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哲学创新之路——关于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心路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之路论文,教科书论文,心路历程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回顾了作者自八十年代初接受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任务以来的思想经历和基本观点，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份真实档案，具有极强的史料保存价值。
高清海，1930年1月出生于黑龙江省虎林县，1948 年考入东北行政学院教育系。1950年到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东北人民大学，后来在变为综合性大学时又更名为吉林大学。先后讲授过逻辑学、哲学、哲学史等课，从助教做起直至成为教授，担任过教研室主任、哲学系主任、研究所所长、副校长的职务，同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组成员（第一、二届）、吉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省哲学学会理事长等社会职务。现为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校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
我从1980年起接受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问题的研究任务。这些年来，我主要开展了三项研究：（1）突破僵化模式， 改革教科书的哲学体系；（2）克服“本体论化”倾向，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 （3）体现时代精神，变革哲学观念，推进哲学理论进一步发展。
这三项研究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或者说它们实质上是一个问题。改革教科书的哲学体系是一个突破口，一旦动手改革深入进去，就不能不碰到旧教科书存在的本体论化倾向问题，不能不提出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实质的重新理解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必然会引向观念的重大变革、哲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在苏联和我国，哲学教科书向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标准模式。教科书不但在哲学自身理论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意义，就连指导我们的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哲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教科书的体系、内容为理论依据的。所以，说流行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从苏联引进来的教科书的哲学，也并不算十分过份。于此可以想见，改革教科书哲学体系和内容，同在我国推进哲学理论发展之间是多么密切的关系。改革教科书哲学就不能不改革支配我们头脑的哲学观念；反之，要想根本改进我国哲学理论的现状，不改革教科书的哲学也是不可能的。
（一）哲学教科书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我说的哲学教科书，是指苏联学者30—40年代建构起来以后就很少变化，一直用作对学生、干部乃至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那个标准的蓝本。我国的哲学教科书也是从它来的，虽然局部内容有所变化，基本模式完全是一个。曾经有人把这种模式概括为“两个主义四大块”，即它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结构，内容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四个互相分立的组成部分。我很同意这个概括，因为它形象地表达出了教科书在形式方面的主要特征。
这样的结构形式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更大的问题是在内容实质方面。而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又是纠葛一起、相互为用的。我最初就是从这里发现的问题。
我曾经是真心实意地把教科书的理论当作我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向学生传授的。教科书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处于永恒的运动中，时间空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物质运动有它自身的规律等等。这些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基本观点，当然也就是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这样去看世界，反之，谁能够这样去看世界谁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即辩证唯物论者了。因此，我在课堂上就把这些观点作为马克思的伟大创造，理直气壮地讲述给学生，学生也就这样当作不容置疑的马克思的观点来接受的。
我原来虽然读过一些哲学史的书，未下苦功，许多问题一知半解，当时照苏联教材讲起来还津津有味、头头是道，有过疑问也不敢叫准。1960年理论批判后取消了我讲授哲学课的资格，只允许我去教欧洲哲学史课。这个处理给了我一个深入钻研哲学史的机会。待我认真读过前人的原著之后便发现，教科书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教给我们的那些命题，几乎没有一条是前人未曾说过的，而且有不少原话就是那样说的。例如：
“我睁开眼睛就看到我的周围只是物质”（拉·梅特里）。
“物质一般地就是一切以任何一种方式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霍尔巴赫）。
“运动乃是一种必然从物质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存在方式”（霍尔巴赫）。
“自然处于恒久不息的运动与变化之中”，“运动是绝对的，一切静止只是相对的”（费尔巴哈）。
“在自然中发生的一切运动都遵循着一些不变的必然法则”（费尔巴哈）。
“思维是人的本质的一个必然的结局和属性”，“我的感觉是主观的，但它的基础和原因是客观的”，“原本先于摹本，实物先于影像，对象先于思想”（费尔巴哈），如此等等。
这些话与教科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所教给人们的话，究竟会有多大的本质区别？如果没有原则区别，为什么它们忽然都变成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观点？难道真的像曾经对我们进行过的“批判”那样，一句话在不同人的口中说出来其本质内容、重要意义完全不同吗？
那么辩证法部分的情况又如何呢？读过黑格尔的《小逻辑》的人都会发现，所谓“三条规律”、“五对范畴”的内容，也是没有一条规律、一对范畴是黑格尔没有论述过的，当然论述形式有所不同。
这种情况说明，在教科书的理论中，至少在它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中，马克思哲学真正的思想实质被失落了，看不见了。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如果去追寻原因，首先使人想到的就是：“体系”问题。教科书声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和唯物论是内在统一着的。然而它那种分割并列的结构却必然要使内在的关系人为地外在化。即使单纯从行文和讲述的需要出发，在这种前后并列的结构中，也不能不从唯物论中剔除辩证法的内容、从辩证法中再剔除唯物论的内容，因为在一本教科书里总不能同样的话前后不断重复地去说。辩证法与唯物论人为地拼凑在一起怎么能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关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两部分内容的关系同样如此。
进一步去深究，就会发现，这已不完全是“体系”问题而是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理解问题了。我以为马克思不同于他的前人的地方就在于，前人不懂得能把二者统一起来的现实基础，唯有马克思才发现了这点，这就是实践，因而才把辩证法与唯物论从此内在地统一起来。实践观点，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不抓住实践这一基础，即或把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内容压缩到一句话中去说，那也只能是人为掇合的两层皮，与旧哲学仍然不会从本质上区别开来。这就是教科书所以不得不搞成一个人为拼凑结构的内在原因。一句话，它既抛开了实践这一基础，这种哲学本质决定了它的理论形式便不能不如此。
从这里我们便会发现，原先的教科书尽管处处要同旧哲学对立、处处在批判旧哲学观点，它却并未跳出旧哲学思考问题的框架，它用以批判旧哲学的那个思维方式恰恰是传统哲学用以建立他们世界观理论的哲学模式，我称它为从两极对立出发的思维方式即“本体论化”模式。这是造成教科书在很多问题上同旧哲学总是划不清界线的深层原因。如果把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比作制服旧哲学的一个“法宝”的话，那就是说，也正由于教科书没有挣脱旧式思维方式的束缚这个原因，它虽然“法宝”在握，却不能理解它的意义，也不知道能够派上什么用场，所以才把广大哲学领域拱手交由旧哲学去支配。不破除旧式思维方式，马克思的话是不可能听进去的，听进去了也闹不明白意思。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教科书哲学存在的主要毛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一些学术报告和发表的著述中提出，应当区分两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是马克思本人的或按马克思主义本性固有的理论，一种是它在现实以教科书形式表现出来的理论。这两种理论有本质上的不同，决不能够等同视之。我还说过，任何一种理论在历史过程中都不能避免“走样”、“变形”。走样变形可以有两种情况，“发展”也是一种走样变形，但它属于原有思维逻辑在现实中的展开，同那种由于没有深入理解好它、由于某种特殊需要而歪曲了它的内在逻辑的变形大不相同。我认为教科书的哲学是属于后一种。
教科书体系是在苏联1929年到1930年批判德波林哲学之后，“左”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形势下产生的，在它存在的许多年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直也都是这种极左思潮占居上峰。这种情况不能不使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遭到严重的扭曲和变形。本体论化的倾向、简单化的倾向、庸俗化的倾向、实证化的倾向、泛政治化的倾向就这样侵入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肌体中，以致闹到使它是非不清、真伪莫辨的地步。所以我认为，教科书哲学是经过特定时期历史斗争折光反射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社会的变化、历史的前进、认识的提高，人们理应对它进行分析，以便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实质，沿着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思维逻辑推动它不断发展。我很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些人不去做一点科学分析的工作，竟然把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拼命为这样的教科书进行辩护，甘愿去为30年代苏联学者搞的东西承担义务，是什么东西使他们这样相投呢？
（二）为什么要去大力破除僵化？
旧教科书毕竟是以经典的著作为根据而构成的，如果说它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那是不合于实际的；然而，也决不像为它进行辩护的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什么“科学体系”，其基本理论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被证实为“正确的”云云。
这几十年来的实践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实践，人们心中都有个数，而且在这几十年中，实践反反复复已经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化，而哲学教科书的理论却基本未变，这是大家都承认了的。不断变化的实践怎样证明了一种不变的理论的“正确”性的？如果一种理论可以指导错误的实践，也可以指导正确的实践，而自己永远都正确，这能够是一种什么样的“正确的”理论？马克思明确指出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它们“时代的精神的精华”。我们也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活力在于它同实践的血肉联系。然而有些人还是要死抱住教科书哲学，把自己的命运赌押在这样的理论上面，宁愿维持一种僵化的神圣外观，也不许它去呼吸新鲜空气，这种状况只能由学术以外的其他原因去加以解释。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命运的悲剧就在于此。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创立他的理论时曾坚定地申明，“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在他的一生中直到晚年，他最为痛恨的就是把他的思想和理论当作玩偶、公式，以教条主义来对待它们的那种反科学态度。
因为，教条化与“神圣化”具有不解之缘。理论一旦被神圣化，就不再是科学的对象，只能去供奉和信仰，谈不到研究和发展。岂止研究和发展，更进一步说，甚至连“应用”都不大可能。
在“左”的思想统治下，一切都被泛政治化了，“政治统帅一切”，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被人们当作它的化身的哲学教科书也因此变成只供信仰不能研究的圣物。
神圣化必然导向偶象化。偶象的特征是：君临尘世高高在上，不谙世事不食烟火，具有无上权威却毫无生命活气。我们的哲学就是这样丢弃了科学品性，脱离了现实生活，丧失了生活活力，变成僵化的教条。
神圣之为神圣的另一特点在于，理论一经捧上神圣宝座，就永远不再改变，那怕后来发现它明显荒唐（例如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的神话），也必须硬起头皮维护它的权威。我们哲学中的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倾向既经侵蚀进去就难再改变，以致一直维持到今日，原因也在这里。
偶像神话还有一个特点，它虽不食人间烟火、脱离现实生活，却要支配人们的行为、不允许生活脱离开它。若干年来我们为了已被神圣化的某些虚假观念，不惜牺牲人们的真实生活，那段梦幻般的历史不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两个凡是”的神话已被推倒，中国历史已揭开新的一页。
就哲学领域来说，这里近些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它由一统天下变为三分天下。这就是一个重大进步。
我国从前是一种哲学即教科书哲学支配各种领域。现在是多种哲学——至少是三种哲学——分而治之、各自为政。我称它们为：“讲坛哲学”、“论坛哲学”和“实用哲学”三分天下的格局。顾名思义，“讲坛哲学”是指专门用来教育、宣传的哲学，通行于课堂、会议、政治，即用以“讲说”的哲学。“实用哲学”是指实际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的哲学，通行于现实社会生活甚至包括政治生活等一切实际领域。“论坛哲学”指那种供学者研究、议论的哲学，主要表现于学术报刊文章著述之中。实用哲学既然是供实用的，因而他就最富生命活力，感受时代脉博最为敏感，流行市场最为广大，但观点也最庞杂，并且摆不到桌面、难登大雅之堂。“论坛哲学”突破了教科书模式，因而比较接近现实社会、也能迅速反映时代变化，近年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但它又难以走出学术圈子，成果大多只在学者间交流，可谓自行消受、“自食其果”。三者中唯讲坛哲学属大雅堂客，最为荣耀辉煌；然而它却最为保守，最远离生活，最缺乏生气，因而不能不拘守囹圄，把自己的无上权威封闭在课堂讲桌和会议台面，尽其为司者通过考试获取学历证书之功用。
这就是我们的哲学现状。
这种现状是不正常的，它向我们昭示哲学发展的历史任务。
有一种观点是这样的，试图把“发展”完全限制在旧有教科书的已有理论框架之中，既要维护它原有的理论不动，又要对它作出“新”的发展。怎么可能呢？那就只能在实例更新上去大作文章，即步苏联学者后尘，走苏联哲学教科书不断更新版次的老路。
苏联教科书已经有过先例。苏联学者每隔几年都要重写一个新版，不仅根据科学进展要补充大量新的例证，还要根据不同政治需要作出很多新的解释。他们早就这样做了，然而这种做法使他们的哲学理论前进了几步，又使他们的哲学观念提高了多少？在今天回过头去看，有多少人会认为每一个新版就是一次“发展”？
发展的内容和形式固然都很广泛、多样，我们很难就某种内容和形式去判定是发展或者不是发展。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就是在发展与非发展之间必定要有一个本质区别的界线。因此我在一篇文章中写下了下面这些话：
“发展，意味着是一种创新。而创新就必然要在某个方面有所否定、有所变革、有所前进。如果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都照老样子存在，那是什么发展呢？”
在当时，意见分歧的实质主要还是表现在对于旧教科书的认识和态度上面。有人认为旧教科书的基本理论没有问题，当然就要回避发展中的“否定性”、“变革性”、“批判性”的本质，主张只须去补充某些新的例证、增加个别新的内容、对已有理论作出某种新的解释，如此等等。
有关发展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哲学如何体现时代精神的问题。“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句话是马克思说的。但要把这句话使用到马克思自己的理论上来，就会象毛主席“一分为二”的指示用于毛主席自己身上一样，令人陷入两难境地。
一个时期里，在我看来，人们都是尽量在回避这一难点，想在二者夹空里寻找出路。有的想以自然科学最新成果补充时代精神，有的想以改革实践的新材料补充时代精神，有的也想吸收现代西方有价值的哲学成果来补充时代精神，或者几个方面兼而有之等等。在我看来这几个方面的工作都很必要，也都很重要，应该下功夫去做。但是，要以这些来避开上述难点却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也很尖锐的问题是，既然提出要让哲学体现时代精神，那就需要弄清时代究竟发生变化没有，如果有所变化究竟变在了何处？关于教科书，大家都承认它多年基本无变化。现在对教科书的哲学要不要变革的关键问题，就是要看时代是否发生重大变化了。
按事实说，这一问题本来是从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中提出来的。我们就生活在这个现实时代里，每一个人对于时代究竟有无变化都有亲身的感受和体验。只须我们反身自问，你过去追求什么现在又在追求什么，过去怎样评价事情现在又是怎样评价事情的，你过去能够忍受的一些东西为什么现在就不甘于再忍受了等等，从这种“时代情绪”中就可以了解时代究竟发生还是没有发生变化。
我就是这样认识这个问题的。我觉得能够解决人们向理论提出的问题，哲学理论就会有所前进，时代的精神也会体现其中，至少不致落在后面很远。
（三）为什么说“人”在教科书中失落了？
关于旧教科书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我经过几年的思考和研究，得出了一个基本的认识：由于它没有理解马克思提出的“实践”学说的真实意义，因而就不能把自己的理论奠立在实践观点的基础之上，这样就在一方面不能不从内容中失落了“人”，而变成重物轻人的自然理论，远离了现时代的精神；在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落入旧哲学的本体论化的思维模式，从而丢掉了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理论实质。
因此，在我看来，要改变我们哲学理论的现状，进一步推进哲学理论发展，在哲学中体现出时代精神，就哲学内容来说，它集中在一点上，核心就是必须改变我们哲学中“人”的观念、地位和处境的问题；就理论实质说，关键是要以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为基础去改造它的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的问题。
人是哲学的核心内容。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理论，归根到底也是为了理解人和说明人，只是它取的方式是通过人与世界的关系来把握人的。
马克思提出“实践学说”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为回答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现实科学基础。如果在哲学中不以人为核心内容，实践的观点就不会有多大意义；反之，如果离开或丢掉了实践观点这个基础，那种哲学也必然会陷入或者失落人的内容、或者歪曲人的本质的境地。
我们过去的哲学教科书究竟讲人没有讲人，讲清楚了人还是没有讲清楚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是有分歧的。
说教科书完全没有讲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评价用于我们的教科书不对，用于其他哲学派别也不完全对。在我看来，作为哲学来说，根本就不存在那种完全不讲人的哲学。问题主要在于怎样讲的、讲的是怎样的人。只要我们肯于面对客观事实并认真加以思索就会承认，在以往教科书中突出的首先是物，而不是人。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观点说，都是物的地位压倒了人的地位，即那些本属于人及其活动的条件的东西唱了主角，人则变成了不过是为它们的活动提供舞台或充任道具的配角。
一些学者对此轻描淡写，他们认为，在过去的教科书中关于人的内容讲的不够，属于薄弱环节，今后需要加强，却不承认与此相反的一面，在那里过于突出了“物”，使人物关系错位。因而抓住“见物不见人”这句话大作其文章。
问题的分歧主要在对待人的两种不同哲学模式的对立，何止是人讲得够不够的问题！
下面让我们看看，在哲学中关于人的理论分歧的实质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原始关系说，人是自然的产物，必须先有自然界然后才会有人，在人产生以后自然仍是人的生存前提和条件，人也仍然必须同时作为自然物而存在，它的一切活动都要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单从这方面看，人与人以外的自然物并无原则差别，似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来自自然、生成于自然、属于自然，当然人也应该一切顺从自然。
如果人同自然的关系仅仅如此，那么问题就很简单，只要把人当作物去理解（物的特殊“种”）就可以了。人同自然矛盾的复杂性恰恰在于，人在成为人以后，它同自然之间还发生了一个关系的逆转：原来是人产生于自然、从属于自然、受制于自然的关系，现在则出现了自然生成于人、从属于人、受制于人的完全相反的关系。这是除人之外，任何其他物质所不具有的关系。人之所以为人也正在于这点。
人不只是自然的产物，同时是自然的对手，人不但不再驯服地顺从自然的安排，反过来还力图要去改造自然、制服自然、主宰自然。
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化了。这两种关系在人身上都是现实存在的，而它们又是恰相反对的两种关系。如果从人是自然产物出发只承认自然支配人的一面关系，人便不成其为人；如果承认人有支配自然的一面关系，这种关系从作为本原存在的自然本性中又引伸不出来，必须承认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灵存在，而这是难以理解的。这便是哲学面临的难题。
“人”因此历来被人们视为最大的也是最难解的一个谜。以往的哲学只能或者承认人对自然的这面关系、或者人对自然的那面关系，没有一种哲学真正解开了这个谜，为什么？原因就在于没有发现出促使人对自然关系发生逆转的那个基础；它们所知的只有两个分裂的本原，自然本原和超自然本原，而这两个本原如何能够统一起来，对他们则是完全不可解的。
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就在发现出这个逆转关系的根据，从而把两种关系统一起来，为解开人之谜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就是“实践”的观点。
按照实践观点，人虽来自于自然，但人所以成为人不是因其自然的本性，而是由于人自己的活动，并且恰恰是那种否定自然的活动。如马克思所说，人是当他们“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才成为人的。而当他们不再依赖自然提供现成的生活资料，而是依靠自己的劳动去创造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存之时，他们也就摆脱了像对其他物那样的自然支配，在它们和自然和物之间发生了一个关系的逆转，即人把自己置于同整个自然相对立的位置，成为“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自然反而变成实现人的目的的工具，成为受人支配的“对象世界”。
现在我们可以弄明白了。人对自然的两重关系根源全在实践，只有建立于实践观点基础之上，哲学才有可能全面地去理解人对自然的两重关系。如果从哲学中去掉实践这个基础，即使你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人的两重关系也不能不被一重化。而人的关系被一重化，也就是人的失落。
让我们看看旧教科书是怎样对待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我们不能说它里面完全没有实践观点。但它并没有理解实践观点对于马克思“世界观”理论的意义，更没有理解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新思维方式对哲学理论的意义。所以它完全没有以这一观点为基础去确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我们在属于世界观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内容中，不但看不到实践观点的位置，连它的影子也捕捉不到。它把实践限制于认识论的狭小领域，仅仅承认实践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观点。但深入去看，就是在这一领域，实践所充当的也只是验证真理之“标准”的一个小角色。关于认识本身，虽然它承认是发源于实践的，可是在认识本性上却又毫无体现，有它和没有它并无什么两样。这样，在旧教科书中整个“世界观”这一部分，关于人的内容就不能不归入自然产物一堆，让他和物去同吃“大锅饭”，去过与虫鱼鸟兽无异的生活。至于它对人所讲的什么反作用、能动性之类的论断，都变成不过是一些缺乏根基的、看来像是人为贴补上去的赘语。
人在教科书中就是这样失落的。我认为，如不改变立论基础，再加大“人”的内容份量，也不过只是使它变得肥胖一些而已，“动物”本性并不能因此而改变。
哲学如果不看重人、关心人，人也不会看重哲学、关心哲学。人们学了教科书感受不到时代气息，认为与自己的现实生活距离遥远，根源即在于此。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