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文甫学术思想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嵇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作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 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嵇文甫（1895 —1963年）始终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也许可以用三句话予以概括：虚怀博学，求实通变，经世致用。应当说明，这仅仅是就《嵇文甫文集》的著作和文章中，对其学术思想的高度抽象。他的约一、两百万言著述的丰富内容，博大精深，贯通古今上下数千年，包罗人文科学诸门类，我的概括很可能是以管窥天的一孔之见。不过藉此百岁诞辰纪念之时，聊以表示对前辈学者的景仰之忱。
早在1918年前，嵇文甫在北京大学攻读哲学专业时，即对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在以后的四十余年教书生涯中，研究和教学的重点，一直围绕这方面的学术领域：从先秦诸子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到宋明理学——道学，如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王夫之、黄宗羲、颜元等，特别是对左派王学、船山哲学，慧眼独具，有专门研究，有精到见解。先后撰写发表《老子发凡》、《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讲义）、《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春秋战国思想史话》、《陆象山的“实学”》、《左派王学》、《船山哲学》、《王船山的人道主义》、《晚明思想史论》、《十七世纪中国思想概论》、《清代思想史》、《王船山史论选评》、《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关于历史评价问题》等等。
与科研工作紧密结合，嵇文甫在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先后主讲：“先秦诸子思想”、“宋代哲学”、“群经诸子选读”、“秦汉史”、“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教育史”、“明清思想史”、“清代学术思想”、“辩证唯物主义”等课程。
科研与教学的统一，相互促进，相互提高，从嵇文甫数十年的教书生涯中，可以充分体现出这个重要的教育原则。二者相得益彰，教学相长，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教育家风范。特别是他十分重视教书育人，经世致用，和那种将科研与教学二者分割开来，只重教学，不重科研，只讲专业，不讲做人的倾向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我们纪念嵇文甫，应以他作为楷模，坚持他的优良传统，认真联系实际，认真身体力行。
从嵇文甫的著述与教学中，可以充分看出他虚怀若谷的博学精神。勤奋好学，综览群书，将哲学史、经济史、政治史与教育史融汇贯通，由博返约，成一家之言。只有在广博的基础上，才能深入研究，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在百家争鸣中才能自成一家。嵇文甫的博大精深，正好说明这个问题。有一种倾向，只强调专门化，任意割断历史，基础知识缺乏，边缘学科陌生，专业知识必然不会有强根硕果，从而导致颇大的局限性。因此，嵇文甫及其学术思想迄今仍有现实主义，仍然闪闪放光，是广大师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的好榜样。
正因为嵇文甫具有正确的学术思想，因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能够以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观点来看待和处理。如对于孔子，二千余年来反孔反传统思潮从未终止，有时象滚滚波涛，有时象涓涓细流。在本世纪初“打倒孔家店”的学术氛围中，嵇文甫并未随俗沉浮，他给予孔子以正确的评价，明确指出：“从历史上考察，孔子毕竟不失为我国古代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从他的言论和行动中，我们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东西，……不讲别的，单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等等，这样全心全意献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多么使人敬慕啊！”嵇文甫作为一位教育家，正是继承孔子教书育人，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杰出代表。
二
在建国前的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学者中，运用当时最新的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历史，是屈指可数的，嵇文甫就是其中佼佼者之一。由于他虚怀博学，对于这些新兴学科和政治理论认真学习，并能紧密而实事求是地与中国古代社会结合起来；一方面既没有机械搬用，如教条主义那样生搬硬套；一方面又没有用那些新观点新方法炫饰自己，欺世盗名；充分体现他求实通变的学术思想，解决哲学、历史问题，弘扬传统文化，提高青年素质，贯彻经世致用的学术功能。
嵇文甫曾经多次反复阐述：研究思想史，我有一个根本观点，就是一切思想学说，都是当时社会实际生活的反映。和这个观点连带而起的一个认识，就是各种伟大的学说，当它还未被某几个学者造成体系以前，早已在无数不知姓名的群众间自然地孕育着。从这两个观点又引起第三个观点，就是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社会中，其群众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起了分化，则常有与之相应而起的思想上的分化；而思想上的各学派各有它自己与之相应而起的社会集团，各有它自己的社会基础。象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当时还引起文学教授李长之的辩论（原文见《大公报》1933年3月16 日附刊《世界思潮》29期）；嵇文甫在《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中不厌其烦地向这位“李君”解释，他希望这些基本观点的阐述，可以预先解除常常遇到的理论上的纠纷，避免不必要的争论。
嵇文甫始终认为：先秦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最灿烂的时代，却也正是中国社会大转变的时代。思想转变和社会转变两者间的关系，在这个大时代中表现得格外明显。从总的历史框架与走向定势来看，嵇文甫是牢牢把握住了思想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求实与通变相结合的典范。他在具体研究先秦诸子思想体系及其社会背景时，也是坚持这个正确原则的。由于他学而不厌，博学慎思，又能从社会变革着眼，求实通变，所以在分析先秦诸子思想时，往往能够开拓创新，破除旧说，坚持真理，成一家之言。下面聊举数例，以见一斑。
世人研究老子学说，常有将其无限扩大倾向，如认为杨朱为我之说，法家刑名之论，兵家阴谋捭阖之计，道家黄白飞升之术，均与老子书附会。嵇文甫切中末流时弊，力辟众说，观点鲜明地指出：老子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自化，清静自正；绝非申不害与韩非无为之说。老子为我，以为我而后可以为人，和杨朱为我有根本区别。与时偕行，并非无守。知几其神，绝非阴谋。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与神仙道教判然有别。他对老子学说概括为：虚无主义，自然主义，因应主义，谦弱主义与哀慈主义。论述平实，掌握老子学说的精华，非有真知灼见，不可能这样恰如其分地阐发老子思想。
《老子》中“小国寡民”思想及《庄子》中的“至德之世”，嵇文甫从历史背景出发，一语中的，将老、庄书中政治社会归结为“理想化了的村落社会”。要言不烦，深入浅出。不少讲老庄哲学著述认为老庄代表没落贵族，消极颓废，显然不及嵇文甫更符合历史实际，更贴切老庄原意。
历来对《易》学的研究，也是歧说并存，莫衷一是。或大讲其“图”、“书”、“数”、“象”，或大讲其预测学，或大讲其百科性，甚至大讲其高等数学。嵇文甫则另辟蹊径，推崇胡朏明《易图明辨》与历史主义的分析《易经》。他指出《易经》与老庄学说一样，均有性崇拜与自然崇拜因素。老庄的自然主义更多的是赞颂自然，崇拜自然，将性与自然融合成一，而不是解释自然。《易经》所讲乾、坤、阴、阳，就其原始意义而言，也是一种性的宇宙观。老子的慈俭不争，与《易经》所讲的谦谦克让，并无本质不同。
宋代邵雍在《皇极经世》中大谈伏羲先天八卦与文王后天八卦，并发奇想绘制“河图”，“洛书”，不少文人学士由此而大谈《易》学的神秘性与预测性，胡胐明力排众议，反复论证驳斥，提出应还《易》学以本来面目。胡氏并引顾亭林《日知录·孔子论易》：
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数”、“象”也。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勤奋治《易》六十余年的《易》学权威金景芳教授及其高足吕绍纲教授均认为：“象”、“数”学缺乏科学价值，无论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均非《易经》原有。纯系陈搏、邵雍所发明。正如朱熹《答袁枢书》中所说：“以‘河图’、‘洛书’为不足信，自欧阳公（修）以来已有此说”。“河图”、“洛书”之名为经传所有，但“河图”“洛书”之“数”则为经传所无。嵇文甫深明《易》学真谛，认为《易图明辨》是具有科学性的专著，对于那种将《易》学玄学化、神秘化和万能化的倾向真是当头棒喝，确具一个哲学家的远见卓识。
上面已经提到嵇文甫充分肯定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并未迎合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反孔批孔思潮。他十分实事求是地并形象地描写孔子不是实利主义者（如法家、墨家甚至道家），不是军国主义者（如法家），不是自然主义者（如道家），不是鬼治主义者（如墨家）；孔子理想的社会，是人文社会。人文主义是和上述几种主义相反的。人文社会是“仁”的社会，是“礼”的社会——却只是理想化的封建社会。他深明孔子学说中“仁”、“礼”内涵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发乎情，止乎礼义”，便是“性情之正”，也才算是真正的“仁者”。
以“仁”、“礼”为基础，嵇文甫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德化主义，强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是执政之人以身作则，自然四方风动，化行俗美。他认为“德化之效，捷于影响，真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嵇文甫真正掌握了孔学三昧。
其它如墨子和韩非子的思想，均以庞杂博大见称，嵇文甫却能融汇贯通，以简御繁，鞭辟近里地从宏观上进行归纳。他认为墨子思想可以实用主义、齐一思想、教皇政治描画，轮廓逼真，形象生动。他对韩非子重点突出地阐发其综合“法”、“术”、“势”的理论，反德化主义，功利主义，进化史观，人口史观，拥护富豪反对商工的经济政策。
总之，嵇文甫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充分显示其敏锐的见解、科学的方法、深刻的透视、高度的综合，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同时也充分显示其学术思想。应当说，嵇文甫在哲学史与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无论史才、史识与史学，都是第一流的。
三
中国古代社会，源远流长，在两三千年当中，虽然“一治一乱”，但仍在逐渐地发展变化。嵇文甫认为从宋代到明清时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交换经济逐渐上升，有占据优势地位倾向，商业资本颇有发展势头，形成一个新的局面。此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明朝中叶以前和明朝中叶以后。在这后一阶段，中国社会显著出现货币经济和海外贸易，土地兼并剧烈，民众暴动不断。因此，明清之间——十七世纪放出异彩的思想变动，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
对于明清之际五光十色的学术思想，嵇文甫以他特别善于“识其大者”的洞察能力，将当时思想领域归纳成为五个派别：
一、王学修正派 当万历年间，王学左派——王龙溪、王心斋两系风靡一世；甚至出现李卓吾一流藐视名教的学者。为了阻抑王学日益“恶化”起见，出现王学修正运动的学者，如顾泾阳、高景逸、刘蕺山，直到黄梨洲、孙夏峰、李二曲等。
二、程朱派 当王学势力衰落后，程、朱学派又抬头活跃，如陈桴亭、张扬园、陆稼书、王白田等人，都极力排斥王学。
三、经世派 代表人物有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和李恕谷、唐铸万、刘继庄等。此派超出道学范围，把当时思想领域引向一个新的局面，成为相当一段时期的主流意识。
四、自然研究派 以研究自然科学为主，当受崇尚实学与西学输入的影响，如王寅旭和梅定九、徐霞客、宋长庚等，均为其代表人物。
五、考证派 以阎百诗、胡朏明等人为代表，方以智和顾亭林虽讲经世致用，考证亦十分精审；他们力求实事求是，尊重证据，不仅博览群书，还随时考察实际，极富科学精神；到了乾嘉时代，蔚然成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
以上五派，各有所长，嵇文甫认为他们有其共同特点，就是舍虚而就实。
在宋明理学——道学的诸家学者当中，嵇文甫特别对王阳明与王船山给予更多的重视，先后发表数十种著述，研究阐发二王学说。在本世纪中，他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二王学说，并有精湛见解与丰富成果的开山前辈第一人。
嵇文甫对二王学说不仅恰如其分地肯定其超越前人之处，同时也看到了他们的局限性。
从王阳明“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学说当中，嵇文甫明确提出：当时外繁荣而内纷乱的社会生活是刺激王学及王学左派的催化剂，他们的反朱运动——道学革新运动，打破二百余年朱学独尊局面，与时代脉搏紧紧相连；从中看出一种自由解放的精神，打破道学的陈旧格式。再把阳明“心即理”、“万物一体”等学说结合分析，可以进一步看出充满清新活跃的思想倾向。同时还可反映出嵇文甫对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赞美与歌颂。
本世纪二十年代，嵇文甫即以其透视眼光发现王船山思想的宏伟与精审之处，计划专门撰文进行阐述。当时学术界对船山认识不足，没有“几个人能把船山的理论体系说个大概”。直到七、八年后，他完成《船山哲学》，“心头上的一件事，总算告一小小结束。回首前尘，不免引动一点敝帚自珍之感”（见1935年12月19日《船山哲学》自序）。这里，可以想见嵇文甫当年对完成船山哲学研究工作告一段落时的喜悦心情。
船山思想的基础理论是性理哲学，嵇文甫归纳其天人性命观为八个字：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由此推衍出理与势合、常与变合、动与静合、体与用合、博与约合等。船山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在中国近古思想史上占据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船山用其根本见解观察历史，常能洞悉历史底蕴，在许多看似不成系统经义史论里面，实蕴藏了深奥微妙的历史哲学。因此，嵇文甫专门就船山史论进行选评。在王船山理论体系中，嵇文甫认为已有进化论色彩，许多观点值得肯定，但也有“很多地方使我们不能满意”（参见《船山哲学》第四章）。
由以上简要评介当中可以看出，嵇文甫关于明清思想研究的主导意识鲜明地突出了经世致用，与时代精神密切相关联，无论研究左派王学还是船山哲学，均是如此。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他自己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