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国初期几次批判运动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次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初期，从1949年10月至1956年9月党的“八大”的召开，我国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相继发动了一系列运动。其中较为突出的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及由此而引发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等等。这些影响至巨的批判运动，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令人深思。
一、几个特点
建国初期的几次批判运动，是在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几乎与经济复兴工作同时展开的，且一发不可收拾，一场接着一场，一浪高过一浪。这些批判运动，有几个明显特点：
⒈声势浩大，株连众多。这些批判运动主要发生在文艺界、科技界、思想界。但最终这些界域均被突破，运动波及全国。当时是工、农、兵、学、医各界一齐上阵，举国共讨。据统计，仅在1955～1956年间各地报刊为批判梁漱溟“反动路线”，就发表了约100篇文章[①]。批判胡风时，《人民日报》创下了1个半月发表200～300篇声讨文章的记录[②]。在批《红楼梦》时，报刊上也发表了数百篇文章。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红楼梦讨论集》4集，共收入129篇文章，近100万字[③]。名为“讨论”，实多批判。
此外，当时的批判对象也从对某个当事人的批判转到所有与当事人有点关系或同情、支持、赞同当事人观点者。1951年批判《武训传》时，不仅编导孙瑜、主演赵丹成了被重点批判的对象，而且连曾向孙瑜赠送过一本《武训先生画册》的陶行知，曾为《武训画传》题签作序的郭沫若也在劫难逃。这样顺藤摸瓜，摸到了一大批“有问题”的人。批判浪潮冲击到文化部，周扬被迫撰写了《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为《武训传》作了结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受牵连者更多，触及的人数达2100余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集团分子”的78人（内有共产党员32人），其中定为“骨干分子”的23人[④]。
⒉高层卷入，火力猛烈。这些批判运动，除了广泛的人参加外，甚至引起了党中央领导人和党的机关报的关注。1951年5月，继《文艺报》批判《武训传》后，《人民日报》加入了批判行动。5月20日，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文章指责《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严肃批译一些共产党员虽然“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认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⑤]，文艺界乱得很。1953年9月，毛泽东先后在政府有关会议上抨击梁漱溟，言词异常尖锐，各种报刊也一马当先，纷纷卷入。批判胡风时，有关部门对其私人信件进行查抄、整理，搞了三批材料，到处散播。1955年6月，《人民日报》将之汇编成册，毛泽东为之写了序言。这本书共印了762.9万册。同期，《人民日报》开辟了“批胡”专栏，每天都载有一版多至四版的揭批文章。
⒊不断升级、无限上纲，政治围攻，宗派情绪强烈。建国初期的几次批判运动都循着如下线索：由最初的学术观点、思想观点论争不断发展为政治问题，路线问题相争，从而导致悲剧性的灾难。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成果，是作者对《红楼梦》的各种版本进行校勘、考订、追根溯源及对作品的艺术鉴赏和思想倾向的评论，涉猎甚广且颇有建树。但作品面世后，掀起了轩然大波。两位“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撰文批评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他们认为《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这本是红学研究中的正常争鸣。但争鸣很快脱离了轨道，人们开始立足于政治角度看问题，认为红学论争实际上是不同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指责俞平伯等“‘新红学派’假借研究《红楼梦》的名义，狂热鼓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⑥]。其思想本质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的一种具体表现”[⑦]。有“引导读者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⑧]
胡风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在批胡风潮中，他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反共反马克思主义者”、“阴谋家”、“最阴险的敌人”、“反革命的灰色蛇”、“蒋介石的忠臣孝子”、“披着人皮豺狼”、“人民的死敌”，种种罪恶，不一而足。
⒋断章取义，随意捏造，主观武断，捕风捉影。这是批判中十分流行的方法。批判者有的先作结论，围绕结论再寻材料；有的把历史旧帐翻出一道算。更有甚者，无视法律，入室劫宅，查找“黑材料”，为我所用。这种作法，在批判胡风时尤盛。他们把搜来的私人信件掐头去尾，加以摘引，拼凑，按自己的理解，加上注释和按语，任意曲解。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就是如此整理出来的。如：胡风说：“那些‘批评家’都是当权者，别人哼都不敢哼，任何从实际出发的要求都要心惊胆战给压下去”，即被理解为“做贼心虚”。胡风说：“还有许多事情我们得忍受，并且只有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又被理解为胡风集团讲究策略，不轻举妄动，以便保存反革命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以推翻共产党，推翻新中国，恢复帝国主义和蒋家王朝的统治。这样，本来是一些颇具夸张性的文学语言，被当作了明火执仗的反革命集团的狂妄叫嚣。据此，胡风被定罪入狱。
二、几点原因
建国初期，在经济建设尚未完全复兴之际，思想战线即展开旷日持久的批判运动，绝非偶然。
⒈特殊的历史背景。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⑨]。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形势很复杂。一方面要大力恢复经济，另一方面土改刚刚展开，社会主义改革还未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未彻底完成，土匪、恶霸、反革命活动尚很猖狂。而党和人民对于长期流血牺牲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对阶级敌人怀有深刻仇恨和特殊的警觉及敏感，一遇风吹草动，便油然感到是心不死的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人们容易接受“阶级敌人”、“路线斗争”等概念，也勇于参与这些斗争。这是造成批判运动及其扩大化的重要原因。
⒉对于新时期阶级斗争规律，我们尚不熟悉。虽然，刚建国时，我国的阶级斗争严峻复杂，但经过土改、“镇反”、“三反”和“五反”，反动分子及其残余力量已基本肃清。少量残存的阶级敌人已不构成十分严重的威胁。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走入误区，把阶级敌人队伍估计过于庞大，无形中把许多非阶级敌人和非对抗矛盾视作阶级敌人和对抗矛盾，犯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把一定时期阶级斗争的激化当作长远规律的错误。后来，毛泽东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总结：“对于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的斗争这个东西，我们缺乏经验。革命时期的人民内部的斗争很小，因为都集中力量去对付阶级斗争了。建设时期剩下一部分阶级斗争，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的斗争，对于这个东西，我们的经验不足，值得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这是一种科学，应该好好研究。”[⑩]
⒊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建国初期几次批判运动涉及的主要对象大都是知识分子，这绝非偶然现象。建国初，百业待兴，人才缺乏，国家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一揽子包下来的政策。通过思想改造，建立了一支为我所用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是我们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一大创造。可是到1952年，随着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提出，在具体工作中，我们犯了对民族资产阶级打击过重的“左”倾错误。同时，对知识分子开始放心不下，认为他们仍需要继续改造，这是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的发端。
这一错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是个小农国家。小农具有强烈的“反智”意识。经过宣传、教育、改造，这种意识或会被削弱，但很难一下子根除。列宁指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①①]这种小农意识也会积淀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心中。当年，毛泽东曾严肃批评军队干部中存在着的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和现象。小农强烈的“反智”意识使得知识分子每遇运动就容易成为革命的对象。而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贬值又会造成人们素质低下，缺乏理性思考能力，易被卷入运动，造成运动的狂热发展。
⒋毛泽东个人的原因。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个人的思想、观点无疑会影响运动的风向和力度。在这几次批判运动中，他多次在《人民日报》上写社论或按语，在各种场合讲话，为各场批判会定基调。他认为《武训传》是“一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片”，梁漱溟的问题实质是反对总路线。1954年10月，他指责有些“大人物”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①②]从而引起了对俞平伯批判的扩大化。1955年，他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写了序言和按语。指出：“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断言“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①③]为胡风等人问题的性质、集团成员的政治成分、他们的政治目的，都作了极为严重的定论。这又通过各种新闻媒介传到全国，对运动的深入扩大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三、后果与反思
建国建期的历次批判运动，是与共和国经济建设不相和谐的音符，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⒈直接摧残了有关当事人的身体和事业，造成极大的精神创伤。这些错误批判埋下了祸根，每遇运动都要旧事重提，有的沉冤20余年。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下放、审问、监禁，给他们及其家庭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胡风当年被判14年徒刑，后加判无期徒刑，其夫人也一同入狱。受之牵连，党员彭柏山和作家路翎被长期劳改，诗人鲁藜和大学教授贾植芳分别经历了20多年“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俞平伯后来也被下放，马寅初也消声匿迹，赵丹等电影界前辈屡受冲击。更为严重的是，走入歧途的文艺批判使大批专家、学者被迫中断自己的研究，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我们事业的损失。
⒉设置了许多新禁区。由于大批判，文艺创作、文艺评论、学术研究等方面条条框框越来越多，教条主义越来越严重，窒息了研究人员的思维活力，思想界一片沉寂。统战工作也严重受挫，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信。
⒊乱扣帽子的恶劣作风进一步蔓延。在批判中，很少人能坐下来理智地分析问题，大多数文章概念模糊，逻辑混乱，近乎谩骂与诋毁。再者，全民上阵这种“大呼隆”风气形成定式。以后的历次批判运动，无不师承这些。
严重的后果不能不令人对如下一些问题产生深思：
⒈如何正确对待学术争鸣和思想批判。学术问题讨论的目的在于寻求科学与真理，贵乎争辩，愈辩愈明，这是不言自喻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应该以平等的同志式的态度进行自由和广泛深入的讨论，而不是用行政手段裁决或用政治权力压服对方，更不能不加分析地将学术问题混同于政治问题。
思想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渗透力强，必须做过细的工作，以理服人，绝非几场批判能解决的。将持不同思想观点的人说成犯路线错误是不严肃不审慎的。事过近30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果断提出今后党内（也应包括其它部门）人们犯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不再提路线错误。这是总结历史教训得出的正确结论。
⒉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我们党搞群运的传统源远流长，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战争年代，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完成一些任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但在建立全国政权以后将具有特殊性的学术、思想问题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不免带有强制性和武断性。一旦形成规模，必将难以控制。一般说来，学术、思想和经济等问题皆有自身规律可循，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遵循其自身的规律，按规律办事，不能动辄就搞运动。
⒊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建设。我们必须用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来保证学术研究与争鸣的合法权利，惩治反革命的违法犯罪活动。1955年5月，毛泽东在《驳“舆论一律”》中明确指出：“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 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①④]今天，重温这段话，令人感慨系之。我们必须以法律来保障学术讨论的正常开展，以法治的观念和寻求真理的精神展开学术争鸣，保障论争各方的合法权益。
⒋把握好理论与实际的关系。1952年党即提出“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发展科学技术与文艺的方针，但作为“百家”之一的俞平伯和胡风均未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推陈出新”的《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纷纷被“枪毙”。这种理论与事实相背离的历史教训，发人深省。列宁指出：“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和实际的贯彻是有区别的。”[①⑤]又说：“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回事。”[①⑥]事实确是这样。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十分不易。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注释：
① ② ③ ④沈展云、梁以墀、李行远：《中国知识分子悲欢录》，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94、138、5、7、173页。
⑤ ①② ①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6～47、134、161～163页。
⑥《红楼梦·前言》，《红楼梦》，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页。
⑦张啸虎：《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的又一根源》，1954年12月8日《人民日报》。
⑧周扬：《我们必须战斗》，《新华月报》，1955年第1号。
⑨ ①⑤《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第3卷，第799页。
⑩ ①④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87、582页。
①① ①⑥《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53页；第42卷，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