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及其进化发展的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当代论文,人文论文,趋势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系作者为陶德麟教授主持的国家八五重点社科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一书撰写的部分章节，现摘要发表，以听取批评指教。
当代科学之为大科学，最重要的标志在于它是包含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种具体分支学科在内的完整的、有机的科学体系。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本身是人类认识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积极产物，是当代大科学体系中不可分割的内在组成部分。把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揭示人文社会科学进一步进化发展的动力因素，对于理解和说明当代大科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向
1.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倾向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在人类知识的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历史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人类知识的科学化进程中，对自然、对社会、对思维和对人自身的科学认识处于平衡发展状态。近代以来，对自然的认识获得长足的优先的发展，达到科学化水平。自然科学率先作为相对独立的科学从哲学体系中脱胎而出，形成了自己具有独特对象、范畴和方法的科学体系。自然认识的科学化和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改进了人类知识的基本内容和总体结构，提升了人类认识的真理性水平。其突出标志，则是形成了以客观性、实证性、精确性为主导原则和基本硬核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科学成为人类知识发展的神圣目标和绝对标准。任何门类和方面的知识，其是否发展及其发展的水平如何，均要看其是否符合科学化的方向及所达到的科学度水平。而这里讲的科学在实际上仅仅是自然科学。于是，自然科学的观念、原则和方法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衡量其他知识是否科学的基本标准。其他各类知识和各种学科要成为科学，或者说要被人们认定为科学，就要看其是否符合这种自然科学标准，都要通过这种严格的“科学资格”审查和检验，才能取得这张进入科学殿堂的“入场券”。
正是由于这种历史的和逻辑的原因，形成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的科学化或叫“实证化”倾向，其最根本特点在于强调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在科学一体化的观念支配下以实证主义方式肯定人文社会科学的可能性，并主张应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使之走向与自然科学相似的实证主义轨道。
实证，即可检验、可验证、可证实性。这正是近代经典自然科学的最本质规定和要求。一种观察陈述或假说，只有得到足够充分的实证材料和实验结果的支持，才被认为是科学的。因此，准确性、精确性、确定性、可重复性等，是实证的基本内涵。近代自然科学作为学科，无疑是以其实证性作为标志的。正是实证方法在近代自然科学中的广泛应用和普遍有效性，给了人们一种基本的信念：一旦将它们应用于研究人文社会现象，对人、对社会的认识便当由此而成为科学。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在经历了神话、史鉴等历史形式之后，又逐渐摆脱了“理知”的玄想，而向着实证化的方向发展。
通常认为，维科于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一书中较早明确提出了创立人类科学的任务。维科把人所面对的世界分为三个层次：自然世界、民族世界、心灵或天神世界。他认为自然世界是物理学等的研究对象，心灵或天神世界属于玄学家，他的目的则是在民族世界里做出类似伽里略和牛顿在自然世界里所做的成就。他力求通过描绘“每个民族在出生、进展、成熟、衰微和灭亡过程中的历史”[1]，去发现各民族的共同本性和普遍原则，进而建立和创造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科学。不过，维科并没有真正找到实现这种任务的途径和方法。
几十年后，圣西门在他的《人类科学概论》中明确提出了人类科学实证化的任务。圣西门认为，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自然科学已经成为国民教育的基础，而关于人的科学迄今为止只是一门猜想的科学，为此人们应当努力“使人类科学具有实证性质，把它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并用物理学的其他部门采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2]。
孔德将“实证”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创立“实证哲学”，又强调以实证方法研究社会问题，创立了社会物理学（又称社会学），被誉为社会学的鼻祖。孔德认为，科学的任务是拒斥那些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的形而上学问题。对社会的认识要成为实证的科学就必须从形而上学和科学中划分出来，成为独立的科学。为此，他提出了整体方法、观察方法、实验方法、比较方法和历史方法等具体的实证方法，并将社会研究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大分支。孔德思想的核心在于：如果运用实证的科学方法去研究所有现象，就有可能揭示出世界的基本和永恒的自然秩序，并使每一科学领域，从较简单的和较抽象的（如数学）到较复杂和较具体的（如社会学）都能够达到实证科学的水平。
孔德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一体化构想在后来虽历经演变和发展，但却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强调分析的、经验的、定量的、客观的方法为特点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基本硬核。在这种观点看来，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在形式上尽管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却都是客观的、因果性的、有规律的，因而是可以观察、试验和概括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除了研究的具体内容不同外，在研究逻辑和研究方法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问题研究中具有同等的有效性；相应地，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与自然科学知识一样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并成为社会科学知识累积性增长的内在组成部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文社会科学有可能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
应该说，迄今为止，一体化的和实证的科学观仍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主导思潮之一，是人们衡量人文社会学科是否属于科学的主要标准。美国著名科学学家丹尼尔·贝尔在概述第二世界大战以来社会科学成就时，曾引用哈佛大学卡尔·多伊奇等人的一项研究报告，列举了从1900年到1965年的62项社会科学方面的进展和创造性成就，而衡量这种进展和成就的标准是：“一个理论或一项发现，说明一种‘对一些关系的新理解’，或者规定了具有‘如果……那么’这种形式的、可验证的命题，或者产生了‘一种实质性的影响，从而导致进一步的认识’。”[3]而在这62项成就中，“定量的问题或发现（或者兼有）占全部重大进展的三分之二，占1930年以来重大进展的六分之五”。贝尔认为，社会科学理论不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辞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经验和可检验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从而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这正是1940年以后社会科学获得新的威望和影响的理由之一。
2.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主义倾向
与科学主义强调人类与自然的本质共通性和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体化恰好相反，近代以来以解释为主干的人文主义倾向则突出强调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根本区别，断然拒绝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并且集中探讨了人文社会科学在对象、原则和方法上的特殊性，提出了以理解和解释为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
理解和解释都是与语言的使用相关的。德国宗教哲学大师施莱尔马赫较早在语言层面上对二者做了区分。狄尔泰则把它们提升成为两种完全对立的认识方法，并使之分属于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狄尔泰看来，自然现象和过程是外在于人的和纯粹客观的，具有确定性、普遍性和可量化性，可以对其加以客观的和实证的解析与解释。因此，解释是自然科学的最本质的方法论基础。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精神科学则指向人自身，尤其是人的思维、情感、意志与行动等，具有非确定性、个别性和非量化性，不可能被客观地加以解析和解释，而只能通过理解才能把握。因此，理解是精神科学的最本质的方法论基础。
狄尔泰将社会与自然、理解与解释、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绝对对立起来，分割成完全不同、彼此独立、互不相通的两个领域、两种方法、两类学科，这表明了他在思维方式方面的形而上学局限，为后来的学者所不取。但他毕竟以与实证主义完全不同的方式论证了人文社会现象的可知性和精神科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立化发展进程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可行的思路，而他对理解方法的特殊关注则为解释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此之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倾向得到长足发展并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就，如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海德格尔的解释的现象学，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伽达默尔的解释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加芬凯尔的文化方法论，新维特根斯坦主义的新社会科学，利科的“文本”解释学，以及温奇的“社会科学的观念”等。人文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成为当代哲学的主导性思潮之一。
从总体上看，人文主义者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和可能性的论证在于：人文世界、文化世界、精神世界是个意义世界、价值世界，涉及到人的主观方面，与人的信念、动机、思维、情感、需要、愿望等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个体性、价值性、习得性、偶然性，不存在像自然世界中那样强烈的和普遍有效的因果性，也不可能通过经验的观察来客观地加以描述和解析，只能通过个体的交往来加以理解和解释。因此，理解基础上的解释和解释性的理解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可能性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也是其最本质的特征。理解和解释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视界融合的历史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解者的主观世界与作为“文本”的人文世界之间达成一致与融合，人们由此求得对于文化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因此，与科学主义者所提供的定量化、实用的、应用性的和累积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模式不同，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人文社会科学模式是主观性的、解释性的、定性的、多元化的和非累积性的。
人文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模式同样得到了经验的支持。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R.亚当斯与他的同事和N.斯梅尔塞等近年为国家委员会提供的关于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的报告，提供了与多伊奇等人在“科学一体化”观念指导下所做研究的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们所考察的社会科学成就涉及家庭的历史、行为和健康，信息处理，社会选择，人类以及猿和猴的社会行为的起源等，清楚地刻画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观性、非累积性、较少的应用性、较多的非理论性和明显的多元性[4]。
3.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化发展趋向
综观人文社会科学中科学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的争论，不难看出，他们之间既有某些共同的基础，又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因其在对立的两极中各执一端，所以都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某种片面性之中。
第一，在本体论意义上，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是否存在像自然过程中那样的客观的、重复的和普遍有效的规律，这是全部探讨的本体论基础和前提。科学主义者对此做了肯定的回答，为其社会历史可知论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可能性论证奠定了本体论前提。人文主义者则不承认社会历史过程中存在着超个体的普遍规律，但却并不否认人们之间相互理解、沟通和教化的可能性，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可能性留下了一条通道，但却堵塞了以科学方式从事社会现象研究的可能性。
第二，在认识论意义上，人文社会现象及其规律是否可以认识以及如何认识，这是确定人文社会科学可能性和特殊性的认识论基础。科学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尽管都对人文社会现象的可知性作了肯定的回答，但对于如何达到这种认识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则基于对人文社会现象及其本质的不同理解，和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目的的不同规定，而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均有一定合理性同时又都包含一定片面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模式。
第三，在价值论意义上，人文社会现象的价值特性及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这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论和评价论基础。科学主义者重视社会历史活动中与自然运动相似和共通的那些方面，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实证性、逻辑性等认知的和理性的方面，忽视人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建构，忽视人的情感、动机、愿望、需要等非认知和非理性方面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其结果必然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脱离人类社会的实际生活，由追求纯粹的客观性而导致脱离社会历史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人文主义者则恰好相反，他们突出强调社会历史运动中的价值非中立性、情感性、逻辑性方面，忽视其中的客观性、可感性、逻辑性方面，从而否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基础，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相对主义。
第四，在方法论意义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之间是否存在着方法论上相互沟通的和借鉴的可能性，这是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可能性的方法论基础的问题。科学主义者在科学一体化观念的支配下，主张自然科学方法对人文社会研究的普遍适用性，主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可以移植、借用自然科学方法，但却多少忽视人文社会科学还应当自觉创制与其复杂的研究对象相适合的特殊方法。人文主义者则在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特方法论的同时，轻视和否定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运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削弱和缩小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
我们认为，科学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要么把人文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完全等同起来，混为一谈，抹煞其差异，要么将其完全割裂开来，绝对对立，并且各执一端，互不相让；这不仅反映了他们在视角和思维方式方面的片面性，也不符合当代科学内部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客观现实。
就其学科结构而言，当代科学的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主要通过大量新兴学科、分支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等的产生和发展而得到表现和实现。所谓分化，即科学研究向着更加专业化、专门化、专科化的方向发展，展示出日益精细化、微观化、深入化的特征。所谓综合，则是各种具体科学研究之间在对象、规范和方法等方面相互交叉、渗透、移植和互鉴，从而不断建立起新的科学联系，建立起新的分支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
就其关注重点而言，当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是由描述转向规范，即不仅客观地揭示对象的历史和现状“是如何”，并说明其“为什么”，还要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揭示和预见其未来“将如何”和“应如何”，并帮助人们做出自身的行为选择，在科学层面上解决为了实现人的最大利益应当“怎么办”、“怎么做”的问题。对于意义和价值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普遍原则。不仅人文社会科学是这样，自然科学也是如此。这样才有了地理学这样的传统自然科学向人文地理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行为地理学、计量地理学等新兴学科的转变，也才有了当今日益受到重视的生态学、遗传工程学、环境生物学、宇宙空间学等。对于人、人的社会、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特殊关注，既作为一种最根本的动力，也作为一种最崇高的原则渗透到科学研究的活动、过程和方法之中，成为当代的科学精神所不可缺少的内在组成部分。人文精神不再作为与之格格不入的对立面而与科学精神相对峙，而是更加密切地作为其补充而使科学精神更加完备、更富人性、更具有意义。这正是从科学层面反思近代科学技术的不合理使用而带来的大量反主体性效应所产生的一个积极结果。人应当尊重科学，科学应当服务于、服从于和满足人的最高需要。
就其研究方式而言，当代科学研究的重要特点是由定性转向定量，并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使定性研究更加丰富、生动和可靠。马克思曾经说过，一门学科运用数学的程度可以反映出该学科成熟的程度。但过去量化研究被看作自然科学的专利，而人文社会科学则由于其对象的特性而长期与定量研究绝缘。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开始采用经验的、定量的、统计的方法，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本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则大规模地运用量化研究方法，并全面取得丰硕成果。应该说，迄今为止，除了极少数实在难以量化的领域，例如文学、艺术、音乐、审美心理等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领域中都广泛采用量化方法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例如，数学与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结合，产生了数量经济学、计量史学、计量社会学、数理语言学、数理心理学、计量地理学等，使传统的以定性研究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向量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量化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提高了社会科学研究资料的精确性，加强了对于社会过程的随机性定量描述。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极大地推进了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化进程，而且为当代人类所关注的人文精神奠定了现实的科学基础，从另一个侧面加强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互渗与融合。应该说，科学研究“人文化”、人文精神“科学化”，这正是当代人类的科学追求，也是现代科学所应当具有的人文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当代科学发展的根本趋势是现代系统科学方法群在几乎所有研究领域中的广泛而成功的应用。分析与综合是人类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但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侧重。近代科学是以分析方法为主导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人类知识的整体化发展则要求并孕育了新的综合方法，这就是现代系统科学方法。现代系统科学的产生及其迅猛发展，不仅架起了人与自然之间对话的桥梁，也架起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信息论方法、结构方法、功能方法等，为人们跨领域、大空间、长时段地研究各种复杂客体提供了有效武器。例如结构主义方法为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文艺学、民俗学等具有显著人文特色的复杂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方法，使其获得了具有时代性变革意义的现代转型。
就其社会功能而言，现代科学的发展向着基础理论型和实践应用性这两个方面展开，在强化人类的求知能力、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增强预见能力、改善社会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人类自我解放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人文社会科学进化发展的动力
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生、形成与专门化发展，既是当代人类主体性高度自觉的科学表现，又是当代人类大实践自我调整的客观趋势，也是当代人类知识科学化进程的自我推进和积极产物。
1.当代人类主体性高度自觉的科学表现
从社会认识的角度看，对人、对社会的认识，本质上是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实践形式，其目的在于增强人类主体的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中的自觉性、自主性、有效性。长期以来，对人、对社会的认识落后于对自然的认识，从总体上妨碍了人类作为主体的自觉创造与自觉实现。当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生、形成和专门化发展，标志着对人、对社会的认识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科学的水平，这既顺应了也反映了当代人类主体性的高度自觉。
人类社会运动既是一种基本于生产力经济运动的客观的、有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又是人的追求和实现自己目的的、自主的、能动的创造过程，也是人们不断探索求知、批判建构的自我意识过程。客观性与规律性、目的性与自主性、自觉性与创造性的有机统一、内在结合，恰恰是人类社会作为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区别于其他任何运动形式的最本质规定。在这里，社会总体的客观运动过程是在人们的自主创造过程中得以展开和实现的，而人的认识和自我认识则贯穿在这整个过程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和各个环节，并作为社会运动中的信息方面和调节机制而实现着客体的自发运动形式向人们的自觉活动模式的转换，促使着个体的行为规律向社会的总体运动规律的靠拢与接近。正是由于这种意识和自我意识，人类社会才成为一种自我监测、自我调节、自我评价、自我激励和自我完善的自组织系统，社会有机体才能以它所独有的以社会意识为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的自觉意识而区别于其他任何非社会有机体。
那么，社会总体的自我意识是怎样实现的呢？这只有借助于无数社会个体及在各方面、各层次、各向度上对社会的认识及其成果才是可能的。各级各门类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正是人们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认识社会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专门形式。这各门学科各自都有一定的研究范围和视野局限，但它们结合起来，则能大体上以观念方式再现社会的总体形象，并为人类的自我设计、自我塑造、自我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指导。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人类自我认识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和发展水平。而人类自我认识的水平既表现着又制约着人类主体性的自觉水平和发挥程度。在原始社会，与原始初民的低下生产力水平和朦胧的主体意识相适应，神话传说成为这一时期人类社会自我认识的原始形式。而随着历史意识的形成和人类自觉性的强化，“以史为鉴”成为农业社会人类自我认识的第一种自觉形式。资本的世界性胜利既显示了又激发了人类理性的巨大潜力，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理知成为工业时期人类自我认识的普遍形式。然而，当科学在研究和认识自然界当中以较快速度前进的时候，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科学却发展得远为缓慢。当对自然界的万物有灵的解释只能令人发笑的时候，对历史现象还流行着万物有灵论的解释。而社会认识在当代的实证化、科学化发展，正反映和记载了人类主体在自我意识方面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成为人类主体性在当代高度自觉的一种科学表现。
2.当代人类大实践合理化发展的客观趋势
实践是科学的最重要对象，也是其最本质基础。实践的需要既作为基础也作为动力而推动着科学的发展。当代人类大实践的形成和合理化发展，既紧迫地呼唤着其所需要的大科学体系，也为大科学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实现提供了最广阔和坚实的基础。
科学理论不仅反映实践，而且指导实践、规范实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科学性与合理性都是人们追求的双重目标。科学性使合理性成为可能，合理性则使科学性展示出意义；二者的统一体现着真理性与价值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然而，近代以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发展，不仅有人们对于合理化实践的积极主动的追求，尤其有来自不合理实践的严峻后果的深刻警示。
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技术和以其为主导的工业技术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迅速发展，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一系列的严峻问题，呼唤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发展。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当代人类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天灾”，究其根源和本质，实际上是“人灾”，是人类活动的反主体效应，是人类在几千年中尤其近几百年中积累起来的巨大的建设性力量由于不合理使用而转化为同样巨大的破坏性力量，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对它的克服和消除，不可能通过自然科学技术本身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改变人类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价值目标、组织形式和操作方式等才能解决，为此就需要加强对人类实践的科学研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人们的所有局域性行动都具有全球性相互关系及全球为之承担责任的后果。人们不能不以更加全局性的和长远的战略眼光来认真进行行为选择和合理决策，使之建立在科学的认识与预见的基础之上。从和平与对抗、发展与改革的大局，到人性的扭曲、异化与复归的微观体系等，都需要人类更加科学的认识和合理的决策。这正如贝尔纳所说：“在社会的世界里，问题已经变得比生物学上的生存问题更为急迫了。对社会、种族和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交互作用的整个过程的理解和综合，要达到比我们目前有办法做到的高得多的程度。而且在将来人类的社会方面显然变得相对来说愈加重要……在将来，社会的意识一定要成为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而且这种认识不能不影响到眼前科学发展的方向。”[5]
从前述本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我们不难看出，人文社会科学正是在解释和解决代人类在实践中面临的重要困难与问题的过程走上科学舞台，并以强化人类实践的主体性、克服盲目性、提高有效性中发展起来和发挥作用，并由此而得到社会的承认的。国际社会科学组织联合会(IFSSO)在1993年10月8日于罗马召开的第11届世界大会上，通过了国际社联关于促进社会科学发展的主张，倡导社会科学为以“通过健全发展建设全球社会”为己任，确立“健全的人类生活为基础的社会的健全发展”这一目标，通过社会科学的发展来推进全球范围内“建设一个健全的人类社会”[6]。
3.当代人类认识科学化进程的自我推进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7]。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之所以能够有力地推动历史进步，成为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能不断地推动自身的变革与发展，促进自身的革命化进程，保持自己对于现实的超越性和对未来的预见性，从而实际地具有推进社会历史发展的能力。而又正是人类认识在科学化道路上不断地自我扩展、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作为一种内在驱力推动了人文社会认识的科学化进程，促成了作为科学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形成，促成了当代大科学体系的建构。
人类知识是个动力系统，是个不断自我发展、自我累积、自我更新的自组织系统。科学知识则是人类知识系统中具有真理性、可靠性、合理性、有效性的部分，是其中最重要、最规范、最有活力的部分。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知识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人类在整体上由过去的笼统、混沌和非科学状况而发生了分化、专门化，其中的一部分知识，即关于自然的认识及其成果，优先发展起来达到科学的水平并成为专门的科学学科。自然科学的真理性、系统性发展，一方面改变了人类知识体系的内部结构，造成了对自然、对社会和对人自身的认识在科学性和科学度方面的不平衡状态，促进了知识体系的内部冲突和相互影响，增强了人类知识发展的内部动力；另一方面为整个知识体系发展设置了一个重要目标，使科学化和科学度成为其他非自然科学认识的发展方向，并为之提出了科学性参照体系。从另一种角度看，人文社会认识的科学化发展也是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人、自然和社会在当代大实践中更为紧密地联为有机整体，使科学知识的内部整体显著增强。“科学的这种内在联系，使每一类科学的进步（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在某些领域有赖于另一方的进步，支持科学的科学家和外行应该考虑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即科学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像一个统一整体”[8]。
人类知识体系在近现代的科学化发展是在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两个方面同时发生的。一方面是经典自然科学的规范、原则和方法逐渐衍射和泛化到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使其向着专门化、独立化、学科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逐渐形成分工越来越细、门类越来越多的各级各门各类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使越来越多的知识门类提升跃迁到科学性层次并不断强化其科学度水准。另一方面则是处于科学化进程中的各门各类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在理论原则、规范和方法等各方面进一步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相互沟通和相互促进，形成新的跨领域、跨学科的规范原则和方法，促进人类科学体系的进一步整体化发展。
注释：
[1]维科：《新科学》（上册），中文1版，第1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圣西门选集》（上卷），中文1版，第1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3]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中文1版，第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4]参见E.S奥弗曼：《当代社会科学的特性：两种不同的观点》，载《国外社会科学》，1990(1)。
[5]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文1版，第4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6]参见滕井隆：《以社会的“健全发展”为己任的世界社会科学》，载《国外社会科学》，1994(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第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8]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中文1版，第28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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