,顾颉刚先生认为“《世经》这部书,在别的地方从没有引用过,只见于刘歆的《三统历》。以那时的学风而论,伪书是大批地出现,刘歆又是造伪书的宗师,则此书颇有亦出于刘歆的可能”(28)。姑且不论《世经》出自谁手,《世经》之内容却成为不止王莽,也是此后帝王践祚的遵循标尺。

      由《易》曰:“帝出于震”,震,东方,木色。因此,首德始于木,依次为木德生火德;火德生土德;土德生金德;金德生水德;水德生木德。如此,不仅解释了汉为火德,同时,也将同系所出的王氏剥离出土德一条。既然远古之时汉之始祖唐尧曾禅位于虞舜,那么当下汉室禅位于王氏也是循古之举,此乃义事,也就并非僭越了。正如王莽所言:“予前在大麓,至于摄假,深惟汉氏三七之厄,赤德气尽,思索广求,所以辅刘延期之术,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几以济之。然自孔子作《春秋》以为后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毕,协之于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降显大命,属予以天下。”(29)土火相承便顺理成章了,并且,在天凤二年“讹言黄龙坠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往观者以万数。莽恶之”(30)。黄龙是土德之瑞,黄龙之死暗示土德衰落,当然会被视为不吉之事。王莽极力奉行土德代火德之心,可见一斑。至于五德终始为何由最初之相胜变为相生,顾颉刚先生之言可谓一语道破:“汉之为火德是由相生说来的,在相生说的系统中如何容得下相胜?对于这个驳诘,实在无法解答。我想这或者是刚在改变五德系统,尚未成为定论的时候所出,一经沿用,后来就没法消灭了。或者那时曾有一个参用相胜和相生说的系统,看其得国以禅让,则用相生的系统次之,若其得国以征伐,则用相胜的系统次之。只因那时的五德史说的材料传下来得太少,我们无从判断。”(31)以禅让而得国则遵循五德相生。

      自王莽以下,朝代更迭,多以帝王禅位为主。禅位一般遵循五德相生,如此避免了五德相胜所强需的符命之应,帝王只需践祚初改历,易服色便可名正言顺领帝位。同样,五德相生不会发生在两个并行朝代,只能是一个朝代的终结,另一个朝代的继任。

      3 张承奉建立金山国也遵循了五德相生来定其德,而就其所定“德”之性质来看,是在知唐已灭亡的情况下以相生说来定其德。有学者认为张承奉建立帝位有效仿后凉李暠之嫌。从史书来看,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

      李唐亦称李暠为其先祖,《北史·序传》载:“李氏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氏。当唐尧之时,高阳氏有才子曰庭坚,为尧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历夏、殷之季。其后理征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纣。其妻契和氏,摧子利贞逃隐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为李氏。”(32)李暠,字玄盛,为汉将军李广十六世孙。晋末天下大乱,五胡乱华,中原王朝先后建立起十六个民族政权,李暠也伺机建立西凉政权。古之欲称帝王者,都不会错过肆意运用“符命”以验其德是顺从天命。李暠也不例外。《北史·序传》载:“(李暠)常与吕光太史令郭霡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霡起谓繇曰:‘君当位极人臣,李君必有国土之分。家有

黄马生白额驹。此其时也。’”(33)后凉末,众人推李暠为宁朔将军、敦煌牧,李暠有难色,宋繇言之曰:“兄忘郭霡言邪?白额驹今已生矣!”于是李暠从之。白色配五德之金德,为应金德之瑞,李暠也不忘以符瑞渲染。

      张承奉亦为金德,然张承奉时期之金德已不简单是应符命,而是暗含继统。唐为土德,前已述之,谨按相生说,土生金,继应者便为金德,后梁遵循之以为金德,但是,从史书所载:“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34)又“己巳(909),张奉以沙州乱”(35)。史书所云“自号”、“乱”这样的字眼,可以看出,张承奉的金山国政权是自立,不被中原王朝认可,如此也反映出,张承奉与后梁是对立的,张承奉不认可后梁,也就不会奉其为正朔,以及后梁金承土德之说。但是,张承奉定其为金德,笔者猜测,一者,张承奉不同于后唐政权,后唐为李氏,在权力继承上如同两汉交接,无需改德甚至更改国号,就可获得众多民众支持。张承奉并非王室,不能直接盗用唐之“德”性及国号,此时,敦煌地区的民众对唐王朝的归属感仍在,张承奉若要践天子位,必须在情感上使民众认可,因此,以五德相生,暗含皇位禅让,让唐之遗民以一种继承的方式接受新朝,无疑是最好的途径,也是政权合理性最好的借口。

      另外,张承奉继唐之义还表现在国号的选取上。敦煌文书P.4362、P.4631是张承奉金山国遗留下来的敕文之一,文中有云:“西汉金山国圣文神武白帝敕”。另敦煌文书S.1563第一行漫漶不清,据李正宇先生与唐耕耦先生录本均作《西汉敦煌国圣文神武王敕》。“西汉”两字耐人寻味。汉为火德,因此有“炎汉”之称,曹植有诗《徙封雍王朝京师上疏》云:“笃生我皇,奕世载聪……受禅炎汉,临君万邦”。萧统《昭明文选·序》云:“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李周翰《注》曰:“汉,火德,故称炎。”(36)汉为火德,是故仅从字义来讲,“汉”字也有火德之意。金山国为金德,火克金,因此,从忌讳来看,也断然不会取“西汉”二字,最好的解释就是以“汉”代指唐。众所周知,唐太宗即位后,热衷“汉史”,因此,唐初“汉书学大兴,其彰彰者若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纳言,皆名家”(37)。不仅如此,太宗还写诗以汉喻政。皇帝好此,是故上行下效,唐王朝“汉家情结”便成当时风尚。唐诗中就屡有“以汉代唐”之笔墨,如“汉皇重色思倾国”,“汉兵奋迅如霹雳”,“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家大将西出师”等等。既然唐人有“汉家情结”,又好“以汉代唐”,所以笔者大胆推测,此处的“西汉”也是“以汉代唐”的隐喻。如此种种,金山国之立国时间,定然是在知道唐亡之后,唐亡在哀帝天佑四年(907),那金山国建国时间在907年之后,以循继唐德之意,定德为金。

      杨宝玉、吴丽娱在文章《归义军朝贡使张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推断张保山在开平二年到三年出使后梁,并认为敦煌已长期不与中原联系,故不知中原改元之事,或者可以说,尚不知后梁代唐,在张保山出使归来后,张承奉才得知中原情况,进而准备正式立国。笔者同意这一观点,然金山国具体立国时间,从敦煌文书看P.2094(1)《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题记为:“于唐天复八载岁在戊辰四月九日,布衣翟奉达写此经”;S.2174《天复九年己巳岁闰八月十二日敦煌神沙乡百姓董家盈兄弟分书》;S.3877V(7)《天复九年己巳岁十月七日敦煌洪闰乡百姓安历子卖地契》;从文书题记明显看出,在天复八年(908)后,文书中仅留年号不再有“唐”之字眼,因此,至少在此时,已得知唐已灭亡,而这个时间很可能就在张保山返回敦煌后。以年号“天复”纪年一直到910年,如前文提及的斯坦因所获绢画《观音像》其题记为:“时天复十载庚午岁七月十五日毕功记”,此后的文书便以干支纪年。荣新江先生据此认为张承奉建立金山国在910年。

      荣先生据《龙泉神剑歌》写本作于辛未年(911)七月,《神剑歌》中有“一从登极未逾年”,推断出金山国是在910年的七月底建国,并且在金山国建国后没有使用年号。笔者同意荣先生910年建国说。在张保山返回敦煌后,张承奉得知唐灭亡的消息,同时也开始密谋建立独立政权,为获取民众认可,天复九年(909)到天复十年(910)仍用唐之年号纪年,在天复十年(910)七月末,张承奉建立金山国。因为《神剑歌》中有云:“改年号,挂龙衣”,荣先生谓“大概与诗中其他诸多理想一样,并未得以实现”(38)。笔者认为不然。张承奉改了年号,改年号的目的就是表对唐之忠——挂龙衣。有学者云,宋礼中就有“举哀挂服”,即帝、后出席丧礼时换穿的丧服。(39)然唐礼中,帝、后是“举哀成服”,即出席某一特定丧礼,需穿素服出席,并无“挂服”一俗。因此,仅从字面来看,“挂”龙衣有奉唐正统之意,有祭祀缅怀之意。因此,张承奉“挂龙衣”之后便是,“筑坛拜却南郊后”。《礼记·月令》载:“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南郊也是帝王郊祀之所,古之有“祭天于圆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所以顺阴阳,因高下,而事天地明其类也”(40)。到唐代时,天地开始合祭,唐玄宗曾下诏敕云:“凡所祭享,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祇,宜就南郊乾坤合祭。”(41)张承奉行天子之礼祭祀天地,却有“挂龙衣”之举,不难看出,为使践祚获得更多民众认可,张承奉有继承唐德之意,并且也借此换取更多民众的认可与归属感。至于张承奉是否改年号,前文已云,李唐王朝也自云出自李暠之后,张承奉建国屡屡效仿西凉李暠,是否也为与唐攀亲,今之看来,不言而喻。然史书中所载有一个细节,李暠建国后“建年为庚子”,李暠在400年建立西凉,其年正是庚子年,因此,西凉第一个年号便是直接采用干支纪年为其年号。金山国时期的文书几乎都已干支纪年,如P.3633《沙州百姓等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末尾云:“辛未年(911)七月”;S.1563《西汉燉煌国圣文神武王敕》尾题:“甲戌年(914)五月十四日”,因此,笔者认为张承奉在年号上也仿效李暠,即以干支作为建元年号。敦煌文书中最后一件以唐年号纪年是“天复十载(910)庚午岁七月十五日”,《神剑歌》中有“国号金山白衣帝,应须早筑拜天坛”,而《神剑歌》写作之时,张承奉已可“筑坛拜却南郊后”,可知,正如荣新江先生所言,金山国建国时间,应在天复十年(910)七月末。

      ①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11页。

      ②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载《敦煌遗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5-115页。

      ③王冀青:《有关金山国史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2年刊。

      ④李正宇:《关于金山国和燉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载《敦煌史地新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第193-225页;李正宇:《谈〈白雀歌〉尾部杂写与金山国建国年月》,《敦煌研究》1987年第3期。

      ⑤杨秀清:《敦煌西汉金山国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6-71页。

      ⑥荣新江:《金山国史辨正》,《中华文史论丛》1992年刊;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4-219页。

      ⑦卢向前:《金山国立国之我见》,《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2期。

      ⑧阎廷亮:《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⑨《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38页。

      ⑩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朝贡使张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1)杨宝玉:《金山国立国时间再议》,《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4期。

      (12)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00页。

      (13)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76页。

      (14)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07页。

      (15)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12页。

      (16)薛居正:《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3页。

      (17)薛居正:《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4页。

      (18)司马迁:《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02页。

      (19)吕不韦:《吕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6-127页。

      (20)司马迁:《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18-1119页。

      (21)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88-493页。

      (2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951页。

      (23)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015、3016页。

      (24)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015、3017页。

      (25)司马迁:《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39-240页。

      (26)司马迁:《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35页。

      (27)司马迁:《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18页。

      (28)顾颉刚:《五德终始学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古史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51页。

      (29)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017页。

      (30)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038页。

      (31)顾颉刚:《五德终始学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古史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94页。

      (32)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199-2200页。

      (33)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199-2200页。

      (34)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11页。

      (35)《皇极经世书》载:“己巳,梁自汴徙都洛阳,交(郊)祀天地,赵光逢、杜晓为相。张奉以沙州乱,刘知俊以同州叛,丹、襄军乱。泉南王审知,南海刘隐附于梁,刘隐卒,弟岩立。河东李存勖、淮南杨渭、山南李茂贞行唐年”。参见邵雍:《皇极经世书》卷6,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42页。

      (36)李善注:《昭明文选》,台北:利大出版社.1982年,第2页。

      (37)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56页。

      (38)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9页。

      (39)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朝贡使张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4期。

      (40)王溥:《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

      (41)王溥:《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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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德”看金山建国时期_唐朝年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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