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我自我超我”视域下武术“我”的哲学反思
李建威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体育教学部，河南 郑州 450046)
摘 要： 武术在发展过程中，总会遭遇各种问题和困惑，当我们试图用各种方法寻找答案时，不妨从武术的“我”出发，深刻做到“知己”，明确武术从哪了来，要到哪里去。研究基于此种思路，依据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三重人格结构理论，对武术作为自身的“我”进行哲学性的反思。结论：武术本我是出于一种“打”的原始本能；武术自我是遵循现实规范的合理的“打”；武术超我是追求文明教化的理想艺术，并且这三者的相互交融贯通共同构成了武术的三重维度，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结构体系。这对于更好地深入认识武术的本质属性，以及解决武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多栖思路。
关键词： 武术；人格结构理论；本我；自我；超我；道德教化
提及武术，大多数人肯定并不陌生，但要说清楚武术是什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回顾武术历史，其产生和发展并非一朝一夕，甚至是与各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间的相互交织、碰撞、融合的复杂的延续过程，正因如此，却造就了今之博大精深、拳种众多、内涵丰富的武术项目。尽管武术有着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身份背景，然而在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下，来自不同国家和区域的体育项目，时刻在冲击着武术这一本土项目。那么武术若要保持健康持续的发展，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必须对武术有着清晰的自我认识。
弗洛伊德关于“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理论告诉我们：完整的人格需要在三重维度的互相冲突、协调、平衡的关系中完成。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对武术作为自身的“我”进行哲学性反思，或许会对武术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同时对协调武术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及制定未来发展规划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我们在对武术的“我”进行哲学性反思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反思。黑格尔说：“反思以思想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指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这些哲学大家对于哲学反思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哲学反思即“对思想的再思想”“对认识的再认识”，因此我们用哲学性反思去思考武术，或许能够有效地解决武术对于“我”的认识上的不足。
1 “本我自我超我”层次概念
本我、自我与超我是由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在1923年所提出的人格结构理论，是人的精神层面的三重维度，以解释意识和潜意识的形成和相互关系。“本我”作为完全潜意识的状态，代表着欲望、本能，受意识制约；“自我”作为大部分有意识的状态，代表着现实世界，协调着本我与超我的关系，是人格的执行者；“超我”作为部分有意识的状态，代表着理想世界，是良知或内在的道德判断。本我、自我、超我三者之间互相碰撞、协调、融合共同构成完整的人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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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我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从整体上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部分，本我作为人们无意识的结构是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所有本能、热情源自其中。本我的唯一功能就是发泄内外部引起刺激的兴奋，获得无拘无束的本能欲望满足。”[1]那么，本我这种强烈的原始冲动力，是无意识、非理性且混乱无章的、自发性的，它不会考虑道德伦理的束缚，甚至是与之相悖的，虽然本我所表达的是对本能、欲望的满足，但它在人格结构中提供了动力能源。弗洛伊德说：“我们整个心理活动似乎都强烈为了追求快乐而避免痛苦，并且自动地受唯乐原则的调节。”[2]因此，本我只遵循“享乐原则”，一味地追求享受、快乐，使本能和欲望达到较好的满足，并且不计为达到满足而产生的一切后果。本我并没有区分善恶的能力，只追求当前的快乐和满足。就如同婴儿一样，饿的时候就要吃，渴的时候就要喝，他不会去想食物从何而来的，是否取之有道。因此，本我具有人格中最原始、最基础的特质，更关乎人类生命的本体，如满足生存、享乐和繁衍，或许“本性难移”是其恰当的表达。
1.2 自我
首先，武术超我的“理想”部分。所谓武术超我的“理想”部分，是由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社会文明规范等核心价值观在武术自我中内化的理想部分，是武术形成最高的文明部分，它时刻抑制武术本我的冲动，向文明教化的艺术理想迈进。武术在武术超我的发展阶段，其习练的过程犹如教化的过程。“那是因为中国武术注重身教言传与练悟的结合，属于一种实践性的教化。”[23]武术在习练的过程中，习惯于山林河畔，不经意间会受到大自然带来的触动，由此身随心动，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悟并融入到身体的练习当中，“这些被视为人类美好的或崇高的情感形式的象征便会对人产生教化，并培养人热爱大自然和自己的生存环境的心胸，从而证实自己的身心受到了自然风光的浸润，形成某种有普遍性的情操，也就是性情受到了陶冶、教化。”[24]由于武术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对武术的传承，首要的是道德的教育，中国武术长期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对于武术超我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武术超我的道德教化是使“人成为人”并培养其君子品格的重要因素。另外，武术超我的“理想”部分，也使武术不断走向对艺术的追求。在武术套路形成过程中，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表现艺术美的：其一，表现‘外’的形式美；其二，表现‘内’的意蕴美。”[25]武术在自我的发展进程中，不断被武术超我植入文明教化和审美艺术的基因，从而内化为武术自觉，形成武术超我的“理想”部分。
1.3 超我
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部分是有意识的，属于人的道德层面，是道德化的自我，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内化而来的。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良心和自我理想，它指导自我，限制本我，是人格的最高境界。超我是人格在道义方面的高地，是理想的东西，需要努力才能达到。”[5]超我是人类心理功能的道德分支，其中自我理想由习俗、教育、社会道德和规范内化产生，表现为道德标准，而良心是规定自己免于受到惩罚的限制，当本能的冲动发生时，超我会通过道德的行为标准对其进行纠正或处罚。超我遵循着“道德原则”，是社会化的结果。它站在本我的对立面，与本我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对自我进行监管，防止自我突破超我的壁垒而走向本我的不归路。超我在抑制本我的同时，对自我进行着监督，从而达到至善至美的最高境界。
2 武术本我：一种“打”的原始本能
而且，冬天里，老人、孩子、孕产妇、身体虚弱的人、有严重胃肠道疾病的人，如果要饮用酸奶，这样不凉不烫的温度，喝到肚子里也会舒服很多。当然，需要注意的是，酸奶经过加热后，最好当时饮用，如果放置时间过长，很容易滋生其他杂菌，从而使得酸奶中出现淡淡的菌斑，遇到出现这样情况的酸奶就坚决不要喝了。
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贫困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在心理学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了贫困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以及行为决策的重要影响(Kahneman & Deaton, 2010; Lund et al., 2010; Noble et al., 2015)。其中，大量研究发现贫困会带来短视行为(Carvalho, Meier, & Wang, 2016; Klemick & Yesuf, 2008)。
其次，关于武术本我的动力来源问题。上述已经提到武术本我是武术原始本能冲动的集合体，这种本能冲动的集合体首要的就是“打”的冲动。因为，“通过打斗实现自身和群体的生存，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性的活动和行为。”[10]无论人与人之间，还是动物之间或者人与动物之间，在面对危险时或者为了自身的利益诉求时，都会本能地打击对方，使自己获得胜利。而在“打”的过程中，总要伴随“防”的发生，就像别人突然打自己一拳，就会本能地作出防守来保护自己一样。那么，武术本我的原始本能在“打”与“防”的发生中，最终将会面临胜利或失败的结果，而永远不会出现“平局”。“平局”的出现将会使武术本我失去意义，无论造成“平局”的因素是双方实力相当，或是他人的调和，或是其他额外客观情况的出现，总之“不打”将失去武术存在的意义。
最后，关于武术本我所遵循的原则问题，武术本我在“打”的原始本能驱使下，最终达到胜利的目的，因此，武术本我所追求的是战胜原则。所谓战胜原则就是在“打”的过程中，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或技巧，也不管是否遵循社会常识、伦理道德、社会法规等，最终达到以战胜对方，从而满足“打”的原始本能为目的。这一过程往往伴随血腥厮杀，是野蛮的、非理性的、混乱的、原始的状态。武术本我是武术结构体系中最基础的、最原始的部分，是武术得以生存的基础。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可以知道，“本我是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体现，也是人格中最难控制但必须控制的一部分。但是，本我并不是丑恶的，它只是人性中隐藏最深却最能够体现本质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该持宽容的态度接受本我，而不是抱着消除的态度对待本我。”[11]关于对本能和欲望态度，马斯洛也认为：“本能和欲望是需要层次中的最基础层次，是人类生存和进化的源泉，消除了本我，就等于消除了人生存的乐趣和动力。”[12]因此，武术本我是武术存在的前提，只有守好武术本我底线，才能过渡到武术自我层面，并逐步向武术超我的目标迈进。
3 武术自我：遵循现实规范合理的“打”
根据弗洛伊德理论，自我是从本我中逐渐分化出来的，位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主要调节来自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大部分处于意识状态下的。那么，来自武术的自我部分同样是在武术本我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是武术结构体系中关键的环节，决定着武术走进人类社会，逐步形成武术特色的过程。武术自我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是受制于人类社会文明的过程，并逐步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在中国独有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并成为有别于其他国家技击术的中国独有的武术形态。由于“原本具有同源性的世界武技也必然会随着各民族的文化走向，迈进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13]由此，在武术自我阶段武术开始了独具“文化性”的文明蜕变。
武术自我的“文化性”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其形成与发展是在不断地接受着来自现实的碰撞后，最终形成符合社会文明规范的一种“合理化的打”。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人的理性部分，往往处于社会生活的现实要求，它根据唯实原则行事。它的大部分精力用以控制和压抑来自本我的非理性冲动。”[14]因此，武术自我遵循的是“社会规范原则”。武术自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壮大，才有了博大精深、拳种众多的具有民族传统文化性的身体活动样式。然而，武术自我“性格”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它经历着各种社会现实的制约：
首先，关于武术本我与武术属性的探讨以及是否是人类所特有的问题。依据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认为本我“是贮藏心理能量的地方，那里混沌弥漫、仿佛是一口本能和欲望沸腾的大锅。”[6]这里指出本我其实是由一切与生俱来的本能冲动和欲望构成的集合体。至于何谓本能？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对本能的解释为：“我们自己需要经验才能完成的一种活动，而被一种没有经验的动物、特别是被幼小动物所完成时，并且许多个体并不知道为了什么目的却按照同一方式去完成时，一般就被称为本能。”[7]在远古或更久远的时期，人类或动物之间在争夺生活资料时，自然的本能反应就是相互厮杀，这种在打斗过程中所积累的搏杀技能就构成了武术的原始冲动。它是伴随血腥厮杀而形成的武术本能，是武术与生俱来的本能冲动。由此，可以认为武术本我是出于一种“打”原始本能，具有武术的本能属性。需要强调的是武术本我具有的“打”的本能属性，不同于武术本质属性，因为武术本我阶段尚处于武术原始的、低级阶段，只是出于对“打”的本能满足，所以，王岗教授在《解密与发现：中国武术的核心竞争力研究》一书就有一章节专门的论述：“原点的质疑：‘技击是武术的本质特征。’”[8]对于“技击”是武术的本质属性作出了多方面论证，并提出了质疑。“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各自民族的古代搏杀术、格斗术，因为这是人原始的、本能的动物性行为。”[9]显然，这些技击术是具有动物性的，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而且在动物之间也同样存在，动物之间为了争夺食物相互厮杀，有时也会采用多种搏杀技能。如扑、抓、咬、撕、踢等简单的动作，而一些武术门派中出现的，如虎拳、蛇拳、猴拳、螳螂拳等象形拳，最初都是在动物厮杀的过程中得到的灵感。由此可见，武术本我是存在人类和动物之中的，只不过人类对于“打”方法在不断改进和创新，有时还会借助于工具的使用，而动物只能停留在武术本我的原始冲动层面。但就武术本我而言，无论处于人类还是动物之间，均是出于“打”的原始本能。
武术本我是在人格结构理论的框架下提出的，如同人的本我一样，是认识武术的出发点，武术本我在这里不同于武术概念中对武术本质的探讨，武术概念是对武术作为学科的全面高度概括，是对武术本质属性的理性思考。而武术本我要探讨的是武术生存的原始本能问题，代表着武术的“动物属性”，而非武术的本质属性。比如，我们描述人与动物的区别时，人的本质属性只能是社会属性，而不能把人的动物属性也就是本我作为与动物的区分。武术本我隶属于武术范畴，处于武术体系结构中的最原始层、基础层。那么，要想认识什么是武术本我时，需要弄清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爱达或爱欲》中“空白”的接受美学批评 ………………………………………………… 汪小玲 许婷芳（1.98）
第二，来自不同地域、气候、生活方式的制约，促使拳种的出现。对于拳种的界定是“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依据此法，中国武术目前流传有序、传播广泛的有129个拳种。究其原因，“中国武术门派众多是由于南北方地理、气候等多方面的不同而造成的。”[17]在中国历来有着地大物博的说法，特别是南北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温差较大，加之古代社会交通不便，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相对闭塞，造成武术本我在演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地域、气候、生活方式的影响和制约，使得武术在自我的形成中，出现了各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拳种门派。如“南拳北腿”以地域的分类方法。
第一，来自伦理道德的制约，促使武德的出现。在中国封建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一直占居着主导地位，其倡导的伦理道德思想也渗透于社会各个领域。武术作为中国独有的一种技杀术，自然也不例外，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在‘伦理道德’的约束下，中国武术走向追求道德的境界。”[15]这也是武术本我蜕变为武术自我的实质性转变，可以说武德的出现是武术自我“性格”建立的开始。在伦理道德的制约下，武术本我变得不再是野蛮血腥的撕杀，不再是以武制胜、唯武独尊的强势呐喊。而是一切要以遵循伦理道德为提前，讲究清规戒律、尊师重道、从善抑恶、以仁待人、以德服人的武术自我转变过程。以中国传统文化浓重的伦理道德作为制约，使武术自我“有一门杀人的技艺，变成惩恶扬善、除暴安良、驱邪扶正的教化手段。”[16]
马约翰先生在担任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期间，对清华学子的体育要求特别严格，在他的努力倡导下，清华大学开始实行“强迫运动”，每天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冬季下午四点到五点)，全校图书馆和教室锁门，要求学生走出教室，走到操场上进行体育锻炼，一开始实行期间学生们还没对其重视，马约翰先生则走遍校园，督促和指导学生们进行体育锻炼，不仅如此，马约翰先生还促成清华的“体育达标方能毕业”亲自主持测验和制定五项及格标准(100码，游泳，跳远，撑杆跳高，鱼跃前滚翻)，亲自把关，确保学生没有蒙混过关。严格的科学体育教育致使清华大学学子体力与智力得到均衡发展，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
第三，来自传统文化、哲学的制约，促使武术拳理的出现。武术自我的形成，就像人的自我性格养成一样，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温力教授认为：“哲理反映到武术中来就是拳理，并且既影响到武术理论，同时又指导着技术的实践。”当武术本我在不断释放其本能的时候，武术自我就会寻求理念上的意识形态，去制约武术本我朝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当武术自我一旦有了拳理去指导，就会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对武术本我进行无形的约束。如“天人合一”“整体观”“阴阳五行”等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无不在武术拳理中得以验证。由此可见，武术拳理的出现，使武术的发展更加科学理性。
总之，在以上武术自我的形成过程中，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武术本我的“打”本能，以及面对来自武术超我的管制下，通过与现实的博弈，最终寻找出符合现实规范的合理的“打”。
第四，来自审美艺术的制约，促使武术套路的出现。武术在本我阶段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它完全是随意性的、自发性的、非理性的，也就是说武术本我的“打”是相对单一的击打动作。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展，人们不再停留于原始的厮杀，而转向对陶冶情操的需求，这些均来自于对艺术审美的向往，才促使武术自我以套路的形式出现。邱丕相先生认为：“武术套路的形式美表现为齐整、参差、主次、均衡、对称、对比、呼应、比例、协调等。”[18]同时，武术自我为了满足武术本我“打”的本能，却又不得不遵守对现实审美艺术的制约，只能“把‘技击’‘虚拟对手’‘战斗场景’贯穿于想象之中，从而把残酷、血腥的打斗消解在‘格斗意象’之中，既满足了人之野性的‘本能’诉求，又呈现出‘艺术化’的审美效应。”[19]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拳种套路都源于对美的艺术追求，如“华拳技法讲究‘五体匀称’，即依身体意象标准来塑造武术动作造型之美。”[20]
4 武术超我：追求文明教化的理想艺术
“超我是人格结构中最高的部分，它主要受道德支配。”[21]根据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由此认为武术超我是武术体系结构中的最高阶段，是从制约武术自我中进化而来的，对武术自我进行监督，是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文化、价值观念等内化而形成的，遵循着“不打”原则。这种“不打”原则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使人获得由内而外的至真至善的力量，以文明教化与人目的。武术超我所讲的这种“不打”是武术本我“打”的最高境界，也就说通过武术自我合理化的“打”，达到武术超我“不打”的目的。例如，国防建设如同武术本我，是保障国家具有“打”实力，而外交手段如同武术自我，面对实际情况，参与协调、磋商，使之双方趋于和解化，从而使和平与发展如同武术超我，作为世界的两大主题而努力奋斗。在武术超我的发展过程中，弗洛伊德认为：“充分发展的超我存在两个部分，一个是‘良心’；另一个是‘自我理想’。”[22]武术超我作为武术追求文明教化的最高阶段，同样存在发展中的两个部分。一方面来自传统文化内化为武术的“理想”部分，一方面来自为避免异文化侵蚀而形成的“良心”部分。
对于自我，弗洛伊德是这样论述的：“一个仆人不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人，然而可怜的自我处境更糟，它服侍着三个严厉的主人，而且要协调它们的要求和需要。这些要求总是背道而驰且不相容，难怪自我经常不能完成任务。它的三位专制的主人是外部世界、本我和超我。”[3]自我是在本我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大部分受意识控制，为了满足本我作出协调和让步。自我处于人格结构中的中间层，是人格的执行者，对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时刻进行着协调、平衡。自我遵循“现实原则”，是理性的，一方面极力满足本我需求，一方面受到超我的管制，一直在现实中寻找平衡点。然而，一旦处理不好两者的关系，就会陷入挫折和焦虑，因此，自我必须在实现中学会适应、学会成长，从而正确地认识现实，在不失超我的前提下，寻得本我的合理满足。弗洛伊德曾把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关系，比喻成骑马人和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马提供了动力，而骑马人则具有决定方向和指导坐骑的权利。但有时会出现不合理的情形：骑马人不得不按马自己所要去的方向指导他的马。”[4]
除以上因素外，皮肤含水量、光泽度、粗糙度等也会影响皮肤表观颜色的视觉效果。当角质层含水量降低[16]，皮肤光泽度低、粗糙度高时，皮肤反射光线的能力降低而呈现黯淡状态，从而影响人眼对皮肤整体肤色的判断。
其次，武术超我的“良心”部分。根据佛洛依德相关理论阐述，超我的“良心”部分是为避免受的惩罚而不得已采取的行为。那么，所谓武术超我的“良心”部分可以理解为：武术超我在对武术自我进行管控时，有时不完全出于高度自觉化的“理想”部分，而是在某些阶段、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为避免文化被异化和出于对现实的考量而采取的行为。武术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为了向武术超我的阶段迈进，却在近代史上遭遇了极大的不幸，为避免异文化侵蚀，经过“土洋之争”的现实挣扎后，最终以竞技武术而得以“委曲求全”。可以说竞技武术是武术自我在武术超我的“良心”层面，演化成了文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形式。在近代史上，以西方文化占绝对优势的情形下，为保证武术的正常发展，而免遭灭顶之灾，可以说竞技武术起着关键的作用。尽管竞技武术为了武术的生存获得短暂的一席之地，却不得不牵手于西方文化，服从于奥林匹克理念下的规则。从当初为避免异文化的侵蚀，到武术自我的步步退让，最终使武术自我背负着“良心”的谴责。然而，武术的发展是使武术自我朝向武术超我的阶段迈进，只要坚守好武术超我的发展方向，并及时做出必要的调整，才能找回武术的迷失方向。
5 本我自我超我：武术的三重维度建构
在弗洛伊德完整的人格结构理论中，本我、自我、超我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三者相互协调、和谐运作，人格才能正常、全面的发展。武术本我、武术自我、武术超我三者在发展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相互碰撞、融合、交织在一起，共同构建出武术的三重维度。在完整的武术体系结构中，武术自我不断地在武术本我和武术超我之间寻找平衡点，当三者相互冲突时，就会处于迷失状态，影响武术的发展。因此，要认清楚武术“本我”的原始本能，找准好武术“自我”的发展定位，追求好武术“超我”的终极目标。只有如此，武术的发展才不会本末倒置、错位和迷失。
当武术本我亢奋时，武术的表现往往过于追求实战技击，由于缺乏武术超我的管控，容易使武术自我走向迷失。在古代社会，由于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在军事战争、走镖、看家护院等靠武而谋求生路的，武术本我的表现尤其明显，似乎只有“技击”才是武术的唯一生存之道。“纵观中国武术史，推动武术发展的主要社会因素有：军事战争的需求或是为增强国力而倡武，如历代招募和训练士兵，唐代武举制的创立；当权者和有财者为维护和争夺自身利益对武勇人才的需求。”[26]这种对武术人才的需求，均来自武术自我对武术本我的现实渴望。与此同时，“这些社会需求催生了大量武术的人才，推动了武术发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武术的主体价值——技击展开的。”[27]尽管武术自我在武术超我的管制下，但是为了现实社会的生存需要，武术自我不得不极力表现武术本我，从而获得武术的阶段性发展。由于武术本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占居着武术的突出地位，逐渐形成了人们对武术的看法和观念。同时，这种以突出武术本我的观念，在现代的影视中又得以艺术的想象和发挥，给武术增添许多“神秘”色彩，以至于我们本着对“武侠梦”的追逐，而使武术显得无所不能，由此，带给人们在武术的认识上出现了视觉上错位。因此，一味地强化武术本我，而弱化武术超我，往往给人们带来武术“唯技击论”的误导。
当武术超我亢奋时，武术的表现往往过于追求“不打”的理想状态，由于缺乏对武术本我的实际满足，容易使武术自我陷入“无本之源”的迷茫。武术超我牵引着武术自我歇斯底里地向着道德教化、艺术化演进，一味地通过模拟“假想敌”的艺术形式来完成对“打”的诠释，而缺少身体的切身感悟，很容易造成武术基础的虚化。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一样高不可攀和不接地气，这使武术的外表显得华而不实。从西周“讲武之礼”到“两两相当”的角力表演，从唐朝的“公孙大娘舞剑”到宋朝的“打套子”，从当今武术舞台化的表演到竞技武术动作的舞蹈化等等，这些都表明武术超我对武术自我的艺术化改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偏离了武术‘练为战’的主体价值和功能，已不能算作武术或主流的武术。”[28]尽管武术超我是武术自我要努力的方向，可一旦过分地强调对艺术审美，坚持遵循着“不打”的原则，对武术本我高度压抑，会使武术的技击性受到进一步的消解和否定，武术的存在基础将会更加不稳。诚然，失去武术本我“打”的载体，无法体现教化的“本源”和对“打”的艺术审美，因为只有通过身体的接触，才能感知攻防的哲学思辨；只有通过身体的对抗，才能懂得因武生畏，达到“不打”的和谐状态；只有通过对身体的克制，才能教化与人；只有通过身体动作的变化无穷，才能欣赏“打”的艺术。
6 结语
综上所述，立足于佛洛依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运用到武术这一领域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武术在发展过程中，同样经历着武术本我、武术自我、武术超我的三个层次。武术本我体现着最原始的“打”的本能，可以说这种原始的技击术，是没有地域或民族差异的，是具有动物性的，随着武术的出现而与生俱来。因此，它具有武术的本能属性，或是武术的“动物属性”。武术自我体现着武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是一种合理的“打”，在尽力满足武术本我的基础上，接受来自武术超我的限制，在不同阶段的社会制度、文化、哲学、伦理道德、艺术审美等影响下，共同构成武术自我的阶段性发展，并不断作出调整以适应武术的健康发展。武术超我体现着武术的崇高理想，是一种“不打”的审美艺术，是武术的理想状态，通过虚拟的“打”的艺术给人以教化的目的，因此，武术超我具有文化属性，或是武术的“社会属性”，它决定着武术本质属性的形成，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技击术。
武术本我、武术自我、武术超我三者共同构成了武术的三重维度，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在武术的健康发展过程中，武术自我既要有对武术本我的满足，又要有对武术超我的追求。因此，武术自我的定位必须在“打”的基础上实现文明教化，在文明教化的框架里实现“打”的合理需求。武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遭受各种挫折和打击，痛定思痛，我们需要冷静思考，思考武术的前生、今世和未来，认清武术自身并作出深刻的反省，不防从“我”开始，这或许是一种更有效的解决思路。
老马说：“这个就不好说了，根据各人的体质不同而定，人体一旦没了肾，体内不能维持体液电解质平衡和排泄代谢产物，而导致高血钾、代谢性酸中毒及急性尿毒症综合征，数小时至数天内都有可能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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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f “I ”in Wushu under the Vision of “Id Self Superego ”
LI Jian-wei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iton,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there are always various problems and puzzles. When we try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by various methods， we can proceed from the “I” of Wushu， and do “confidant” deeply， and make clear where Wushu comes from and where we want to go. According to Freud’s theory of ego， ego and superego personality structure， the research makes 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Wushu as its own ego.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original instinct of Wushu is the original instinct of fighting; the Wushu ego is a reasonable “fight” that follows the practical norms; Wushu superego is the ideal art of pursuing 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 and the three intermingle with each other and form a common structur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Wushu form a complete set of structural system. This i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he martial arts， as well as th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tial arts.
Key words ：martial arts; personality structure theory; id; self; super-ego; moral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19-01-24
作者简介： 李建威(1983-)，男，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中图分类号： G852，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48( 2019) 08-0074-07
标签：武术论文; 人格结构理论论文; 本我论文; 自我论文; 超我论文; 道德教化论文;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体育教学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