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华奖”的思考与展望_文华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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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奖”自1991年设立以来,已经评出了7届。纵观这7届评奖的情况,有不少值得谈论的话题。

一、特点与概况

“文华奖”是文化部设立的专业舞台表演艺术的政府最高奖。设立该奖是为了推动精品创作,奖掖优秀人才。“文华奖”要评的剧目须是5年之内首演的剧目,包括戏曲、话剧、歌剧、舞剧、儿童剧以及歌舞乐舞。小型的木偶、皮影、小品、曲艺、杂技、歌曲、乐曲作品,要求首演时间在3年之内。“文华奖”重视综合艺术效果,只有剧(节)目获奖,才具备创作人员评单项奖的资格。

“文华奖”坚持导向性、公正性、权威性。导向性就是要求弘扬时代主旋律,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生活。要求艺术上高品位,把好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高度统一起来。强调雅俗共赏。

权威性首先体现在评委的组成上。文化部的部长是评委会主任,管艺术的副部长是副主任。艺术局的几位局长、几位正处长、其他同艺术创作有关的几位司局长是评委,其余是专家。专家占多数。“文华奖”的评委人数比较多,避免了一票过重的分量。

“文华奖”的奖项数额基本上是固定的,每年的文华大奖和文华新剧目奖总数30-50个。单项奖即剧作、词作、导演、舞剧舞蹈编导、音乐、舞台美术、表演即演员共70-80个。

“文华奖”严格按评奖办法评选,评奖办法公开,标准一致。参加“文华奖”评奖的剧目须在北京演出过,或参加过文化部在外地举办的演出,但边远地区也可以送录像带。参评剧目须公演30场(歌剧15场),须报送录像带、剧本、导演构思、音乐总谱或简谱、舞美气氛图、创作人员及演员介绍、公演场次等资料;须经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推荐;在评奖过程中,评委须看录像,须在评议的基础上投票表决。评委实行回避制。这些都体现了“文华奖”评奖的公正性。

从1991年设立“文华奖”以来,7届共评出文华大奖41个,全国16个省获过大奖。大奖之外是小奖,即文华新剧目奖,共187个。

总的来看,“文华奖”的评选是严格的,因此每届都有遗珠之憾。如第六、七两届参评的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京剧《醒醉记》、评剧《毛泽东在1960年》、湖南花鼓戏《羊角号与BP机》、内蒙古的《也兰公主》等,由于名额的限制,未能入选。好在“文华奖”有5年的期限,只要在5年之内再加工提高,还有参评的机会。

二、看法与体会

对于“文华奖”取得的成果,我个人的看法与体会是:

第一,推出了一批精品剧目。

41个文华大奖毫无疑问是精品,小奖中也有一批精品。这批精品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时代感强,生活气息浓,与时代的脉搏、人民的心声相合拍。7届获奖剧目228个,现代题材128个,占获奖剧目总数的56%,其中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88个,占获奖剧目总数的39%。第7届获奖剧目38个,现代题材的25个,其中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17个,约占获奖剧目总数的45%。

这些作品可以说处理好了弘扬主旋律的问题。主旋律并非仅指现实的大题材、大事件、大人物,它的概念是比较宽的;“文华奖”主旋律作品不是标语口号式的,不是那种直接了当为某一件事、某一项政策服务的,而是一个艺术品。

有的地方就是强调直接服务,修铁路、修公路、修机场、修水利都要去唱,好像这就是主旋律。其实这是大跃进时的写中心、演中心、画中心。“文华奖”的剧目没有这个问题。当然有的戏是定向戏,但它艺术上是过关的,比如承德话剧团的《这里一片绿色》。

“文华奖”有相当一批剧目做到了雅俗共赏。这批雅俗共赏的剧目演出场次都比较多。据不完全统计,“文华奖”剧目有三分之一以上演出超过了百场,有的戏超过了千场。有的戏被其他剧种剧团移植演出,如《三醉酒》、《红丝错》、《富贵图》等等。

“文华奖”获奖剧目真正贯彻了“三并举”的方针。“三并举”不仅仅表现在戏曲上,歌剧、舞剧也都是“三并举”的。现代戏大都是提神的戏,是真正能够和时代相通的,因此特别受到欢迎。

新编的古代戏在古为今用的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它是用新的观点、新的角度处理历史事件和人物,观众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教益。改编的传统戏在推陈出新上下了大功夫,在艺术上都有新的追求。有相当一段时间,戏曲现代戏就是唱一个故事,戏曲艺术的特色不鲜明。这些年逐渐走向了成熟。尤其一些戏曲剧目有了自己完整的音乐构思,有了剧目的音乐个性,在舞台美术上也有好多尝试。

获“文华奖”的剧目都是精益求精的戏。有的戏评奖时是第四或五个年头,比如《刘秀还乡》、《富贵图》、《红丝错》等。舞剧《边城》创作的当年没有报“文华奖”,专门请了专家看戏挑毛病,多次修改,结果评上了大奖。“文华奖”能有三分之一超百场的戏,正说明获奖的作品的确是精品,是经受了观众和时间考验的。

第二,涌现了一批优秀人才。

“文华奖”不拘一格选人才,不拘一格推人才。一批老的艺术人才在他们的顶峰时期,再一次闪现出他们的光芒;好多中年人才经过自己的努力,登上了自己艺术的高峰,而大量的青年人才也涌现出来。

一个戏的成功,首先要有一个好剧本,没有杨利民、谭愫、张福先、郑振环的辛勤劳动,就不会有《地质师》、《山杠爷》、《三醉酒》、《天边有一簇圣火》等剧目的出现。特别是出现了一批女编剧、女导演,如徐棻、沈虹光、孙月霞、燕燕等。导演温明轩,在山西省晋剧院已退休了,他导的《富贵图》得奖之后,兰州、安庆、临汾都请他。如果没有“文华奖”的推动,这些同志也许就再没有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了。

“文华奖”的设立坚定了一批人才矢志不移献身艺术事业的信念。济南儿艺的胡心灵同志获文华表演奖的时候已49岁了,为演儿童剧《小白龟》里的玄武(即小白龟),她把头发剪成很短的小男孩的发型,在台上摸爬滚打。一批能歌善舞的演员,可以去歌舞厅赚大钱而不去,踏踏实实在剧团拿死工资,拿有限的补贴。相比之下,一些本来条件很好的青年演员,见异思迁,改换门庭,艺术上终究成不了大气候。只有人才精,戏才能精,人才作品不可分。

第三,促进了剧团建设。

“文华奖”设立的时候,正值我国剧团改革走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改革的根本目的不是简单的减团减人减经费,而是改变旧的管理体制,逐步形成新的充满活力的体制,解放艺术生产力,推动创作,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文华奖”的设立是改革的产物,也是改革的需要,从而推动了改革。剧团要有优化的创作队伍、演员队伍、管理队伍。没有这三支队伍的优化,是出不了好作品的。

通过7届“文华奖”的评选,树起了一批有实力、有水平、有代表性的剧团,北京人艺、总政话剧团、黑龙江省龙江剧院、浙江省小百花越剧团、上海京剧院、沪剧院等都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往往成了比试和仿效的标杆。一些地县剧团的剧目获“文华奖”之后,更加受到基层广大群众的喜爱,剧团的困境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变。更加可喜的是,有一批获“文华奖”的剧团是以青年演员为主体的剧团。他们的获奖给许多地区以有益启示:青年人才成块的培养,具有战略意义。在这些剧团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组建起了不少青年剧团,在京剧方面已有了十几个。

第四,推动了文化行政部门的工作。

改革和艺术建设是不矛盾的。艺术建设的中心是艺术创作,只有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才能抓好创作,也只有抓好创作,才能巩固改革的成果。有了这样的认识,文化行政部门、领导者才能理直气壮地抓创作,才真正见成效。其次,要抓创作,就要狠,就要有手段,就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不少地方在抓戏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人才优化机制,新的艺术生产的投资机制,保证了剧目按时按质生产。

在抓创作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新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领导与艺术家交朋友,深入创作过程,为剧团排忧解难,既是办实事,又做了思想工作,增强了凝聚力,为艺术生产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这里,领导者的身体力行,远胜声色俱厉的批评和死板的说教。当然也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教训。有的剧团获了奖之后,没有认真总结成功的经验,误以为就是自己和一两个名角的功劳,不再重视创作人员,不再抓创作,不再和剧团同甘共苦,结果是创作再出不了精品,队伍也四分五裂,叫不起套来。这种教训非常值得获奖剧团记取,特别是那些青年剧团记取。中年演员分开走单帮还有些家底,青年演员没有多少存货,走散了,也就毁了。

文化行政领导抓创作要细,不能太“宏观”,不能只是发号施令,只有参加到创作全过程中,才能抓住规律,从外行变为内行,从长官变为知音。所谓全过程,是要抓住几个主要环节,即剧本创作、导演总体构思、舞台合成。之后主要是抓演出实践,经过舞台的考验、时间的考验、观众的考验,最后成为保留剧目,成为精品。“文华奖”所以要给5年的时间,就是为精品的形成创造时间条件。

经过7届“文华奖”的推动,形成了一些地区的特色,黑、吉、辽、江、浙、沪、闽、赣、湘、鄂、川、桂、秦、晋、豫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和代表性剧(节)目。这是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努力工作和党政领导关心、支持的结果。

第五,树立了好的评奖风气。

“文华奖”从设立开始,就注意要形成一个好的评奖风气。纵观7届的评奖情况,可以说做到了几个坚持:

坚持按评奖办法进行评选,避免随意性。“文华奖”评奖办法是经过部党组批准后才实施的。总的看是越来越细,越来越严,可操作性越来越强。“文华奖”坚持自己的特色,不与其他奖搞平衡,搞调整。比如“文华奖”与“梅花奖”的区别在于“梅花奖”是演员奖,在北京演好专场即具备条件。而“文华奖”则是以剧目为前提的奖,重在塑造人物。这两个奖,就演员来说,大体相当,但并不统一。尽管评委有些重复,但互相之间既不人为地平分秋色,也不人为地锦上添花,而是各按各的标准评选。尽管“梅花奖”现在也开始注重剧目,注重塑造人物,但仍有所不同,梅花奖不评编、导、音、美,还是不可能搞平衡。

坚持艺术的整体性,力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这也是一种导向性。一些戏中演员很有名气,但整体水平不够,不能获奖。一些戏题材很好,但二度创作不讲究,也不能获奖。

坚持通过文化厅局做工作。“文华奖”是政府奖,要经过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厅(局)推荐才可参评,出了毛病也通过文化厅局做工作,这样既体现了政府奖的权威性,又发挥了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积极性,工作切合实际,容易收到实效。

坚持公平竞争,坚决堵塞不正之风。随着“文华奖”的影响不断扩大,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特别是“文华奖”已成为文化行政部门和剧团工作成绩大小的重要标志,有关人员为了获得“文华奖”的荣誉,难免把商品市场竞争的某些手段也搬到艺术评奖中来,不正之风也就随之而来。为了杜绝不正之风,“文华奖”的评奖办法越来越严格,“文华奖”的评委每年更换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一旦发现有违评奖办法的问题,及时责成有关厅局查处。第六、七两届查处了几个戏的问题。比如有的公演不够30场,有的首演时间超过了5年,有的没有按规定报送资料,有的个人送了礼金。所有这些戏,都通过有关厅局自己撤了回去。这样就保证了公平竞争。

这种好的评奖风气要永远坚持下去,“文华奖”就会越评越高,越具权威性。

三、任重道远

虽然“文华奖”已经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就和效益,但依然任重而道远。具体来说,今后主要应从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作家、艺术家要努力熟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

在上世纪和本世纪初,一切大剧种的形成,一切好剧目的推广,都与经济、市场、商业活动密不可分。没有徽商把四大徽班带到北京,就不会形成京剧;没有秦晋商人到处盖会馆、修戏台,就不会有梆子戏在黄河流域以至南方的流布;没有十姐妹闯上海,越剧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剧种。黄梅戏、粤剧、川剧的形成和流传也是如此。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的艺术家又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虽然艺术家一般不可能直接解决这些问题,但可以创造艺术品、塑造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从而发挥艺术的独有作用。因此,处在这个伟大时代的艺术家,应当义不容辞地关注这个伟大的时代,深入生动活泼的社会生活,从中吸取创作的养料。艺术创作者既要观潮,乃至下海,更要回头上岸,归宗、落脚到创作上。对此,反映现实题材的“文华奖”获奖剧目的作者大多深有体会。话剧《地质师》的编剧杨利民坚持在大庆生活,《OK股票》的编剧赵化南勇于到商海中游泳,评剧《三醉酒》的编剧张福先至今不离农村,他们的经验很值得剧作家们学习。

第二,孜孜不倦地追求艺术的典型化。

在艺术上,我们要讲究精品战略,追求艺术品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品位、高标准,也就是毛泽东讲的“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里既有对生活的认识问题,有选材立意问题,也有艺术技巧上的锤炼问题。

要创造艺术的典型,不能看到一点东西就写,碰到一点东西就演,而要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进行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因此,我们的艺术家不应急于求成,而应广泛地接触、了解所要写的人和事,深入体验社会生活。这样在创作的时候,才有更多的可集中、概括的对象,作品才能血肉丰满,才能感动更多的观众。

近几年来,各地普遍比较重视定向戏和好人好事、真人真事戏的创作和演出。在“文华奖”中也评了一些这样的戏,有的是真人真事,有的是假人真事,其中有一些情节十分感人,甚至催人泪下,像《生命之光》、《爱洒人间》,虽然已经演过六七年了,依然令人难忘。这类戏的成功,说明作家、艺术家关注现实,从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中取材进行创作,是一条值得肯定的道路。

此外,还有相当一批在生活原型基础上虚构的戏,与《生命之光》、《爱洒人间》、《孔繁森》一样打动人心,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如《地质师》、《明月照母心》、《山杠爷》、《同船过渡》、《高高的炼塔》以及革命历史剧《虎将军》、《山歌情》,历史剧《张骞》、《死水微澜》等。这些戏成功的原因,一是成功地塑造了人物,二是摸准了当代观众的脉搏,有真情实感。它们的成功启发我们:创作,不可满足于完成一时的指令性任务,而要下硬功夫塑造典型、锤炼艺术、精益求精。

第三,要像抓创作一样抓精品剧目的普及。

“文华奖”虽然越来越引起文化行政部门、剧团和创作人员的重视,但它毕竟还是个新事物,在观众中的影响还不够广泛,因此要大力提倡“文华奖”获奖剧目的普及。抓演出是普及的关键。要面向群众,面向基层,勇于竞争,以高质量、高水平的演出,赢得观众,占领演出市场。演出公司应该当好红娘,组织好演出。剧场要以接待“文华奖”剧团剧目为荣,热情服务。要适当组织一些“文华奖”获奖剧目的巡回演出,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艺术精品。

为了普及文华奖剧目,应大力提倡地、县管的剧团移植演出。地、县剧团以面向基层演出为主,应多移植演出一些有定评的优秀剧目。“文华奖”剧目中有相当一批是雅俗共赏的,人物不多,乐队不大,舞美装置不复杂,很适合地、县剧团移植演出。即使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戏,也可以有普及版、通俗版。基层剧团通过演出“文华奖”剧目,既丰富了自己的上演剧目,又提高了自己的艺术品位,何乐而不为!

为了普及“文华奖”剧目,还要重视对民间职业剧团的管理和引导。我国现有各级政府直接管的剧团2600多个,约有400个县没有剧团。这些县和广大老、少、边、穷地区主要看民间职业剧团的演出。据了解,全国民间职业剧团共有5000多个,有社会团体办的、企业办的、集股办的,也有个人办的。它们不靠政府拨款,主要靠演出收人养自己,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演出队伍,占据着广大农村的演出市场。湖南省把这类剧团称作“映山红”,并且举办了4届“映山红”戏剧节,参加这一戏剧节的剧团已经扩大到了11个省。但是这些民间职业剧团上演的剧目大部分是陈旧的,所谓“老演老戏,老戏老演”。如果这些剧团每年都能演几个新戏,特别是演一两个“文华奖”的戏,既提高了剧团的水平,又满足了群众看新戏的渴望,还把“文华奖”剧目普及到了基层,那就是一举数得的大好事。县剧团和民间职业剧团移植普及精品剧目,其意义不小于派大剧团送戏下乡。

第四,在艺术创作和演出的群体中造就新的尖子人才。

经过7届文华奖,我们推出了一批创作人才、演出人才以及管理人才。但是,表演艺术新陈代谢的周期很短,尤其是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淘汰率更高,因此,绝不可以满足于现有的这些获奖人才,而应赏荣虑枯,刻不容缓地抓紧人才的培养。

我们培养的人才,应是跨世纪的人才,包括创作人才、演出人才、管理人才,其中管理人才中还包括文化艺术经营人才。跨世纪的人才,首先要是文化的人才,要有广博的知识、高深的修养。不论是哪类艺术,都应懂得文学,有一定的文艺理论基础,有一定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常识。从事戏曲表演艺术的,还应有一定的诗、书、画、音、舞的爱好,这样在自己进行艺术创作时,才能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跨世纪的人才,应是既能打出去又能打下去的人才。不是只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做“小霸王”,而是敢于并且能够面向全国,特别是大都会乃至世界文化艺术市场,敢于并且能够参与竞争的人才。因此,他们应当有明确的市场观念,有一定的科技知识,有把握信息的能力。否则,他们的创作和演出都将是面对失败、徒劳无益。当然,外向型的人才也应是立足本地的人才。他们首先要有强烈的爱国家、爱故乡、爱艺术、爱岗位的信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不变。因此他们的艺术首先能在本地的竞争中获胜,占领本地文化艺术市场。一方水土上的艺术首先要得到一方人的喜闻乐见,进而才能够打出去。

跨世纪的人才必然是在群体中出类拔萃的人才。培养这样的人才,打底子要宽,成名却要专。首先要置身于群体之中,就像树木一样,在森林中才能长成栋梁。培养人才也要引进竞争机制,各地都可以借鉴办“小百花”的经验。尖子演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涌现,单靠领导“揠苗助长”,非徒无益,反而有害。表演人才也可以看作是作品,是由许多老师、导演从各方面雕塑琢磨才能够成器的。但是目前有些地方的领导,对演员不是爱护,而是溺爱,惯出许多坏脾气,艺术上终究难于有所长进;或者见个别演员稍有所成就,就不分任务、不看对象、不顾剧团利益,拉着他们到处“唱堂会”,最后使剧团演不成戏,演员脱离群众,得不偿失。“文华奖”是一个追求综合效果的艺术创作奖,因此,一定要注重人才的群体结构,在优化的群体中出类拔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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