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发展理论与战略取向--兼论两种文明建设的关系_经济建设论文

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发展理论与战略取向--兼论两种文明建设的关系_经济建设论文

新发展理论和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取向——兼论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发展战略论文,新发展论文,关系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这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大问题。近几年,针对有些地方精神文明建设不力的现实,对“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讨论又开始升温。学术界许多人依据当今国外社会发展理论的新变化,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他们认为,当今国外社会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已经由原来的强调以经济为中心,转变为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也就应该尽力避免重复有些国家只重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忽视社会全面发展的老路。不仅要重视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所以,他们主张在现代化建设中要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协调起来,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应该说,这种主张是正确的。它从社会发展理论的视角对“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观点作了更为深入的论证,有利于克服当前某些地方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但是有的人在强调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似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会同步进行。这就走极端了。笔者认为,任何事情都不能矫枉过正。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固然都不可偏废,但在发展秩序和发展形式上,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上仍然有个主次问题。在现实条件下,强调社会全面发展无疑是必要的,但不能以此忽视经济的优先增长。

首先,从社会全面发展的内涵看,经济的优先增长或者社会其它方面的优先发展都不意味着一定要破坏社会的全面进步。

有人把社会全面发展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担心强调经济的优先增长会有背于社会发展的全面性要求。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社会全面发展决不是社会各个方面机械、直观的“齐步走”,而是一种辩证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动态协调发展。正如《新发展观》一书的作者佩鲁所说的那样是“综合的”、“内生的”发展。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一个时期某一方面发展得快一点,另一方面发展得慢一点,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具有某种必然性。因此,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有时强调经济的增长,有时注重社会其它方面的增长不仅不意味着一定会破坏社会的全面进步,相反这还倒是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一种前提条件。我们不能设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永远会同步进行。机械的同步发展就意味着不发展。另外,在思想方法上,我们讨论社会全面发展,也不能就“全面发展”而论全面发展。社会其它方面的发展不是自发实现的。经济发展不仅是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方面,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

这里还涉及到对邓小平同志“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的理解问题。笔者以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一观点,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它既体现了两点论,同时又体现了重点论。它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有机统一。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不是仅仅局限于从字面去理解而是能够联系邓小平同志这一论述的具体语言环境和社会环境,联系他的一贯思想,这一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有人曾写文章论述邓小平同志非均衡发展的经济思想。实际上非均衡发展也是邓小平同志的整个社会发展思想。“两手抓”思想就是非均衡发展思想。强调经济的优先增长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精神实质上并不矛盾,而是相通的。

其次,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看,经济的优先增长是由我国现代化的现实任务决定的。

现代化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但最根本的还是经济的现代化、生产手段的现代化。经济是基础,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最根本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现代化过程中各国都应始终把经济增长作为中心任务。这是毫无疑义的。从社会全面发展角度看,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兼顾,也绝不意味着是不顾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现状,对两者给予同等的考虑,而是要根据现代化的实际进程确定发展的重点。因为,现代化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发展重心不是人为决定的。以韩国为例,韩国发展政策近40年发生了四次变化。60年代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增长”,70年代让位于“增长第一”,80年代调整为“公平中求增长”,近年又进一步调整为“为提高生活质量而实现增长。”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并不是象有的学者所解释的那样,认为因为从前的政策是错误的或不完善的,相反它倒是韩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向纵深演进的写照。这种变化表明现代化就是一个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全面发展的大推进过程。发展政策的变化仅仅体现为推进过程的变化。国际上有的学者曾把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其中最重要的是起飞阶段。它是告别传统社会的关键时期。这种理论尽管是在总结其它国家现代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仍然对我们有重要参考价值。依据这个理论,我们在世界现代化的坐标上处于什么位置呢?实事求是地面对我国国情,我们会承认,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刚刚处于经济起飞的开始阶段,某些地区起飞的前提条件尚未充分具备,社会经济状况的主要特点在于财富的不足。因此,保持经济的增长,就必然成为发展的主要任务。

这里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把经济增长作为主要任务,不等于作为全部任务。经济发展优先,也不等于不抓其它方面的发展。把经济增长作为主要任务,也不等于每时每刻都抓经济工作。在具体工作上,我们可能每段时期都有一个相对的重点,但从发展战略的总的方面看就只能有一个中心任务。谁重谁起,就必须分清。

再次,从新发展理论(或称新发展观)的实质看,强调经济的优先增长并不意味着要重复某些国家畸型发展的老路。

有的人以为强调经济的优先增长是有背于当今世界新的发展潮流和发展观念的,担心这样会重复某些国家现代化畸型发展的老路。其实,这种担心多半出自于对新发展观的误解。7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新发展观同传统发展观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再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而是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二是不再以发展的客体“物”为中心,而是以发展的主体“人”为中心。笔者认为,对新发展观的认识必须明确这样几个问题:其一,新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的超越,但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发展观的全盘否定。它只是不再把经济的发展作为唯一目标,而是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它不仅没有否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没有否定经济的优先发展。现在学术界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宣称“传统发展观受到全面挑战。”其实,受到挑战的只是它的片面性,不是它的全部。同时也并不能否定它的历史作用。其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宗旨这种发展重心和观念的转变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不是人为的主观取舍问题,而是同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其三,新发展观是在借鉴发达国家和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待其中的诸多发展思想,同样还有一个同我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例如,新发展观中“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虽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导思想,但却没有统一的模式和标准,不同的社会可能具有不同的发展内容,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可能有不同的发展目标。我们在借鉴这一思想的时候显然要充分注意我国的民族传统、历史特点和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不能盲目照搬。因此,强调经济的优先增长就不是违背当今世界新的发展潮流和发展观念的问题,而是同新发展观的实质内容相一致的。

经济增长问题实际上就是物质文明建设问题。社会其它方面的发展问题,包括许多诸如政治、环境、分配、文教卫生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社会全面发展实际上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问题。笔者认为,在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或者说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关系的问题上有三种认识和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一是用精神文明建设代替物质文明建设,认为只要精神文明发展上去了,物质文明就会自然上去,即使牺牲了物质文明也是值得的。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看法和做法。二是用物质文明建设代替精神文明建设,“一切向钱看。”认为只要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就自然上去了。即使牺牲了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代价。这是当前有些地方的一些领导人或理论界的某些人的看法和做法。三是认为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但它却把两个文明的全面发展理解为同步发展。认为两者必须“齐步走”。这是当前一些人的理解和做法。前两者的做法我们都有沉痛的教训。第三种看法和做法尽管没有给我们现代化建设造成什么损失。但其危害却是不可低估的。它同前两者的做法和看法在思想方法上都是一致的,都是走极端。所以,尽管它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但结果必然是“一手硬,一手软”。

在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上,应立足我国实际,面向世界发展潮流。因此,在保证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的前提下,允许经济发展的适当优先,就成为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正确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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