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模仿者》审视奈保尔的后殖民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尔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2)06-0042-04
出生于特立尼达的英国籍作家维·苏·奈保尔因“将逼真的叙事艺术和严正的观察能力结合于作品之中，驱使我们去认识那被掩盖的历史的存在”(瑞典文学院评语)而获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使整个文学世界的目光都投射到这位后殖民主义作家的身上。他的作品语言优美、简洁，富有力度。历经多年文学创作，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是为整个第三世界呐喊，凛然放弃身份求证努力和归宿感寻求，成为无边界作家，为全人类写作。他极力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勇于探索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奈保尔此次获奖表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以避免战争和其它灾难。他的成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发展具有较大的启迪作用。此前我国有关奈保尔的介绍和评论不多，以其亲身经历创作的小说《模仿者》(1967)可使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位文坛大师。该小说情节简单，主角辛格(一位殖民地部长)在伦敦的公寓里以回忆录的形式叙述自己在海岛的童年和到伦敦的求学，以及后来被当作替罪羊流亡伦敦的生活。奈保尔用辛格和他父亲两代人的遭遇展示殖民地知识分子的“夹缝人”尴尬境地。他以伊莎贝拉岛(与特立尼达极为相似)作为各种政治力量和跨国公司相互倾轧的战场，讲述来自亚洲、欧洲和非洲的移民以及土著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揭露政府管理层的黑暗、殖民官员的腐败以及宗主国(英国)恣意妄为的统治。另外，奈保尔还强调了英语在殖民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人们可掌握这种统治者语言达到自己的目的。该书详尽地叙述了奈保尔的寻根、失望和觉醒的过程，从中可以较为透彻地审视其后殖民意识。
一、难以摆脱的模仿者身份
在后殖民批评话语中讨论最多的术语就是“模仿”，因为它揭示了第三世界的各色人等在这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中人格分裂的过程。在霍米·巴巴看来，殖民地人们的模仿行为是对更为驯服、更少威胁的身份的向往，是一种改造过的、可辨认的“他者”。[1](P695)奈保尔以此作为小说之名，直截了当地将他的写作意图告诉读者。“模仿者”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殖民地知识分子的人生定式，他们所受的教育、生活的准则都基于宗主国文化和价值观。特立尼达当时刚从自治走向独立，英帝国的影响仍无所不在。英国政府对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上巧取豪夺，政治上弃如敝屣，根本不理睬其社会改革的要求和对外国企业国有化的呼声。岛国的许多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参与经济独立运动只是为了私利或为了度过无聊的光阴，一到关键时刻他们便作鸟兽散。在奈保尔看来这十足是一出荒诞剧，无数小丑相继登台表演，而外国的投机商则在捞取巨额利润后溜之大吉，将烂摊子丢给殖民地官员去料理。奈保尔在作品中辛辣地讽刺面临身份危机的知识分子，认为这些模仿者并无任何救国良策，只是在殖民地人民的愤怒和宗主国的羞辱的夹缝中左右摇摆、苟且偷生。奈保尔在书中将他们称为“无面人”、“无个性者”或“滑稽小丑”。作为其中的一员，奈保尔痛苦地承认：“我们装着很真，好像一直在学习，为今后的生活准备，我们这些新大陆的模仿者，居于世界的无名的角落，而腐败的记忆却不断刷新。”[2](P146)
《模仿者》中岛国的人们被习惯分为几种：上等的欧洲人、中等的东方人和下等的土著和黑人。辛格的一位白人朋友对后两种人的定义意味颇深，从中可以体味到以殖民地主人自居的口吻：“你们这些从东方来的，也就是从什么古代文明来的等等，总是杞人忧天，太容易放弃，与我们那些目光短浅的非洲兄弟刚好相反。他们既不向前看也不管今后。”[2](P172)在岛上这两种人总是处于从属地位，充当“他者”，只是为帝国利益服务的工具。法国人德里斯坎普路斯等居于岛国的最上层，而辛格表兄塞斯尔之流是此处无恶不作的纨绔子弟，常常一掷千金。他们是殖民统治的帮凶，代表英帝国在岛国实施统治。长期的殖民制度使岛上一些黑人麻木不仁，有的甚至成为帮凶，心甘情愿地和岛上的富人玩主仆游戏，由于他们缺乏远大抱负倒也相安无事。只是居于其中的印度人不满足现状，又遭受各方面的夹击，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损失巨大。奈保尔在书中特地描绘了辛格的妻子桑德拉，把她作为掠夺者的象征，全靠帝国的余威和女性的魅力获取所需的一切。她婚后随辛格回到岛国，尽管出身低贱却因来自宗主国的伦敦，在接物待人时“总能显出与之相对的、神秘的种族优越感”，她虽是伦敦的穷人却自以为比殖民地人要高贵。她常说，“这肯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卑贱的本地人”[2](PP68-69)。桑德拉在伦敦因就业考试失败被家庭驱逐，和辛格一样举目无亲，她代表的是被帝国文化排斥的异类。身为英格兰的失败者，她在心理上还自以为高人一等。她惧怕平庸，心想的是不惜一切手段往上爬，哪怕暂时下嫁殖民地人也行，实际上她将丈夫辛格作为一种工具。后来桑德拉的出走同样象征殖民者的撤退：掠夺后的满载而归。从某种意义上讲，辛格与桑德拉的夫妻一场也反映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完全是相互利用，以达到各自的目的。辛格(通过婚姻或性)对桑德拉的征服实际上也是他身份求证的一种努力，旨在获得与殖民者同等的地位。这无形之中也表明了辛格对自己“他者”地位的默认。奈保尔在书中细致入微地阐述原宗主国依然存在的影响力，它如同一只巨大的黑手在幕后对刚获独立的人们的生活进行操纵。这种霸权话语的淫威充斥整部小说：昔日的主人即使缺席或不发表任何意见，精神上曾被奴役的人们还是循规蹈矩地按以往的准则行事。在当时国内要求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和原宗主国拒绝配合的双重压力下；辛格一类知识分子尽管有满腔热情也无力回天，他们对上流社会(即殖民统治阶级)的模仿行为实为可悲的生存之道。
二、从模仿到反叛
在西方各帝国的殖民史中充当马前卒的是倚仗上帝威严的传教士们。辛格的父亲为了从根本上摆脱二等公民的困境，他选择的具体模仿对象就是传教士。如同作家奈保尔的父亲，他的一生在许多方面反映了作为移居国外的第二代印度人的痛苦经历。他这类特立尼达的印度人实际上是双重错位的被殖民者。1834年废除奴隶制后，黑人拒绝在甘蔗园干活，印度的契约劳工被引进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除恶劣的劳动环境外，对印度劳工的最大危险还在于从此丧失种姓等级。辛格的父亲来自贫困家庭，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仍不免遭到妻子一方富贵亲戚的鄙视。他在教会未能获得成功，在教育事业上也默默无闻，便转向家庭寻求安慰和展示自己的权力。像来自欧洲大陆的上流社会家庭那样，他特意规定举行周末聚会，然后一起驾车出游。但第一次就因其独断专行几乎导致全家的毁灭，他从此丧失了家庭的统治地位。他无法排遣心中的苦闷而感到极度的压抑，只好对下层民众去诉说，以赢得一些同情。但他最终无法调节充满敌意的社会关系和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抛弃尘世的纠缠离家出走。他视家人和亲朋为路人，成为某种极端宗教教主，率领教徒群居山野。辛格母亲一生奉行的原则是“下层阶级只尊敬那些尊敬自己的人”，可由于丈夫的愚蠢行为全家都堕落到“不自尊的地位”，遭到所有人的嘲笑。[2](P125)辛格父亲的惊人之举也给岳父一家以及富裕的亲戚们带来羞辱，这在岛上的人们看来也疯狂之极。他这种对付社会压力的手段极具象征意义，说明处于此种环境的被殖民的人们总得以一定的方式表示自己的反抗。他们受苦太久，而“这种苦难依然存在，未能排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痛苦，无法逃避，让人感到此种绝望实实在在”[2](P75)。辛格的父亲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劣势，不能以合法的形式争取到自己的权利，达到成功，只好以另类的方式出人头地，表现自己的存在。他从基督教到邪教四处寻觅与现实抗争的武器，他早先屈服于殖民统治的压力毫无出路，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起来反抗，也只引起短暂的骚乱，逐渐销声匿迹。他一生中竭尽全力去迎合模仿上层社会仍以失败而告终。其中有些情节是奈保尔根据自己父亲的经历改写而成的，这在《比沃斯先生的房子》(1961)里有详尽的叙述。
三、从模仿到放弃
到辛格这一代时殖民地情况仍无多大好转，几乎所有人一贫如洗，大多数未受过教育。辛格为求学刚到伦敦时所住的房子就极具象征意义：房东在阁楼上与年轻姑娘欢娱，地下室却是带着私生子生活的马尔他女人在受煎熬，辛格的住房便在这“天堂”与“地狱”的夹缝之间。辛格认为在伦敦更利于模仿：“这里没有谁将我的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没有人注意我是否一致，我自己选择角色，可以扮演最容易和最有吸引力的人。”[2](P20)他对占有情妇、西装革履的房东钦佩不已，留心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连他手戳耳垂装着倾听的样子都觉得魅力无穷。辛格身在伦敦也只是居住在来自印度、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国的移民中间，处于帝国中心的“边缘地带”。辛格(同奈保尔一样)来到帝国的心脏就是为了在混乱之中追寻秩序源头，结果却陷入更大的混乱。辛格将自己在岛国的无奈处境和陷入伦敦的尴尬形容为海难：“我知道自己的旅行刚开始就在海难中完结，这正是我一生都企图规避的。”[2](P7)辛格梦想逃到理想的国土：骑手的乐园、高原上有山有雪的地方，“到无人知晓的地方，生活在陌生人中，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的语言，我都不必去碰”[2](P145)。辛格承认“由于我的岛国背景，‘海难’一词成了我的口头禅。在这大城市中我有类似的经历，总觉得在顺水漂流”[2](P27)。
辛格出生在英帝国殖民地伊莎贝拉岛上，其自卑感在几个方面表现出来。他生活在贫富悬殊的家庭，祖父家原是来自印度的劳工，而外公家是岛国的首富之一，有贝拉贝拉制瓶厂，专为可口可乐加工。他从小就在金钱的引诱和赤贫的威胁两种极端的矛盾冲突中成长，这是后来他人格逐渐分裂的根源。他的童年总处在有钱的朋友和亲戚的阴影之下，这些人挥金如土，似乎有意对他羞辱。他从伦敦接受良好教育回来后仍发现所学知识在岛上毫无用处。当他进入政界想为当地人做点事时却不被人们理解，发生民族骚乱后他又被当局作为替罪羊而流亡他乡。辛格身为殖民地官员在伦敦遭到冷遇时不由得叹道，“我觉得我的心在流血，我曾两次寄予这城市很大的希望，而它都将我抛弃”[2](P225)。书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幕是斯塞尔一手策划的决斗闹剧。辛格的父亲率众聚集山野时，一位女信徒狂热地爱上了他。斯塞尔借出游之际将辛格和那女人的儿子安排在一起，并准备好手枪，然后有意挑起双方决斗。辛格在此事件中几乎送命，而斯塞尔和他的黑人奴仆却在一旁开心地观战。他们模仿欧洲大陆绅士的做法在此不过是小丑的滑稽表演，该事件实际上也是特立尼达被殖民历史的缩影，它对辛格人生观的形成影响巨大。
辛格父亲的一生是从社会退却到家庭，最后到山野，而辛格自己却从伦敦到岛国，再流亡到伦敦。两代人遭遇相同，但辛格选择的是放弃和逃亡，他曾说：“这海岛原是黑天鹅的乐园，黎明时满眼葱绿、天籁悦耳。而现在却已腐败，还在恶化。我要急于逃离的就是这种腐败。”[2](P132)辛格在成长过程中有意将自己的姓名改短，表示割断与家庭传统的联系。奈保尔用他们的经历强调的是在殖民地凶险的环境中，人们要么成附庸要么成疯子。后殖民批评家艾梅·赛萨尔用简单的公式加以说明：殖民统治 = “将人物化”，“亿万的人们被狡猾地灌输了惧怕，他们被教化有了一种自卑情结，颤抖、下跪、绝望、做事像奴才”[3](P148)。渗透小说《模仿者》的是令人窒息的听天由命和消极放弃。奈保尔笔下的主角头脑里常出现的画面是“世界的尽头”。这一语双关，既指历史进程中人类的末日，也指地理位置上边远的孤岛。辛格不管在哪里都难以祛除自己局外人的无根感，他将此种焦虑称为“伦敦恐怖”[2](P73)。辛格对付外界压力时将性征服和文学创作当成两件有力的武器。在与桑德拉的交往中他感受最深，和以前的女人交往中那种混杂语言带来的不便和挫折不同，桑德拉身为地道的伦敦人，对她征服的过程也体现了语言的力量，使辛格赢得了自信，觉得完全具有与世抗争的能力。他在与帝国殖民官员的谈判中遭受侮辱，也只好从性征服中获取平衡，到伦敦各种场所追逐妓女。但在回家途中转机时被一年老色衰的妓女蒙骗，这对他的自信心是巨大的打击，认为自己确实不行了，连起码的判断力都已丧失。此时他恍然大悟殖民统治的影响如同公路标识，平时似乎并不存在，而只有当你驱车上路时它们能时刻限制你。辛格将自己政治生命的赌注押在帝国的傀儡们的承诺上，结果遭到背叛，从中深刻领教了语言的威力和不可靠。辛格流亡后醉心于写作，借以发泄心中的愤懑。他发现自己的一生从最开始就处于动荡和幻想之中，却一直以为是真实的生活，从此他逐渐消沉下去，放弃了所有的追求。他代表了被帝国话语完全控制并在精神上加以毁灭的被殖民者。
四、从模仿到超越
如果说辛格和他父亲是失败的和拙劣的模仿者，作家奈保尔则是成功的模仿者，最终以“他者”的身份战胜主角。他的一生实际上是自我超越的过程，最终脱离后殖民尴尬境地走向世界。奈保尔本人和小说中主角辛格的经历相似，也是文明世界的“海难者”。奈保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道：“身为殖民地居民最讨厌的事之一就是你必须接受许多不是你自己的、你熟悉的人没有的、你成长圈子以外的另一巨大来源的东西。”[1](P694)20世纪后半叶各殖民地纷纷独立，也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创作。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弗郎兹·法侬指出这些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所处的现实依然是“饥饿、文盲、头脑空空、两眼空空、头上是天、脚下是水”[3](P161)。此时的奈保尔和其他后殖民作家一样，意识到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继续操持帝国话语为原宗主国歌功颂德，就有失去自我的危险。他们更加珍视本民族几乎丧失殆尽的文化遗产，便“横下心来，决意寻回他们同胞的那种最古老的殖民前的生命之泉”[3](P161)。到伦敦求学时奈保尔实际上已陷入经济困境，除了当作家的梦想以外，一无所有，只有对各种形式的贫穷的惧怕。他在《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1984年再版时所加的前言里承认：“当时的焦虑记忆犹新：没发现天赋，没写出一本书，在忙碌的人世间毫无意义地活着，无任何保障。我发现自己不愿再进入我建构的世界，不愿再触及那喜剧背后的情感。”[4]在帝国话语环境里，与生俱来的卑贱感使奈保尔常常陷入无尽的烦恼中。借《模仿者》中的主角辛格之口他总结道：
我从书本上读过一位古希腊人的名言：得到幸福的首要条件就是生在名城。生在伊莎贝尔这种岛国，一个莫名的新大陆的殖民地，下等的、野蛮的地方，就是生于混乱。从很早开始，几乎从我上学第一天学关于王冠重量的课程起，我就有这种意识。现在我发现这种混乱有其自身的逻辑性和永恒性。当我决心逃离时，立刻有一连串的事情发生，逃离的念头越强，我就被越紧密地束缚到命运给我安排的地方。[2](P118)
奈保尔的反抗策略是从语言着手，认为要摆脱被殖民的地位就得掌握统治者的语言。其实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印度群岛的沃尔科特早就指出英国语言是导致加勒比海地区的苦难历史中的压力和困境的原因之一。[5]奈保尔从小发奋读书，在学业上总名列前茅，终于成为能熟练操持英语的大师。在这同时奈保尔也注意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直言道：“英语属于我，但英国传统则不然。”[6]他深受喜爱写作的父亲的影响，所走的是一条典型的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成才之路。和《模仿者》中的辛格一样，他虽有印度人的家庭背景，但他对印度所知有限，感情相当淡薄。他大半生呆在英国，却没有人视他为英国人，一直过着局外人生活，他正是从这样的失根状态中发掘出创作才能。他这种对历史和根的渴望在另一位身份相同的著名作家拉什迪的文章“幻想的家园”中有简明的阐述：“可能像我这样的作家、流亡者、移民或者被放逐者都常有失落的困惑，有些急于求索，甚至冒变为盐柱的风险也要回首四顾。根是一种守护的神话，它将我们固定在各自的位置。”[2](P704)奈保尔曾经有一段时期，差点成为西方人常希望从殖民地作家中找到的“可爱的”演员。好在“他后来不再表演，甚至懒得去取悦别人”[6]。
特立尼达和印度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前者太小而后者太远，似乎它们都不能给奈保尔 提供足够的文化和精神的支持来与帝国话语抗衡。他如阿赫默德指出那样：不能在自 己的国家发言甚至居住，只好带着生命和发言能力来到格瓦拉所称的“野兽的内腹”— —宗主国的城市。[3](P361)奈保尔到伦敦后大量吸取英国文化的养分，关注第三世界 国家的发展，在创作中不断追问帝国究竟为前殖民地做过什么。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既 不是特立尼达作家也不算英国作家，对印度更陌生。用后殖民批评的术语来评判，奈保 尔是真正的边缘作家或无国界作家，其作品主要表现的是一种世界意识。他总以犀利的 笔锋描述殖民地制度带来的恶果，小说犹如一幕幕充满荒诞意识的严酷闹剧，关注于精 神上的拷问和道义上的裁判。从处女作小说《神秘的理发师》(1957)到论文《信仰之外 ：皈依者中的漫游》(1998)，奈保尔发表了有关美洲、非洲和东方各种题材的作品，着 重描述边缘人在前殖民统治影响和宗教控制下艰难的生存状况。他获奖颇多，包括布克 奖(英国最高荣誉奖)。奈保尔对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友爱的不懈追求给他文学创作 带来了灵感。他的作品不局限于特立尼达这个西印度岛国，也涉及非洲、印度和其它地 区。奈保尔被认为是康拉德风格的继承人，但视角和立场都截然不同：一个是帝国的卫 士，另一个却是帝国的叛逆。奈保尔总是以揭露帝国黑暗内幕、为前殖民地人民呐喊为 己任。通过他的作品，人们更加关注第三世界久被遗忘的苦难历程。奈保尔的写作基于 其亲身经历和旅游见闻，擅长以真实感打动读者。他将讽刺手法和文学传统巧妙结合， 表现的是当代社会热爱和平的人们共同的价值观。
后现代理论家霍米·巴巴指出：“一种新的英美民族主义正在迅速壮大，它的政治行为越来越炫耀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第三世界人民和地区的独立自主摆出不屑一顾的新帝国主义架势。”[7]在严峻的形势下奈保尔对人们那种普遍的麻木极为痛心，感到殖民地人民要获得完全的独立，前面的道路还漫长。他在小说《河湾》(1979)的开场白中就对前殖民地人们的处境作了概括：“这世界一点未变，人们一文不值，他们也心甘情愿变得一文不值，所以在这世上无立锥之地。”[8]著名文艺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也指出：人们现在每年用于战争的金钱太多，“只需百分之五就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交加的第三世界的问题”[9]。奈保尔笔下揭露出来的事实是：殖民地国家与宗主国之间的对话难以平等进行，帝国官员认为殖民地人原始、愚昧和卑贱。要使民众真正觉醒获得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彻底独立，他深感任重道远，只有超越自我方能走向世界。著名批评家斯皮瓦克早就告诫第三世界作家应对现实有一定的责任感，她认为“文学作品创作的目的决不能忽视”[10]。奈保尔在后来的创作中将视角投射到整个第三世界，从各种文化中吸取养分，构成自己的风格以挑战权力话语，力争平等对话的资格，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萨义德在《东方主义再思考》中高度赞扬这类第三世界作家，认为他们“所有这些努力都来自一种中心消解意识，而不是追求霸权话语”[3](PP141-142)。奈保尔和其他后殖民作家一道，尽力将第三世界文学从“他者”的陪衬地位中提升起来，从边缘推向中心，其贡献最终得到公认。同时，他们的成功也对我国的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